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路在何方

黃臥雲

統治的安全不取決於嚴防死守，而取決於對抗力量的發展。釋放部分統治權力，是釋放社會對抗性壓力最有效的措施。世界歷史上，凡在懂得放棄權力的地方都不會也沒有發生過血腥的暴力革命，而死不放棄權力的，特別在社會壓力越來越大的時候，必定會成為權力的犧牲品。

中國歷史上只有兩次政治管理制度的變革，一次是秦始皇變革，他確立了絕對的中央集權體制，另一次是辛亥革命，目標是推翻秦始皇的集權制，代之以分權與權力制衡的憲政體制。由於辛亥革命按照西方模式的改革沒有取得成功，中國政治改革的基本主題便是對秦始皇確立的體制進行修補。

修補和改革是對危機作出的回應，危機從未間斷，改革因此也從未停止。真正能被稱為改革家的人，他們的改革必須具有開創性，經過了時間的檢驗。用這樣的標準去衡量，毛澤東有開創性的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但未能經受時間檢驗，因而他不能列為改革家的行列。縱觀他的一生，正如他曾自比秦始皇，在制度建設上沒有超越秦始皇。鄧小平的改革也沒有突破前人的地方，缺少對歷史的開創性貢獻。

改革能走多遠

從離我們最近的一次改革即上世紀80年代的改革開始考察中國改革史是合適的。這是以改革時代著稱的改革。那時，政治體制改革在官方話語中一度佔據著重要位置，主要政治領導人反復提出“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也會喪失，會拖累經濟的發展”，時過30多年隨著中國經濟進入冬天，這句話正在得到驗證。那次改革，既是改革的起點，也是改革的終點。

政治體制改革在二十年前突然從官方的話語中消失，政治改革的話題變得敏感，隨後“中國特色”論大行其道，在近幾年，“中國模式”論又喧囂不已，它宣揚的是，中國獨特的政治體制同資本和市場的結合造就了中國經濟的奇跡。那個曾經被官方認為需要馬上予以改革的政治體制，搖身一變成了一種極其可貴的巨大優勢。

毛澤東的權力繼承者對毛消滅一切自由的統治權進行了收縮，這是一種被迫收縮的改革，但權力的絕對性並沒有改變，在絕對強勢的權力面前，一切仍都是渺小的，學術是渺小的，思想是渺小的，真理是渺小的，民眾是渺小的，社會是渺小的。大學，科研單位，專家和學者，只有納入官僚體系中才能取得應有的地位。在這個過程中，外部的崛起和內部的坍塌，物質的豐富和精神的淪陷，在同時進行。

中國經濟在20世紀末和21世紀最初的幾年因搭上經濟全球化的快車而繁榮，終將因制度改革滯後而失去繁榮。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引發了全球經濟衰退，不但發達經濟體深陷衰退之中，新興市場國家包括印度、巴西、土耳其也都正在經歷增長放緩，但中國經濟的困難與其他國家相比，在性質上並不一樣，造成困難的原因大為不同，導致的結果也會不同。對於體制健全、管理得宜的國家，不會有社會動盪之虞，經濟復蘇也會更快，但對於中國，衰退的程度可能要深刻得多，經濟週期的結束和轉換可能也是社會週期的結束和轉換。經濟衰退會不會引發整個社會秩序的大變動，“中國奇跡”會不會成為“中國陷阱”，這正是當下社會都在關注的問題。

那麼，如果照鄧小平——被官方稱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的想法一直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是不是當前這一切就得以避免？從總設計師那裡尋求改革支持的人們撰寫的大量文章都力爭表明，總設計師繪就的系統而全面的政治體制改革藍圖才是中國永久繁榮的保證，現有的各種經濟、政治和社會問題，都是因為後來的決策者沒有按照他指明的方向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然而，當筆者再次查閱那些並不遙遠的、零散的改革論述和回顧當時的實際時，發現情況並不那樣樂觀，它們不可能拼成一幅完整的可操作的改革路線圖。堅持党的絕對領導是其改革思想最核心的部分，黨政分開、政企分開則構成核心的兩翼。在邏輯上，三個目標之間無法一以貫之，在党的絕對領導下，不但實現黨政分開是不可想像的，政企分開也十分困難。政治，從領導策略上說，它是一門藝術，你可以表現個性，揮灑自如，但從制度安排上看，它卻是一門嚴謹、精確的科學，在目標和路徑選擇之間有嚴格的一致性，彼此限定對方。總設計師反復提出要克服現行制度中的官僚主義，但在他的所有關於改革的言論裡卻找不到任何有關權力制衡和自由選舉的表述，相反，他一再堅持，那些制度是決不能照搬的西方模式。離開了自由選舉制度，離開了以權力對抗權力的制度，要克服腐敗和官僚主義只能是緣木求魚。這是常識。

