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乔亚市民社会的新型权力装置
——福柯的法兰西学院演讲评述

张一兵

布尔乔亚市民社会的新型权力装置
——福柯的法兰西学院演讲评述

张一兵

福柯认为，从19世纪开始，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以科学话语为构形本质的真理话语建构了正常与不正常生存的界线。这是一种可以杀人的真理刀。这个新型权力就是我们今天称之为“管理学”的东西，福柯把它叫做“治理的艺术”，治理就是新型的积极权力。以知识为装置的规训开始在全社会布展开来。权力的规训技术，在最微细的层面上开始控制人的肉体和灵魂。

福柯 权力 装置

在著名的法兰西学院系列演讲中，福柯提出，17世纪以来，资产阶级通过制造以科学真理为构形本质的规范性权力话语建构了正常与不正常生存的界线。其实，这个新型权力就是我们今天称之为“管理学”的东西，在这里，福柯把它叫做“治理的艺术”或治理技艺。而从19世纪开始，以认知为权力部署的规训开始在全社会布展开来。权力的规训技术，在最微细的层面上开始控制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肉体和灵魂。

一、规训—规范部署：切割“正常”与“不正常”的真理刀

1970年福柯正式入选法兰西学院教席教授。从1971年1月开始，除去1977年的休假，一直到1984年他去世，福柯分十三个专题，开设了“思想系统的历史”（Histoire des systèmes de pensée）的系列讲座。福柯事先按照学院候选程序向教授委员会提交了题为《应当进行思想系统的研究》的报告[1]Michel Foucault,Il faudrait entreprendre l'histoire des systèmes de pensée,in Dits et Écrits,1954-1988, éd.par D.Defert&F.Ewald,collab.J.Lagrange,Paris,Gallimard,1994,vol.I,p.846.。因为前来听讲者并不是学生，而是进出自由的社会听众，所以福柯的演讲并没有完全按照自己的学术文本话语，而是采用了较为通俗的课堂语言。这会让人感到某种话语的断裂。因为，他同期在学术文本中使用的一大批学术术语在这里似乎通通隐遁了，只是偶尔才出现。例如épistémè为零，archéologie出现了4次，stratégies只出现了1次，discontinuité出现了2次，généalogie相对多一些，出现了20次，等等。这种从文本到公众演讲的特定适应状况在后来的讲座中有所改变。当然，这种词频变化也较深入地反映了福柯思想构境中的一些重要改变。关于这一点，我们会在下面的讨论中逐步分析。

我们先来看福柯在1975年的法兰西学院演讲《不正常的人》。这个anormaux在法文中也有反常、例外，以及疯子和精神病人的意思。这个主题当然与他早年的疯狂史研究有一定的内在关联，通俗地说，福柯指认了疯子不是天生的、不是生理的事实，而是一种社会建构。这与波伏娃所说的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建构出来的观点相近。萨义德曾经说，“自一开始，福柯似乎就把欧洲的社会生活理解边缘人、罪犯、另类与可接受者，正常人、一般的社会人或同类之间的斗争”[1]〔美〕萨义德：《米歇尔·福柯,1926-1984》，《福柯的面孔》，汪民安等主编，吴琼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这是对的。谁能裁定一个人的存在是正常的或不正常的，并有权将这种在社会存在中的反常判定为疾病？这种切割正常与不正常生存的权力就成了福柯这一演讲的焦点。

在1975年1月8日的演讲中，福柯说，能够判定人的生存之正常和不正常的质性，这是一种“可以杀人的话语（discours qui peuvent tuer）”。话语与杀人的直接链接是从这里开始的，这个话语相对于《词与物》中的烙印者和《认知考古学》中作为历史陈述档案被激活后的话语实践，已经在政治哲学的构境中走了很远。这是由于，这种话语关系着人们的自由与监禁、生存与死亡的裁决，认定你不正常地活着，如同死去。在这个意义上，福柯将这种真假二值逻辑构境中的裁决指认其为一种可以杀人的真理话语（discours de vérité）之刀。所谓真理话语，即身披科学资格言说的权力话语，或者叫“专门由具有资格的人在科学制度内部系统阐述的话语”[2]〔法〕福柯：《不正常的人》，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福柯认为，这个可以杀人的真理话语刀正是支撑整个西文社会司法制度的核心。在他看来，这是一种不同于传统司法权力和医学权力的新型的权力，他将其命名为“规范化权力（pouvoir de normalisation）”。这个normalisation，在法文中也有正常化的意思。正常化恰好与这里福柯的思考焦点相关，它是打造正常人生活存在的构序过程。规范化之外即是不正常的人。福柯在本讲座32次使用normalisation一词。规范化，应该是福柯对康吉莱姆在《正常与病态》中相近医学概念的挪用[3]Georges Canguilhem，le normal et le pathologique，PUF，Paris,1966.pp.132-133.。正是这种以科学话语为构形本质的真理话语建构了正常与不正常生存的界线。作为同性恋者的福柯，深恶痛绝地例举了他身受其害的西方社会自17世纪以来对性的规范化技术过程。在他看来，正常的异性恋，不过是社会规范化建构出来的。原因在于它是科学（真理）的文明样态与被划定的人的自然属性。福柯说，这种权力所处于的位置是超结构的（supra-structurel），往往属于“上层建筑的构序（l'ordre de la superstructure）”[4]Michel Foucault,Les anormaux，1974-1975，Paris,Gallimard,1997，p.40.。这是福柯对马克思基础与上层建筑之喻的引用，上层建筑是规范化科学话语的政治性本质。

