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工作的“仪式”:苏区群众大会研究

庞振宇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江西 南昌 330077)

改革开放之前，群众大会是党政文献中高频出现的词汇。之后，群众大会渐渐淡出政治生活。近年来有学者提出，群众反映上面是“会海”农村是“会荒”，乡镇适时召开群众大会是有必要的，乡镇领导要学习开好群众大会的方法。[1]群众大会在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工作中发挥了什么作用?最初是怎样规定的?目前尚未有学理上的探索，本文拟对苏维埃时期的群众大会进行初步的梳理。①张宏卿、肖文燕在《乡下人的革命性:仪式小农与革命“在场”》(《党史研究与教学》2012年第5期)一文中认为，农民生活在一定仪式和象征的世界里，农民文化为革命文化的生产与发展提供“养分”，革命文化为农民文化的释放提供孔道。本文赞同这一观点。

一、革命场景:几个群众大会的实例

苏维埃时期，由于传播手段的局限，中国共产党做群众工作时采取“一村一村做调查，一家一户做工作”[2](p2)，群众大会成为扩大苏维埃运动影响、宣传党的方针的重要手段。1932年1月20日，中共陕西省委指示陕甘边境游击队:你们现在所处的区域，因为交通的不便，文化的落后，大革命的影响自然更是听不着的。所以你们在行动的过程中，首先要集中力量向群众解释苏维埃政府是什么?国民政府是什么?比较苏维埃区域内的群众生活和国民政府下的群众生活，而尤其主要的是把苏维埃政府的土地法令、劳动法令，非常通俗地在广大群众中广泛地宣传，使群众认识到只有推翻现在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才能有根本的办法。进行这一工作必须经常召集群众大会、讲演会。[2](p24)1932年3月6日，中共陕西省委在关于中国红军陕甘游击队的决议中，提出游击队所到的区域，必须召集群众大会，说明红军、苏维埃是什么，苏维埃政纲是什么，红军游击队的纲领是什么，以及中国苏维埃的发展状况等，使群众能够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2](p38)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历史文献中，较为完整地记录了几次群众大会的召开情况。1932年2月12日，西北反帝同盟军在甘肃正宁县三嘉塬锦章村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简称陕甘游击队)。随后，陕甘游击队依据陕西省委的指示，南下渭北一带游击。2月14日是职田镇逢集日，这天，陕甘游击队召开了职田镇群众大会。大会首先推选了三个农民主席，议事日程:第一，宣布本军的任务，解释红军是什么?红军的任务是什么?第二，宣布解散区公所，区公所及民团的账册全部焚毁;第三，焚毁一切账债契约，将所逮捕豪绅的账债契约当场焚毁;第四，进行分粮，每村组织分粮委员会，团结一部分民众进行分粮，然后准备由分粮委员会过渡到群众的政权机关——革命委员会。但是，逆来顺受、趋利避害是农民的典型心理特征，开始分粮时群众多不敢要，特别是本村人无论如何不敢分本村豪绅地主的粮食。游击队便将粮食运到召开群众大会的场地上，谁来就给谁。没有领到的，再到职田镇内去领。这次群众大会达到了动员群众的目的，但建立群众政权机关的目标未能实现。[2](p52－54)

1932年4月上旬，陕甘游击队在甘肃正宁县寺村塬新庄子村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大会有两个重要议程:第一是游击队和共产党代表公开报告游击队先前的各种错误，提出党的新的斗争纲领，号召农民为土地、分粮、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斗争。农民高度的兴奋，都说“现在才对了”。第二个议程是选举各村代表，每村一人，禁止富农参加，结果选出代表70余人，贫农40余人，雇农10余人，其余是中农。农民高兴得意地说，“这才是真正穷人的世事了”。第二天召开代表大会，主要议程是:(1)宣传土地法令和苏维埃政府一切决议和法令;(2)成立革命委员会;(3)分配粮食和解决游击队给养问题;(4)建立赤卫队;(5)推翻正宁县豪绅地主统治——县政府、区公所、民团。代表大会后，决议首先从下八社余家庄开始执行。[2](p88－89)

