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令智昏的套保行动

文·图/叶脉

利令智昏，全院集体套保

海南省安宁医院属于精神病专科医院。精神病复发率较高，患者一般需要长期治疗。有时候，患者医院住久了，出院后时常出现不适应的状况又需返院治疗。于是医院就让病人先请假回家一两周，如果能适应就办理出院手续，不适应就继续住院。久而久之，便有科室发现，可以利用这个漏洞，通过虚增“请假病人”，安排“挂床住院”的方式套取医保、增加收入。

所谓“挂床住院”，即患者办理了住院手续但实际上并未入住病房接受治疗，仍然由国家医疗保险基金为其支付费用。实质上，这是一种典型的套取国家医疗保险基金的违法行为。套取的医保基金并不能直接到个人手中，那为什么医护人员愿意“以身试法”呢？一方面是因为医护人员法律意识不强，并未认识到“挂床住院”的严重性；另一部分则是由于“挂床住院”可以增加医护人员的奖金收入。

海南省安宁医院实行医护人员的奖金与科室收入挂钩的分配模式，科室的业务量增长，其科室医护人员的奖金也水涨船高——

2008年下半年，安宁医院开设老年科。一开始病人很少，为了拉拢病人住院，增加业务量，老年科“开创”了低收押金入院、减免个人费用出院的先例。之后，他们开始弄虚作假，虚开检查项目和医嘱，大量“挂床”套取医保。“挂床”病人增多，科室医护人员的奖金收入大幅提高，其他科室都看在了眼里。

时任安宁医院院长、党总支书记、法定代表人符永健得知后，不但没有制止，反而多次在医院会议上表扬老年科“肯动脑筋、有开拓精神”，并要求各科室要想方设法多收病人、提高收入。得到院长的纵容和支持后，各科室、各部门开始相互配合，利用该院八个科室1800多名参保患者的资料，虚开诊疗处方，伪造住院病历，虚构诊疗费向社保机构申请报销。“挂床住院”成为整个安宁医院心照不宣的“创收方式”。

那段时间，给病人办理入院手续时只要说“这是请假病人”，医护人员就心照不宣地明白了：这类病人不用交住院押金，也根本不用住院。2009年至2012年，这是安宁医院“发展”最快的三年，同样，也是该院“挂床住院”现象最为严重的三年。这几年内，安宁医院“挂床住院”进入了失控状态。某科室实有86张病床，2011年登记的住院病人最高达到225人，是病床数的2.6倍。

挂床病人牵出数据漏洞

“挂床病人”越来越多，其漏洞也越来越大。海南省纪委办案人员在调查中发现：一些伪造的病历材料，不仅出现多个雷同病历，甚至不同患者检查项目的化验单数据竟然完全相同！

医院其他院领导，以及医教科、医保办等部门的负责人也多次向符永健提起“挂床住院”的事情，但都没有引起符永健的重视。他甚至公开宣称：“医保的钱又没到我自己的口袋里，不会出事的。”

2010年至2012年初，海南省社保局和海口市社保局在检查中均发现省安宁医院申报医保资金存在问题，并做出“扣费、暂停申报医保资金”等处理，要求医院进行整改。然而符永健在明知医院在医疗报销中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却依旧我行我素，继续安排、纵容医院骗取医保基金。为了应付检查，他还要求医院各科室，在社保部门检查时要通知“请假病人”回医院。

贪官实录

2014年2月25日上午9时，备受关注的海南省安宁医院及其原院长符永健涉嫌合同诈骗案、符永健涉嫌受贿案，在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据公诉机关指控，被告单位海南省安宁医院在履行医疗保险服务协议的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的手段骗取医疗保险基金人民币2414万余元；被告人符永健系省安宁医院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又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397万元、港币5万元、美元8000元，为他人谋利，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应当以合同诈骗罪追究被告单位海南省安宁医院刑事责任；以合同诈骗罪、受贿罪追究被告人符永健刑事责任。法庭没有当庭宣判，择日再判。据了解，符永健于2013年4月被海南省纪委立案检查，同年10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2012年下半年，省纪委陆续接到群众举报“安宁医院套取医保基金”的问题。2013年2月，省纪委委托海南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对这一问题进行专项审计，审计结果表明“该院2009至2012年间，虚列住院病人2962人次，套取医保资金2414多万元”。事已至此，符永健才察觉不妙，开始对套取医保的违法行为喊停。

