论大众文化民族主义的三个层面

2014-04-11 04:40
关键词:民族主义大众文化民族

叶 奕 翔

(广东警官学院 公共课教研部, 广州 510230)

大众文化是时代的一面镜子,高宣扬认为:“流行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人民大众精神状态和心态的一个重要‘晴雨表’。人们追求什么样的流行?他们为什么追求它们?对于这些问题的调查和分析,已经成为当代社会各统治阶级所关心的问题。”[1]85近年来,从周杰伦的歌曲、电影《叶问》,到“国学热”、畅销书《狼图腾》,再到各种网络事件,甚至赵本山的小品,大众文化中出现了一股民族主义潮流,本文简称之为“大众文化民族主义”。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现象,如何看待这些现象?这是大众文化研究和民族主义研究的重要课题。民族主义既可能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也可能成为毁灭性的力量,但仅用所谓“双刃剑”来概括似乎过于简单。为了更细致地研究民族主义的作用,需要对其强度和性质进行区分,尤其是大众文化中的民族主义。为此,本文尝试把大众文化民族主义区分为三个层面:低认同、高认同、超强认同,并分别予以评估。

一、低认同

(一)低认同:民族归属意识。低认同表现为归属意识,即“我是中国人”、“我是英国人”、“我是日本人”的一种心理状态。归属意识在民族主义研究中,关于民族的产生有所谓现代主义(盖尔纳、霍布斯鲍姆、安德森)和历史主义(史密斯)的分野,前者认定民族是现代化的产物,后者强调民族是一个历史现象。这两者各有侧重,也各有局限。因此霍尔顿主张综合起来考虑:“相对于单独的现代主义或种族论而言,某种把两种认识方式的某些论述结合起来的综合性认识更具说服力,……对现代主义和种族论的阐释进行的这种综合既承认连续性,也意识到民众忠诚和文化认同在现代和前现代时期存在的差异。它还认识到,无论从历史上看或是在现代时期,种族意识在民族认同方面具有重要作用。”[2]149—150因此,并不存在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民族主义理论,根据不同民族的情况提出解释是非常必要的。民族和民族主义的人为性质是显然的,如果说它们是现代产物的话,那么作为其基础的归属感则需要到历史当中去追溯。出于生存的需要,人类在原始时代就产生了基于血缘的部落归属意识,也就是霍尔顿所说的“种族意识”,其后,随着民族交往的增加,归属对象逐步发展至族群、民族和国家,归属理由也由血缘发展至历史、文化和政治。

(二)低认同在大众文化中表现为“中国心”与“中国风”。在归属感的建构过程中,大众文化扮演着重要角色。就新时期以来的大众文化而言,可以分成两种情形。

第一种以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为代表,主要是流行歌曲,这一类可称之为“中国心”。由于民族是由时间和空间定义的共同体,大众文化在表达归属感时自然离不开对时间和空间的强调。就时间而言,“民族认同是以共同的经验和历史为表征的认同,而共同的经验和历史乃是由故事、文学、大众文化和传媒所讲述”[3]198。在“中国心”作品中,被反复强调的,有共同的历史:

五千年的风和雨啊/藏了多少梦(《中国人》)

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我的中国心》)

还有共同的苦难记忆:

一样的泪一样的痛,曾经的苦难我们留在心中。(《中国人》)

百年前宁静的一个夜,巨变前夕的深夜里,枪炮声敲碎了宁静夜。四面楚歌是姑息的剑。多少年炮声仍隆隆,多少年又是多少年,巨龙巨龙你擦亮眼,永永远远地擦亮眼。(《龙的传人》)

就空间而言,如丹尼尔所指出的那样:“民族认同由传统和风景所塑形,由空洞的地点和景观所表征。”[4]162特定的景观在民族身份的建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一再被征用:

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重千斤(《我的中国心》)

家里盘着两条龙/是长江与黄河(《大中国》)

不仅如此,港台流行音乐还刻意突出了人与空间的疏离,归属感于是有了更为强烈的表达:

河山只在我梦萦,祖国已多年未亲近,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我的中国心》)

虽不曾看见长江美,梦里常神游长江水。 虽不曾听过黄河壮,澎湃汹涌在梦里。(《龙的传人》)

天边飘过故乡的云,它不停的向我召唤。(《故乡的云》)

多年前宁静的一个夜,我们全家人到纽约,野火呀烧不尽在心间,每夜每天对家的思念,别人土地上我成长,长成以后是龙的传人。”(王力宏版《龙的传人》)