在1975年1月15日的演讲中，通过对西方社会历史中两种疾病——麻疯病与鼠疫病的处置方式的不同，福柯说明这种规范化权力布展的独特质性。首先，在西方的中世纪存在着一种对麻疯病人的特定处置方式，即对麻疯病的排斥（l'exclusion）方式。排斥，即是将麻疯病人与社会正常生活隔离开来，患者被驱逐到人群之外的无法接触的黑暗之中。被排斥和驱逐的人，实际上是被剥夺了正常生存的权利，甚至麻疯病人会被宣告在正常生活中的死亡和消失。通常，已经“死亡”的他们的财产可以被转让。福柯说，对待麻疯病的方式是一种消极的隔绝方式。其次，在中世纪结束之后，特别是到了17-18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之中，同样是对待流行病——鼠疫的控制方式则发生了一种根本性的改变，即与排斥相反的容纳的（inclusion）方式。与麻疯病人的那种被排斥和遗弃的方式不同，鼠疫病人成了“细致详尽的分析和精细的分区管理的对象”，这一次，鼠疫病人不再被简单地驱逐和排斥于社会之外，而是通过一种检疫隔离分区的精细化治理将病人监控起来，现在，病人不再是处于边缘化的黑暗之中，他就在可见的光亮之中。这让我们想到不久前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讨论过的内容。“他不是要被驱逐，相反是建立、固定、给定他一个位置，指定场所、被分区控制的在场（présences quadrillées）。不是抛弃（rejet），而是容纳。”[1]Michel Foucault,Les anormaux，1974-1975，Paris,Gallimard,1997，p.43,p.44.福柯是想说，这里在对等传染疾病的处置方式中发生的深刻变化，其实恰恰也是对整个社会政治权力转换的一个真实写照。

在福柯看来，与传统封建专制社会中的外部宏观强制不同，资产阶级新型的政治“权力的个人化（individualisation）、分化和细分化（subdivision）最终走到与细小的个体连接起来”，可见的外部暴力转换成不可见的微观权力，“政治权力的毛细血管（capillaire）不断地作用于个人自身，作用于他们的时间、他们的居所（habitat）、他们的定位（localisation）、他们的身体”[2]Michel Foucault,Les anormaux，1974-1975，Paris,Gallimard,1997，p.43,p.44.。在同期的一次关于监狱的对话中，福柯将这种“毛细血管式的微型权力（pouvoir microscopique）”也形象地比喻为“神经突触式的权力体制”：这是指“它像毛细血管一样的存在形式，它与每个人的切身相接的那一点：它进入人们的肌理，嵌入他们的举动、态度、话语，溶入他们最初的学习和每日的生活。”[3]〔法〕福柯：《关于监狱的对话》，《福柯集》，谢静珍译，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第269页。依弗雷泽的说法，正是这些“各式各样的‘微型技术’被无名的医生、典狱官、教师，运用于无名的医院、监狱和学校中而得以完善，它们远离古典政体的强权中心”[4]〔美〕弗雷泽：《福柯论现代权力》，《福柯的面孔》，汪民安等主编，李静韬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128页，第131页。。我觉得，这其实仍然是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开始向我们呈现的那个重要社会权力质变：从高调渲染的戏剧化的可见酷刑向认知对肉体和灵魂看不见的支配的转换。从专制到开明统治，从意志到真理，从否定到肯定，从消极到积极。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福柯这里演讲的主要思考线索与他同期正在写作的《规训与惩罚》是一致的。

福柯指认说，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进程，即资本主义古典时代中“权力的积极技术（technologies positives de pouvoir）的发明”。福柯在此讨论中近500次使用pouvoir一词，这说明权力问题仍然是他在法兰西系列演讲中的中心思考点。在他看来，与传统的总是打压、奴役人民的消极权力不同，

我们从一种驱逐、排斥、放逐、使边缘化和镇压（réprime）的权力技术。过渡到一种总之是积极的权力（pouvoir positif），一种进行制造（fabrique）的权力，一种进行观察的权力，一种获得认知的权力和从其自身的效果出发自我增殖的权力。[5]〔法〕福柯：《不正常的人》，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6页，第37页。

积极的权力有两重意思：一是说，这种权力“不是与无知相联系的，而是相反，与保证认知之构成、投资、积累和增长的整个一系列机制联系在一起的”[6]〔法〕福柯：《不正常的人》，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6页，第37页。。新型权力的支撑点不再是无知的暴力，而是启蒙之后的认知。这是一个很深刻的思想注释。二是说，积极的权力就是通过获得知识进而生产和制造的权力，或者叫“生产和生产的最大化”过程。这种积极的权力令人联想到他同期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关于规训权力的生产性的讨论。对此，弗雷泽的一个有趣的比喻，他说，如果“借用马克思的术语，我们也许可以说，前—现代权力的功能是进行简单再生产的系统配置，而现代权力定位在扩大再生产”[7]〔美〕弗雷泽：《福柯论现代权力》，《福柯的面孔》，汪民安等主编，李静韬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128页，第131页。。这个比喻是深刻的。

其实，福柯所指认的这个资产阶级的新型权力就是我们今天称之为“管理学”的东西，在这里，福柯把它叫做“治理的艺术（art de gouverner）”。这是福柯在此讲座是唯一一次使用art de gouverner这个词组，这一词组在之后的讲座变得愈发重要起来。不过，福柯在此讲座中已经30多次使用gouverner和gouvernement等词。请一定注意，这个区别于社会强制的治理是福柯权力理论中的一个关键性的范畴。治理就是资产阶级所发明的新型的积极权力。

福柯告诉我们，这个治理在广义上有三层意思：一是18世纪或古典时期资产阶级所发明出来的“权力的法律—政治理论（théorie juridico-politique du pouvoir）”，这是指法制的规训本质。二是建立了整个国家机关和各种相关的制度及其延伸物，制度化是规训操作的保证。三是“调整了权力操持的一般技术（technique générale d'exercice du pouvoir）”[1]〔法〕福柯：《不正常的人》，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7页。。福柯在此讲座中93次使用technique一词，这显然是这一时期福柯思想中使用率正在上升的准高频词。这是一种对人进行治理的一般技术，相对于传统的权力意志，它甚至可以被看作一种“异化（aliénation）”。福柯在此讲座中28次使用这个aliénation，但是，aliénation一词都不是在传统人本主义逻辑话语中出现，而是对一个具体的颠倒性现象的指认，并且大多数都是在aliénation mentale（心理异化）的构境中使用的。

这种技术构成了表象（représentation）背后的（envers）法律和政治结构（structures juridiques et politiques），以及这些机关进行运转和产生效力的条件。这个对人进行治理的一般技术有一个部署类型（dispositif type），即我去年给你们讲的规训化组织（l'organisation disciplinaire）。这个部署的目的是什么？我认为人们可以把这个目的称为“规范化”。[2]Michel Foucault,Les anormaux，1974-1975，Paris,Gallimard,1997，p.45.