由于敌人的“围剿”，1932年4月12日陕甘游击队撤离寺村塬。4月18日，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第三、第五两个支队。第五支队南下陕西三原县武字区，配合当地农民开展游击活动。4月22日，三原县武字区的反日救国会、农民联合会在三原县武字前、后区交界的火烧庙，召开欢迎游击队的武装群众大会，3000余名群众参加了这次大会，武装梭标如森林似的排立起来。会场警卫、各路口步哨完全由农民担任。游击队由马额尚村出发，沿途农民殷勤招待，农民对游击队的态度如久出远门的家人团聚一样。参加大会的群众大部分都拿着口袋，准备分粮。大会的主要议程是:(1)主席致欢迎词;(2)共产党陕西省委代表致词;(3)各团体代表致词;(4)游击队代表答词;(5)讨论提案和决议(有预先拟好的和临时自由提议的);(6)自由讲演;(7)呼口号;(8)闭会。大会议决成立革命委员会，由游击队、三原地方党组织、反日救国会、农民联合会的代表7人组成。最后，群众大会在“欢迎中国工农红军陕甘边游击队”、“冲破敌人‘围剿’”、“打倒国民政府国民党”、“建立渭北苏维埃政府”、“实行苏维埃政府一切法令和决议”、“自动武装起来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拥护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武装拥护苏联”、“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苏维埃共和国万岁”、“全世界无产阶级大联合万岁”的口号声中结束。[2](p94)6月8日，陕甘游击队第三支队在陕西韩城县上官庄游击，中午召开农民大会，群众千人，穷人会、妇女队、少年先锋队参加，除党及游击队员讲演外，还有农民和妇女(穷苦妇女)踊跃控诉富农、地主统治阶级的罪恶。会场空气高涨，掌声如雷，极一时之盛。下午分粮，焚债约、地契(20000元)，会议很完满。[2](p107)

农民的支持和参与是中共革命胜利的基本保证。中共深入动员农民，在满足农民利益需要的同时输入新的思想。从前述职田镇群众大会看，在历史转变时刻农民要变为积极的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革命环境给予持续强化的结果。中共就是通过不断召开的群众大会，让民众在群情激昂的氛围中找到身份上的认同，使革命观念和马克思主义理论逐渐地潜移默化到他们的思想意识之中。

二、群众大会的最初规定

对于如何召开群众大会，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制订出一些原则性规定并逐步加以完善。1928年1月，中共江西省委决定，在赣西南暴动准备总发动时期应公开的组织西南工农革命委员会，在工农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应召开群众大会，“宣布革命政纲(即省委起草的省苏维埃政纲)，公布没收土地、劳动保护法、肃清反动派等法令”[3](p166－167)。1928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苏维埃建设的指令，“在一个乡村中(旧日乡农协的范围)，一有群众起来，即须从群众大会和代表会议选举乡苏维埃执行委员会”。[4](p141)1928年4月底，朱德、陈毅率领部分南昌起义部队和湘南起义农军与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在宁冈砻市会师。5月4日组成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中国红军第四军)，并正式组建了宣传队。红军宣传队分为演讲队和文字宣传组。演讲队担任口头宣传，“凡红军所到的地方，行军时经过的乡村酒店、茶店或大市镇，均须手持红旗及标语、传单向群众宣传。到了城市更须全体出发在大街小巷或商店作个别宣传或挨户宣传，半日的时间必须召集一个群众大会”。[5](369)红四军政治部还制定了《宣传员工作纲要》，对宣传员提出了18条具体要求，其中规定“在有一天以上休息、群众较多的地方去工作，并设法召集群众大会”，“在开群众大会时，须负责布置会场，召集群众维持会场秩序。在开会前后，深入群众中去宣传”。[6](p217)红五军军委也在给湖南省委的报告中谈到红军如何通过群众大会动员群众:“红军凡到某一处，必先予以广大宣传，继则散发豪绅财物。如遇有很大魔力的土豪，民众不敢接受，恐怕红军走后遭土豪的屠杀。如在这种情形之下，须多派宣传员作个别的宣传，将工农的苦痛，红军的主张，民众的力量，详细地说明，要他们晚间去担谷子和搬运杂物，引起他们经济斗争的兴趣。还有胆小的赤贫民众，可派遣士兵将豪绅的财物分运送给，同时尽量召集群众大会，从中找到接近我们宣传的贫苦工农(个别找得的也好)作更详细的谈话。”[7](p249)

