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毛泽东体育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回顾与思考

徐本力

摘要：毛泽东的体育思想是从1917年4月1日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体育之研究》，到1972年“乒乓外交”为止的一段历史时期，基本上经历了“强国强民”“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育”和“乒乓外交”三个相互连贯、逐步提升的阶段。《体育之研究》诠释毛泽东在“西学东渐”世界文化发展形势影响下确立的早期体育思想；“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蕴藉毛泽东的“群众体育第一”思想；“乒乓外交”展示毛泽东的“体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思想。毛泽东体育思想不仅对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有着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而且对近代和现代世界体育的发展和国际政治格局的变革也产生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毛泽东；体育思想；群众体育；竞技体育；政治外交；体育强国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2076（2014）02-0006-07

Abstract：The MAO Ze-dong Thought of Sports mainly formed from 1st April 1917， The Research of Sports in the journal New Youth， to 1972 the “ping-pong diplomacy”， the theory basically experienced three mutual coherence， gradually improve stages， which are “powerful nation and powerful people”，“develop sports， improve peoples physical fitness” and “ping-pong diplomacy”. The Research of Sports include the early MAO Ze-dong Thought of Sports which i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eastward transmission of western sciences”；“develop sports， improve peoples physical fitness” expounded the “mass sports first” thoughts of MAO Ze-dong；“Ping-pong diplomacy” demonstrated the “sports serve proletarian politics” from MAO Ze-dong Thought. MAO Ze-dong Thought of Sports is not only the great theoretical and realistic signific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undertakings of sports in China， but also produced certain influence to the modern sports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pattern changes in the whole world.

Key words： MAO Ze-dong， sports thought； mass sports； competitive sports； political diplomacy；sports power country

毛泽东的体育思想是从1917年4月1日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体育之研究》，到1972年“乒乓外交”为止的一段历史时期，基本上经历了“强国强民”“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和“乒乓外交”三个相互连贯、逐步提升的阶段。不仅对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有着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而且对近代和现代世界体育的发展和国际政治格局的变革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拟对毛泽东体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及其深刻的文化、教育和政治内涵，进行一定的历史回顾与理论思考。

1《体育之研究》——毛译东在“西学东渐”世界文化发展形势影响下确立的早期体育思想

毛泽东于1917年4月1日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体育之研究》，至今已近百年。该文是我国现代体育事业初期发展中的一份具有代表性的体育历史文献，是我国近代史上不可多得的一份体育文化珍宝。据历史考证，该文也是毛泽东公开发表的最早文章。《体育之研究》一文的发表是毛泽东对旧教育体制的一次挑战，同时也体现了毛泽东的伟大践行精神，是毛泽东倡导体育并坚持体育锻炼的宝贵经验总结和思想精华的反映。毛泽东《体育之研究》一文的发表是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条件下，受到当时中外文化、教育、体育发展和思想观念的影响产生的。

1.1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诠释了体育的强身、健体、卫国之真义

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吸收了中外许多近代科学理论和思想观点，使其对体育的研究和认识建筑在近代科学的基础之上。他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提出了一个至今仍在我国体育理论界争论不休的重大问题，即“体育之真义”。这是中国当代体育思想上一直在进行的最广泛、深入讨论的问题。毛泽东在97年前就对此做出过精辟的论述：“今之提倡者非不设种种之方法，然而无效者，外力不足以动其心，不知何为体育之真义。体育果有如何之价值，效果云河，著手何处，皆茫乎如在雾中，其无效亦宜。”他还指出：“体育者，人类自其身之道，使身体平均发达，而有规则次序之可言者也。”他在文中进一步明确地指出：“体育之效，至于强筋骨，因而增知识，因而调感情，因而强意志。筋骨者，吾人之身；知识、感情、意志者，吾人之心。身心皆适，是谓俱泰。故夫体育非他，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已。”由此可见，毛泽东认为，体育的真义在于增强人民体质，完善人类的身心，改善国民的体质。

不仅如此，毛泽东在文中谈到体育“强意志”的功能时说：“体育之大效，盖尤在此矣。夫体育之主旨，武勇也。武勇之目，若猛烈，若不畏，若敢为，若耐久，皆意志之事。”并强调“化家为国，敢为而已”。说明体育之目的不仅在于“养生”，而且还在于“卫国”。

他在文中还严厉地批驳了现今体育中那种“率多有形式而无实质的体育”，这是他对体育内涵和本质的高度概括和总结。

受西方“军国民体育思想”影响，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提出了用体育“强国强民”的思想

现代学校体育教育思想和体育教育实践的发展历史，基本上反映了由“军国民体育思想”向“自然主义体育思想”发展的历程。毛泽东的体育思想也正是在这一世界文化发展的历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

