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仲联先生的清词研究与清词经典的体认

沙先一

（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徐州 221116）

钱仲联先生的清词研究与清词经典的体认

沙先一

（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徐州 221116）

钱仲联；清词研究；清词特色；经典化

钱仲联先生是著名的国学大师，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诸多领域都作出了卓越贡献。钱先生对清词也有深入的研究，通过《全清词序》、《清词三百首》、《近百年词坛点将录》等的撰述与编选，表达了他对清词的推崇。钱先生对清词研究最为突出的特点是，他对“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念质疑与批评，以一种新颖的文学史观念审视清词创作，进而探讨清词在文学史上的贡献与地位。他的《清八大名家词》、《清词三百首》对清词著名作家与名篇佳作进行了遴选与阐释，深入、系统地探讨了清词的创新特色，体现了鲜明而自觉地将清词加以经典化的思路。这对当今词学界进一步研究、认识清词的文学艺术价值、深化清词的研究，尤其是进行清词经典的当代建构，具有重要意义。

文学经典是指得到历史集体确认的文学典范，经典化指文学经典的历史建树和集体确认，表现为作家作品在动态演变中获得经典地位的社会运行过程。一般而论，这一动态演变的历史过程愈长，则愈能检验其价值。文学经典的生成与确立受多重因素的影响，这其中，经典批评家，或者说有影响力的批评家，对创作文本的多元阐释，则是文学经典化的重要建构方式之一。相对于唐宋词而言，清词经典化的建构过程不够充分。但是，不可否认，由清代以迄当代，也有许多词学家从不同方面表达了对清词经典的看法。在当代清词研究中，钱仲联先生无疑是值得重视的词学大家。

钱先生笃好词学，“尤嗜清词”［1］，与新旧词坛名家张尔田、谢玉岑、金天羽、夏敬观、夏承焘和廖恩涛等多有交往［2］，因此对清词，尤其是晚清词坛的认识更为深切。并且，钱先生本人擅长创作，成就颇高。沈轶刘《繁霜榭词札》曾评价云：“民初四词家外，尚有三大名家，窃准汉末成例，拟为一龙。以夏承焘为龙头，钱仲联为龙腹，龙榆生为龙尾。”［3］把钱先生与专治词学的夏承焘、龙榆生两先生相并列，足见对其创作成就的肯定。加之，钱先生对中国历代文学创作的研究卓识，这些都使得他能对清代文学提出客观而富有建设性的意见。

“若无新变，不能代雄”［4］，清词既然号为“中兴”，那么，其“中兴”的依据和表现——清词的创新特色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既然清词有诸多创新，那么，又是何种原因致使学界对清词的轻忽呢？钱先生对此作出了较为系统的探讨，他首先在文学史观上进行反思，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学史观念的变更正是重新体认清词的前提和基础。

一、对“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观念的质疑与批评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念可谓渊源有自，从元代的虞集、罗宗信，明代的王骥德等，到清代的焦循，直至最负盛名的王国维都一脉相承。王国维《宋元戏曲史自序》云：“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在《人间词话》和《文学小言》中也有相关材料从文体与时代关系来探讨文学发展规律［5］。王国维为这一传统观点注入了现代意义，使其得以进入现代学术的大门。随后，胡适又对此进行了理论化阐释［6］，并借助新文化运动及其学术影响力，进一步促成其主流地位。于是，“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成为现当代学术史上最强势的文学史观念，在随后的古典文学研究中担当着重要角色，产生了深远影响，甚至影响了20世纪文学史观的建构和文学史的书写，直至现在仍深入人心。

但是，这一观念也影响了学界对文学史研究的判断，甚至走向诸多的误区。董乃斌先生就曾指出：“脱离中国古典文学的实际，把中国人对文学特质的传统看法搁置一边，以‘纯文学’和突出‘一代之胜’作为作家作品入史的标准，使大量有用的、应该注意的文学史料被舍弃，从而严重地削弱了中国文学史的丰富性，……有些本不该被遗忘的，如明清诗歌，特别是号称‘中兴’的清词，也一刀割去，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和不妥。”［7］于是，便造成了学界对于清词的长期冷落，以至于清词在整个词史研究甚至文学史研究中始终处于薄弱的环节。

作为清词“知音”的钱先生，显然不同意由“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及其所衍生出的“宋后无词”的观念，他进而质疑、反思这一文学史观是否符合文学发展的事实，并努力进行文学史观念的变革。钱先生在《全清词序》［8］中指出：“夫一代之文学，后世果不能继之乎？清词不足以继宋词乎？抑不徒能继之且能超越之乎？是皆不可以无说。”接着钱先生从宋词之病和清词之胜两个方面，论述了清词不仅上承唐宋词且有了进一步发展，甚至可以超越宋词的观点。

首先是宋词之病。钱先生认为宋词题材上多为一己生活，局限于相思、惜春、粉饰太平的主题，虽有苏轼以及南宋爱国词人的开拓，但也改变不了其整体趋向；在思想内容上，宋词的致命弱点是反映的社会生活过于狭隘，成就不如唐诗、宋诗。清词并非不存在宋词之病，而是通过比较其“精英”的方面后，这种“通病”在清词中则退为次要。