海南省社保局有关负责人称，省级公立医院从上到下如此大规模地套取国家医保基金，在海南省还是第一例。

茶馆里“办公”收受贿赂

在省纪委办案人员的调查中，符永健贪婪的面目逐渐显露……办案人员发现：符永健一方面打着“为了医院发展”的口号纵容套取医保，另一方面利用了医院的发展，在工程建设、医疗器械及药品采购中大肆收受贿赂。

据反映，很多时候符永健都在咖啡厅、茶馆里“办公”，和他一起喝茶的则是建筑商、药品商和医疗器械商们。符永健供认，他收取的贿赂，绝大多数都是在和企业老板一起喝茶时“笑纳”的。这些企业老板给符永健送钱的目的，一是想从医院拿到更多的项目，其二则是为了让医院及时支付项目款项。在同省安宁医院合作的药品供应商称，医院通过招投标采购系统选定购买厂商后，货款一般会分次支付，每次支付的额度和时间，都掌握在院长符永健一人手中。如果不“讨好”符永健，货款就有可能不“好讨”了。符永健列有一张“欠款单”，上面写着医院对各公司欠款，应该支付多少项目款，企业该给他多少回扣。每当快到结算时间，有企业老板打电话约他喝茶时，他就明白，是送钱来了。

海南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长期在省安宁医院承接一些小工程。2007年至2012年间，该公司在省安宁医院先后共承接了1000余万元的工程项目，每当医院支付完工程款之后，该公司负责人冯某都会送钱给符永健。几年来，符永健先后23次收下冯某送去的现金57万元。

2011年6月，海南某科技有限公司通过招投标与省安宁医院签订50万元的医疗器械购买项目。可发货后过了半年，医院一直未付项目余款。韩某不得已设饭局，约符永健谈付款事情。符永健照旧表示韩某做得不好，项目余款要等等再说。于是韩某再次请符永健喝茶，并将8万元现金放在符的车厢内。十天后，韩某就收到省安宁医院转来的全部应付余款。

湖南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业务代表黄某告诉记者，如果想继续把产品卖给省安宁医院，逢年过节必须给符院长送红包。2007年至2012年，黄某为了在省安宁医院药品采购项目中得到符永健的关照，先后分九次送给符永健共计人民币60万元。

庭审激辩三大焦点

在庭审中，控辩双方对“骗保”金额、医院“骗保”院长是否应担刑责、47万元是否应该算入受贿金额等焦点进行激辩。

对骗保金额，省安宁医院诉讼代理人对审计单位的审计方法提出质疑，称审计单位统计的人数、金额有误差；该代理人拿出一份《安宁医院各科自查汇总表》，称事发后该院八个科室自行再查自纠，查知2009至2013年，八个科室确认挂科金额共计1923.58万元，扣掉“挂床住院”病人拿走的药款、社保部门给医院的包干费，累计骗保967万元。

对此，省纪委委托的审计公司审计人员出庭作证称，该公司称根据省安宁医院提供的2009年至2013年会计、住院患者、缴费、用餐等资料，从中筛选出虽然有住院手续，但是零押金、零缴费、零用餐记录、个人应支付的住院诊疗费用医院全免的“三零一免”住院人员作为统计对象。对于哪怕是交纳100元押金的住院病人，他们也排除在虚报套取社保款之外，没有计算在内。