第二种以周杰伦歌曲为代表,可称为“中国风”。如果说“中国心”侧重于内容的话,那么“中国风”则侧重于风格,即回归民族审美风格。这一类型发端于流行音乐、而扩展至大众文化的其他部门,向传统回归成为世纪初的审美时尚:2000年,电影《花样年华》中,张曼玉换了三十多套旗袍;2001年,上海APEC峰会上,各国领袖身着唐装集体亮相,一时间唐装旗袍成为新宠;从2006年开始,由中国广告协会主办的“中国元素国际创意大赛”每年举行一届,主办方称大赛的使命是“复兴中华文化,挖掘中国广告创意文化内涵,协助民族品牌走向世界,提升中国经济软实力”。大赛的主题带着鲜明的民族主义意味,如第三届的主题为“盛世中国红”,“呼吁创意人士用代表中国文化主色的中国红与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崛起的中国盛世相结合”。第四届主题是“中国力量!”,“以蓬勃向上的中国力量,展示中华民族坚强不屈、团结合作、坚韧有节的民族精神”[5]。在房地产市场,中式风格开始受到青睐。在网络上,甚至出现了专门销售中国元素产品的网站,如“东方印象”购物网,其广告词明确写道:“彰显中国气韵,跨越时尚之巅。”[6]

审美趣味体现了审美者的价值取向,具有普遍性的大众审美趣味则反映了一定时代的价值认同倾向,就此而言,新世纪“中国风”的广泛流行,除印证了大众文化追新逐奇的特点外,也体现了人们对民族传统的认同。“中国风”对民族化审美风格的追求,实际上是在传播和再生产归属意识。何以见得张曼玉的旗袍或王力宏的“华人嘻哈”就是“民族化”的?对于大众文化来说,这个问题并不重要,因为事实上并不存在一种原汁原味的、本质主义的“民族化”。重要的是,它们成功地让人们认可:这就是“我们的”风格,从而在大众中建构起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身份认同。

(三)对低认同的评价。归属感是人的基本心理需求,而民族又是满足这一需求的重要群体,因此民族归属感的存在是广泛而普遍的,它构成了民族主义的基石。作为一种心理需求,归属意识本身是无害的,无论其需求的群体是民族的、职业的、年龄的、性别的,或仅仅是某种兴趣的。有学者(如安德森,霍布斯鲍姆,徐迅)认为,无论民族还是民族主义都是人为建构出来的,如果这种建构是为了个体、共同体和整个人类的幸福,而不是为了不可告人的个人或集团目的,就是应该肯定的。说到底,文化都是建构物,并不存在天然状态的文化。纵观当代大众文化,无论是《我的中国心》,还是《千里之外》,在表达民族归属感的时候,都带有明显的文化色彩,强调的是对血缘和民族文化的认同。它所要表达的,仅仅是“我属于某个群体”,“我认同这个群体的文化传统”,并不否定其他群体的价值,也并未贬抑其他文化。因此这是一种健康的民族主义表达。在社会转型时期,大众文化民族主义低认同在凝聚人心、整合资源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二、高认同

(一)高认同:民族竞争意识。高认同是竞争意识,即在民族竞争和冲突中表现出来的捍卫本民族尊严、价值和利益的意识。民族认同是在民族交往中产生的,一般的交往中只会产生低认同,即意识到异族的不同。例如社会学家吉野耕作是这样描述日本人低认同产生的:“从17世纪初到1811年,朝鲜通信使先后12次来日。在去江户的途中,居民沿街观看身着异国服饰的通信使一行,江户的町人也身着盛装观看通信一行进入江户城,从这些情景可以推测沿街居民和江户的町人通过他者的意识而有了‘我们’意识。”[7]38当交往中发生竞争与冲突时,低认同也就随之上升为高认同,认为本族的尊严、价值和利益优于他族。