其次是清词在继承宋词基础上，后来居上，有诸多的创新特色。“以言夫词，其在宋，犹人之少壮，生机方盛，而未必无疾疢。其在清，犹人之由中身而趋老，老当益壮，则因其生机之未濒灭熄，光焰犹万丈也，斯善变之效也。”清词的创新光焰表现在下列五个方面。其一，“清词者，拓境至宏，不拘于墟，其内涵之真善美者，至夥颐乎！此清词之缵宋之绪而后来居上者一也”。其二是“清词人之主盟坛坫或以词雄者，多为学人。……盖清贤惩明人空疏不学之敝，昌明实学，迈越唐、宋。诗家称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词家亦学人之词与词人之词合。而天水词林则不尔。……以视清词苑之学人云集者，庸非曹郐之望大国楚乎？此则清词根茂实遂、膏沃光晔高出于宋者二也。”其三是清代“各派词流之众多”。从清初的浙西、阳羡词派，到中叶的常州词派，到晚清的彊村词派，层出不穷。而宋词还未形成严格意义上的流派。其四，“抑清词于宋词之后，所以能变而益上，则因有词论为之启迪。……多配入其阻，发前人所未发。……惟清人词论之邃密高卓，词乃不复蒙小道之讥，词体益尊，词坛益崇。”其五是“词人之数，宋亦非清敌。《全宋词》作者一千三百三十余人而已。清词仅以《全清词钞》初选作者计，已达四千余家，此第选录而已，视宋倍三，今《全清词》之纂，则不待言而数必倍十，宋词视之，绝尘莫蹑，将叹河汉而无极矣。”据相关材料推知，清代词人当在一万以上，词作当在二十万首以上，很可能超过前代词人、词作的总和。当然，多并不等于好，但相当的数量必然表现出一定的质量［9］。通过以上五个方面的比较，钱先生得出了“词至于清，生机犹盛，发展未穷，光芒犹足以烛霄，而非如持一代有一代文学论者所断言宋词之莫能继也，此世论之所以有清词号称中兴之誉也。（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何止中兴，且又胜之”的结论。

岂止是《全清词序》，在随后的《清词三百首前言》、《清八大名家词选前言》、《中国文学大辞典序》、《元明清词鉴赏辞典序》、《清代词人十大家评述》［10］等重要文章中，钱先生也一再质疑、反思“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念，多次强调清词在继承宋词的基础上，有发展、超越宋词之处，至少可比肩宋词。钱先生作为一代国学大师，学术影响力不必赘言，他为什么反复申言？原因或许有以下两点：其一，钱先生十分重视清词研究，其质疑和反思以及对清词“中兴”的看法，皆非一时之见。从1988年到2002年的十余年间，钱先生并未修正自己的这一观点，而是一再强调，并从选本、鉴赏辞典和评述等多方面强化这一认识，可见钱先生对清词的推赏。反之，若从钱先生深厚的国学功底、丰富的创作经验以及积累愈加厚重、见识愈加深刻的晚年一再申言清词之胜来看，清词应确有发展、超越宋词之处。其二，与“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观念深远而强劲的影响密不可分，此观念晚近以来一直处于主流地位，受此影响，似乎只有成为一代文学的代表性文体，才可以成为经典。“然而，从文学发展的观点考察，如果不能超越，甚至不过是初、盛期词作的复制品。那么，这个‘中兴’，就没甚意义，可有可无”［11］，而且“现在已有愈来愈多的学者，通过自己深入的研究雄辩地证明：……至于清词，无论在题材上、风格流派上、艺术技巧上，特别是词学理论的建设上，都有新的发展。比之于宋词也毫不见得有任何逊色。”［12］钱先生即是其中重要的一位，他积极挖掘清词的新变特色，对清词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其实，钱先生对“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质疑和反思，并非仅仅局限在清词领域，还体现在清代诗文的研究上，是他对清代文学的一个整体性的认识。钱先生在《清诗三百首》前言中指出：“穷则变，变则通，‘望今制奇，参古定法’（《文心雕龙·通变》）。清诗正是适应此规律，在总结明代复古逆流教训的基础上，在继承发展前代遗产的实践中，在二百六十多年的社会现实的土壤上，开出了超明越元、抗衡唐宋的新局面。”［13］在《梦苕庵诗话》的简短序言中，也体现出钱先生对清诗自觉的经典化意识，“余撰诗话，与前人诗话不同，重点在于系统详论清代名家与作品，介绍与考订有诗史价值之杰构，而一般诗话之摘句与记述友朋间琐事者，余仅附带及之”［14］。对于清文也是如此，他在《清文举要》序言中说：“清初诸老之文，本于学而能宣其学者也，岂徒度越元明，亦且远过唐、宋之初矣。”［15］由此可见钱先生对于清文的认可。统观钱先生对于清代文学的看法可知：一是他对于“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观念的反思和质疑，并非仅就清词而言，而是对清代文学整体价值的认可。二是他对清代诗、词、文基本都采用选本和批评等方式，进行文学发展史上的新变革和新价值的自觉挖掘。三是他对清代诗词文的经典化尝试和努力，意在带动文学史观念的转变，使得古代文学研究冲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局限，从而进一步推动并深化清代诗词文的研究。

这一观念的变更促使钱先生对清词新变和价值的研究进入更深的阶段，同时也为以后的清词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指明了研究方向［16］。对“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观念的反思，钱先生是从文学史评价上指出学界对清代诗词文的研究存在的问题。在钱先生看来，清代文学对前代创作的超越，还需要从一些具体的方面挖掘与阐释清词的创新特色，看看它在词史上具有哪些方面的贡献。

二、对清词创新特色的揭示

所谓清词的创新特色，是指清词在继承唐宋词的基础上所进行的开拓创新。钱先生对此也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清词三百首》有注有评，评注结合，对清词之新变作了深入的挖掘与揭示。

钱先生《清词三百首》的选词标准是，其一，“所选作家、作品，尽可能顾及清代各种流派及流派外名大家、名篇，体现作家的各种风格，部分佳作，则不限于名家”。其二，“坚持思想性与艺术性统一的标准，所选作品，力求内容健康，而又确为艺术上的上乘，各种题材，全面照顾，词调的大、中、小各种类型，基本平衡。凡内容反动或艺术性差的一律不选”［17］。简言之，一是作品第一位，流派、地位等仅是参考因素；二是作品兼具思想性和艺术性，思想性是基础，艺术性是保证。三是风格、题材、词调基本平衡，不偏不倚。这样的选词理念即意在从多个角度与层面展示清词的创新特色。而清词的创新也正是其具备经典美质的重要条件。文学作品内在的经典的美质，是其之所以能成为经典的最为重要的因素，那些思想与艺术完美结合的作品总能代代相传。钱先生所强调的也正是清词的思想性与艺术性。