中國80年代的政治經濟改革都是對毛澤東時代作出的反應。改革者們親身經歷了由一個人統攬大權的種種磨難，大吃苦頭，他們的命運和沉浮決斷於一人。主席可以盡情抒發“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政治豪情，而其他所有高級官員包括國家主席都必須看他的臉色行事，而他又是如此地不同常人，其性格喜怒無常，其感情捉摸不透，其語言難以揣摩，以至於常常會看錯他的臉色，理解不到他話語中的意旨。在全國人民心目中有著父親般慈愛的偉大領袖，在他的下級、政策的執行者面前，卻常常是嚴厲斥責和龍顏大怒。被毛打倒或被批過的党的高級官員，對政治改革最容易達成的共識就是實行集體領導，結束由一人獨斷朝綱以及由此引起的“黨內民主生活極不正常”的狀態。

對改革者來說，他們的第一課就是要破除民眾對毛澤東的極度神化和絕對迷信，為此，他們特別強調民主，要民眾敢於講話，敢於突破“兩個凡是”的思想限制。這裡的民主，與包含了自由選舉、議會制度等內容的一般民主概念毫無聯繫。這裡的集體領導，也不是羅馬共和國時期的元老院領導，它只是變一人統治為多人共治。集體領導體制是對權力的現實格局的承認，即毛澤東之後党的最高領導圈內已經沒有人能夠獨享大權。改革者希望，集體領導能給權力集體帶來了更寬鬆氛圍和更大的安全，權力集團的成員不會像毛時代那樣大面積地遭受運動式清洗。80年代最成功的政治改革要算是在形式上結束了國家最高權力的終身制，實現了任期制。鄧以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為改革劃出了不能觸碰的紅線，規定了改革不可逾越的絕對邊界。

改革者的自利決定了改革的邊界，改革的邊界線與改革者的利益邊界線是一條完全重疊的線。以改革者為圓心、以改革者的利益為半徑劃出的圓，就是改革的最大範圍，在這個範圍內，表示改革者的利益不會受損。“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顯示其對待改革的謹慎態度，當改革一旦危及到自身的核心利益時能夠及時回撤，不至於犯顛覆性錯誤，因此，當他們感到1989年發生的事件在撼動其政治基礎時，改革派猛然踩下了刹車。根據總設計師對政治體制改革的設想，能做的，總設計師都做了；做不到的，總設計師自己也做不了，他的政治傳人就更是做不了。政治體制的繼承是主要的，對它的改革是次要的。在固守權力的目標下，能夠改革的東西事實上就很少。

以民主之名發起改革的人，其改革共識形成的基礎更多的是自己被批、被奪職的共同遭遇，而不是出於對民主原則和民主理念的共同堅持。當党的總書記胡耀邦對公民追求自由表現出一定程度的容忍時，他遭到了改革派毫不留情地攻擊，並失去了權力。對於統治權而言，被統治者的自由是一種巨大風險，它越出了改革的利益之圓。而集體領導的進一步發展，幾乎就成為集體放縱。

致命的貪婪

腐敗深化和統治權威的衰微是王朝危機的開始，通常也是改革的開始。王朝每次遇到危機時，最高統治者近乎本能地採取的改革措施就是強化自己的權力。在帝國，官員的腐敗是普遍的。從壞的方面看，腐敗是官場的腐蝕劑，對帝國行政造成破壞，從好的方面看，它又是激勵官員的手段。也就是說，腐敗對於體制運轉是一種必要，因而它不可能消除，但反腐卻是皇帝揮向官員的利劍，特別是對於新繼承大統的皇帝，反腐是他整肅大臣、掃除異己、為自己樹立權威的極佳途徑。但中國式政治是一場輸不起的遊戲，反腐過於較真，打擊面太大，引起官員普遍反感，怕輸；反腐動靜太小，腐敗日益猖獗，也怕輸。正是由於必要的腐敗存在，皇帝才一直可以反復運用反腐之劍。