这里有几个福柯特意提及的理论链接点，一是他在《词与物》一书中将17-18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居支配地位的“认识型”指认为表象符号系统，只是这里强调了表象背后的政治—法律结构；二是这里的治理技术就是自己不久前刚刚讨论的规训组织。而新的判断在于，福柯开始将这种治理技术组织的内部机制指认为客观的部署（dispositif）。在法文中，这个dispositif也有装置的意思。但从福柯此处具体的思想构境来看，这个dispositif显然不是指可见的具象式的机械装置。在本讲座中，福柯十次使用dispositif一词。其实，法文中另外还专门有装置（appareil）一词。正是这个看不见的部署布展系统才建构出让整个社会处于更深支配中的正常—不正常的规范化效果（effets de normalisation）。

福柯在此并没有详细地解释部署一词。不过，在1977年法国“Qrnicar?”杂志]的一次访谈[3]〔法〕福柯：《游戏的赌注》，原载法国“Qrnicar?”杂志1977年7月10日。中译文由严锋译，载《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81-198页。中，福柯具体标识了dispositif的基本意义域。他说，

其一，部署的要素包括了“话语，制度，建筑形式，调控决策，法律，行政方式，科学陈述，哲学、道德和慈善事业”。显然，这里面的东西既有社会生活中主观的话语、科学陈述和哲学，也有客观的制度、建筑形式、决策和行政方式等操作性构架。这几乎涵盖了全部社会生活。当然，这并非是说，这些东西都是部署，而是指认这些完全不同的东西在资产阶级新的社会控制战略中可以通过部署的方式实现看不见的社会治理。所以福柯才说，部署是“一种彻底异质的集合（ensemble résolument hétérogène）”，或者说，“部署自身就是能够在这些要素之间建立起来的网络（réseau）”[4]〔法〕福柯：《游戏的赌注》，严锋译，载《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81页，第182页，第183页。中译文有改动。参见Michel Foucault，Dits et écrits，1976-1988，Paris,Gallimard,1994.p.299.。

其二，部署之网是通过一种“具有一种支配性的策略功能”的看不见的塑型（formation）发挥作用的，这仍然是隐性的控制和奴役。那些看起来是话语、建筑物和慈善事件的东西，恰恰部署着资产阶级对生活每一个细节的塑形和改造，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接受正常教化中的治理。人的成人、成熟和成功，恰恰都是资产阶级治理权力部署的阶段性成果。今天被捧上天的成功人士则是资产阶级治理部署中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幻象。

其三，部署“代表了在特定历史阶段形成的结构”[5]〔法〕福柯：《游戏的赌注》，严锋译，载《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81页，第182页，第183页。中译文有改动。参见Michel Foucault，Dits et écrits，1976-1988，Paris,Gallimard,1994.p.299.，之所以说部署的本性在本质上是“策略性的”，因为它是“对力量关系中一种理性而具体的干涉的操控”，这种权力操控的目的是“特定的认识型（épistémè）所支持的力量关系之策略的集合”[6]〔法〕福柯：《游戏的赌注》，严锋译，载《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81页，第182页，第183页。中译文有改动。参见Michel Foucault，Dits et écrits，1976-1988，Paris,Gallimard,1994.p.299.。也是在这里，福柯承认自己在《词与物》中所使用的认识型概念过于狭窄，进入了死胡同，而这里的部署是“认识型更普遍的情况”，或者说，认识型只是“特定的言谈的部署（dispositif spécifiquement discursif）”[1]〔法〕福柯：《游戏的赌注》，严锋译，载《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83页。中译文有改动。参见Michel Foucault，Dits et écrits，1976-1988，Paris,Gallimard,1994.p.299.。我注意到布洛塞提及福柯思想中“从认识型过渡到部署”的转换[2]〔法〕布洛塞：《福柯：一个哲学家》，罗惠珍译，台湾麦田出版社2012年版，第49页。。这有对有错。对的是，布洛塞看到了部署范式的出现接近原来福柯用以描述认识型拓文化中的规制作用，错的是，认识型与部署并非同一描述方式的线性替代。我认为，福柯对资产阶级现代性权力部署的表述是令人惊叹的，精准而入木三分。当然，相比之传统的政治学概念，这个哲学化的dispositif也是很难理解的。

我还注意到，福柯的知己好友德勒兹对布置概念进行了十分仔细的解读，依他的解释，部署是“一个交织缠绕、线索复杂的组合体。它由线构成，每条线各异。社会部署中的这些线并未勾勒出或环绕着那些权力、对象、主体、语言等都是同质性的体制，而是遵循着某些方向、追溯着一些总是不平衡的平衡。这些线现在正集结起来而后它们又自此分开。每条线都是断裂的，并服从于方向的变化”[3]〔法〕德勒兹：《什么是部署？》，《福柯的面孔》，汪民安等主编，汪民安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197页，第200、204页。。这是一个德勒兹式的复杂构境空间。并且，德勒兹进一步将部署细分为不同的构成因素，如“可见性线、发音线、力线、主体化之线、分离线、劈开线、断裂线”，还有“层级线或沉积线”等等[4]〔法〕德勒兹：《什么是部署？》，《福柯的面孔》，汪民安等主编，汪民安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197页，第200、204页。。我实在看不出，德勒兹的解释是让福柯的部署概念更清楚了，还是更混乱了。我基本倾向于后者。

