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商行经营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基于53家城商行面板数据的随机前沿模型

陈一洪

(福建泉州银行 董事办公室， 福建 泉州 362000)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城市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城商行”)在整肃城市信用社、化解地方金融风险中诞生。在坚持“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市居民”的方针指导下，城商行稳步成长、市场份额逐年增加，在国内多层次银行业体系的构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进入21世纪以来，城商行的迅速崛起使中国银行业体系发生了重大变革。在此过程中，城商行单一城市经营限制的突破、公司治理机制的建立与完善为城商行的高速增长与可持续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依托管理层级少、决策链条短，贴近市场、反应速度快的体制优势，城商行在小微金融、市民银行领域建立起比较优势，在错位经营，差异化、特色化发展过程中，确立和巩固了自身市场地位，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日益提升。2003年至2012年10年间，国内城商行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城商行资产总额、所有者权益分别从2003年末的14622亿元、499亿元增长至2012年末的123469亿元、8075亿元，9年间分别增长了7倍和15倍，年复合增长率高达26.75%和36.25%，分别较业界平均水平高出7.62个百分点和10个百分点，同期市场份额分别从5.29%和4.69%增加至9.24%和9.31%；与此同时，城商行年度税后利润总额从2007年的248.1亿元增长至2012年的1367.6亿元，年复合增长率高达40.69%，高出银行业金融机构平均水平13个百分点，市场占比由5.55%增加至9.05%，年平均增加0.7个百分点。

国内城商行实现了规模与效益双赢，市场份额稳步提升，与此同时，在服务地方经济、扶持中小微企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①，城商行越来越成为理论及实务界关注的焦点。赵锡军(2010)[1]指出，城商行自身发展与地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的相互促进作用，一方面，地方经济增长是促成城商行效率提升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地方经济增长通过作用于地方城商行效率提升达到促进本地金融发展的目的，最终又反过来促进本地经济增长，从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而在政策放开前，城商行的经营地域仅限于单一城市，城市经济金融规模极大地影响、制约了城商行发展空间，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城商行发展的效率损失。周密(2007)[2]通过建立静态均衡以及动态重复博弈模型分析城商行的经营结构在地域竞争效率上的损失，其研究表明单一城市经营结构对城商行的地域竞争效率带来了损失，而引入战略投资者和经营区域外的地区建立联系、实现跨区域经营是解决这一困境的重要途径。曹凤岐(2006)[3]、卢独景(2012)[4]的研究则进一步表明，跨区域经营有利于城商行解决贷款集中度、客户集中度偏高问题，并通过为跨区域经营企业提供贷款及清算服务来获取和维护客户，避免基础客户的大量流失。那么，在经历2007—2010年战略投资者引进、公司治理改革全面深化以及2009—2011年跨区域经营放开之后，国内城商行经营效率是否得到有效提升？影响城商行效率差异的因素又是哪些？本文基于跨区域经营、公司治理改革大背景研究城商行经营效率及其变化，并进一步揭示影响效率差异的主要因素。

本文将在以下几个方面对城商行经营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做出贡献：(1)首次集中研究了国内53家城商行2009—2011年经营绩效及其影响因素，样本城商行总资产占当年城商行总资产的比重达到70%，样本城商行分布于除西藏、海南外的国内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及研究价值；(2)2009—2011年正值国内城商行跨区域经营、股份制改革的重要年份，研究这一区间国内城商行经营效率、变化及其影响因素，能为国内城商行相关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3)研究样本取自53家城商行2009—2011年的相关数据，采用面板数据扩展了样本容量；(4)将影响城商行经营绩效的跨区域经营变量、股权结构变量、资产控制及资本质量变量引入无效率函数，可以更加准确地估计样本城商行的经营效率；(5)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模型扩展了以往以线性回归及非参数分析为主的城商行经营绩效及影响实证研究框架。

一、制度背景与文献综述

2004年，银监会(即“中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成立之后发布了《城市商业银行监管与发展纲要》，这为此后国内城商行的快速发展奠定了政策基础。在这之后，银监会等国家监管部门加快对国内城商行跨区域经营的政策调研及制订，于2006年发布了《城市商业银行异地分支机构管理办法》，在“扶优限劣”的监管基调下，资质较好的国内城商行跨区域经营开始放开。随着2009年《关于中小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市场准入政策的调整意见(试行)》，规定符合条件的中小商业银行设立异地分支机构将不再受数量指标控制，由此拉开国内城商行大规模跨区域经营大幕②。

但是，作为国内银行业体系的后来者，城商行一直扮演着追赶者的角色：无论是金融服务与产品，还是组织架构的优化与完善，脱胎于城市信用社的城商行都有足够的空间需要改进。然而，在关注金融服务与产品创新、组织架构优化与完善的同时，以公司治理为核心的制度建设却常常被忽视，自股份制改造以来，城商行在公司治理方面的革新却迟迟没有深入推进：对53家样本城商行的统计分析发现，至2011年末，超过70%的样本城商行第一大股东为地方财政或地方国有企业；此外，样本城商行第一大股东平均持股比例高达20.44%，“一股独大”现象仍广泛存在。