中國圍棋最富於智慧的技巧是棄子求勝，懂得放棄對獲勝至關重要。政治上把放棄的智慧發揮到極至的，非華盛頓莫屬。英國古老的王室存續至今，也完全得益於它放棄的智慧。絕對佔有，絕對危險，尋求安全的惟一之策就是放棄絕對佔有。中國的統治者卻從未表現出放棄的智慧，他們一直模仿秦始皇，但從未超越秦始皇。一次又一次地全盤輸掉，一次又一次地建立新朝，後來者沒有從前人失敗中學到一點真知。他們依然象前代的帝王一樣，盡最大努力把守每一個棋子，把任何一個棋子的丟失都看成是巨大損失。每當統治遇到危機時，他們的唯一應對方式，就是近乎本能地加強權力，追求更大的權力集中。他們從歷代王朝失敗中吸取的唯一教訓，就是決心比以前的統治者更加努力地去死守棋子。結果是再次重蹈覆轍。

政治比圍棋當然複雜得多。一盤圍棋的對手只有一個人，但在一個政治棋盤上，則有很多對手。民主政府中，政治對手都在明處，雙方都按照明確的規則博弈，彼此不會給對方造成不能承受的傷害。而專制政府中，政治卻是一場毫無規則的遊戲，出其不意，詭計和奇謀，在這裡是克敵制勝的重要條件，對手通常都在暗處，即使在身邊，他也可能渾然不覺，雖然也許隱約感覺到危險的迫近，但仍然不知道危險具體何在，這時，當然要做足種種準備應付可能的事變，結果很可能只是瞎忙一通，不得要領。在自以為危險會出現的地方大力加強戒備，採取各種防範措施，實際危險卻完全在另一個地方出現，當它出現時，卻猝不及防。花大價錢、大力氣修築的政治、軍事工事，有如法國耗費鉅資建成的馬其諾防線，雖固若金湯，卻根本派不上用場，原來德國軍隊繞過了法國的防線，突然從法國人意想不到的阿登高地突進。

統治的安全不取決於嚴防死守，而取決於對抗力量的發展。釋放部分統治權力，是釋放社會對抗性壓力最有效的措施。世界歷史上，凡在懂得放棄權力的地方都不會也沒有發生過血腥的暴力革命，而死不放棄權力的，特別在社會壓力越來越大的時候，必定會成為權力的犧牲品。

改革開啟下了一個危機

改革的目的就是消除政權面臨的危險，可非常要命的事實是，統治者永遠也不能準確判斷危險來自何方。

政府必須在很多條戰線上同時防範和進行作戰，既要防民，又要防官；既要防範身邊的危險，又要防範遠處的危險；既要防止內亂顛覆，又要防止外敵入侵和吞併。這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但統治者又必須去完成不能完成的事，沒有選擇。他們把國家當家業，而家業是絕對不能放棄的。但這份家業的特殊之處在于，它從來就沒有獲得天下人的認可，毋寧說，它是一份無主的家業，所有人都可以去佔有它，就看誰有佔有它的實力。這樣，中國政治的實質就是連續不斷的武力賭博，每一個政權既是這種賭博的結果，又必須參與下一場賭博。贏只是暫時的，輸卻是絕對的。再強大的政權，智力、財力、人力總是有限，可挑戰、危險、敵人則無窮盡。以有限應對無限，顧於此，必失于彼，嚴於內，必疏於外，這就是所有獨攬天下大權的統治集團永遠沒有安全、永遠不會長久、改革永遠不會成功的原因，他們永遠守不住本來就不屬於他們的家業，在他們自認為找到了可以長治久安的可靠制度保障時，卻意想不到地埋下了災難的種子，改革意在醫治痼疾，卻往往成為下一個危機的起點。

持續受到邊境民族巨大壓力的唐王朝，被迫對軍事體制進行改革，去建立一個規模龐大的防禦體系。在北邊和西邊邊境地區建成的九大藩鎮，形成了龐大的軍事能力，確實加強了應付外來挑戰的力量，但不詳的是，藩鎮制度同時也形成了遠離中央、難以制約、對朝廷構成嚴重威脅的一個個力量中心。自安史之亂開始，藩鎮演變為地方割據，決定性地改變了唐代的國內政治，動搖了王朝的權威。到了行伍出身的宋太祖，前有唐朝的教訓，後有自身發動兵變的經歷，不但深知軍隊的重要性，更深知軍隊的危險性，為了嚴防於內，新政權剛剛安定就對軍隊管理體制實行改革，強化皇帝對軍隊的領導權，削弱武官的地位。減少了內患，卻增加了外憂。有宋一代對外虛弱不堪，它在同北方遼、夏、金的軍事鬥爭中屢吃敗仗，割地賠款，宋朝的兩位皇帝徽宗、欽宗父子連同他們的女人、百官被金人虜獲，終其一生都受盡淩辱。

