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的平民英雄
——音乐剧《耶稣基督超级巨星》解读

文/方科惠

六十年代的平民英雄
——音乐剧《耶稣基督超级巨星》解读

文/方科惠

1970年，英国著名音乐剧大师安德鲁·劳埃德·韦伯（Andrew Lloyd Webber，1948- ）年仅22岁之时，与26岁的词作者蒂姆·莱斯（Tim Rice，1944- ）完成了他们的第三部音乐剧作品《耶稣基督超级巨星》（Jesus Christ Superstar，以下简称《巨星》），这是一部以耶稣受难记为题材的摇滚音乐剧。在韦伯的笔下，耶稣受难记虽然在情节事件上遵循了《圣经》的记载，但是在对故事和人物的诠释以及讲述的方式上，与原作大相径庭。因此，若仅着眼于题材、以基督教的视角来审视这部作品，它所呈现的受难记令人难以理解和接受。

一部你前所未见的耶稣受难记

源自《圣经》的耶稣受难记在西方乃至全世界流传了两千多年。众所周知，上帝之子耶稣在世间传道，进入耶路撒冷后，受到人民的热烈欢迎，这引起当局政府（犹太大祭司和罗马政府）的嫉恨，于是十二门徒中的犹大被祭司收买，为了30枚银币背叛了耶稣。门徒们在耶稣被捕后四散逃离，犹大也畏罪自杀，只有抹大拉的玛利亚（下文简称“玛利亚”）追随耶稣；最终耶稣被罗马驻犹太地区的长官彼拉多判处十字架刑，玛利亚见证了受难。

在这个我们熟知的受难记中，主角耶稣是圣人，其他角色是凡人。其中，犹太祭司、彼拉多和犹大这些人陷害耶稣，是反派人物；门徒们和玛利亚这些人信奉耶稣，是正面人物。圣——凡、正——邪对立，正义抵抗邪恶、圣人拯救凡人，强调“神救世人”的基督教精神。这样的诠释角度，凸显了人物身份的对立关系，故事的戏剧张力正是在这种对立中获得释放。

然而，《巨星》诠释的受难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耶稣是一个民权组织的年轻领导人，进入耶路撒冷时正值该组织如日中天之时；但是在浮华的表象下，组织内部暗潮翻滚。首先，耶稣本人是奉上帝之命创立该组织，他非常清楚自己最终的命运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替人间众生赎罪，而进入耶路撒冷就是受难命运即将到来的标志，所以不论表面如何风光，他的内心对日益逼近的死亡感到深深的恐惧和痛苦。其次，民权组织内部真正支持和理解耶稣的人寥寥无几，甚至有人直言批判耶稣，此人正是犹大。犹大生性刚直不阿、秉公无私，他认为耶稣在工作状态和指导方针上都存在严重问题，特别是一再提到自己是奉上帝旨意行事，而这引起了当局政府的仇视，很可能使整个组织遭遇灭顶之灾；同时，耶稣与玛利亚的关系愈发暧昧，这更令犹大难以接受。鉴于耶稣如此的“不靠谱”，犹大不得已找到祭司提出合作，条件是以耶稣的自由换取组织内其他人的生命安全，祭司赏给了他30枚银币，为了帮助穷人，犹大收下了赏金。

犹大（左）指出耶稣的问题

玛利亚（右）安慰焦虑的耶稣

玛利亚曾经是妓女，为耶稣所救之后成长为组织中女性成员的带头人，善解耶稣心意，深得耶稣喜爱。但私底下玛利亚内心陷入对耶稣无法自拔的暗恋，此事被犹大发现。之后犹大告发耶稣，当局抓走耶稣，然而出乎犹大的意料，祭司们并未遵守监禁耶稣的承诺，而是欲将耶稣置于死地，这时犹大突然想起耶稣曾经的预言，恍然大悟原来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操纵，自己不过是一个被玩弄于股掌之中的棋子。怀着满腹的羞辱和愤懑，犹大上吊自杀。

罗马长官彼拉多是一个外表凶悍内心善良的人，他曾梦见自己将要为耶稣的死受世人责骂，这令他感到很害怕。当奄奄一息的耶稣被带到他的面前时，彼拉多避之不及，耶稣亲口告诉他：“上帝之命汝不可改”，曾经的梦境忽然间闪过彼拉多的脑海，他终于明白自己与耶稣一样，是受上帝摆布而无力挣脱的傀儡，万般无奈之下判处耶稣死刑。

《巨星》的演绎，完全颠覆了人们对受难记的一贯认知，这是一部我们从未见过的受难记。当置身于这样一种戏剧情境中，人物原本在身份上的对立被消解，喜怒哀乐、爱恨情仇的凡人一面被凸显出来。他们鲜活地展现着在世为人的艰难，而不再是来自圣经的、与我们距离遥远的神话般的形象。特别是耶稣，与之前高高在上的形象截然相反，堕入红尘，纠缠万千，凭着人性在命运的车轮下苦苦挣扎，生前之荣耀与死后之凄惨形成鲜明的对比。

韦伯为何从这样一种视角来诠释受难记？他究竟要表达什么？这与韦伯创作该剧所处的时代有关。

那个波涛汹涌的年代

2000年，即《巨星》问世30年以后，韦伯亲自授意制作并发行了一个电影版。这个作者首次亲自参与的版本，成为我们探寻和解读这部作品的重要依据。在电影的开场，伴随着序曲的响起，画面上出现了一群穿着背心工装、T恤牛仔裤的青年，正在墙上写着“爱”“自由”“解放”“反战”“革命”“打倒法西斯”等字眼。一群戴着头盔面罩、身着黑色皮装的防暴警察正举着警棍四处搜寻这群青年。随着剧情的展开我们得知，青年们其实是耶稣的门徒，耶稣正是这伙年轻人的头儿，而那群防暴警察是当局政府的犬牙。