值得注意的是，《清词三百首》不同于以往的清词选本，突出了崭新的时代观念。“它们（指选清词规模最大的《全清词钞》和选本较精的《箧中词》、《广箧中词》）都是旧时代的选本，观点与我们有一定距离……与上述选本，同其所不得不同，异其所不得不异。”可知《清词三百首》中注入了新时代视角，是一种现代意识对清词经典的反观与选择。这一现代视角使得新时代赋予清词的崭新特质更加凸显，也使得《清词三百首》的经典化选本价值更加凸显。那么，钱先生所选出的精美新颖而具有生命力的清词佳作，具体蕴含着哪些创新的时代因素与美学因素呢？

文学是时代的镜子，全新的时代必然为文学注入全新的需求和内容。清词面对“词为艳科”、“诗庄词媚”的传统，是否可以冲破传统，成为时代之音呢？回答是肯定的。面对时代的召唤，清词大大开拓和延伸了词体的传统题材。

其一，反映重大社会历史事件。南渡词人在这方面已有开拓，但尚未达到以词写史——“词史”的程度。清词，尤其是晚清词坛，外族入侵、社会变革等所带来的时代之音被自觉注入词体。如邓廷桢《月华清》（岛列千螺），邓廷桢与林则徐在广州一道进行禁烟运动，此乃近代史上之壮举。二人于中秋之夜共登沙角炮台巡视海防，身处前线仍有心赏月，体现出禁烟成功的喜悦，更体现出战胜外侮的信心。此作见证了当时历史事件，且气势雄阔，是近代词史的不朽之作。再如郑文焯《月下笛》（月满层城）写戊戌政变，文廷式《忆旧游》（怅霜飞榆塞）写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珍妃殉难于宫井诸事，朱祖谋《夜飞鹊》（沧波放愁地）写割让香港岛给英国，张尔田《金缕曲》（何处霜箛彻）写《辛丑条约》签订后帝后西逃之事，皆为一代词史。

其二，关注国计民生。如孙朝庆的《满江红》（怒浪如山）中激烈鞭挞了由于无能而致使百姓痛苦的河吏，气势宏阔，表达了满腔悲愤之情。陈维崧《贺新郎》（战舰排江口）上片写朝廷抓壮丁原因以及抓壮丁时的种种暴行和恶劣声势，下片写被迫充军的纤夫临行前与病妻诀别的悲惨场景和对于平安归家的无限祈祷。词中描述的夫妻对话，如泣如诉，使得叙述有声有泪，感人至深，也使得对统治者的不满和控诉愈发沉痛和有力，可谓没有议论胜似议论。曹寅《浣溪沙》（曲曲蚕池数里香）道出了织女生活的悲苦。织女们甚至无暇怜惜自身的凄凉状况，苦上加苦。通过昭阳殿贵人们清闲尊贵与织女们卑微劳碌的对比，通过贵人锦衣华服与边防士兵无衣御寒的对比，揭示了双方矛盾，讽刺了贵人，更对织女、士兵等底层劳动人民表示同情，简短小令中蕴含着深刻道理。周星誉《永遇乐》（放眼东南）赞颂了鸦片战争中壮烈牺牲的爱国将领，鼓舞人心，洋溢着庄严肃穆之情，是充满正能量的赞歌。

其三，思考哲理人生，即在词中嵌入形而上的哲学思考。钱先生指出黄人《木兰花慢》（问情为何物）：“以议论抒情，透过时空的悠远与浩渺，探寻情的底蕴，以宇宙间‘生死相寻’的自然规律，无情地道出了情的短暂与易逝。作者流露出对美好事物毁灭难再的遗恨，在将情作为客体对象加以剥剖的同时，充分表达了作者主观一面的叹惋和哀伤。全词一反前人写情的俗套，在宇宙、生命、人的本体意义上直溯情的底蕴，邃思奇想，发人所未发。”［18］金天羽《水龙吟》（九天垂下银虹）是一首题画词，据图想象并描摹出瀑布的壮观雄阔，通过讲述画中佛典故事，表达“静极投虚”的人生哲理。王国维《蝶恋花》（百尺朱楼临大道）“写居者之相思和行者之旅愁，但已超越了一时一地一事，写的不是个人的，而是带有普遍性的悲剧……这词的境界内涵，是人生即痛苦的哲理”［19］。厉鹗《忆旧游》（溯溪流云去）表现了深秋游览西溪时人景合一的空灵境界。凄冷秋雪，配以旧愁、白发，人生荒原之感渐渐融入苍白秋色和肃杀秋声之中，天地人进入了悄寂之境，人物合一，从而取得自我归宿。词中出现的佛禅意象，比如“禅扉”、“一声弹指”更加深了此作的哲理色彩。

其四，走出闺阁的女性词作。相比李清照书写南渡之苦痛，清代女性词人，更是勇敢走出闺阁，发议论，话真情，思人生，走入了更加广阔的社会生活。钱先生指出吴文柔《谒金门》（情恻恻）：“婉转而又劲直地抒发了怀兄之情，为历来女词人怀念兄弟之作所未有。”［20］词境深情自然，更具力量的地方在于对兄长被流放原因的控诉，矛头直指统治者，铿锵有力，达到了掷地有声的批判效果。秋瑾《昭君怨》（恨煞回天无力）抒发报国无门的幽怨，对国家命运的关注和浓厚的爱国之情，其《满江红》（小住京华）更是在其他女词人中的难得之作，巾帼之身载着一颗男儿报国心，对国家和民族前途有着深深忧虑，对自身不幸家庭遭遇的悲慨，欲动（为国奋斗、为己反抗）而无所动，终化为一声叹息而作罢，展示了那个时期女性所特有的复杂内心和无奈状态。其后《鹧鸪天》（祖国沉沦感不禁）反映出秋瑾大胆冲破封建家庭的限制，东渡日本，寻求治国和解放自身之真理。