毛泽东的青年时代正值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时期，中华民族处在危急存亡的关头，国难当头，中国人也被洋人辱称为“东亚病夫”。他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十分感叹地说：“国力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他在探索用体育“强国强民”道路时，十分忧虑当时中国生死存亡的现状，决心要洗雪国耻，立志以拯救国家民族为己任。因此，他以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力图唤起民众，从事体育运动，强健国民体魄，共同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当时毛泽东体育思想的出发点，就是力图从拯救国民体质出发，通过提高国民体质去增强国力，以抵抗侵略，挽救国家危亡。也就是把体育作为强国强民、抵御外强的有效手段。可以说，在这一历史时期，毛泽东体育思想的最大特点，在于其明显的政治针对性，也即其体育思想的基点不仅仅在于“强身健体”，更重要的在于在此基础上实现“体育强国强民”的梦想。

体育与其他任何文化形态一样，其形成与发展都受制于所处时代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和民族生存条件。由于在数千年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东西方社会的发展极不平衡，东西方体育文化所处的历史条件及其变化过程也因此而存在着显著的差别，由此决定了东西方体育形成的“先后性”及兴盛与衰退的“非同步性”。

世界体育的发展史表明，世界体育首先产生并盛行于东方而不是西方。当世界绝大部分地区仍处于混沌、蒙昧状态的时期，在公元前五千年古代的东方就开始向文明社会过渡。产生于这一历史时期的东方体育，不仅对后来的西方体育，而且对整个世界体育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即所谓“东学西渐”。在东方体育已作为一个整体存在于人类社会并得到充分发展的时候，也即公元前11～公元前9世纪，欧洲文明发源地的古希腊、罗马却还处在非常稚气的神话时代，其体育也才刚刚起步。经过公元前8～公元前5世纪的创造和发展，西方才形成了不同于东方体育并具有鲜明西方色彩的体育类型，至此，西方体育才初步形成。世界体育也因此而进入了一个由东、西方两种不同类型体育交互辉映、平行而不同步发展的新阶段。从公元17世纪40年代到19世纪的中期，资本主义在欧洲取得胜利，西方体育进入了兴旺发达的近代发展阶段，世界体育也由于近代西方体育的发展而由古代体育的局部、自然实施状态发展到近代体育的整体、自觉实施状态。西方体育发展的直接结果是产生了奥林匹克运动。而在这个阶段里，以中国、日本、印度、朝鲜等亚洲国家为代表的东方体育，由于大部分时间处于一种闭关自守的封建社会条件下，他们在古代所形成的兴旺发达的状况在近代却未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从而进入了一个瓶颈和衰落的时期。就中国而言，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的大炮打破了紧闭的国门，中国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与此同时，西方体育也随西方文化的入侵而传入了中国，并形成了世界体育发展进程上的“西学东渐”局面，并使西方体育成为世界体育的主要支柱。

毛泽东的体育思想正是在“西学东渐”这一世界社会文化发展历史背景的条件下逐步形成的。西方体育，尤其是德国的体育思想在鸦片战争以后传入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毛泽东初期体育思想的形成。在毛泽东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中也充分地反映出，在“西学东渐”这世界文化发展趋向的影响下，古代中国体育兴盛发达时期所表现出的“东学西渐”趋向，已不复存在。19世纪以来，“军国民主义”盛行于日本和德国，他们为了保持其强国地位和军事扩张的需要，将学校体育变成“军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所说的：“现今文明诸国，德为最盛，其斗剑之风，播于全国；日本则有武士道，近且因吾国之绪余，造成柔术，觥觥乎可观也。”毛泽东在发表《体育之研究》一文时，充分接受了从德、日等国引入的“军国民体育思想”。当时，一些留德的中国体育学者仍主张仿效德国的“体育军事化思想”。提出了“体育军事化”思想，主张“不改体育内容，而以军事精神管理之，训练之，务使训练者绝对服从，是以军事精神完成体育军事化”。这些学者认为：在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时代，不容许我们把体育视为以健康与娱乐为目的，而应促进其组织化与纪律性，实现为国家而体育，为民族而体育。1902年，蒋百里在其“军国民之教育”中正式提出了“军国民教育思想”，并提出“扩充军人教育于学校为体操”。毛泽东当时也受到德国泡尔生的“意志主义”的影响，他把“野蛮其体魄”和“意志主义”的思想发挥到了极点，由此逐渐确立了自己“用体育强国强民”的体育思想。因而有人认为，毛泽东《体育之研究》一文的发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德国军国民体育思想和理论在中国的初步实践。但与此同时，毛泽东也十分注意对西方体育的批判性的接受和对东方古代传统体育有选择性的继承。因而可以认为，毛泽东《体育之研究》一文的发表，意在用对中西方体育文化的批判与继承，推进中国体育尤其是中国学校体育的发展。