对于没有扣除“挂床住院”人员拿走的药品费用，公诉人认为那是安宁医院骗社保基金应支付的成本，不应予扣除。

那么，医院“骗保”院长是否应担刑责？符永健的辩护人称，符永健虽然作为院长主持医院全面工作，但是“挂床住院”的情况在其到医院任职之前就有，门诊、住院部、各科室自主搞的，住院费个人部分免费他既没有签字批准、也不掌握每年免费治疗的人数、金额。符永健称，他没有听过这方面的汇报，这些事情由主管副院长负责，他只是要求各科室要增加创收。辩护人认为，符永健不是诈骗案件的直接责任人，诈骗的钱财用于单位建设、职工发福利，符永健在单位诈骗社保基金案中应该承担管理不到位等责任，而不应承担刑事责任。

公诉人当庭出示了相关证据，并称符永健应该在这起诈骗案中承担主要刑事责任。

47万元是否应该算入受贿金额？辩护人认为，2013年2月，在省纪委请审计公司查明该院诈骗社保基金时，省纪委尚未掌握符永健受贿的情况，符永健主动退还潘某、林某等人向其行贿的47万元，这是在案发前主动退赃，不应计入受贿额中。公诉人称，符永健主动退赃，是因为省纪委对安宁医院进行审计，符永健担心受贿事实暴露，为掩饰犯罪而退赃，根据相关规定，这47万元应该纳入符永健的受贿金额中。

“干将”忏悔，如有来生不会再犯这样的罪

与众多贪官一样，符永健曾是个“干将”。2011年海口市委机关报海口晚报曾以《迎接生命的希望》对海南省安宁医院进行大篇幅报道，报道指出，该医院护理质量不断提高— —病人满意度达98.8%……

2008年4月，海南省精神卫生中心对全省精神疾病治疗机构现状进行调查发现，全省18个市县(农场除外)，只有海口市、文昌市、琼海市、万宁市、三亚市、昌江县、五指山市、儋州市等8个市县设有精神病医院(科)或精神病防治所;21个农场医院设有精神科;全省核定精神科病床不足1000张。绝大部分精神疾病治疗机构基础建设十分简陋，医疗设施缺乏，住院条件差(有的仅有数张病床)，医疗水平低；治疗单调，除了药物治疗外，无心理治疗及工娱、康复等辅助治疗，不利病人的康复。为加快完善精神卫生服务体系，提高精神疾病防治能力，符永健曾多次建议各相关部门大力协同配合，积极做好精神疾病防治工作，对精神疾病实行划区域防治。在他的奔走呼号和各级政府、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2010年，海南省安宁医院将基本建成覆盖全省城乡、功能完善的重性精神病患者管理系统……

然而，随着个人贪欲膨胀，他开始渐渐堕落……2013年，被海南省纪委立案检查后，符永健在忏悔书中写道：“刚开始时，别说是收受红包和回扣，就连药品、设备供应商请客吃饭我都坚决拒绝，但随着业务往来增多，心头的一根弦放松了，情面就放不下了，思想也就把持不了，渐渐地从接受请客、礼品到接受红包、回扣也就顺其自然了，而且深陷其中……经组织谈话后，我恍然大悟，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是非常严重、不可饶恕的，感到非常后悔和痛心，也觉得非常可耻，愧对党组织的多年培养，更无颜面对信任自己的同事。”

在庭审最后阶段，符永健在最后陈述时表示，对检方指控其犯有合同诈骗罪、受贿罪无异议。“我出生于教育世家，曾经是一名好医生、好领导，现在走上犯罪的道路，成了自己挥之不去的梦魇……如有来生，我不会再犯这样的罪。”符永健在最后陈述时多次哽咽，并流下忏悔的眼泪。

廉政教育在身边

庭审现场，来自全省各二级医疗机构院长和书记、各三级医疗机构领导班子成员，省卫生厅直属各单位领导班子成员，省人民医院副处以上干部，省安宁医院、省中医院、省保健院中层以上干部及卫生厅机关各处室主要负责人等300多名干部参加旁听。

“这是一次生动的廉政教育、警示教育。”海南省人民医院院长、党组书记李灼日深有感触地说，医疗机构必须加强管理，任何事都不能突破法律的底线。旁听人员纷纷表示，这种面对面的教育令人震撼，用身边典型、真实案例教育身边人的方式更能触动人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