清词在艺术上也多有发展创新。一方面，新内容需要随之而变的新形式来呈现，才能达到最佳表达效果。面对清词崭新时代因素，艺术因素也必然要随之发展变化。一方面，唐宋词影响的焦虑，具有创新精神的清人在继承的基础上也需要不断发展，或是情蕴的纵深，或是视角的异趣，或是风格的熔铸，或是结构的翻新，均体现出超越创新的自觉意识。如纳兰性德的悼亡词《金缕曲》（此恨何时巳），情感真挚，哀思绵绵，主观抒情浓烈，哀怨至极。词坛悼亡之千古经典苏轼《江城子·记梦》，描写了梦中梦外的人物活动，情真意切。纳兰相比苏轼，不仅有人物活动，更突出了主观抒情，具有更加浓厚抒情色彩，情蕴得到进一步纵深，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对亡妻的深深怀恋。如果说，苏轼的表达是平实真切的，那么纳兰的表达则是浪漫刻骨的。纳兰的另一首《沁园春》（瞬息浮生）更是把苏轼的梦中相见，变化为梦后初醒的回忆，也许梦中相见已足够痛惜，纳兰却回避梦中之情景而去捕捉昔日团圆的最温馨剪影，由现实之思而相思入梦，再由梦中相见而梦后咀嚼相思之苦，这是情感的螺旋式上升与深化，是刻骨铭心的悼亡，确实不让苏轼。

咏杨花词很多，欲超越古人并非易事，尤其是超越被张炎称为“压倒古今”的苏轼《水龙吟》这首词。而张惠言《木兰花慢·杨花》视角新颖，“借杨花寄托自己的人生感慨，物我一体，表现了鲜明的个性特征，基本上脱去了苏轼的窠臼，翻出新意”［21］。咏杨花词大多是怜惜其飘零，或如张氏借以寄托人生感怀，周济《渡江云·杨花》则与苏轼、张惠言的角度都不同，此词由杨花的飘零无果直接类比及人，没有寄托；且谭献《箧中词》评曰：“怨断之中，豪宕不减”，以豪壮语与开朗心直面杨花的飘零。还有张尔田《杨柳枝》，其视角更是特别，“唐人创为‘杨柳枝’一词体，其内容或为吊古，或写爱情。作者这一组词，则全是寄慨时事”［22］。

清词创新之处不仅表现在情蕴和视角上，而且在风格上也能超越前人。清人“不仅追求风格的多样化，更进一步追求多种风格的熔铸，从而创造了更广泛、深微的艺术境界”［23］。如龚自珍《湘月》（天风吹我）泛舟西湖，写景只是点缀，重在抒情，志不在功名，“怨去吹箫，狂来说剑”才是真寄托，“箫是优美，剑是壮美”，融雄奇与哀艳于一炉，别有味道。张惠言《风流子·出关见桃花》由暮春景生惜春情，苍凉关外与一树桃花对比，寂寞京城桃花与关外灼华桃花对比，使得壮健与幽美相融合，独具匠心。朱祖谋《洞仙歌》（无名秋病）平淡中蕴含抑郁，风格清新疏宕，一洗吴文英派密丽之风。王国维评其是“济以白石之疏越者”［24］，夏敬观评其是“取东坡以疏其气”［25］。朱氏融汇多家风格之长，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创新，以达到最佳艺术效果。这种风格的多样熔铸使得词之抒情更加深幽婉致、疏密相间，增加了词作的延宕感与空间感。

构思上的翻新也是清词创新的具体体现。如朱彝尊《卖花声》（哀柳白门湾）这首怀古词，被谭献称赞为“声可裂竹”。金陵向来是咏史怀古的重要题材，词作较著者有王安石《桂枝香》（登临送目）和萨都剌《满江红》（六代繁华）。这两位词人构思时把胸中各有的六朝兴亡史注于描摹景物之中，皆用虚笔，重在抒发主观感受。而朱彝尊则是实写登临之事，景物皆触目所见，而怀古伤时之意，自然蕴含其中。朱词还在实写中间以虚写，虚实生发，婉转有致。比起王安石、萨都剌，朱词虽气局较小，但真切具体，确有过处。

由上可知，清词艺术手法的创新，是继承传统，又超越传统，并通过与思想内容的完美结合，共同催生了清词中兴的繁荣景象。而这些方面，钱先生通过《清词三百首》的选评，都作出系统而细微的阐发与揭示。

三、清词经典的当代建构

清词在内容和形式上皆有创新，并非宋词的复制品，确有超越宋词的艺术之美，这就为清词经典化提供了可能和潜质。清词的经典化应该包括两个层面的建构：一是词坛名家；一是清词名篇。值得重视的是，钱先生在充分认识清词新变的基础上，积极进行了清词经典化的尝试，并从上述两方面进行了具体的建构。

（一）对清代词坛名家的体认

对于词坛名家的筛选，钱先生进行了多方努力与建构，编选有《清八大名家词选》［26］，所选的八位清代重要词家分别是阳羡派首领陈维崧，浙派两首领朱彝尊和厉鹗，流派外的纳兰性德、龚自珍、项鸿祚和文廷式，还有清末彊村派首领朱祖谋。钱先生在序中解释了没有选择常州词派张惠言的原因，是该派创作成就不能与阳羡派等相比，故未录。可见钱先生对清词名家的精心选择和中肯持平的态度。

在随后的《清词三百首》［27］中，选词数量排在前11位的分别是朱祖谋（12首）、陈维崧（11首）、文廷式（11首）、况周颐（10首）、王国维（10首）、纳兰性德（9首）、王夫之（8首）、朱彝尊（8首）、王鹏运（8首）、郑文焯（8首）、项鸿祚（7首）。这11位词人的词作共101首，已达三分之一之多。厉鹗选词5首，排在13位，名次可算靠前。龚自珍选词亦5首，与厉鹗同。而常州词派首领张惠言仅选了3首，从选词数量的排名看相对靠后。相比于《清八大名家词选》，一是共同推许陈维崧、朱彝尊、纳兰性德、朱祖谋、文廷式，对项鸿祚、厉鹗、龚自珍看法基本持平；二是仍然不太看好常州词派的词人，常州派首领张惠言等选词数量和排名都不太理想。三是较推许的清词名家中还突出了王夫之、况周颐、王国维、郑文焯、王鹏运等5位，已隐约体现出钱先生对于清初和晚清词坛名家较为推重的倾向。