1930年7月，中共闽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指出，召开群众大会是党争取群众、教育群众最好的机会，不是“照例凑热闹”。开会之前，要“普遍的加紧宣传鼓动，使群众了解大会之意义”，开会时“对于会场的布置，群众的组织，时间的安排等等”，都要充分注意。这样，开会才能“引起群众的兴趣，提高群众的情绪”，“照例凑热闹的群众大会必然脱离群众”。[8](p215－216)同一时期，中共赣西南特委也提出“群众大会是鼓励群众革命情绪极好机会”，在召开群众大会时，“凡宣传队的组织、宣言、传单、标语、口号、画报等须充分准备，先要召集会议，计划该群众大会的宣传工作”。[9](p89)除了事先制订详细的计划，确定具体的会议内容，编排一定的议事日程外，中共还规定了群众大会的会议程式。作为中国共产党“最亲近的助手”的共青团，在1930年6月8日团中央局会议上通过了《猛烈的扩大红军的决议》，其中对群众大会有详细的规定。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在半年之内，将红军由七万多扩大到五十万，于是团中央局决定负责完成三十万。为了能大批地有计划地输送少年先锋队和农村青年群众到红军中去，团中央局决定不断大规模地举行青年工人大会，青工群众会议，青年农民大会，少年先锋队的大会和各队的会议，童子团的大会及各队的会议以及白军中的士兵会议。在每次群众大会上，进行猛烈的宣传鼓动，发动少年先锋队队员和青年群众自动报名加入红军，并举行欢送他们到红军中去的典礼。少年先锋队、童子团全部参加典礼，并且号召成年农民参加，请红军、赤卫队参加。典礼会议程式为:首先，由共产党代表、共产青年团代表、苏维埃政府代表、红军代表、赤卫队代表、雇农工会代表、少年先锋队代表、童子团代表等进行热烈的演讲，还有参加红军者的家长代表的勉词以及参加红军者的答词。其间，呼口号、唱革命歌(特别是国际歌和少年先锋队歌)并且有很短很精彩的新剧、化装讲演、双簧等表演。①这种情景在苏区较为常见，参见张宏卿:《中央苏区民众革命参考的动力机制探析——不以物质利益为中心的考察》，《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接着，红军代表和少年先锋队的代表对加入红军的少年先锋队队员和青年群众赠旗、赠徽章、赠纪念品等，以及其他团体的代表送赠品。结束时举行一个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共青团中央局认为，这样的典礼不独对于加入红军的少年先锋队队员和青年群众是一个非常壮烈的赤色革命热情的鼓动，并且对于一般少年先锋和青年群众以及一般群众也是一次有力的鼓动。[10](p592－593)