中国学校体育思想的最初形成，也应归功于中国近代史上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有识之士所发动的“维新运动”。他们首次提出了把教育作为“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手段”和“制造国民之具”，十分重视和强调体育与“尚武”精神的结合。虽然维新运动不久宣告失败，但他们提倡体育，强调体育在学校中的地位，提倡锻炼体魄和强调尚武精神，对传统学校教育思想是一个有力的冲击，也以其“军国民思想”对中国学校体育发展史中多次出现的“军国民体育思想”起到了启蒙作用。其实质是，强调所有学生都要施行和接受军事训练，把体育与政治和军事功能以及与保卫祖国和振兴国家联系在一起。因而，当时国内盛行的“军国民体育思想”，对毛泽东《体育之研究》一文的发表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3毛泽东受西方“自然体育思想”的影响，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提出了“三育并重”和“体育第一”的教育思想

“军国民体育思想”与在20～40年代与国外新兴起的“自然体育思想”进行了长达二、三十年的争论。自然体育思想源于美国。早在191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伍德和赫塞尔顿等人就提出了所谓“新体育”的自然体育思想，它同欧洲“体操改革”和奥地利的“自然体育”一道，构成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体育改革的主流。后经美国威廉斯的发展，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一套“自然体育”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并成为美国20～40年代学校体育的主导思想。“五四”运动前后，自然体育的概念、理论和方法由基督教青年会中国体育总干事麦克洛传入中国。当时一些留美学者归国后通过著书立说等方式，广泛传播美国的自然体育思想，其中1933年和1935年方万村的《体育原理》和吴蕴瑞与袁敦礼合著的《体育原理》在国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自然体育思想开始在中国体育教育界得到认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一些激进的民主人士用近代科学思想对军国民体育思想进行猛烈的抨击，主张学校体育的目的应该是“使学生健康”为主，“应对各学生，无论其体质强弱，平均加以注意”，呼吁改“片断的”“偏枯的”“骤进的”“枯燥的”体育为“系统的”“圆满的”“渐进的”“有兴趣的”体育。

1919年第五次全国教育联合会决议对军国民体育提出了否定意见：“近鉴于世界大势，军国民主义已不合教育之潮流，故对学校体育自应加以改进。”到1922年我国颁布了新学制（壬戌学制），学校体育中的“体操科”改为“体育科”，军国民体育被指责为不合民本之意。但毛泽东已在之前的1917年4月1日就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他的《体育之研究》。这说明，毛泽东当时在受西方军国民体育思想较大影响的同时，也受到刚开始兴起的“自然体育思想”的影响。因而在毛泽东的《体育之研究》中，也有一些体育思想和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自然体育思想的影响。

从历史考证看，毛泽东《体育之研究》一文的发表，也受到中国近代史上两个重要的人物偏向于西方自然体育思想的影响。一是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他在体育实践和理论方面的言传身教对毛泽东体育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使毛泽东也形成了与杨老师一样的“三育并重”的思想，而这一思想正是毛泽东《体育之研究》的核心。除此之外，毛泽东还受到陈独秀一些体育思想的影响，他把陈独秀称为“我们这一代人的老师”。陈独秀于1915年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今日之教育方针》，其中有一节专门探讨中华民族的体格培养和体育价值。杨、陈二人的体育思想对毛泽东体育教育思想的形成影响极大。

“三育并重”的思想是毛泽东对我国学校教育和学校体育教育改革的一个突出贡献。他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指出：“三育并重的原则，此乃是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至理。”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对不同年龄、不同学段的青少年儿童在德、智、体三育并重方面提出了不同的要求。他指出：“儿童及年入小学，小学之时，宜专注于身体之发育，而知识之增进道德之养成次之。宜以养护为主，而以教授训练为辅。今盖多不知之，故儿童缘读书而得疾病或至夭殇者有之矣。中学及中学以上，宜三育并重，今人则多偏于智。”建国后毛泽东进一步强调“三育并重”的全面发展教育思想。1957年6月19日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从而在理论上将体育与学校教育中的德育和智育协调起来。