(二)高认同在大众文化中的表现:功夫片、竞技体育与畅销书。高认同可在大众文化各个领域表现出来。例如香港功夫片就是表现民族主义高认同的代表,竞技体育也是表达高认同的重要领域。现代竞技体育与同样作为现代性产物的民族主义之间有着难以分割的联系。奥运会上的一些仪式本来就是民族主义的表演,巴拉达特甚至认为:“无论我们如何谈论奥林匹克运动会,都无改于它是一场政治性的、民族主义的盛会,如果有人对此表示反对,那将是对一个再显著不过的事实视若无睹。事实上,如果奥林匹克运动会证明了什么,它证明的是民族主义征服了体育,而非相反。”[8]63—64从1980年代的“女排精神”,到新世纪的“刘翔现象”,都表明竞技体育承载着国人的强国梦想艰难前行。随着经济的全球化,贸易摩擦成为民族冲突的主要形式,而这类冲突引发的民族主义高认同也会在大众文化中表现出来。例如经济学家郎咸平的畅销书《新帝国主义在中国》,通过对中外贸易纠纷案例的解读,通篇引用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指出国家的经济利益是如何受损的,认为“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仍然不死”。并声称:“我要告诉各位读者,帝国主义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中国,而是借尸还魂,以我们不知道的面目再度出现了。本书就是要解开新帝国主义的真面目。”[9]3笔者曾见到一个大二女生在课堂捧读此书,于是询问她的意见,她答道:写得很好,我们应该保护民族企业。在文化领域,在对本土文化独特性的张扬之中,大众文化举起了高认同的旗帜,并在大众当中获得回响。对于文化帝国主义论者来说,好莱坞、麦当劳和迪士尼所代表的是美国大众文化的强势扩张,不仅威胁着本土文化的生存,削弱着第三世界青年的文化认同,更是在进行价值观输出:“好莱坞精神以娱乐开道,以文化来占领精神‘市场’。好莱坞影片的全球热播不仅为美国带来了丰厚的利润,而且宣传了美国的生活方式,推广了美国的价值观念。”[10]170而对张艺谋电影的批评,则表明论者担心弱势文化的“他者化”,而要唤起所谓“主体意识”。

(三)对高认同的评价。如果说低认同是一种归属感的话(“我属于我们”),那么高认同则是一种优越感(“我们的更好,因为它是我们的”)。如果说低认同大多温和的话,那么高认同则温和与激进并存。因此,评估高认同的作用,需要细致地辨析。

在近现代历史上,中华民族与外民族的冲突都是由于列强的侵略所引起,国人为了捍卫民族独立而发生,因此,民族主义高认同也体现出明显的应激反应特点,即萧功秦所谓的“反应型”民族主义。[11]228当这段历史进入当代大众文化时,总能在一个特定的情境之中调动起大众的民族热情,使之产生热血沸腾、同仇敌忾之感。在历史上,这样的效应曾经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产生过巨大的号召力,如抗日战争期间的短诗、街头剧所发生过的作用。如今虽然时过境迁,但仍然有着重要意义,它不仅提醒国人奋发自强,避免重蹈历史之覆辙,而且可以警醒全世界的人们。

竞技体育中的民族主义高认同也与近现代的屈辱记忆不无关联,有的西方学者认为:“即使在现在,也存在这样一种普遍的看法,即国际赛场上的中国运动员是为国家事业征战的士兵。如果比赛失败,不仅会让运动员本人感到沮丧,也会让国家蒙羞。”[12]188有的评论则更为刻薄:“对于中国的许多人而言,奥运被紧紧包裹在那种关于国耻的叙述中。这个国家开始利用竞技体育,作为在输掉1895年与日本的战争、导致中国人被冠以‘东亚病夫’的称号之后,创造一个更强健和更好战国家的方法。”[13]73对一个刚刚走出百年屈辱、并渴望被认可的古老民族来说,对竞技体育寄予厚望,是情理之中的事。在民族交往中,理解这种民族感情是非常必要的,但却绝非易事。一个到过中国的美国人撰文说:“虽然外国外交官都明白‘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的含义,但是这种官方表达对普通外国人会引起困惑。‘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的英文直译是‘Hurt the feelings of the Chinese people’。但在西方,很少见这样的说法,也没有官员会利用如此的表达方式。”他认为,原因在于西方对受害者的历史缺乏认识:“由于殖民主义的伤害,中国、印度和许多国家的感情受伤,其伤痛一直延续至今。问题在于,每个印度儿童都会学习英帝国殖民的两百年屈辱历史,中国学生也学习自己的‘百年国耻’;但另一面,西方的孩子们基本不了解这些事实,更不用说这背后包含的感情。欧洲的朋友告诉我,鸦片战争在欧洲的课程几乎不存在,甚至英国也是如此;而美国教育也只强调黑人奴隶和印第安土著的悲惨历史,也并不曾学习中国的‘百年国耻’。”因此,他警告:“没有更好的交往,就没有移情的可能。同时,发达国家‘继续’假定‘百年国耻’与当今国际政治无关,甚至把‘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这样的说法看做中国试图欺负别人的借口——这才真正危险。”[14]这无疑是中肯之论。长远来看,民族和民族主义将长期存在,民族间的交流和竞争将与全球化同时发展,因此高认同表现的竞争意识对于民族的进步是有益的,也是必要的,对中华民族这样一个饱经忧患的民族来说尤其如此。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其中的问题。