而后在2002年《清代诗词二十名家评述》中，钱先生对清词名家的人选有所修正。选出的名家有阳羡派的陈维崧，不列宗派的王夫之、屈大均，浙派的朱彝尊、厉鹗，流派外大家纳兰性德，常州派张惠言，不列宗派的项鸿祚、蒋春霖，还有彊村派的朱祖谋。《清词三百首》与《清八大名家词选》为钱先生同一时期著述，如果将《二十名家评述》与二选本相比较，便可得出以下三点认识。首先，最大的不同是常州词派首领张惠言进入清词名家的行列，并多方面肯定了张惠言的词学贡献。“他以儒学见解论词，强调比兴寄托、意内言外之旨，上接《风》、《骚》。与弟琦合辑《词选》，选唐宋词四十四家，一百十六首，示人以准则。常州派出，浙派末流的弊病，有所纠正。清词至此，体格一变，其影响直至清后期。”从1990至2002，这十余年间，随着对清词认识和研究的深入，钱先生把常州词派首领张惠言列入清词名家，比较符合清词发展的历史实际，是较为公允的评价。其次，陈维崧、朱彝尊、纳兰性德和朱祖谋一直都是钱先生所认可的清词名家，从未改变。第三是钱先生比较看重清初和晚清词坛名家。前期和晚季名家比重较大，而对中期词坛则没有那么认可。清代词人数量庞大，词学成就参差不齐，从中选出没有异议的词坛名家自当慎重，更何况是能代表有清一代的词坛名家。钱先生之所以不断调整自己对清词名家的看法，一方面是因为钱先生严谨的学术态度和研究清词的不懈努力，另一方面也体现出清词经典化正处于无序的初构阶段，经典名家尚无一致看法。

值得指出的是，钱先生对于清词名家的建构形式是多样的，除了选本，还有点将录。点将录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批评形式，虽属游戏之笔，实际上也体现出点将者对于一代或一类作家的品评。相比于评点的重视文本阐释，点将录则偏重于词人的词史地位，主要是分高下，排座次，以一种通俗直观的形式，推举出一代或一类之主流词人。钱先生于“点将录”一体用力最勤［28］，其中涉及清词的主要是《光宣词坛点将录》和《近百年词坛点将录》。一方面是继承了舒位、汪辟疆、朱祖谋的点将录传统，一方面则是就朱祖谋用力较少的晚清词坛再加评估。相对而言，清代前、中期词家的经典化程度高于晚清词坛，钱先生所撰晚清词坛点将录，恰好强化了这一薄弱环节，体现出对晚清词坛经典化的重要作用和意义。

这里有必要交代一下两篇点将录之间的关系。《光宣词坛点将录》写于1981年，发表于1985年的《词学》第三辑。《近百年词坛点将录》则被收入于1983年岳麓书社出版的《梦苕庵清代文学论集》中。钱先生自称“我曾写《光宣词坛点将录》（后增补为《近百年词坛点将录》）以阐明我的词学主张”［29］。由此可知，一是《光宣词坛点将录》成文先于《近百年词坛点将录》，发表则后之。二是《近百年词坛点将录》是对《光宣词坛点将录》的修订增补，时间上有所扩展，内容上也有所改变。通过比较，确实如此［30］。时间上向光宣之后略有扩展，“点将限于其人殁在光绪初元以后，生于宣统辛亥以前而今已谢世者”［31］。内容上从词坛旧头领谭献到马军八骠骑兼先锋使八员只更换了一位词人，即把天富星扑天雕李应由张謇替换为叶恭绰。原因是叶出身于词学世家，编选《全清词钞》，有功于词坛；为词亦工，造诣深厚。而后从马军小彪将兼远探头出哨头领一十六员到最后的地健星道神郁保四多有调整和更换。下面以增补修正后的《近百年词坛点将录》为切入点，探究钱先生对于晚清词人的看法。

钱先生在前言中说：“此百年间，词人甚多，不能遍及，聊作隅举。生存人概不阑入，宁贻遗珠之憾，庶避标榜之嫌。世有解人，谓为石碣碑文也可，谓为封神榜也亦无不可。”可见点将原则是宁缺毋滥，择优点录；“石碣碑文”、“封神榜”的对象要先是词坛名家方才可立碑、入封。这已表明钱先生有意抽取出晚清词坛名家，通过点将的方式对晚清词坛名家进行经典化。那钱先生是如何点将的呢？这些词坛名家的座次又是怎样的呢？

《近百年词坛点将录》收录词人109人，体例上没有变化，直接按照《水浒传》第七十一回英雄榜贯次而下。首先需要交代的是从108将中单出的一位，即词坛旧头领谭献，其不属于108位词坛名家之列。谭献是进入晚清词坛之前常州词派的最后一位领袖人物，接力张惠言、周济，力尊词体，在晚清彊村派之前久执词坛之牛耳，故列为词坛旧首领。从点将录中108位晚清词坛名家来看，钱先生在排列座次的时候可能有三个方面的考虑。

其一，广罗名家。即不仅考虑到晚清词坛以朱祖谋为中心的彊村派极盛的事实，同时还搜选流派外的杰出词人。对于这一点，钱先生在点将录前言中已明确指出，认同夏敬观从清真、梦窗一派的立论，同时也说明“固不能尽域于此”。按照《水浒传》的传统，分为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天罡居上，地煞居下。天罡之列就有很多派别之外的词坛名家，比如处于大刀关胜之位的文廷式，居词坛五虎将之首，真传稼轩法乳；还有居于行者武松之位的金天羽，自成风格，才气冲天；再比如处于黑旋风李逵之位的黄人，词坛奇人，其词最工；此外，还有被称为插翅虎雷横的梁启超、居赤发鬼刘唐之位的易顺鼎、处于拼命三郎石秀之位的杨圻等。