中共特别重视群众大会在乡村苏维埃群众工作中的作用。1933年4月，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方志敏为健全乡苏维埃工作起草了《怎样做乡苏维埃工作》的文件，其中回答了乡苏维埃应如何召开群众大会。首先，必须有什么要报告和解释或要解决的问题才召集群众大会，开会时要提出一个或几个当前的主要问题来报告解释，发动群众热烈发言，参加讨论，再由参加人或乡苏主席做结论。其次，开会条文不要太多。文件规定:1.宣布开会;2.公推主席(或主席团);3.主席报告开会意义;4.某某某报告某某问题;5.讨论;6.结论;7.唱歌;8.高呼口号;9.游艺;10.散会。再次，为恢复群众开会后的疲劳，兴奋群众斗争情绪起见，每次群众大会结束，当地俱乐部(群众会议均应在当地俱乐部开)可举行游艺，或演剧或唱歌或打拳或群众有兴趣的其它娱乐，使群众下次更热烈地来参加会议。最后，文件要求在报告或演说中，说到重要或很精彩的地方，全场群众应鼓掌或呼口号，务使会场空气十分热烈。[11](p418419)1934年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在长冈乡和才溪乡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综合其他地方苏维埃工作的情况，写出《乡苏怎样工作?》一文。这是一篇具体指导苏维埃基层组织如何做好群众工作的文章。毛泽东在文中指出，村的群众大会是“极能够教育群众、动员群众执行苏维埃任务，提高群众斗争情绪的工作方法”。在村的群众大会上报告乡苏的决议，报告本村与别村、本屋与别屋的革命竞赛项目，解释上级苏维埃提出来的革命任务，使群众在完全明白之后努力迅速地执行起来。这种群众大会应该每半个月开一次，由乡苏主席团排定各村开会日期，通知村主任。乡苏派人参加各村群众大会。文章还仔细的告诫乡村苏维埃在群众大会前应该做好准备，准备好怎样推动各代表邀集大多数群众到会，会场上报告些什么，怎样引导群众发表意见，还要求开会时间不要超过两点钟(即两小时——笔者注)，而且要在多数群众得闲的时候开。[12](p353)

苏维埃时期，中共逐步完善了群众大会召开的方法和程序，越来越娴熟地利用群众大会的形式达到动员和教育群众的目的。中共通过群众大会传达了党的声音，使群众在热烈的会议氛围中更加深刻地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宗旨，认识中共是贫苦农民的利益代表者。

三、群众大会的会议内容

根据上述较为完整地记录下来的群众大会实例和其他历史文献，苏区群众大会的会议内容大都围绕以下几项重要任务。

(一)成立革命政权。最初，革命政权由群众大会直接选举产生。如在湘赣边，红军占领了某处后，即派大批同志去乡村组织苏维埃，首先召集一个群众大会，宣传苏维埃的意义，“由群众中选举委员即产生执委”。[5](p277－278)在闽西苏区，乡苏维埃委员会也是“直接由群众大会产生，没有建立起代表会议”。[13](p15－17)这种由群众大会直选苏维埃执委的做法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批评。毛泽东根据井冈山斗争的实践，深刻地指出:“一哄而起的群众会，不能讨论问题，不能使群众得到政治训练，又最便于知识分子或投机分子的操纵。一些地方有了代表会，亦仅认为是对执行委员会的临时选举机关;选举完毕，大权揽于委员会，代表会再不谈起。名副其实的工农兵代表会组织，不是没有，只是少极了。”[14](p72)在闽西苏区，“群众大会人庞杂不便讨论，结果只由少数委员处理，客观上便与群众隔绝，所谓引导广大群众参加管理政事竟成空话”。[13](p15－17)在赣西南苏区，群众初期不认为苏维埃政府是“他们自己的政府，认为不过如像反动统治过去设的什么一样，有什么纠纷即到政府里去解决，有些群众实际叫政府为局”。巡视员刘作抚当时就指出:“这是因为对苏维埃宣传的不够和代表会议没有建立起来的原因。”[15](p247)认识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随后，中共改变了“乡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由乡村全体工农大会推选”的规定[13](p10)，要求通过群众大会选举苏维埃代表，组织代表会议。1929年11月，中共闽西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关于苏维埃工作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建立真正代表会议精神，自乡、区一直到闽西的代表，必须遵照选举法直接由群众大会中选出来。各级苏维埃政府选举代表，事前须出布告定期召集群众大会。[13](p30－32)1930年5月1日，闽北苏区崇安县苏维埃政府成立。首先，召集全县群众大会，到会者5000余人，选出代表33人，农民占21人，工人占5人，红军3人，妇女2人，知识分子2人。大会后又开了一次代表会，选出执委27人，后又开执委会，选出主席7人为主席团。[16](p231)