我发现，也是在此处，福柯第一次明确提出他的规范化思想缘起于自己的老师康吉莱姆。他明确指认说，在康吉莱姆的《规范与病态》一书中，后者已经从历史上和方法论上讨论了建构正常性的规范问题，并初步生成了一批观念。首先，康吉莱姆已经指认了“规范是权力意图（prétention de pouvoir）的载体”，也就是说，规范本质上是一个政治范畴，这是一个极重要的逻辑引导；其次，规训的定性和矫正功能表现出，它“不是排斥和抛弃，相反，它总是与介入和改造的积极技术、与某种规范计划相联系”[5]〔法〕福柯：《不正常的人》，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8页。。所以福柯说，他正是在老师思想的启发下，才从规训进入到更隐密的规范化权力部署的思考中。规训与规范化，由此被内在地链接在一起。

同样也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福柯明确反对了马克思将政治—法律一类的政治权力切割到“上层建筑层次”的观点。福柯的批评似乎恰恰是建立在一种马克思式的比较性历史分析之上的：把权力视为外部强制的观点，只是取自奴隶社会的模式；而权力的功能主要是禁止、阻止和独立的观念，是种姓社会的模式；封建社会的权力模式是强迫进行财富转移，剥夺劳动；而行政君主政体中，行政权力的控制已经开始“叠加到给定的经济水平上建立起来的生产方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上”了[6]Michel Foucault,Les anormaux，1974-1975，Paris,Gallimard,1997，p.46.。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说明。

首先，在更深的思想构境层中，福柯这里的历史性说明是一种双重反讽：一是直接针对马克思，将社会结构界划为基础与上层建筑，这只是一定历史条件之下发生的特定历史现象，将这一社会结构普适化本身就是反历史的。对于这一点，我可以为马克思进行辩护。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社会结构那个著名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比喻，其实只是对经济的社会形态的特设性说明，将“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比喻变成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和一般规律，是斯大林教科书体系过度诠释中发生的严重错误。二是福柯自己思想构境中的悖结，前面我们看到，他在《认知考古学》一书中，口口声声反对历史研究中的连续性总体观，特别是反对将社会历史划分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线性模式，可是在这里，他自己却用这种历史逻辑说明社会权力的历史性生成。我的感觉，福柯的思想正在发生一种逐渐的改变，他越是接近历史现实，他将越是无意识地重返真实的马克思。他抛弃了前苏东斯大林教条主义解释框架中的虚假马克思，而回到历史的马克思的语境。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的多次演讲中越来越强烈地感知到。

其实，福柯是想让指认，从奴隶社会到行政君主制，我们可以看到行政权力支配点的历史性转移，即从社会结构的上层向生存根基的下移。能感觉的到，福柯正是针对那种传统解释中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中的那种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二分法，他甚至也觉得自己是在批评马克思没有看到这种政治权力支配落点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的质性改变。依福柯的看法，在18世纪之后，资本主义社会政治权力的统治方式就已经出现了全新的东西，

这种东西发生在18世纪和古典时期，也就是说，建立了某种权力，它相对于生产力，相对于生产关系，相对于事先存在的社会系统，它所扮演的不是控制和再生产（de contrôle et de reproduction）的角色，而是相反，它在此扮演的是一个积极的角色。通过“以规范化为目的的规训”系统，通过“规训—规范化（discipline-normalisation）”系统，18世纪所建立起来的，我觉得是这样一种权力，它实际上不是镇压的而是生产性的（n'est pas répressif,mais productif）。[1]Michel Foucault,Les anormaux，1974-1975，Paris,Gallimard,1997，p.46.

这里的生产性不是具象的塑形和制作，而是一种权力在积极的存在肯定和创造性发挥的异样布展。依福柯的观点，资产阶级革命的意义不仅仅只是打倒了封建专制，还在于它对整个社会整体制度的重新组织和构序，其中，规训—规范化是其新权力技术发明的主要构成部分。他说，18世纪开始发明出来的新权力技术也是一种权力机制的新经济学：这是一套程序，同时也是一整套分析，使人们可以增加权力的效果，降低权力运转的成本并把权力的运用整合到生产机制之中。福柯在此讲座中50余次使用économie一词，这说明他对政治经济学的再一次靠近。

在后来的《领土、安全与人口》的演讲中，福柯曾又一次回到这个规训—规范化的主题上来。在那里，福柯明确指认规训的四个特点：一是“分析和分解个人、地点、时间、举止、行动和操作”，通过分解为要素，对其进行观察和修正；二是在要素的分类之上找到最有效的行为方式；三是建立最优化的顺序和相互协调方式；四建构长期训练和控制的程序[2]〔法〕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钱翰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6页，第46页。。福柯说，规训的规范化进程，就是要划分出正常的人和不正常的人。

规训的规范化（normalisation disciplinaire）就是要首先提出一个模式，一个根据某一目标而确立的最优模式（modèle optimal），规训的规范化操作就是要让人和人的举止都符合这个模式，正常的人就是可以与这个模式相符合的人，而不正常的人就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人。[3]〔法〕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钱翰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6页，第46页。

以认知为工具的规训—规范化，就是资本主义为整个社会提供了划分存在状态的正常—不正常的真理刀。这把真理刀不直接沾血，却是最锋利的新型杀戮工具。疯子、不正常的性倒错都这种真理规范化下的刀下鬼。

二、作为一种部署的权力之“怎样”

1976年，福柯在法兰西学院开设了题为《必须保卫社会》的演讲。也是这一年，福柯出版了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的《规训与惩罚》一书。在这里，我们看到他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全新权力的进一步的研讨。能看出，福柯此处完全在运用海德格尔式的现象学追问，即从“什么”向“怎样”的转换[4]关于海德格尔的现象学追问法，可参见拙著：《回到海德格尔——本有与构境》（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导论。。在1976年1月7日的演讲中，他说，在“权力是什么？”这个问题上，千万不要将权力视为一种可以占有的东西，像“拥有财产一样”占有它，这是因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力可能只是一种在其怎样发生作用的具体“机制、效力和关系”中存在的部署[1]〔法〕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第22页，第13页，第23页，第26页。。所谓部署就是权力怎样实施的具体机制。福柯在此讲座中7次使用dispositifs一词，频次略有下降。福柯自己吹嘘，他早在1970-1971年就开始讲述“权力的怎样”了[2]〔法〕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第22页，第13页，第23页，第26页。。这可能是读懂海德格尔方法论之后的一种事后标注。当然，我也觉得，福柯将海德格尔的这种现象学追问深深地植入到了资本主义的某种历史性转换中。