世人都只看到皇帝無比風光的一面，看到他們權力無邊，享盡榮華富貴，當代電視劇極力渲染帝王們的豐功偉績和浪漫生涯，人們便以為每個皇帝都想再活五百年，何曾去想還有多少苦命的皇帝。秦二世屈服于宦官趙高指鹿為馬的淫威，蜀漢後主、南唐李後主都成了敵國的俘虜，漢獻帝作為軍閥們爭奪的目標，被反復劫持，以便後者可以挾天子以令諸侯，崇禎皇帝在李自成的隊伍包圍京城之際讓皇后貴妃自盡，又揮刀砍殺15歲的長公主，埋怨她“何生帝王家”，最後自縊煤山。

不幸的皇帝何勝枚舉。不幸的皇帝各有各的不幸，他們中雖然有秦二世胡亥這樣殘暴愚蠢、不堪造就者，但如果以為都特別無能特別昏庸，則不符合事實。劉禪與諸葛亮君臣融洽，可見既賢且識大體；崇禎勤於政事，勵精圖治，開局良好。總的來說，他們的悲劇是他們自己無法逆轉的，是形勢所定，即使諸葛亮再世，也不能挽回蜀國的失敗。當明王朝受到聲勢浩大的農民起義軍和充滿銳氣的清軍兩面夾擊時，已然無回天之力。王朝自興盛而沒落，所呈現的軌跡是一條平滑向下的直線，而不是一條起伏有致的曲線。中興只是虛幻的假像，是短暫的迴光返照。一般情況下，他們在出生或繼承大位時，時局已經緊張，危機正在到來，不但社會顯現亂象，朝廷內部也變得不穩定。這種不穩定往往始於最高權力的繼承危機。在特殊情況下（實際上屢見不鮮），比如帝位出缺，新皇帝要經過朝廷中主要實力派別的協商、鬥爭、甚至發動一場政變才能產生，而這可能只是隨後更激烈的權力爭奪戰的序曲。皇帝位於權力體系的核心和中樞，身不由己，大權旁落，王朝危機深重的時刻已經到來。

每一個王朝的覆滅都開始於農民起義，它如果不是直接把王朝送進墳墓，也是為王朝掘墓的第一批力量。農民起義一開始就直奔地方官府，殺死官吏，即使沒有對王朝造成最致命的威脅，它也打開了致命的魔盒，那些原本處於蟄伏狀態的體制內和體制外的各種勢力此時乘機崛起，形成滾滾洪流撲向王朝。

革命代替改革

清朝集歷代管理體制之大成，從專制管理制度上看，它已是十分完善了。在民生政治的管理方面，它在1712年宣佈從此以後滋生人丁永不加賦，這是那個時代政府所能給予人民最大的福利了。在權力制衡方面，朝廷對官員的監管和防範相當嚴密，全國十八個省由督撫共管，一般來說，總督管轄兩到三個省，巡撫管轄一省，官銜分別為正二品和從二品，但總督和巡撫並不是上下級關係，他們都直接向皇帝負責。監察機構負責對官員進行糾察彈劾。在基層控制方面，全面推開保甲制度，每十戶為一牌，每十牌為一甲，每十甲為一保，保甲成員的責任就是監視鄰里，發現犯罪或密謀造反等行為必須及時向保長舉報，保長則向縣衙報告。

中國經濟在清代達到了世界頂峰，當1793年乾隆皇帝以天朝“種種貴重之物梯航畢集，無所不有”為由拒絕英國特使通商要求時，所說並非虛言。在西方工業革命以前，傳統經濟的發展主要依賴於對勞動力的投入，它使人口眾多的中國長期保持世界經濟的領先地位，1800年前後，清國在全球製造業總產出所占比重達33%，加之人民的消費水平一直處在很低的水平上，大清國民對西方工業品幾乎無所需求，以至在十八世紀的廣州貿易中，中國一直保持著貿易順差，直到白人終於有一天找到了一種中國人有強大需求的物品——鴉片，才扭轉貿易不平衡的局面，並使中國的白銀開始大量外流。