其一,这类大众文化很容易出现脸谱化、情绪化等偏失。以香港功夫片为例,涉及民族主义叙事的影片大多采取“男主角=武打高手+民族英雄”的模式,民族冲突被简化为功夫的对决。《叶问》这样的影片先是激起观众的愤怒以至仇恨,而后在中方的获胜中,使观众的情绪得到宣泄。如今,大量播出的抗日战争题材电视剧则被一种笔者称之为“战争浪漫主义”的格调所充斥,这些剧集几乎都不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构思,苦难不见了(不论是民族的还是人类的),代之以一种乐观的史观:一些脸谱化的民族英雄带领民众,打败了同样是脸谱化的愚蠢的入侵者。于是,一部抗战史成了被雷同故事一而再、再而三讲述的胜利史,试问这样建构起来的所谓“民族精神”能有多少内涵可言?当历史被如此简化和情绪化之后,观众的集体记忆无疑也被简化和情绪化了,而集体记忆恰恰在民族认同的建构中有着重要的作用。

其二,我们需要重新审视“集体记忆”:它是由谁来建构的?它的可靠性如何?它对民族和世界的前景有何影响?在这些方面,巴黎政治学院教授阿尔弗雷德5格罗塞在《身份认同的困境》一书中所做的批判性思考值得注意。他指出:“‘集体记忆’在一个集体——特别是民族集体——回溯性的身份认同中起到了持久的作用。”[15]37因此我们不能对它作简化处理。作为出生在德国的犹太人,他认为:“把犹太人的记忆减缩为对犹太人大屠杀的记忆,把以色列的身份简化为这种记忆,这种做法的后果会有两点不妥:所有对以色列政治的批评被指控为反犹主义,同时也拒绝承认巴勒斯坦人的苦痛。从那种排他性记忆中所产生出来的过度敏感也会导致过于倾向自我身份定义。”[15]4—5“痛说革命家史”固然会有一种道德快感,但是格罗塞认为,不能任由这种快感来控制我们,要提防这样的诱惑:“将受害群体神圣化的诱惑,并以此名义能够自动证明一切要求并达到目的的诱惑。”[15]36中华民族的“百年国耻”是确凿的历史事实,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就应该沉浸在受害者的悲情之中而不能自拔呢?

其三,就经济和文化而言,保护民族经济利益和文化独特性无可厚非,但却不能回到闭关自守的老路上去。全球化首先是经济全球化,这是时代潮流,无可逆转,只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和贸易。担心全球化会导致所谓文化同质化是杞人忧天。我们维护文化的多样性,但也无需像亨廷顿那样,夸大文化之间的冲突性,更无需像原教旨主义者那样,以独特性的名义拒绝普世性。

三、超强认同

(一)超强认同是民族排外意识,在大众文化中表现为盲目排外、闭关自守、唯我独尊、崇尚暴力。超强认同是排外意识,渲染或片面强调民族冲突,维护、美化本民族,同时排斥、丑化外民族,甚至推崇民族征服与扩张。

民族主义为人所诟病的地方主要表现在这个层面,如盲目排外。如前所述,民族是基于一定空间而被定义的,既然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那就意味着,“第一,民族认同是建立在特定领土之上的,这些地方对他们而言是有意义的,因为这是民族的历史性家园;第二,民族主义和民族认同不仅建立在对共同体及共同居住的领土的想象之上,而且建立在把不适合者排除出去并划定边界之上”[4]158—159。就此而言,“排外”是民族主义与生俱来的特性,区别只在于程度不同罢了。大众文化民族主义超强认同表现出盲目而强烈的排外意识,如畅销书《中国可以说不》中写道:“应在民众中号召抵制美国货,不看美国电影,不吃美国的小麦和大米。”与盲目排外相关联的,就是闭关自守,唯我独尊。这方面《中国可以说不》也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如说:“当学者们把台湾、香港、新加坡和南洋以华人经济为支柱的新兴地区纳入大中华经济文化圈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闪念:日本的大化改新、明治维新、战后复兴的三大历史革命,证明了它在形态上更像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继承者?”[16]24“世界上的一切解放运动,无一不沐浴着中国思想的阳光。”[16]89“世界上一切和平进步,无一不得惠于中国的功德。”“不论是像大庆油田这样的大会战,还是大跃进,在另一个层面上,则体现了一个民族的精神。那的确是风,是火,是在创造中释放出来的惊人的激情。”[16]278