其二，层级分明。点将录的主要批评特点就是通过直观形象的形式品第作家，给出高下之座次、排位。钱先生从这一点出发，给出了明晰的晚清词坛群貌。首先是处于核心领袖地位的词坛都头领二员和机密军事二员，即所谓“清末四大家”，朱祖谋、王鹏运、况周颐和郑文焯，这四人又是以呼保义宋江——朱祖谋为中心，朱氏地位早成定论，“实集天水词学大成，结一千年词史之局”。接着是晚清词坛的第一流词人，即马军五虎将五员，分别是大刀关胜——文廷式、豹子头林冲——张尔田、霹雳火秦明——陈洵、双鞭呼延灼——夏敬观和双枪将董平——陈曾寿。而后是晚清词坛的名家，即处于马军八骠骑兼先锋使八员的小李广花荣——李绮青、金枪手徐宁——张上龢、青面兽杨志——张仲炘、急先锋索超——夏孙桐、没羽箭张清——赵熙、美髯公朱仝——梁鼎芬、九纹龙史进——张景祁和没遮拦穆弘——陈锐8位词人。而后的马军小彪骑兼远探出哨头领一十六员、步兵头领一十员和步军将校一十七员为一组，四寨水军头领八员为一组，分属晚清词坛的强大两翼。剩下的基本上属于晚清词坛的附属，属于后勤防守人员，也许不是词坛专家，但是都有词可取，都为词坛作出了一定贡献或者在词坛有着一定影响。比如掌管钱粮头领二员，小旋风柴进——盛昱和扑天雕李应——叶恭绰，一个是“意园主人，曼殊贵胄，学苑祭奠”；一个“词学世家，席丰履厚”，且担任政要，财力雄厚。二人虽未处于核心名家地位，但在创作上都有可称赞之处，且叶恭绰还用力于清词选本，编选《广箧中词》和《全清词钞》，有功于词苑。总之，从核心领袖到一流词人到词坛名家到词坛两翼再到词坛附属，从最上之头领到负责一餐一舍的小员，都是晚清词坛不可或缺的一分子，这里只有艺术贡献和艺术影响的高下，而没有功能上的高下，这样就可以客观地勾勒出晚清词坛的整体群相，从而使得晚清词坛各层次名家一目了然。

其三，力展全貌。从地域看，考虑到了小区域中的名家，比如李绮青居于小李广花荣之位，被称为“岭表词场之射雕手”；病尉迟孙立——曾习经，也是岭表名家；鬼脸儿杜兴——沈宗畸，也蜚声于岭表。女词人吕碧城处于母大虫顾大嫂之位，评语中说其不仅仅是皖中之秀，更是近代女词人第一；于母夜叉孙二娘之位的左又宜，也是挺秀于湘西。从民族来看，不仅有汉族的词坛名家，活闪婆王定六——耆龄，则是满洲正红旗人，著有《消闲词》。从词坛分工看，创作名家自不待言，批评名家如况周颐、刘熙载、王国维等；藏书家如缪荃孙收藏了非常丰富的历代精椠名钞之词，而笑面虎朱富——林葆恒，则收藏了较为完备的清词别集和总集；目录学家赵万里则校辑宋元词，嘉惠词林等等，都从不同角度展现了晚清词坛名家的多面贡献。

以上展示的是钱先生如何排兵布阵，一方面突出晚清词坛的名家风貌，一方面勾勒出晚清词史。可见钱先生对于晚清词坛经典化用力之深，用心之巧妙。

钱先生不仅点将，还给出了点将之因。在品评词人时，一方面，通过直称名家的形式给出词坛地位；另一方面，又通过与前代、同代的比较或“文体互参”之“以诗行词”［32］的方式来排座次高下。

首先是直接称呼词坛名家，其中体现出鲜明而自觉的经典化意识。比如评价晚清词坛宋江——朱祖谋时说“彊村领袖晚清民初词坛，世有定论……实集天水词学大成，结一千年词史之居”，其中“领袖”、“集大成”正是朱氏词坛地位的表征，也是钱先生名家建构的手段。其他如直称“清末四大家”为“一时巨匠”；称夏敬观是“词继王、朱之后，称为尊宿”；称小李广花荣——李绮青是“岭表词场之射雕手”；称王以敏“湘社中翘楚”；称顾大嫂之吕碧城为“近代女词人第一，不徒皖中之秀”等。利用直称这一方法的多是晚清词坛较为突出的名家。

其次是通过比较或“以诗行词”的形式挑选出词坛名家，给出如此点将的原因。一是与前代的比较，如处于地异星白面郎君郑天寿之位的是郭则沄，其评语是“遐庵誉其‘高者火攻南宋’”；再如天平星船火儿张横——庄棫，点评中引用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对其评价：“匪独一代之冠，实能超越三唐、两宋，与风骚、汉乐府相表里，自词人以来，罕见其匹。”虽或有过誉之处，不过对晚清词坛名家的建构确实产生了参考作用。二是与同代大家相比，以突出被比较者。如处于天伤星行者武松之位的是金天翮，其“《水龙吟·罗汉观瀑布》、《台城路·病起入都会大雪亮吉招游中山陵光景奇绝》、《壶中天·灌口二郎神庙》，皆石破天惊之作，足令彊村、大鹤缩手”［33］。朱祖谋乃晚清民初词坛领袖，郑文焯乃“清末四大家”之一，而金天翮的词作令词坛执牛耳者缩手，可见其词确实高妙。另一方面通过这种比较，使得金天翮的词坛地位得以抬高，起到了经典化的作用。三是“以诗行词”，即通过类比于诗坛名家来确立其词坛名家的地位。一方面这种“以高行卑可以提升作品的风格品位”［34］，另一方面，诗坛和词坛名家地位的互参和词作风格品位的提升，都促使词人地位的提升与经典化。如处于天雄星豹子头林冲之位的是张尔田，其“《遯庵乐府》，感时抒愤之作，魄力沈雄，诉真宰，泣精灵，声家之杜陵、玉溪也”［35］。杜陵即杜甫，玉溪即指李商隐，一方面是说其作品感时抒愤、绮丽绵密的相通处，提升了此作的风格品位；另一方面，通过杜陵、李商隐之诗坛地位来说明张尔田在词坛的重要地位。这是词坛名家建构的有力途径，也是普及词坛名家的助推器。

点将录自身具有通俗直观的形式特点，钱先生从晚季众多词人中点出一百单八将，并巧妙布列，使得名家座次一目了然，经典化意味十分鲜明。加之直称、比较和“以诗行词”的词坛名家建构方式，使得词坛经典名家地位更加突出。这种通俗直观的形式也便于经典名家的接受和传播，对于强化词坛名家的经典地位起到了很大作用。