所以，福柯就要求我们摆脱在权力理论上的所谓“经济主义”。这种观点与上面我们已经看到的福柯反对权力属于上层建筑的讨论是一致的。福柯明确说，在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权力的观点中，权力属于政治上层建筑，即“既维持生产关系，又再生产阶级的统治”。在这种权力观中，与经济力量相比，权力似乎总是处于“第二位”，同时，权力也像一种商品一样，可以被占有、转让。首先，福柯说，面对资本主义社会今天的政治统治，权力分析恰恰要摆脱这种经济主义或者经济首要性的观点，这是因为，与传统的外部强制不同，资产阶级所发明的新型权力不再是与经济基础相对立的“上层建筑现象”，今天资产阶级的控制社会的“权力的主要职能”直接就是经济功能，它打破了传统的上层建筑与基础的对立；其次，这种新型的权力也不再是可以赠予、转让和赋于的皮鞭一类东西，它只是“在行动中存在（n'existe qu'en acte）”，它是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关系（rapport de force）”[3]〔法〕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第22页，第13页，第23页，第26页。。与上述部署概念的质性一致，力量关系同样也是一种非实体的功能性规定。

那么，在资产阶级社会存在中出现的新型权力怎样生成自己的力量关系呢？在1976年1月14日的演讲中，福柯指认，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统治中，生成着一种“真理话语—法律规则—权力关系”的三角场境。依他的看法，资产阶级这种复杂的权力关系恰恰穿过和建构着社会实体，这种建构的根本依托正是真理话语。这一观点与上述的裁决正常/不正常的真理刀是同构的。今天的权力关系“不能在没有真理话语的生产、积累、流通和运转的情况下建立和运转”，当然，权力关系的实施又靠法律规则承载，这就形成一种相互依存的建构性三角场境[4]〔法〕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第22页，第13页，第23页，第26页。。

福柯认为，要能准确地捕捉到资产阶级这种新型的权力关系必须在方法论上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不要试图在社会政治结构那些看得见的中心区域去寻找宏观的权力，而是要在权力“变成毛细血管（capillaire）的状态，也就是说，在资产阶级权力关系最地区性（régionales）的、最局部（locales）的形式和制度中，抓住它并对它进行研究”[5]〔法〕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第22页，第13页，第23页，第26页。。与传统西方政治学关注的权力运行的宏观政治斗争场域完全不同，福柯让我们将目光从宏观阶级斗争转向最不起眼的局部和微观，这才有可能真正捕捉到像毛细血管一样发生作用的资产阶级权力关系。在另一个地方，福柯具体解释到：“当我说到权力机器的时候，指的是它像毛细血管一样存在形式，它与每个人切身相接的那一点：它进入人们的肌理，嵌入他们的举动、态度、话语、溶入他们最初的学习和每日的生活。”[6]〔法〕福柯：《关于监狱的对话》，《福柯集》，王简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第269页。显然，这是上述福柯反对将权力界划到“上层建筑”观点的具体化分析，这是说，今天的权力恰恰不是在传统政治学关注的阶级对抗、法规设立和司法强制一类可见的外部压迫中部署，资产阶级已经将权力支配消融为日常生活中所有小事情的毛细血管，越是微观的区域和细节，权力关系的渗透越深入和根基性。今天资产阶级的微观权力关系部署不可见，但牢不可破，无处不在。对此，弗雷泽说，福柯所指认的资产阶级权力“无处不在，权力与每个人息息相关，权力存在于日常生活的多数明显的细小环节和关系中，同样，它也存在于社团成员中，工业流水线中，议会中和军事设施中”[7]〔美〕弗雷泽：《福柯论现代权力》，《福柯的面孔》，汪民安等主编，李静韬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133页。。所以，福柯的权力研究也可以被看作是“日常生活的政治学”。这是有道理的。

其次，不要在主观意图（intention）的层面分析资产阶级的权力关系。这也就是说，不要关注那些掌握权力的人（肉身），比如这些握有权力的人的脑子里在想什么？追求什么政治模式？而是要设法关注权力运行的实际效果，或者说，“在奴役程序的层面上，在奴役的时刻，这些事情是怎样发生的”？重要的已经不是可见的政治主张和具象的政体形式，如政党的方针政策、三权分立和选举那些形式上的东西，而是要追问，在现实的社会存在中，对被奴役者的支配和控制“是怎样从肉体、力量、能量、物质、欲望、思想等等多样性出发一步步地、逐步现实地建立起来的”。一句话，福柯要求我们在客观现实中“抓住作为建构臣民的奴役的具体机关”[1]〔法〕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页，第28页，第31页。。

其三，不要把资产阶级的权力关系当作一种凝固化的单质的统治力量，或者说，权力的力量关系从不曾是“单数的”（德勒兹语）。资产阶级的新型权力是流动的东西，或者只是“作为在链条上才能运转的东西”。福柯说，资产阶级新的“权力从未确定位置，它从不在某人手中，从不像财产或财富那样被据为己有”。权力是运转着的网，它在不断轮班（relais）的人手中流动。“权力通过个人运行，但不归他们所有”[2]〔法〕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页，第28页，第31页。。这一点并不是什么新东西，韦伯在他的多本论著都已经说明过资产阶级政治结构中的这种不依存于个人的权力特征。

其四，资产阶级的权力关系不在“上面”，而就潜化在社会底层的我们每个人的手中。正因为权力不是“上层建筑”，所以我们必须真正从社会底层分析“权力现象、技术和变形”，捕捉资产阶级怎样在我们每一天的日常生活中“对权力机制进行投资、殖民、利用、转向、改变、移位、展开”这些微观的专门技术。过去，权力是他性的外部强制，今天，资产阶级的权力关系正是通过我们自己的生活细节发生作用。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福柯才说，资产阶级的权力正是通过所谓公民社会中的小起眼的市民阶级的统治得以实现的。现在，“权力的微观机制（micromécanique）从某个时刻起体现和构成了资产阶级（bourgeoisie）的利益，这才是资产阶级所感兴趣的”[3]Michel Foucault,II faut défendre la société，1975-1976，Paris,Gallimard,1997.p.29.。