又如崇尚暴力。持超强认同的人相信:本民族权利至上,而资源和空间的有限使得斗争成为民族生存、发展的必然途径,于是强权即公理,适者生存。像这种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基础的民族主义,在大众文化中还是颇有市场的。畅销书《狼图腾》就体现了这样的取向,如说:“生命是战斗出来的,战斗是生命的本质。世界上曾有许多农耕民族的伟大文明被消灭,就是因为农业基本上是和平的劳动;而游猎游牧业、航海业和工商业却时时刻刻都处在残酷的猎战、兵战、海战和商战的竞争斗争中。如今世界上先进发达的民族都是游牧、航海和工商民族的后代。连被两个大国紧紧封闭在北亚高寒贫瘠内陆、人口稀少的蒙古民族,已然没有被灭绝,显然要比历史上古埃及、古巴比伦和古印度的农耕民族,更具战斗力和生命力。”[17]202另一种暴力是语言暴力,这在网络民族主义中时常见到。在一些论坛上,持超强认同的民族主义者常用恶毒的语言对反对者进行人身攻击,一些质疑民族主义的人士常被斥之为“汉奸”、“卖国贼”。 总的来说,超强认同具有情绪化和极端化的特点。所谓情绪化,即一旦受到刺激,就亢奋起来,在不追问事情真相的情形下,发表激烈的仇视性言论,甚至付诸行动。这与媒体的渲染和大众的盲从都有关系,媒体是为了追求销量和点击量,而大众则偏听偏信。在对大众心理的研究中,勒庞指出:“一些在只要稍具辨别能力的人听起来是那么荒诞无稽的神话与故事,却非常容易在群体之中产生并迅速流传。……在群体中,众目睽睽之下所发生的最简单的事情,不久就变得面目全非,并在迅速的传说之中而呈现出多种怪异的版本。”[18]30—31在近年来所谓的“辱华”事件中就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所谓极端化,则是夸大事物的某个方面,并把被夸大的部分当成事物本身来看待,而对事物内部的复杂性则视而不见。或是把民族竞争夸大为民族关系的本质,或是把“事故”放大为“事件”,或是把抽象的民族利益当作每一个个体的利益,或是把中国与西方对立起来,动辄“中国如何如何”、“西方如何如何”,仿佛世界就被截然分成中国和西方这样两个相互绝缘的整体。这种本质主义的泥淖对大众是很有诱惑力的,因为借助它无需思考就可以做出判断。

(二)对超强认同的评价。毫无疑问,超强认同是有害的。勒庞写道:“如果把一个民族的命运全部维系于过于本能性的情绪表达的话,那无异于在悬崖上漫步,说不定哪一天就会跌入深渊之中。……当群体的极端感情被积累到一定程度时,所带来的后果往往是灾难性的。”[18]26—45人们对民族主义的批判,主要也是针对这个层面的,如《潜流——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与反思》一书对超强认同的批评就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在国际,不利于中国的和平崛起。在国内,以民族利益之名,行集团利益之实,掩盖国内矛盾。[19]2由于大众文化有着巨大的影响,对于大众文化民族主义超强认同的危害性尤其需要警惕。在当代,大众文化超强认同的主要表现是排外与自大,扩张与征服的观念很少见,这与民族的历史、文化及其塑造的性格有关,因此,其最大的危害性是走向闭关自守,唯我独尊。

四、结语

综观当代大众文化,三个层面在结构上表现为金字塔的形状。低认同是基础和主体,非理性的超强认同只是少数,居中的是高认同。也就是说,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民族主义在总体上是温和、健康的。

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其中的复杂性:首先,三个层面并非泾渭分明,因而很难提出严格的区分标准。其次,三个层面是互动的,低认同在某些情况下会上升为高认同,而低认同与高认同在受到刺激时,也可能进一步上升为超强认同。反向运动也同样存在。再次,任何一个层面都不是铁板一块。例如,赵本山小品总体上属于低认同,但也可能含有超强认同的盲目自大,如在《昨天、今天、明天》中,赵本山饰演的黑土慷慨地说:“国外比较乱套,成天勾心斗角。今天内阁下台,明天首相被炒。闹完金融危机,又要弹劾领导。纵观世界风云,风景这边更好!”而被视为超强认同的《中国可以说不》也有理性中肯之论。此外,大众文化的商品性要求我们考虑市场的因素,如果能够双赢,既弘扬了爱国主义,又繁荣了文化市场,自然是最好的。但民族主义不能和其他卖品相提并论,市场在征用民族情绪时必须谨慎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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