（二）对于清词名篇的遴选

名家并非定有名篇，名篇并非一定出自名家，所以二者皆不可偏废，那么，清词名篇的建构就成为清词经典化的另一重要方面。

钱先生探寻清词名篇的努力主要集中在《清词三百首》之中，其中体现了他自觉地将清词加以经典化的意识和精益求精的选词追求。选本是文学经典得以确立和修正的最基本方式之一，也是文学作品经典化最公开而显著的一种表现形态。《清词三百首》也不例外，并且，作为当代的清词选本，它对于清词的经典化更有意义。

《清词三百首》与前代选本“同其所不得不同，异其所不得不异”。可以说，“异其所不得不异”正是现代审美观念观照下的新经典，那么“同其所不得不同”则更多地体现出对有清以来词坛公认的名篇进一步确认，体现出当代与前代对清词经典化的互动。《箧中词》“是清人选清词的一部很权威的选本，也是晚清时期词坛流传甚广的词选”［36］，甚至影响了20世纪以来人们对于清词经典的接受。而《广箧中词》“虽然编于民国年间，但其编选体例等则是自觉继承了《箧中词》，所以可将这两部词选作为旧时代清词选本的典范来看”［37］，且一定程度上能够代表清人对清词经典的看法。以这两本清词选为参照系进行比较，会发现《清词三百首》选词人94家，见于两选者77家，所选词作相同者118首，超过三分之一。再与民国以来的清词选本进行比较，《清词三百首》与严迪昌《金元明清词精选》所选清词（82首）相同者56首，与龙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词选》相同者170首，与夏承焘等《金元明清词选》相同者140首。从上述比较可见：一是《清词三百首》与有清以来选本的复选率较高，对清词权威名篇的看法具有较高的认同性。假如一首词同时出现在这些较为著名选本中，那么在目前的经典化阶段下，可以称该词为清词经典名篇。如陈维崧《虞美人》（无聊笑捻花枝说）和《贺新郎》（战舰排江口）、朱彝尊的《桂殿秋》（思往事）和《卖花声》（衰柳白门湾）、顾贞观《金缕曲·寄吴汉槎宁古塔》二首、厉鹗《忆旧游》（溯溪流云去）、文廷式《蝶恋花》（九十韶光如梦里）和《翠楼吟》（石马沉烟）以及朱祖谋的《鹧鸪天》（野水斜桥又一时）和《乌夜啼》（春云深宿虚坛）等。二是《清词三百首》认可并继承了前代清词经典化成果，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当代建构，进一步推动了当代的清词经典化进程。

以上是对《清词三百首》中经典名篇的定量分析，接下来我们从定性研究的角度探讨钱先生挖掘清词经典名篇的特点所在。

首先是认同前人遴选出的清词名篇。但对于这些作品何以成为名篇佳作，钱先生或认同、接续前人的观点，再加以深化与细化；或另辟蹊径，发掘作品的艺术美质。清人对本朝词坛名作多有评述，但这些评述多是以词选、别集评点或词话批评的方式加以呈现的，带有较强的概括性、跳跃性和感悟性，考虑到现代读者的阅读和接受，钱先生进一步细化、深化前人的观点，详细地解读前人的评语。譬如谭献《箧中词》指出纳兰性德《台城路》（白狼河北秋偏早）一词“逼真北宋慢词”，钱先生则分别从感情内容、结构和语言等方面细致分析此词的艺术魅力，指出直逼北宋慢词之所在；再如文廷式《祝英台近》（剪鲛绡），王瀣手批《云起轩词钞》云：“此作得稼轩之骨”，叶恭绰《广箧中词》亦云：“与稼轩‘宝钗分’，同为感时之作。”为了说明此词与辛词的关系，钱先生从思想内容、艺术手法等方面，指出此词与稼轩词的具体联系。另如，樊志厚在《人间词甲乙稿》序言中总评王国维词“意深于欧（欧阳修）”，钱先生则通过具体分析《蝶恋花》（昨夜梦中多少恨）的词旨和艺术感染力，来说明什么叫“意深于欧”。这些都进一步阐发了清词创作的艺术特质，有助于现代读者的阅读赏析。

钱先生还注意从前人不曾关注的角度，进一步深挖清词的创新艺术特色。如朱彝尊《解珮令》（十年磨剑），陈廷焯在《云韶集》高度肯定了其艺术特色：“字字精警而夭矫，幻影空花，《离骚》变相。眼光如炬，不独秦、黄避席，即玉田亦当却步。”钱先生认可陈氏的看法，同时又依据朱彝尊与张炎的相似经历，从思想内容上指出其别有之深意（复明无望），认为把此词仅看作以词论词，实失皮相。再如，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从语言和声情方面称赞顾贞观《金缕曲》（季子平安否＼我亦飘零久），推为千秋绝调，而钱先生则从体式创新的角度，指出其“用词代言”的艺术创新价值。对于厉鹗《忆旧游》（溯溪流云去），谭献《箧中词》从艺术上给予高度肯定，说是令“白石却步”，钱先生则从空寂意境、清空词笔、肃杀苍白的基调和寂寥的感情内容等角度揭示此词的经典魅力。对于蒋春霖《木兰花慢》（泊秦淮雨霁），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称其“精警雄秀，造句之妙，不减乐笑翁（张炎）”，又在《词则》中评“‘园’字警绝，不减‘平沙（长河）落日圆’也。‘看莽莽南徐’以下，淋漓大笔”。从造句、炼字等方面肯定作品的艺术价值，而钱先生则是从文史互动的角度，讨论这篇作品的词史价值，从内容上增加了其深厚的意蕴。这有助于从多个角度与层面阐发清词名篇的创新特色，更好地说明其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原因。

其二，经过深入研究发现前人鲜有提及的清词经典名篇。从数量庞大的清词中重新发现思想性和艺术性相统一而鲜为人关注的经典名篇，为清词经典化的动态进程注入了新鲜活力，意义重大。从选本来说，这些鲜为人所提及的词作应是那些入选《清词三百首》而没有或低频入选《箧中词》、《广箧中词》、《金元明清词选》、《近三百年名家词选》、《金元明清词精选》的词作［38］。据统计，在《清词三百首》中，仅被上述选本收录一次的词作约有119首，而在这个统计中可算是首次进入经典化动态进程的约有80首。虽然是“首次”被观照，但基本上是兼具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佳作，是钱先生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后谨慎而严格的选择。

