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西方数理思维发展简史的中西思维差异与冲突分析

韦 巍

（南京大学，江苏 南京 210037）

0 引言

古希腊时期，数学观念已经初露锋芒，“毕达哥拉斯—柏拉图”数学哲学观的确立为西方数学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几何学从欧几里得开始有了严密的逻辑思维体系。从而奠定了西方演绎推理逻辑思维的基础，科学家逐渐将自然数学化。在地球的另一端，古代中国则走上与之大相径庭的道路，受儒家思想影响，中国自古便积淀了深厚的人文文化内涵，讲究修身、养性、治国、齐家、平天下之大道、大德。当2 种拥有不同逻辑思维方式的文化在近代中国相遇时，产生了激烈的碰撞。本文将简述西方思维的形成过程，并将之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做简略比较，以期能从思维方式的差异探讨中西方文化异同，进而在思想层面解释一些现代中国社会问题。

1 西方抽象思维的探究

1.1 西方数理思维的缘起与承袭

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家以爱奥尼亚学派为首，其代表人物为泰勒士、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米尼。他们认为世界是一个均匀的原始物质中局部分化，世界由包围着它的东西所组成。爱奥尼亚学派在宇宙论和几何学上都有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并没有将二者之间的关系联系在一起，因而不能合理解释同一物质在构成不同事物时为何会有质的差异。毕达哥拉斯弥补了这一缺陷，他发现在不同几何图形之间都有着空间形状的差异，它们之间并没有任何物质的特殊性，仅有形式上的特殊。因此，毕达哥拉斯将宇宙的本源与几何学相联系，提出了自然中质的差异依赖于几何结构的差异。这一重大发展影响了以后整个西方的思维方式。毕达哥拉斯尝试用事物的形式，也就是被看成是某种可以给予数学解释的东西，即它们的结构，来解释它们的行为。苏格拉底更是把数学与灵魂关系的观念进一步抽象化，将数推高到一种神秘境界，他说：“我所说的意思是算术有很伟大和崇高的作用，它迫使灵魂用抽象的数来进行推理，而厌弃在辩论中引入可见和可捉摸的对象。”［1］

柏拉图批判性地继承了毕达哥拉斯的数学传统。一方面，他进一步把数学作为一种完美的、理想的、绝对的知识和真理。另一方面，将毕达哥拉斯关于数的神秘色彩褪去。把对数的本质规定发展成“理念世界'的观念。他认为理念或者模型是实在的实体，即万物的原始，先于并独立于事物而存在，是永恒的模型。万物是对这些理念或模型的模仿或者分有。

“毕达哥拉斯——柏拉图”数学观的建立，确立了古希腊数学哲学在世界数学哲学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同时，还赋予了数学以形而上学的本体论意义。这种形而上学的认知体系为伽利略、笛卡尔、莱布尼兹等人营造系统的现代性数学哲学理论奠定了基础。

1.2 几何学的发展

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出现了一大批杰出的数学家。他们丰富了早期哲学家的研究，逐渐将数学知识按照一定的逻辑思维公理化，成为一门科学的学科。

亚里士多德把前人的逻辑知识和成果加以整理，提出了形式逻辑的理论，并力图把它表示为一种公理化系统，而数学在其逻辑学体系的建构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亚里士多德认为逻辑是先于数学、科学和哲学的，存在着一些无需定义的基本概念和公理，从这些概念和公理出发运用演绎逻辑推理的规律就可以推演出一系列的定理。

随后，欧几里得用亚里士多德的演绎方法将前人的几何学知识系统化，写出了具有严密逻辑和完整体系的《几何原本》，数学知识被组织为一种公理化的形式，成为一个有机的、统一的整体。《几何原本》最终确立了演绎数学在古希腊数学中的统治地位。

在欧几里得之后，出现了诸如阿波罗尼、阿基米德和托勒密这样著名的数学家，他们对数学进行了更为深入、广泛的研究，取得了许多瞩目的成就。

1.3 伽利略对自然的数学化

柏拉图所认为的“实在”是对“理念”在一定程度上的分有，为古代几何学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提供了思想上的支撑。伽利略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他对自然进行数学化，使得自然本身在数学的指导下被理念化。自然本身成为一种数学的集。几何学以其自身直接自明性创造出一个个自我完备的真理，阐释自然的规律。因此，从伽利略开始，借助于数学，理念化了的自然就开始渐渐取代前科学的直观的自然。