其五，资产阶级政治权力打破了传统权力与意识形态的表面同谋，新型权力网的布展基础不再是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的意识形态，而更多的是中性的认知形成和积累的实际工具。福柯在此讲座中共计400余次使用savoir一词，显然，此词仍然是福柯此时思想中仅次于pouvoir一词的高频词。没有认知的形成、组织和进入社会交往和生活，资产阶级权力根本就无法生成自己微细的底层社会控制网络和无形的运行机制。这是福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资产阶级权力的部署在表面上恰恰是反意识形态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大权力（真理刀）就是科学真理和认知。

总之，福柯要求我们把对资产阶级权力研究的方向从国家机器、法律和意识形态转向统治本身的发生和实际操作方面，转向没有面容的“奴役的形态(formes d'assujettissement)方面、这种奴役的局部系统的兼并和使用方面以及最终认知的部署(dispositifs de savoir)方面”[4]〔法〕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页，第28页，第31页。。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认知关系的部署就是权力关系的部署。我们会看到，福柯的这种新权力观令所有传统政治史和政治学中学者感到陌生，他们无法理解一种没有具体掌持者的权力。在1980年出版的《不可能的监狱》一书中，法国历史学家莱昂纳尔(J.Léonard)就写了一篇激烈批评福柯的文章《历史学家与哲学家》，其中他谈到，福柯在自己关于权力的研究中，大量使用了一些代名词动词和“任何人”这个人称代词。问题的关键在于福柯提到的这些权力、策略、技术和战术：“但我们是否知道那些行动者是谁？谁的权力？谁的策略？”[5]〔法〕莱昂纳尔：《历史学家与哲学家》，转引自〔法〕多斯：《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下卷），季广茂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340页。福柯让所有在传统政治学中活动的人不知所措。

三、“没有统治者”的市民社会权力机器

福柯认为，相对于封建专制的外部统治权，资产阶级在17-18世纪发明了社会统治和支配的全新权力机器。福柯在此讲座中共计816次使用pouvoir一词，这是福柯此时最重要的高频词。这种新的权力机器“有着很特殊的程序（procédures bien particulières），全新的工具，完全不同的设备（appareillage）”[1]Michel Foucault,II faut défendre la société，1975-1976，Paris,Gallimard,1997.p.29,p.32,pp.32-33.。

这种新的权力机器首先作用于人的肉体及其行动，超过其作用于土地（terre）及其产品。这种权力机器更是源自肉体、时间和工作，而不是财物（richesse）。此类权力通过监视不间断地运转，而不是通过不连贯的佃租（redevances）和持久的债务（d'obligations chroniques）来运转。此类权力以质点强制（coercitions matérielles）严密地分区控制（quadrillage）而不以统治者的物理存在（l'existence physique）为前提，它决定了一种新的权力经济学（économie de pouvoir），其原则是既增加受奴役者的力量，又提高奴役者的力量和效率。[2]Michel Foucault,II faut défendre la société，1975-1976，Paris,Gallimard,1997.p.29,p.32,pp.32-33.

这是一段极其重要的理论概括。在这里，福柯实际上详细指认了资产阶级新的权力机器与封建专制的多重异质性：一是权力支配的对象，相对于封建专制控制的土地上产生出来看得见的财物，资产阶级的控制对象是活人的身体，特别是人的肉体在一定的时间中的劳作和生活本身；二是权力支配和控制的方式，相对于农耕方式中的地租和长期的债务，新的权力布展方式则是不间断的微观监控和规训；三是权力存在的状态，不同于封建统治者那种显赫的可见的权威，新的权力存在转换成不可见的细微分区支配的质点控制；四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上，不再是统治者单向度地压榨被奴役者，新的权力运行恰恰建立在被奴役者的能力和效率提高和统治者更大获利的“双赢”的基础上。由此，福柯将其标识为权力经济学！

更重要的是，福柯告示我们，资本主义治理社会的权力运作从实质上异质于资产阶级表面上反对专制的主权（souveraineté）理论。中译文将福柯这里特意使用的反对专制性的资产阶级的主权souveraineté一词译作一般的统治权，会使这里的特定异质构境意义被遮蔽起来。福柯在此讲座中共计200次使用这个souveraineté，这说明主权问题是此讲座的关注焦点之一。这是由于，资产阶级所发明的这种新的权力机器完全不能用通常他们公开所标榜的“主权的理论”来表征。

这种新的，完全不能用主权的术语加以描述的权力，我认为是资产阶级社会（société bourgeoise）的一项伟大发明。它曾是建立工业资本主义（capitalisme industriel）及其相联系的社会的基本工具之一。这个无统治者的（non souverain）权力与主权形式不相符合，这是“规训（《disciplinaire》）”的权力。它是用主权理论的术语完全不能描述和辩护的权力。其根本上的异质（radicalement hétérogène），似乎理所当然地应该带来主权理论的法律大厦的消亡（disparition）。[3]Michel Foucault,II faut défendre la société，1975-1976，Paris,Gallimard,1997.p.29,p.32,pp.32-33.

我觉得，这是福柯在此文本中最重要的理论指认之一。它表征了福柯极其重要的后马克思思潮的政治立场。在他看来，在工业资本主义的社会建构中，被资产阶级标榜成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市民社会的民主政治机制，口口声声说给予了每一个人的天赋平等权利，即神圣不可侵犯的主权。福柯在此讲座中唯一一次使用这个société bourgeoise，也可译作资产阶级社会。在后来的讲座中，他多用公民社会（société civile）。然而，与这种主权理论不相符合的现实是，看起来，这里没有了传统外部专制中高悬皮鞭的主人，“既没有权力也没有主人，更没有像上帝一样的权力和主人”[4]〔法〕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钱翰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5页。，可是资本主义社会在科学管理的口号下实施的规训—治理，却建构了一种更深更牢不可破的支配和奴役。这种看不见的支配恰恰是在表面没有统治者的民主状态中发生的。福柯说，这一真相足以让整个资产阶级政治主权论的法律大厦全部倒塌。我觉得，这是福柯在当代资本主义政治哲学研究中最重要的理论贡献之一。对此，阿甘本的评点是，资产阶级“政治的核心秘密不是主权，而是治理，……不是法律，而是治安（po－lice）——也就是说，它们形成和支撑的治理机制。”[1]Giorgio Agamben,The Kingdom and the Glory,Translated by Lorenzo Chiesa,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p.276.