在这些“首次曝光”的词作中，有的是题材别具新意，如吴锡麒《满江红》（百结鹑衣）是一首特别的题画词，所题之画是唐寅取材于小说戏剧人物的画作。上片生动描述了画中的戏曲故事，下片融入词人愤世之情，全词妙趣横生，是词苑中别开生面之作。有的在艺术上独具特色，如黄人《凤栖梧》（寸心万古情魔宅）把深挚的抒情性剖白和随意驱遣的神话传说纵横交织，使得内在思绪和飘忽表象若即若离，表现出极强的主观抒情性，表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有的在境界上自开新面，如朱祖谋《齐天乐·鸦》相比于黄景仁《摸鱼儿·昏鸦》，不仅寄托了个人身世之感，而且包容着对乱世的无奈凄诉，还夹杂着对人们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同情，感情更加沉厚，境界也更为开阔，在呜咽凄怆中蕴含着沉雄骨力，这是词家极难达到的境界。还有的表现了进步思想，如文廷式《摸鱼儿》（恁啼鹃）中所表达的忠贞于光绪帝的情怀，则是出于革新政治的共同价值认识，远非封建愚忠。当然还有的是内容与艺术完美贴合的杰作，如陈维崧《贺新郎》（古碣穿云罅）通过一组组的对比，歌颂维护正义的底层人民，抑扬纵横，气势宏腾，于莽苍中见骨力，是思想性与艺术性高度融合的杰作。

在上述经典名篇的建构过程中，钱先生并未域于传统经典的圈子里，而是努力发掘清词中符合时代需求的所谓“新经典”，不仅丰富了清词经典的筛选，更为清词经典化注入新鲜元素，推动了其进程；其次，这也正体现出时代因素对于经典作品的刷新作用，反过来也验证了钱先生发展的文学史观念，经典是开放的，也是发展的。

（本文为与许頔玉同学合作撰写，特此说明）

［1］钱仲联：《全清词序》，《全清词》（顺康卷）卷首，中华书局，2002年版，卷首。

［2］钱仲联：《钱仲联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梦苕庵诗文集》，黄山书社，2008年版。二书多有提及。

［3］［29］钱仲联：《钱仲联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146页。

［4］萧子显：《南齐书》，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908页。

［5］可参见王国维《人间词话》、《文学小言》中相关材料。

［6］参见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等相关文章。

［7］董乃斌：《论文学史范型的新变》，《文学遗产》，2000年第5期。

［8］写于1988年9月。

［9］［23］张宏生：《清代词学的建构》，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导言第2、3页。

［10］钱仲联：《清代诗词二十名家评述》，《苏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上文中《清词三百首前言》写于1990年11月、《清八大名家词选前言》写于1990年12月、《中国文学大辞典·序》写于1994年6月、《元明清词鉴赏辞典序》写于2002年1月、《清代词人十大家评述》写于2002年4月。

［11］［13］［17］［18］［19］［20］［21］［22］钱仲联：《清词三百首》，岳麓书社，1992年版，前言、前言第3页、前言、第381～382、431、98、181、407页。

［12］齐森华、刘召明、余意：《“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论献疑》，《文艺理论研究》，2004年第5期。

［14］钱仲联：《梦苕庵诗话》，齐鲁书社，1986年版，序言。

［15］需要说明的是，这篇序并非钱先生所撰，而是其门人吴孟复所写。之所以作为钱先生对于清文态度的体现，原因有二：一是吴孟复为钱先生门人，且受钱先生嘱命而为此序；二是在此书重版后记中，钱先生认为吴孟复所为之序，已经把其选文之旨阐述綦详。见《清文举要》，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94页。

［16］刘梦芙：《钱仲联先生的词学》，《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

［24］王国维：《人间词话删稿》，《人间词话》，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50页。

［25］夏敬观：《风雨龙吟室词序》，转引自张晖《龙榆生先生年谱》，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265页。

［26］其序写于1990年12月。

［27］前言写于1990年11月，出版于1992年。

［28］张亚权：《“点将录”：一种富于民族特色的文学批评形式》，《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30］《钱仲联学述》后附有钱先生著述要目，在《近百年词坛点将录》下注曰：“曾以‘光宣词坛点将录’为题刊于《词学》第3辑，1985年。”有误，不仅易题而已。

［31］［33］［35］钱仲联：《近百年词坛点将录》，《梦苕庵清代文学论集》，齐鲁书社，1983年版，第159、166-167、161页。

［32］［34］蒋寅：《中国古代文体互参中“以高行卑”的体位定势》，《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

［36］严迪昌：《清词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34页。

［37］沙先一、张宏生：《论清词的经典化》，《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

［38］之所以没有涉及批评类文献，是因为其繁杂零散性所导致的不完全统计，统计范围有很大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

Qian Zhonglian's Rearch on Qing Ci-Poetry and His Recognitional of Classics Qing Ci-Poetry

SHA Xian-yi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Xuzhou 221116，China）

Qian Zhonglian；the research on Qing ci-poetry；the features；the canonization

Mr.Qian Zhonglian was a famous great master of Chinese culture.He had made remarkable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classic literature in many fields，especially the in-depth study of Qing ci-poetry.By writing and compiling the preface of"Quan Qing ci-poetry"，"The Three Hundreds of Qing ci-Poetry"，"Dian Jianglu of nearly a Century in late Qing Dynasty"and so on，expressed his high praise.The most prominent trait of his study was that he explored the works and their values and contributions from the different concepts of literary history based on his questions and criticisms about every dynasty.His two anthologies of Qing ci-poetry had chosen the famous Ci-poets and the masterpieces in Qing Dynasty，explained the unique innovations of Qing ci-poetry and demonstrated his distinct thoughts of canonization.This would had great significance and far-reaching influence to the future understanding，studying and the contemporary canonization of Qing ci-poetry.

I207.23

A

2095-5170（2014）04-0043-10

［责任编辑：邵迎武］

2014-05-18

本文系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项目编号：PAPD）的阶段性成果。

沙先一，男，江苏丰县人，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