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超级大武汉”战略构想谈我国城市化模式

陈欢

摘 要：“超级大武汉”的战略构想是湖北省政协常委、武昌理工学院校长赵作斌教授在2010年湖北“两会”上首先提出的，其目标旨在以建设“超级大武汉”为杠杆，发挥超级大城市的带动作用，撬动湖北率先实现中部崛起。本文将以“超级大武汉”战略构想为范本，探讨我国城市化模式。

关键词：超级大武汉；城市化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识码：A

湖北省政协常委、武昌理工学院校长赵作斌教授连续三年分别向省政协提出了《关于创新湖北发展战略，建设“超级大武汉”的建议——把武汉建设成为3000万人口以上超大城市的构想》，《践行“包容性增长”建设“超级大武汉”——对湖北和武汉构建良性互动发展战略的建议》，这些建议案对湖北城镇化的路径选择以及武汉在湖北城市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一、解析“超级大武汉”战略构想

（一）把武汉建设成为3000万人口以上的超级大城市

在《关于创新湖北发展战略，建设“超级大武汉”的建议——把武汉建设成为3000万人口以上超大城市的构想》中，赵作斌教授提出，吸收湖北过去“两通（交通、流通）起飞”设想中的积极因素，把武汉由“一日城市圈”提升到“半日辐射圈”，建成全国物流中心和实体经济基地，并“倒逼”金融中心在此形成，最终将武汉建设成为拥有3000万人口以上的超级大城市。关于为什么要建设“超级大武汉”，《建议》的理由是“将武汉建设成为超级大城市是中国城市化的必然要求，13亿人口需要更大的城市。城市化是必由之路，大城市可以产生规模效应，发展成本远低于中小城市。我国要在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城市化水平到2050年至少要达到75%。要在短期内实现如此众多的农村人口的城市化，必须优先发展大城市。优先发展大城市有利于节约用地，缓解城市建设用地与保证国家粮食安全之间的矛盾”。对于拥有2000多万农村人口的湖北省来说，要推进城市化，优先发展大城市，特别是建设“超级大武汉”就是应有之义了。

在阐述了建设“超级大武汉”的必然性之后，《建议》又提出了建设“超级大武汉”的六项可行性条件，即：一是“要提高城市人口密度，扩大武汉空间”这里指出了武汉有较大的提高人口密度条件，即使扩容也可以在现行的武汉城市圈内解决，因此扩容并不会造成构建超级大武汉的难题；二是认为“世界上已有2000万以上人口的超级大城市，我国也有千万人口的几个大城市，他们已有城市建设管理正反方面的经验可供借鉴”；三是认为“武汉为‘九省通衢位于华中天元位置，有其他城市无法比拟，不可替代的区位优势”，并对此作了六项特有优势论证。这些是：武汉具有由“一日城市圈”提升为“半日辐射圈”的交通优势；武汉有特殊的区域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优势；武汉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生态优势；武汉产业布局合理，基础良好；武汉有中部地区最好的科技教育与智力资源优势；武汉建设超级大城市有充足的粮食资源。四是户籍制度改革已经开始，二元经济结构即将结束，农村人口进城已经没有障碍；五是建设超级大城市的资金问题；六是武汉城市交通问题正在解决。

（二）以“包容性增长”理念为指导，加速实现“超级大武汉”的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武汉并不缺乏发展战略。1983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将改革开放的“突破点”交给武汉市。当时的武汉市长吴官正采纳武汉大学李崇淮教授以“两通”为两翼，工业为主体，把武汉建设成为“内联九省、外通海洋”的多功能经济中心，以带动广大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构想。可“两通起飞”的发展战略因为省内各地市顾虑“两通”损害其自身利益而采取“保护”的对策，最终未能实现。吸取“两通起飞”的教训，赵作斌教授在《践行“包容性增长”，建设“超级大武汉”——对湖北与武汉构建良性互动发展战略的建议》一文中提出：以“包容性增长”理念为指导，加速实现“超级大武汉”的建设。“包容性增长”这一理念是胡锦涛同志对“科学发展观”的延伸。以“包容性增长”理念为指导，是建设“超级大武汉”过程中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有利于协调诸方利益，构建武汉与湖北的良性互动发展。《建议》指出，“超级大武汉”不仅是作为武汉市的发展战略问题，更是湖北的发展战略。建设“超级大武汉”是推进湖北城镇化，率先实现中部崛起的关键所在。因为超级大武汉的建设，一方面，有利于在武汉形成全国性的金融中心和实体经济基地，进而促进武汉“国家中心城市”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武汉中心城市地位的不断提升，辐射范围不断的拓展，有利于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解决湖北省“三农”问题，增强湖北核心竞争力。湖北省与武汉市互动发展过程就是基础和主导功能的统一过程，也是湖北与武汉在事实上体现着“包容性增长”的过程。