福柯深刻地指出，作为资产阶级政治主要意识形态的主权论曾经是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的有力武器，可是，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通过规训—治理权力，恰恰掩盖起自身的新型奴役本质，“抹去规训中的统治和统治技术的因素，并最终向每一个人保证，通过国家至高无上的权利，他能运用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利”[2][3][4][6]Michel Foucault,II faut défendre la société，1975-1976，Paris,Gallimard,1997.p.33,pp.33-34，p.34，p.39.。这也就意味着，资产阶级主权论的民主化承诺，实质上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骗局。因为，在这种“民主与集体主权铰接在一起的公共权利的实现”，也正是将隐性的规训强制的机制很深嵌入社会结构的过程。福柯说，在今天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化运作中，

人们一方面有了公共权利的合法化（législation）、话语和组织，它们紧紧围绕着社会身体（corps）至高无上的原则，每个人的最高权利通过国家的代表来实现；同时另一方面，人们有了规训强制严格的分区控制，它事实上保证这同一个社会身体的内聚力（cohésion de ce même corps social）。然而，这种分区控制在这种法律里却不会被记录下来，而它又是法律必不可少的附属物。[3]Michel Foucault,II faut défendre la société，1975-1976，Paris,Gallimard,1997.p.33,pp.33-34，p.34，p.39.规训强制的权力并不直接存留在资产阶级光鲜的法律规定之中，但它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中真实地运行和布展。福柯发现，在与主权直接相关的法律之外，规训有它自己的话语，即由“认知创造的装置（appareils），以及认知和知识的复杂的场（savoirs et de champs multiples de connaissance）”[4]Michel Foucault,II faut défendre la société，1975-1976，Paris,Gallimard,1997.p.33,pp.33-34，p.34，p.39.。福柯在此讲座中，共计49次使用appareil一词，70次使用champ一词。福柯说，这恰恰是人们不会特别关注的方面。因为这种规训的装置和认知场并不是以法律的明示形式发生作用，它是以令人亲近的认知创造力和天然规则（règle naturelle）发生规范化运转。规训的规范化所参照的理论视野不是主权论的法律体制，而是“人文科学（sciences humaines）”。对此，哈贝马斯的如下概括倒是精准的：

规训力量无所不在，并发挥着规范化的作用，它通过驯服肉体而渗透到日常行为之中，并形成了一种不同的道德立场。无论如何都促使人们遵守劳动纪律，服从生活秩序。……各种肉体惩罚技术在工厂和车间、军营和学校、医院和监狱中同时得到贯彻。随后，人文科学用高雅的方式把这些肉体规训的规范化效果延伸到个人和集体的内心深处。[5]〔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320页。

在福柯这里，人文科学正是资产阶级权力部署的重要帮凶和同谋。

在1976年1月21日的演讲中，福柯提出资产阶级所鼓吹的主权论根本不适合对它自己创造出来的复杂权力关系的分析，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中真正发生作用的权力根本不是传统政治学意义中的强权，而是种种看不见的“能力、可能性和力量”。资产阶级政治学的主权论所预设的臣民、权力统一体和合法性三要素，根本无法说明在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中所生成的看不见的奴役之本质。

也正因为福柯将认知和知识揭露为规训权力运转的主要依托，所以他必然会以保存、传递和创造认知的学校和各种学习教育机构为例。他认为，不能独立地分析学校在社会中的一般教化作用，而要将其置于整个统治装置系统中去观察。所以，

除非试图从奴役的多样性出发（从儿童到成人，从后代到家长，从无知的人到学者，从学徒到师傅，从家庭到行政机关等等）观察它们如何运转，如何相互支撑，这个机构如何确定一些整体策略。所有这些统治的机制和操作者都是由学校机构组成的整体机构的实际基石。因此，如果你们同意，应该把权力结构（structures de pouvoir）理解为穿越和利用统治的局部战术（tactiques locales）的整体策略（stratégies globales）。[6]Michel Foucault,II faut défendre la société，1975-1976，Paris,Gallimard,1997.p.33,pp.33-34，p.34，p.39.

福柯的意思是，看起来与政治统治权力无关的学校，其实恰恰是资产阶级规训权力关系最初始的规范化训练的开始，教育恰恰是资产阶级统治整体策略的局部战场。福柯在此讲座中8次使用stratégies一词。当我们强迫孩子每天去学习奥数、学习各种乐器和技能时，正是规训布展的权力关系实现。在这里，“从儿童到成人，从后代到家长，从无知的人到学者，从学徒到师傅，从家庭到行政机关”等社会教化进程中，的确没有强权统治者的面容，而这正是最深层的支配和控制之发生。

四、认知谱系学：辨认资产阶级法典上已干的血迹

如果认知装置和知识场是资产阶级规训权力运转的依托，那么，在封建专制巨大身影倒下的地方，也就并非真的是宁静的和平。福柯要在布尔乔亚世界表面的宁静中重新辨认出一场意义深远的历史战争。他十分肯定地说，资产阶级的法律根本不是在牧羊人常去的泉水边，而是在血腥的“屠杀和掠夺”中诞生的，所以，我们必须重新“确定和发现过去可能已经掩盖起来但仍然被深深记录下来的被遗忘的真实斗争，实际的胜利和失败。它要辨认出在法典中已干的血迹”[1]〔法〕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页，第62页。。当然，这种辨认首先必须通过对历史研究的批判性反省来完成。