(二)分配土地和没收、分配财物。1930年，赣西南兴国县永丰区分田时，区政府派宣传员到各村开群众大会，“先半日通信来，召集民众。男人都到，女子不到，十岁以下小孩子不到。宣传员当众讲说焚契分田的好处和办法。一个宣传员每天可以召集两个村的民众会”。[17](p233)1931年4月，巡视闽西杭武县第三区工作的罗寿春对该区大厚乡没收分配财产的过程有详细的记述:由乡政府召集贫农团会议讨论没收地主豪绅财产问题，“提出了四个地主的名单，并决定立即没收，也要征集富农粮食，供给红军”。当晚，在地主大门口及厨房都派武装看守、标封其房间，贫、雇农一晚都没有睡觉。第二天，乡政府号召群众开群众大会，通过彻底没收土地、财产和杀地主的猪来吃的决定，组织“没收地主财产委员会”负责保管、登记和拍卖没收品;然后，男女老少农民都到地主家搬东西，放到乡政府，东西“堆得不能插足”。第三天，召开全乡农民大会，处决“反动地主、恶棍共五个”。地主豪绅的土地、房子、衣服、用具等“真分到农民身上”。[18](p402－403)1932年7月24日清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耀县游击队在陕西耀县寺沟乡阿姑社村召开群众大会，宣布了左善楚五兄弟欺压百姓的罪状，当众烧毁了三、四箱子的土地和债务契约。被左家霸占的地原来是谁的归谁，分粮3000多斤，衣物分给了贫困人家，两瓮大烟(约500多两)的大部分以及一些银元被用作游击队的活动经费。[2](p571)通过群众大会，乡村穷苦民众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增强了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仰。

(三)公开镇压土豪劣绅。1932年3月中旬，陕甘游击队由陕西宜君县、黄陵县转战回到甘肃正宁县。正宁县南原(即寺村塬)农民自发斗争高潮迭起，陕甘游击队决定配合农民攻打国民党正宁县政府所在地山河镇，开辟新的根据地。游击队在苟仁寺召集了一个1000余人的群众大会，把阻止群众、破坏群众斗争的大豪绅逮捕了两个，在群众大会上枪决了。[2](p84)1933年7月21日，杨虎城部王泰吉部骑兵团在陕西耀县宣布起义，成立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王英回忆: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组织宣传队，张贴抗日标语，召开了群众大会，把国民党县政府及豪绅们的千余担粮食、财物分给了贫苦人民，处决了几个罪大恶极的民团头子和恶霸地主劣绅。[2](p636)群众大会公开镇压土豪劣绅，大大地提高了农民群众的情绪。

(四)执行上级的决议和命令。群众大会是及时传达上级党和苏维埃政府决议和命令的有效手段。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地方苏维埃政府暂行组织条例》规定:“有重要意义的问题的决议及命令，用布告的形式通知全乡人民召集群众大会作报告”。[13](p148)1933年3月26日，中共陕西省委指示渭北游击队“应该经常召集群众大会，报告红二十六军扩充1师人的意义，要自动的报名登记，组织红军连、红军排，广泛的开展群众的武装组织，扩大游击队，征调好的群众即刻编制起来，自动的夺取武装，在敌人进攻红军时，经常在敌人后方袭击扰乱，帮助红军作战。在执行这个战斗动员中，自动的武装起来，携带武器到二十六军中去”。[2](p190)为完成扩红的任务，渭北地方党委在都村、谈村、南原、西原等地召开群众拥护红军大会。游击队到处召集群众大会，写口号标语，作拥护红军的运动。三原县武字区“有七八十群众参加了二十六军，各地群众纷纷的不断的到二十六军去”。[2](p166)