西方人的近代科学发展是在理念化的自然基础上逐渐形成的。数学的系统化、抽象化、精确化，为西方科学的发现、技术发明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武器。科学进步引发的科技革命，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推上了世界历史发展的风口浪尖。

2 简要比较中西思维异同

中西方思维存在的巨大差异，源于它们各自所依存的文化土壤。自古以来，儒释道是中国文化的主旋律，统治阶级以孔孟之道作为治国、齐家、修身、平天下的思想武器。这孕育了中国文化内核，但同时也禁锢了人们的思维，把人的视野局限于为人之道，忽略了从抽象思维层面思考万事万物，也无法产生系统的数理学科。

中国传统文化中曾出现过抽象思维，讲求数理测量，也追寻世界的本源问题。春秋战国时期的墨家，在科学技术上涉及到认识论、宇宙论、物理学、心理学、伦理学、几何学和逻辑学。但“在复杂事物的矛盾体系中，往往会有一种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这种处于支配地位、对事物的发展过程起着决定的作用的矛盾，就是主要矛盾”［2］。人文道德文化成为中国传统主流思潮，上至统治者，下至耕作百姓，无不信奉其道。这便是中国文化的主要矛盾，决定了中国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崇尚修身养性、讲求天人合一的大德、大道。曾出现在华夏大地上的抽象化数字思维的火苗，被历史的车轮卷进浩瀚如烟的文化长河，终究是昙花一现，从而以实用性的思维方式为主，仅仅将由生活经验所得到的发现用于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比如火药的发明应用于烟火。反之，西方则是由数理化的思维方式继续引导科学家发现探究自然，将自然的奥秘抽象成人类可以理解的数字化形式，做出了一个个惊人的基础科学发现。

不同的文化传统主导了不同的思维方式，特有的思维方式又进一步丰富了自身的文化内涵。中西方思维的差别造就了不同的文化传统，西方数理思维造就了先进的科学文明，中国大道、大德积淀了深厚的人文内涵。当2 种文化传统相遇时，不免发生一系列的碰撞。这表现在近代中国就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差异以及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

3 现代中国社会2 种文化的冲突与思考

新中国成立以来，西方的科学文化受到普遍认可，科学技术在中华大地迅猛发展，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推动经济迅速增长，同时衍生出一系列的社会现实矛盾。斯诺曾说“整个西方社会的智力生活正在日益被分裂为两个极端的团体”［3］，“一极是文学知识分子，另一极是科学家，特别是最有代表性的物理学家。二者之间存在着互不理解的鸿沟——有时（特别是在年轻人中间）还互相憎恨和厌恶，当然大多数是由于缺乏了解。”［3］2 种文化对立的现象在中国社会也日益凸显。

片面崇尚西方科学，忽视人文精神的培养，引发一系列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例如，科技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失衡，导致全国大多数发达城市陷入雾城，人们每天生活在口罩背后，无数条护城河被染上了七彩斑斓的颜色，由环境污染导致的疾病发病率居高不下。除此之外，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更是成了重灾地。文理分科的培育模式，导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思想观念深入人心，培育出的高分低能者数不胜数，更有名校理工科高材生杀害同学的惨案接连发生。如此不健全的人格培养，失衡的教育当负其首要责任。

为什么自古重视德育的中国学习了先进的科学技术之后，会产生一系列不道德的问题？这其中有多方面的原因，单从思维层面来考虑，是可以有所收获的。西方科学技术的学习与引用，可以理解为在器物层面的模仿。但产生这种科学技术成果的土壤，即其思维逻辑方式的起源与发展以及在此之上的人生观、世界观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只从器物层面的模仿如同断章取义，其结果往往与期望背道而驰。为了挽救这样的局面，对西方数理思维及其文化进行全面的思考与批判很有必要。同时，文化乃一个民族立足之根本，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废，而如何将传统的思维方式与思想观念与时俱进，为中国未来发展效力，有赖于更深层次的思考与研究。

［1］［美］莫里斯·克莱因.古今数学思想（第一册）［M］.张理京，张锦炎，张泽涵，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

［2］肖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上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3］［英］C.P 斯诺.两种文化［M］.纪树立，译.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94.

［4］［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M］.庞犠春，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5］林德宏.科学思想史［M］.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