清朝作為少數民族和外來政權統治著人口龐大的漢人，對漢人防範漢嚴厲到病態的程度，它不能容忍對其權威的絲毫挑戰，連男人的髮式也成為檢驗其政治上是否忠誠的標準，違背規定的髮式都視同謀逆，某句詩文一旦被認定譏諷滿人，便大興文字獄。然而，即使採取最嚴密防範的措施，清朝的統治還是從根基上被動搖了：秘密會黨反清于南，白蓮教造反於北，消耗著王朝的生命。等到洪秀全的太平軍興起，完成了給清政府的致命一擊。僅僅是由於湘軍將領的善意，沒有搶班奪權，它才又繼續掙扎了半個世紀。

1840年的鴉片戰爭並沒有讓朝廷那些飽學之士看清形勢，要在又吃過西方人的幾次敗仗之後，他們才認識到中國正在面臨一個三千年未有之變局：這幫形體污穢的西夷完全不同於過去到天朝來的貢使，他們不來朝貢，而是在國家武力的支持下強行開展貿易，其船堅炮利，又遠非天朝所能比。雖然變法圖強的思想在朝廷中逐步佔據了主流，但政府的圖強，就是造船造槍，辦廠開礦，增設一些必要的國家管理機構；政府的變法，只說不做，改革派官員和保守派官員圍繞要不要變和如何變而爭論不休，最後“中體西用”的觀點獲得統治者的一致認同。一直在注視著中國危機的日本很快進行了按西方模式改造政治的明治維新，並開始變得強壯和渴望對外進行軍事冒險，它選擇在朝鮮——大清的保護國——向衰老的清國發起挑戰，于甲午之戰大敗之。中國同日本在近代的第一次災難性交手，不但將它的極度虛弱暴露於世界，引起列強瓜分中國的競爭，更是此後數十年間遭受日本帶給它一系列災難的開始。中國政府20年的自強運動就這樣收場。這時，中國知識分子第一次作為獨立的主角登臺，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一批士子強力推動西方模式的制度改革，他們獲得了鬱鬱不得志的皇帝的支持，向帝國的官僚體系開刀，這是一個大膽的、具有革命性的改革方案。

權力現象和所有自然現象、社會現象、經濟現象一樣，由生到死，有自己的週期，西方政治以改革順應權力週期，中國政治則以改革來抗拒權力週期。西方人的到來，第一次給中國政治帶來了全新的視角，即民權和憲政的視角。103天的戊戌變法被鎮壓後不幾年，西方模式的改革方案再次回到朝廷，1905年日本在中國東北贏得了對俄戰爭的勝利，清政府認為這是立憲政體對專制政體的勝利，並開始考慮立憲改革事宜，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改革的開始，而是一場新的馬拉松式的宣示改革的開始。西方政治對於清政府即無法回避，又始終是一種異己的力量，它的立憲不過是又一次變法圖強，它要做的就是把西方政治體制嵌入自己原有的集權體制中，把議會、憲法這些西方政治元素當作維護皇權、使大清強大的有用手段，從而建立其天朝特色的政治體制。

清政府最大的失算，是忽視了這個社會有多種多樣的力量存在，而不是只存在政府一種力量這樣的基本事實，它以為所有的事情都只按照政府的意願發展，以為在社會舞臺上只有自己是唯一的演員，並按照自己編排的劇本演出，而其他所有人都不過是看客。獨角戲演出時間一長就要栽跟鬥，要為自己對事實的漠視付出代價。

民權和立憲政體成為年輕一代的革命者追求的目標，“三民主義”是當時中國提出的最具有普適價值的政治觀，包含了立憲政體的精華。辛亥革命標誌著改革的新方向在中國出現，《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總綱第一條是“中華民國由中國人民組織之”，第二條規定：“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全體國民。”約法還明確了人民擁有自由權和選舉權，確立了國家權力之間的分立、制約和平衡體制。辛亥革命雖然沒有成功實現政治改革，但為中國政治改革設定了新的目標。

西方因素的介入對中國的政治和未來註定要產生重大影響，當西方的民主和憲政幽靈在中國遊蕩時，西方的另一個幽靈——共產主義幽靈也進入了中國，它們都各自在中國找到了自己的黨派代言人，形成對立的兩大黨派，也就是兩大軍事集團，它們之間掀起了一場續寫中國傳統奪權史的腥風血雨的革命，革命的結果，是把中國社會再次帶入了傳統的權力結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