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不行贿，没你想的那么难

王茜

“做房地产不行贿，就像夜总会里做处女，

说容易也容易，就是打死不出台。”

—冯仑

你最近出任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特聘教授，第一讲便是“中国企业家精神和中国未来”，面对这样的课题，压力大吗？在你看来，何种精神可以称为“企业家精神”？

北大国研院聘请我为兼职教授，这本身是对我的肯定，但我绝不能把它当成一个荣誉，接受了就要给同学上课。实际上，讲“企业家精神”对我压力不是很大，但“中国企业家精神”和“中国未来”联系在一起，压力就非常大了。企业家精神，首先是对自我现状的不满足，再一个是对未来的好奇。我在美国上城市规划课，分析了美国有70年以上历史的城市，只有三个城市是在持续增长，旧金山、纽约、华盛顿。它们都有一种潜力—不满足现状、探索未来，面对现状克服困难，坚持下去。

三一重工老板梁稳根曾说，要把自己的财产甚至他自己交给党和国家。你是否认同梁先生的企业家精神，将来是否也会像他这样做？

很巧的是，今天中午我跟梁先生吃的饭，谈的是未来住宅产业化，三一重工更多的是机械和施工配套，如果住宅产业化未来（发展）非常好，我们会研发更多这样的设备，我们谈得非常愉快。至于你问的财产处置问题，这是私人问题。这样问完全（出于）中国文化的传统，我可以接受，我拒绝回答反而显得我很无奈。梁先生是期许，并不是他已经做了这个行为。期许恰好是各种各样的选择，无论是他选择捐给党还是捐给企业，还是建一个家族的基金，甚至他不捐，把更多的钱用到企业发展上，都是不错的选择。4年前，我以个人名义写了一封信，给万科全体员工，我提倡做万科公益基金，把每年的股息做一些公益活动，给儿童福利院。万科每年拨款支持这个公益基金。你今天不问，我不会说我们万科基金的事。做公益活动，不用过于强调。

中国的企业家，你最佩服谁？

有很多，但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褚时健先生。他曾锒铛入狱，处境凄惨，保外就医后，到哀牢山种橙子。老人淡淡地说，“改革嘛，总要有代价的”。之后话题一转，跟我谈2000亩的果园，他那年75岁。我曾设想自己退休后，到一个岛上生活，远离繁华都市。没想到这位遭了劫难的老人，他承包了2000亩的橙园，大谈5年之后树上挂橙的情况。而且他管理企业的方法是扶贫，哀牢山是傣族，非常贫困，他分产到户，一家7000株。我体会到一个人一生的伟大之处。记得巴顿将军说过，衡量一个人的成功标准不是顶峰的时候而是低谷之后的反弹，我从褚时建身上看到了（这种精神）。

你在哈佛学习期间，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我是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去的，我选课的标准有虚荣心，第一要看哪个课人气旺，比如系统经济学等；另一种是看哪个老师能调动学生气氛，学生辩论可以激发自己更多的思想，这在国内感觉不到，思想训练令人印象深刻；再有一种是教授学识渊博，一堂课讲得行云流水、如数家珍。哈佛商学院的课，登过两次珠峰的我也受不了，课堂完全在老师掌控中，你觉得他有四只脚八只手，就是在写黑板的时候，身后好像还有几只眼在看着你。我心脏有点受不了。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做过一个案例—关于王石是否行贿的调查。相信你不行贿的同学不到一半。现在，相信你的人多些了吗？

光华管理学院的黄铁鹰教授，把万科当案例每年讲一次—现场问学生相信王石不行贿的举手。80个学生，举手的不超过一半，这样的实验持续了9年，到第10年的时候，他把9年来的录像放给学生看，这是一个暗示，就是王石到现在敢说不行贿，你们都不相信他，9年过去了，还没有人揭发他。这样一番暗示后，再请同学们举手，超过90%（举手）。坚持伦理底线，坚持普世价值难不难？当然难。但是，在中国做什么不难呢？你以为行贿、受贿很容易吗？也很难。坚持底线不行贿是难，但没你想的那么难，就像登珠峰一样。

回望万科30年，你经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你想赚一点钱不是很难，你要做成集团公司也不是很难，最难的就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如，公司里论资排辈，员工互相不买账，窝里斗，互相拆台。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在万科创立初期费了我非常多的心血。我曾经每天都胃出血，就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几大金刚，有我没他，有他没我。西方基督教文明产生现代企业的制度，假定人之初性本恶。目前为止在万科没有我一个亲戚，我带头把它斩断。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