这一些镜头所勾勒的画面对于西方观众来说，并不陌生。回溯到1968年，上述画面曾真实地出现在西方各国的街头。当时以大学生为主的西方青年人集体罢课，成群结队地聚集在一起游行示威，振臂高呼着自由与解放、爱与和平，向包括国家领导人、高校教师在内的所有掌权阶级进行声势浩大的抗议。这是一场反对当时生活方式与价值观的资本主义文化革命。有意思的是，这些孩子们所反对的掌权阶级正是他们的父辈，父亲们没有采取极端的手段，而是派出大量的防暴警察，与孩子们在街头对峙。2000年电影版在一开头就明确地将《耶稣基督超级巨星》的故事背景指向上世纪六十年代，意味着这部极具反叛意味的音乐剧正是六十年代西方反文化运动大潮中盛开的浪花一朵。

写出《耶稣基督超级巨星》的韦伯正是1968年那群孩子中的一员。在这种剧变的社会境遇下，他能够以颠覆经典的视角对受难记进行如此诠释。千百年来以神圣形象出现的耶稣作为一种文化的符号，象征着西方基督教神学的核心价值，是西方文明的制高点——当然，这种拥有制高点的西方文明，正是孩子们所反对的封建等级制文明。于是在韦伯的笔下，耶稣跌落神坛，变成一个最平凡不过的普通人，甚至让他的下场连普通人都不如——这是凝聚在耶稣这一人物身上的重要寓意之一：强调耶稣的悲惨经历，以此象征封建贵族文明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土崩瓦解。

1970年，韦伯（左）与莱斯（右），拿着刚刚问世的《耶稣基督超级巨星》唱片

此外，1968年前后，切·格瓦拉、马丁·路德·金、J. F. 肯尼迪等倡导自由民主的领袖们相继遇刺，这些遇刺事件深深烙印在将民主领袖们奉为偶像的学生们心中。《巨星》中，耶稣生前如超级巨星般的荣耀与死后如枯枝残叶般凄零的这种强对比意象，正是对当时震动世界的民主领袖之命运的投射。

门徒们则代表了掀起运动大潮的学生们。其中，犹大象征着这些孩子激进、勇敢的一面，他不断地指出体制存在的问题，激烈地反抗着旧制度的弊端。但是孩子们亦有无奈而软弱的一面，他们根本无力承受一场真正的战争。当七十年代初期，负责镇压学生的政府军队只开了几枪，那群似乎铁了心要颠覆父辈的孩子们就变乖了，风起云涌的运动瞬间烟消云散，正如剧中门徒们在耶稣辉煌时的信誓旦旦，而在他被捕的刹那四散逃离。

不可复制的《耶稣基督超级巨星》

在《耶稣基督超级巨星》诞生的年代，包括音乐剧在内的音乐艺术领域已经出现了不少颇具震撼力的作品，这些艺术作品大多带有反叛和前卫的气质。但是，以摇滚乐演绎经典宗教故事的做法尚属首例，这种形式与内容的激烈碰撞极大地刺激了民众的感官和审美，加之作者对受难记的大幅改编，导致该剧即便在此类先锋辈出的作品中也依旧显得特立独行。实际上，不仅是与同时代其他作者相比，若将《巨星》与韦伯自己的《歌剧魅影》等后期名作相较，二者在戏剧风格与主题上的差异之大令人难以相信他在青年时代曾有过这样的创作。

然而，若将《巨星》与韦伯创作该剧时所经历的上世纪六十年代联系在一起，就不难理解这个作品的出现了。六十年代虽然不过短短十年，但它是资本主义与封建文明历经几百年争斗的最后一搏，而且最终占领了胜利的宝座。从此，一个新时代到来，西方世界进入后现代社会。曾有学者指出，经历了六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将再无能力也再不需要革命。鉴于这样一种历史地位，六十年代极为特殊，且不可复制，它所掀起的巨浪并不亚于真枪实弹的革命年代，甚至，这场只动口不动手的精神革命比浴血奋战的阶级革命更加震慑人们的灵魂。所以，当作为艺术作品呈现时，唯有一个激烈碰撞的、具有强烈戏剧性的方式才能表达这种震撼，才能体现六十年代对前人的颠覆。而这类作品在韦伯的创作生涯中只可能有一部，因为诞生作品的温床——六十年代，已经逝去。

但是韦伯并未停留在艺术而客观地反映六十年代现实和历史意义的层面上。他要对曾经亲身经历的那段激情岁月，做出自己的评价。剧中《超级巨星》主题曲就是最有力的证明，这首乐曲出现在全剧的结尾，赋予耶稣这个人物另一层重要的寓意：耶稣虽然经历苦难悲惨命运，但他的遭遇化为一种人性升华，正因为悲惨至极，所以价值犹甚，耶稣这一人物的地位，随着苦难的加深反而步步提升，再次屹立在高坛之上，只不过这一次，不是作为神，而是一个人间英雄的形象。耶稣虽死，但他明知难为而为之，这种敢于与上帝抗争、反对权贵的精神不朽，这是一个属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意义上的悲剧英雄，这是六十年代人心目中，独一无二、永不可复制的超级巨星。

中年之后的韦伯

2000年电影版

（责任编辑 吴家军）

方科惠（1987-），女，上海音乐学院2011级音乐戏剧研究方向在读研究生（上海 200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