中共召开每次群众大会都有明确的意义，会议内容都有详细的计划。群众大会是实施革命措施的重要步骤和实现阶段革命目标的公开宣告，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达到争取群众、教育群众的目的。

四、群众大会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仪式

中国共产党提出群众工作是党的生命线，党要组织、动员和鼓舞人民群众，发挥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伟大作用。在传播手段落后的条件下，群众大会是最有效的广而告之的手段，召开群众大会成为中共保持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经常的有效的工作方式。据记载，罗荣桓等红四军政工干部总结出动员方法的“七步曲”:第一步，分发土豪的谷物给贫雇农以发动群众;第二步，进行口头和文字宣传，召开群众大会以宣传群众;第三步，建立工会、农会等以组织群众;第四步，组织赤卫队以武装群众;第五步，建立党的支部或区委以领导群众;第六步，举办群众领袖、党的干部训练班以训练群众;第七步，分配土地，建立工农民主政权。[19](p83)其中，召开群众大会是重要的一步。从宣传、教育、面对面与人民群众沟通方面来说，群众大会在苏维埃革命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群众大会之所以能够在苏区群众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一方面是由于当时中共领导人大都在某种程度上反对党政组织中的官僚主义，减少管理层次而增加管理幅度。军队和政党组织的“扁平化”，有利于党与人民群众面对面的接触，能够对社会事务做出快速反应。另一方面是由于群众大会有一定的会议程式，群众大会本身又成为苏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一种仪式。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观点通俗化、具体化、生活化，使之更好地为人民大众所理解、所接受、所运用。通俗易懂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生命，同时一个有着一定仪式的热烈的环境氛围也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在这种环境氛围中个体更易于接受群体认同的理论。人类学家们认为，仪式对于维持和强化归属感十分重要。仪式是“一种象征性的和富有表现性的行动，一种制度化的创造特殊时空的手段，个体在其中可以体验到自己是这个共同体中的一分子”。[20](p98)在仪式中，聚集在一起的个体，作为一种群体执行被要求的行动时便会产生紧张的情绪体验。通过标准化、重复化、指向神圣的仪式活动，个体之间就能够建立并加强他们共同的联系。群众大会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为中共领导下的政治性仪式。

苏区民众参加群众大会并认同在群众大会中所感知的群体意识，革命观念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就通过群众大会渗透到农民的日常生活之中。苏区民众不一定理解深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但在那种氛围中他们能够找到身份的认同。有了身份的认同，也就有了行动的一致性。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党的基层支部以及基层支部指导下的乡村政权，仍应经常通过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了解和解决人民群众面临的实实在在的问题。党和人民群众在群众大会上面对面的进行沟通、对话，将会有利于和谐社会建设和巩固。

[1]朱新峰.乡镇领导开好群众大会的方法[J].领导科学，2004，(9).

[2]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陕甘边革命根据地[Z].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1997.

[3]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28)(内部印刷)[C].1986.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5册)[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5]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册)[Z].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6]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党史研究室.红四军入闽和古田会议文献资料[Z].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79.

[7]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第1辑)[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8]江西省档案馆，等.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Z].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9]江西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委员会.井冈山·湘赣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内部印刷)[Z].1995.

[10]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7卷)(内部发行)[Z].1981.

[11]方志敏.方志敏全集[Z].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1卷)[Z].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3]江西省档案馆，等.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Z].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14]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选集(第1卷)[Z].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5]江西省档案馆，等.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Z].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16]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等.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上册)[Z].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18]本书选编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文献选编(1927－1937)[Z].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

[19]本书编写组.罗荣桓传[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

[20]〔美〕约翰·R·霍尔，玛丽·乔·尼兹.文化:社会学的视野[M].周 宪，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