在《体育之研究》提出“三育并重”原则的基础上，他首次提出了“体育第一”的思想。他指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体者，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善其身无过于体育。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于吾人研究之中，宜视为重要之部”。由此看出，他在强调“三育并重”的同时，非常明确地把“体育”放在三育中的首位。他说：“三育并重，然昔之为学者，详德智而略于体。”为此，毛泽东对当时的教育体制提出了严厉的批判：“吾国学制，课程密如牛毛，虽成年之人，顽强之身，犹莫能举，况未成年者乎？况弱者乎？观其意，教者若特设此繁重之课，以困学生，蹂躏其身而残贼其生，有不受者则罚之；智力过人者，则令加读某种某种之书，甘言以恬之，厚赏以诱之。”毛泽东的这一思想经其进一步完善之后，又于1950年正式提出了“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方针。1953年6月30日，毛泽东主席在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主席团时，号召全国青年做到“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在强调“三育并重”的前提下，仍明确地将“身体好”排在第一位。由此，毛泽东在对马克思主义全面发展学说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明确而坚定地确立了“体育”在三育中的领先位置。

有人认为，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提出的“三育并重”与“体育第一”，以及以后进一步提出的“德、智、体全面发展”和“健康笫一，学习第二”的思想之间是否有矛盾？首先，《矛盾论》是毛泽东同志在1937年写的。该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大量具体而生动的例子全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成功分析和解决了中国革命过程中许多复杂矛盾。毛泽东在《矛盾论》中精辟地指出：“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变化，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教育中的德育、智育和体育是教育这一矛盾的几个主要方面，要实现教育的目标，首先就应该使这三个方面并重，不能有意放弃或忽略任何一个方面的教育。但相比之下，这三个方面的教育总有一个方面是起到决定教育性质和效果或起到支配地位的。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认为，没有了良好的身体，智育和德育就失去了载体，自然也就不复存在。身体健康失去了，学习自然也就上不去了。其次，从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看，“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作为教育来说，体现物质性的是受教育者的身体，而体现精神性的则是受教育者的德和智。由此看出，毛泽东确立的“三育并重”与“体育第一”，以及“德，智、体全面发展”与“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思想并非互相矛盾，而是教育中的体育与德育、智育关系中“物质”与“精神”“并重”与“第一”之间的辩证统一。

在毛泽东发表《体育之研究》97年后的今天，“智育第一”和“应试教育”的传统教育观念和体制，至今仍在冲击着我国体育教育在学校教育中应有的地位，其结果是使广大青少年儿童成为“智育第一”和“应试教育”体制的牺牲品。

1.4毛泽东《体育之研究》结合自身参加体育实践的体会，提出体育“实在重行”的“体育参与观”

《体育之研究》是毛泽东青年时代在接触马克思主义之前发表的一篇有关体育方面的文章，它体现了毛泽东的伟大践行精神，是青年毛泽东倡导体育并坚持体育锻炼宝贵经验的总结和思想精华。他在文中指出：“盖此事不重言谈，重在实行，苟能实行，得一道半法已足，……。”其实，毛泽东在年青时代就开始重视体育锻炼，其原因是毛泽东在幼年时体质较弱，疾病缠身，除此之外，大病又夺去了他两个哥哥年轻的生命，对此他深感痛苦。这使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就深深懂得锻炼身体的重要性，并促使他主动、积极地参加到游泳和爬山等体育活动中去。1913年他入湖南一师后，以极大的毅力坚持“冷水浴”“雨浴”和“日光浴”等在自然力条件下进行的一些体育锻炼项目。他曾说“这一切都是在锻炼身体的名义下进行的，这对增强我的体质也许有很大帮助，我后来在中国南方的多次行军，以及从江西出发的长征路上，特别需要这样的体质”。

毛泽东的体育实践不仅表现在年轻时代，而且在他老年时期也仍然坚持体育锻炼。1964年6月16日，他同首都高等院校的学生及解放军战士一起畅游十三陵水库。1966年7月16日，他又畅游长江，在全国人民面前树立了良好的践行体育的榜样。

1.5毛泽东受西方“自然体育思想”的影响，在《体育之研究》中提出“自觉、永恒、有趣”之“终身体育”思想

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强调体育锻炼必须主观自觉，持之以恒，也即“欲图体育之有效，非动起主观，促其对于体育之自觉不可”，“坚实在于锻炼，锻炼在于自觉”，“苟自之不正，虽使外的客观的尽善尽美，亦犹之乎不能受意也。故讲体育必自自动始”。

毛泽东在文中还强调，“有恒才能获得体育之功效”，这是毛泽东在文中所体现的“凡事皆宜有恒，运动亦然” 的终身体育思想。在谈到运动有恒的好处时，毛泽东在文中提出了“运动而有恒，第一能生兴味。……第二能生快乐”。