为实现把湖北发展的利益包容于超级大武汉的建设之中，赵作斌教授着重阐释了三项建议。一是加快武汉城市圈与圈外地区的城市化进程，为这些区域的农民市民化提供更多的机会。这一转化不仅包容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内需的扩大，而且包容着发展方式的转变和更多的人分享发展成果的实惠。二是将湖北省和武汉市党的领导关系统一起来，省市一个党委但行政仍是两个不同层级的政府。形成决策统一而执行分层，政权组合机制的创新，能够创造出更优的决策和更有效的执行，缓解现行体制下作为副省级城市的武汉与湖北的发展之间的博弈。三是抢抓物流大发展的机遇。湖北省与武汉市建设物流中心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实施“湖北国家物流中心的战略”应以武汉为中心的武汉城市圈为发展范围，实现武汉中心城市地位的提升和推动湖北城镇化建设。其中，第一条“加快武汉城市圈与圈外地区的城市化进程”，不仅突破了武汉行政区范围，甚至扩展至圈外地区，这就有利于带动周边县市的共同城市化，减少了建设“超级大武汉”的阻力。第二条“省市一个党委”最具创新点，从体制上缓解武汉与湖北之间的博弈，为建设“超级大武汉”创造便利条件。以上三项建议阐释了武汉与湖北发展之间的关系，充分体现了建设“超级大武汉”包含了“包容性增长”的理念。

二、我国城市化路径选择

从对“超级大武汉”战略构想的解析，我们很容易看到一个清晰的脉络，发挥首位城市的带动作用，对地区城市化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那么，于国家而言，该通过怎样的途径实现城市化呢？笔者认为，“超级大武汉”战略构想，对我国城市化建设同样具有指导意义。即，我国城镇化应以大城市为依托加快城市化进程。具体的做法是完善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广州等国家中心城市的功能，支持武汉、沈阳、成都、西安、郑州等区域中心城市的发展，以中心城市带动周边地区城市化。并且，以环渤海湾、长三角、珠三角、中原城市群、中三角等城市群作为推进城市化的主体形态。

关于优先发展大城市的战略，已有理论支持。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的研究成果表明：首先，大城市对各种生产要素的集聚效应，对周边区域的市场辐射或扩散效应、城市基础设施的规模和作用、公共资源的利用，远比小城市更有效率和竞争力；其次，大城市在创造同量GDP的条件下，其污染物排放量远远低于中小城市。而且，由于规模经济的原因，大城市降低单位污染的成本也远远低于中小城市，特别是小城镇；最后，从城市建设占用的耕地来看。根据有关研究测算，从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建制镇——农村居民点，其人均占地面积依次为75—88—108—143—154—170（平方米）。另一方面，由于小城镇发展中资金短缺、缺乏有效的产业带动、农民承包土地流转的制约，小城镇发展遭遇了瓶颈。因此，从我国国情出发，我国应该优先发展大城市。

在快速城市化阶段，“城市病”多发具有客观必然性。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城市病”的根源在于其“大”，而在于城市发展理念、发展方式存在偏差以及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存在问题。在优先发展大城市的过程中，要以“包容性增长”理念为指导，科学规划，稳妥地推进城市化。倡导“包容性增长”具体来说，就是要处理好三方面的关系：一是协调人与自然的之间关系，在城市化过程中高度重视城市环境保护与治理，要加大对城市绿化净化的投入，运用新技术，减少“三废”排放；二是协调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使更多的老百姓能够享受到发展的成果，保护弱势群体，缩小贫富差距；三是协调现在与未来之间的关系，做好科学规划，努力制定一个综合的、多功能的系统规划，要以“联系”视角和“前瞻”思维科学规划城市的结构、布局和功能。

总之，发展小城市面临的难题以及优先发展大城市所具备的的优势，决定了我国城市化应采取以超大城市和中心城市辐射型为主的集中式模式。

参考文献：

[1] 赵作斌.建设超级大武汉带动湖北率先崛起.人民网[EB/OL].http：//look.people.com.cn/GB/14748/10914005.html

[2] 王格芳.我国快速城镇化中的“城市病”及其防治.中国经济网[EB/OL].http：//views.ce.cn/view/ent/201212/03/t2012 203_3900708.shtml

（本文审稿 黄红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