在1976年1月28日的演讲中，福柯指出，过去的历史研究话语的本质大都是权力话语，因为它从来都是与现实中发生的权力联姻的。首先，通常的历史故事总是在编织王国的古老、伟大祖先的复活和帝王将相的丰功伟绩，由此增强权力的神圣性，从而使统治及其延续获得不朽的合法性。所以，“历史，就是权力的话语（discours du pouvoir），义务的话语，通过它，权力使人服从；它还是光辉的话语，通过它，权力蛊惑人，使人恐惧和固化”[2]〔法〕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页，第62页。。在过去，历史话语就通过束缚和固化，使权力成为统治有序性（ordre）的保证。福柯在此讲座中共计100次使用ordre一词。这说明此词仍然处于较高使用频次中。其次，福柯告诉我们，当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之后，资产阶级带来了新的启蒙的历史话语，这是资产阶级“权力的著名眩目之物”。之所以说，它是眩目和耀眼的，因为正是它，第一次分解了专制强权的同一性，“打碎了光荣的连贯性”，也打破了社会存在的固化和停滞不前。能够做到这一切，恰恰由于启蒙的话语就是理性认知和科学的话语。过去，启蒙总是被视为解放的话语，而在福柯这里，他要用一种新的谱系学研究重新考察启蒙。这就是他称之为认知谱系学（généalogie des savoirs）的研究。

在1976年2月25日的演讲中，福柯指出，通常关于认知形成和发展的科学史研究中，存在一个“知识—真理（connaissance-vérité）”的轴线，而认知谱系学的思考轴线则是“话语—权力（discourspouvoir）”。福柯在此讲座中，36次使用了相对于savoirs（认知）的connaissance一词。他说，自己的认知谱系学就是要挫败布尔乔亚在17-18世纪假造出来的“启蒙的问题式（problématique des Lumières）”，

它必须挫败在那时（再加上19和20世纪）被描述成启蒙、进步的东西：知识对无知（connaissance contre ignorance）的斗争，理性对幻想的斗争，经验对偏见的斗争，推理对乖谬的斗争，等等。这一切被描述和象征化（symbolisé）为阳光（jour）驱散黑暗（nuit）的步伐，我认为这是必须摆脱的：不是把18世纪的进程理解为阳光与黑夜、知识和无知的关系，而是某种非常不同的东西。[3]Michel Foucault,II faut défendre la société，1975-1976，Paris,Gallimard,1997.p.159.

什么不同的东西？福柯指出，认知谱系学就是要反对启蒙的进步话语，相对于传统的专制，认知话语发生的历史不是阳光与黑夜的关系，不是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进步，而是一部新型的资产阶级权力关系布展的历史。福柯说，在18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已经出现了某种认知技术。追逐剩余价值的资本家是最早知道知识=财富的人，所以，通常独占的认知（技术）会被机会主义地秘密隐藏起来，所以在认知的谱系研究轴线中，福柯极为深刻地看到了真实发生的认知话语—权力斗争：“围绕认知，关于认知，关于它们的散布和混乱的重大的经济—政治斗争；围绕经济的感应现象和与独占某种认知及其布展和秘密（dispersion et à son secret）联系的权力后果（effets de pouvoir）的重大斗争”[1]〔法〕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页，第171页，第173页。。我认为，这是十分深刻的思考。福柯说，这种围绕认知所发生的可耻的资产阶级利益之争，显然不是光明对黑暗的前进步伐。

当然，这场“组织技术认知”的斗争却是以资产阶级的大获全胜为终局的。福柯发现，走向现代性的资产阶级发动了系列活动、事业和制度响应了这一场斗争。他举的第一个例子竟然是著名的法国“百科全书运动”！过去，百科全书运动是西方启蒙运动的一次重要践行，可在福柯的认知谱系学视域中，它却成了资产阶级构序世界和规制社会生活的谋取私利的工具。他说，在一般的思想史研究中，百科全书运动是哲学唯物主义的一次胜利，并且，它从政治层面反对封建专制以及从思想上反对基督教文化，可是，在本质上它却“地地道道是（既是政治的又是经济的）技术认知的同质化（d'homogénéisation des savoirs technologiques）”运动[2]〔法〕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页，第171页，第173页。。他曾经分析过，“《百科全书》的任务是驱逐非认知、获得认知和光明”[3]〔法〕福柯：《人死了吗？》，《福柯集》，王简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第81页。。其中，福柯发现了四种重要的操作：“挑选、规范化、等级化和集中化（sélection,normalisation,hiérarchisation,et centralisation）”。挑选是说取消和贬低那些无用、不可通约和经济上昂贵的认知；规范化是指在认知之间打破隔离的障碍，使之能够相互交换；等级化则是让一些认知可以套入另一些认知，生成认知体系等级；集中化就是使对认知的控制成为可能。这一切，不是科学认识自身的进步和发展，而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现实需要。

认知谱系学研究中，福柯例举的第二个例子是现代大学。他认为，大学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角色是垄断和挑选知识，在大学之中，认知成为学科，业余学者消失，“根据认知的质和量分为不同的级别，教育的角色包括隔离大学机构中的不同级别；通过某种有权威的科学团体的建构使认知同质化的作用；取得一致的组织；最终是间接地或直接地形成国家机构的集中”[4]〔法〕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页，第171页，第173页。。我们可以看到，布尔迪厄的《再生产》（1970）等重要论著中，具体研究了这一主题。

福柯认为，更重要的事件是，从19世纪开始，以认知为装置的规训开始在全社会布展开来。权力的规训技术，在最微细的层面上开始控制人的肉体和灵魂。

〔责任编辑：曾逸文〕

A New-Style Power Device in Bourgeois Civil Society—a Review of Foucault's Speech at L'Institut de France

Zhang Yibing

In Foucault's opinion,since the 19thcentury,Western capitalist society has constructed a boundary between normal and abnormal existence by means of a truth discourse with scientific discourse as the configuration.The new-style power is what we call nowadays“science of management”,which Foucault defined as“the art of management.”Management is a new-style positive power.Discipline with knowledge as a device is developing all over the society.The disciplines of power are to control human body and soul at the subtlest level.

Foucault;power;device

张一兵，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教授 210093

本文系国家“十一五”社科规划重大招标项目：“当前意识形态动态及对策研究”（08&ZD058）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