毛泽东还十分强调体育的“娱乐性”。他指出：“兴味者运动之始，快乐者运动之终，兴味者生于进行，快乐生于结果”。有了锻炼的兴趣，才能在锻炼中获得良好的身体体验，才能产生全身心的快乐。反之，兴趣不是天生有之，而是通过后天的运动实践培养出来的。正如毛泽东所说的，要使学生对体育锻炼产生兴趣，“夫内断于心，百体从令”，“运动既久，成效大著，发生自己价值之念。以之为学则胜任愉快，以之修德则日起有功，心中无限快乐。也缘有恒而得也”，从而把终身教育与趣味体育有机地联系起来。

如果我们把毛泽东这一思想联系到当前我国学校体育的现状，不难看出，由于我们一味地压缩学生参加体育实践活动的时间，必然使学生对体育的兴趣也逐渐淡薄。长此以往，学生的健康如何保证？在学校期间不打好基础，走出校门以后又如何坚持终身从事体育锻炼？

综上分析，97年前毛泽东《体育之研究》一文的发表，不仅对当时中国体育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而且在97年后的今天，也仍然对我国体育尤其是学校体育和群众体育起着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2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毛泽东的“群众体育第一”思想

可以说，毛泽东体育思想的形成是一个连贯的过程，它始于1917年发表的《体育之研究》，止于他在1952年6月10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上为大会的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虽然两次间隔了三十余年，但仍然存在内在的联系。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强调了体育的“救国救民”功能，到1952年他最终将其进一步发展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重要体育思想。虽然毛泽东在1952年之后没有进一步发表或提出新的有关发展体育运动方面的指导思想和理论观点，但我国体育界却一直以此作为我国发展体育事业的主要指导思想。并将其作为我国发展体育运动的“总方针”，一直延续至今。

有人提出，既然“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是我国发展体育运动的“总方针”，那么就不仅应针对群众体育，而且至少还应包括竞技体育、体育教育、体育科技、体育文化、体育产业等各体育领域。从这句话本身文字上的理解看，似乎也确实主要是针对群众体育。正如邓小平同志1974年8月8日，在接见我国参加亚运会的队伍时对毛泽东“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题词所做的诠释时说的那样：“毛主席向来主张，体育方面主要是群众运动，就叫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就是群众性问题。当然，这就是广泛的群众体育运动。体委应该主要在这方面搞好。”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前后两段话的逻辑关系去理解，“体育运动”本身就包括了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科技、体育教育、体育文化和体育产业等各个方面的体育事业，但是发展体育事业的最终目的，主要还是增强人民体质。也即我国体育运动总方针的落脚点应该就是增强全民的健康和体质。同样，我们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来看，体育既然是由包括竞技体育、群众体育等各个方面局部构成的，我们在发展体育事业中，就都不能忽视，不能互相排斥，必须协调发展。但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自然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决定体育事业的性质和最终目标的主要方面。如果这个逻辑成立的话，那么邓小平同志对此所做出的“毛主席向来主张，体育方面主要是群众运动”的诠释也是恰当的，也可以理解为，这是毛泽东的“群众体育第一”体育思想的反映。

当然从客观效果看，体委管理机关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与邓小平同志的理解应该是一致的。建国初期，我国各级体委的工作重点也确实都放在做好群众体育工作上。正因为如此，也不可否认对我国发展竞技体育和处理好发展群众体育与发展竞技体育之间的关系上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以致于在1978年3月5日召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虽然第3条规定“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第51条规定“国家特别关怀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但却没有一条或者说某段文字上提到“发展我国竞技体育，提高我国竞技运动水平”，致使我国竞技运动水平在国际上处于明显的滞后状况，我国各种重大国际体育比赛中成绩极不理想，这与我国的国际地位极不相称。鉴于这种状况，1979年2月召开全国体育工作会议时，国家体委在会上就提出 “要把注意力集中到高速发展体育事业上来，努力攀登世界体育高峰……。同时鉴于运动技术水平落后已成为突出薄弱环节，而参加1980年奥运会的任务迫在眉睫，我国一些竞技运动项目的成绩还达不到奥运会的报名标准，因此，今明两年，国家体委和省一级体委要在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的前提下，侧重抓提高。” 此时，我国发展体育运动的侧重点也因此而由“群众体育”转向了“竞技体育”，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虽然这是根据当时体育工作在当年特殊情况下的特殊需要所确定的对策，但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影响了我国体育事业全面、协调地发展。在这以后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中，我国各级体委一直延续这一精神，把体委的工作重点始终放在抓竞技体育上，以致使群众体育活动的开展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广大人民群众长期以来对体委系统“重竞技体育，轻群众体育”的倾向一直表示极大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