如上所述，国内城商行发展的强烈政策驱动以及股份制改造过程中地方政府的主导作用，使之成为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陈一洪、刘惠川(2012)[5]指出，作为国内银行业增量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及监管层的制度供给是影响其经营绩效的重要因素，有利的制度供给及政策变化往往成为推动其发展的引擎。因此，城商行跨区域经营政策的突破，为城商行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市场竞争空间。在此基础上，刘飞(2011)[6]借鉴CAMEL评级体系的指标设置，从5个方面对城商行跨区域经营的收益与风险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除2010年外，实现跨区域经营城商行的总资产收益率都要高于所有商业银行总资产收益率的平均值，并且其各年的不良贷款率要低于所有城商行不良率平均值，而资本充足率则要高于所有商业银行的平均值。而王擎等人(2012)[7]的经验研究则进一步指出跨区域经营有利于城商行在更广的市场范围内优化投资组合从而有助于降低个体风险水平，与此同时，在规避地方经济波动的系统性风险方面也具有显著的作用。

那么，作为国内银行业体系的后来者，公司治理对城商行的经营发展究竟会带来怎样的影响？较早时期，国内不少学者从城商行股份制改造过程中引入地方政府或地方国有企业控股这一事实入手分析，指出，依附于地方政府的行政控制可能会使城商行逐步演化为地方政府背离当地实际和比较优势进而产生盲目投资冲动的工具(熊继洲，2004)[8]。杜朝运等人(2008)[9]提出地方政府“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导致城商行有效产权功能的缺失进而抑制股权效率的充分发挥。从理论上再次论证地方政府主导下城商行经营可能产生效率的损失。然而，李维安等人(2004)[10]通过“田野调查”，利用山东、河南两地28家城商行样本考察股权结构、治理机制对城商行经营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虽然国有股权一股独大特征明显，但大股东的这种性质并没有对上述两地城商行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这一案例研究结果虽然证实了山东、河南两地城商行国有股权一股独大并没有产生明显的消极影响，却不具有广泛性。之后的实证研究则更多地支持国有股权的消极影响论。以王擎等人(2012)[11]的实证研究为例，利用国内四十余家城商行2006—2010年的数据，通过线性回归发现，城商行第一大股东的国有性质、控制能力及股权集中对城商行的经营绩效具有显著的消极影响。这一研究结论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目前国内理论界及实务界对城商行公司治理，特别是包括股权结构在内的治理机制对城商行经营绩效的影响的观点。在此理论推动下，进一步优化城商行股权结构、提升公司治理效率，从而开启城商行经营发展的“第二季”成为理论、实务界以及地方政府的共识：进一步吸引民间资本参股、引进境内外金融机构战略投资者、地方财政逐步退出城商行等一系列股权结构优化举措正在众多城商行当中有序推进。截至2012年底，国内城商行总股本中民间资本占比达到54%，其中，浙江省辖内12家城商行民间资本占比为76.48%，有2家城商行为民间资本100%持股，并有包括杭州、宁波、台州、温州等在内的城商行引入境内外金融机构或大型央企作为战略投资者，通过优化股权结构、引进战略投资者，实现“引资”、“引智”与“引制”的有机结合，进一步优化公司治理机制。

近两年，随着城商行信息披露的进一步规范与完善，国内学者可以从更多渠道获取大样本城商行的数据信息，这也为更加规范的城商行效率研究提供了基础。潘秀、王雷(2012)[12]运用DEA(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对2008—2009年西安银行、宁夏银行及兰州银行的经营效率进行了对比，首次对西北地区三家城商行进行了效率研究。谭元戎等人(2013)[13]同样基于DEA法对国内35家城商行2003—2008年的技术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区域经济增长及资本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样本城商行的技术效率逐步提升，但是，由于无法获得35家城商行2003—2008年所有年份的数据，文章将研究样本扩大至国有银行及股份制银行，使得研究对比缺乏一致性。陈一洪(2013)[14]则利用国内98家城商行2010—2012年的平衡面板数据，运用DEA模型下的Malmquist指数对样本城商行的技术效率变化进行一致性分析，大样本的研究基本覆盖了国内主要城商行，多元化的资产规模、发展层次使研究结论更具可靠性，研究结果表明，2010—2011年样本城商行整体全要素生产率有所提升，但是，2012年则成为发展拐点，在一系列金融生态环境的深刻改变下，样本城商行全要素生产率出现下降。

然而，回归分析法将影响城商行经营绩效的劳动力、资本投入与公司治理结构、跨区域经营等变量混合分析容易导致绩效评价结果的误差；非参数分析方法则假定所有与城商行潜在绩效相偏离的因素都属于非效率成分，无法分离随机误差项与包括公司治理结构、跨区域经营等变量对城商行经营绩效的影响，最终同样会导致效率估计的偏误。而随机前沿分析法能有效控制以上问题，为效率研究提供更接近现实的评价结果。目前，国内关于城市商业银行随机前沿分析的研究文献相对不足，更多的研究集中于国有商业银行及股份制商业银行(张健华、王鹏(2009)[15]，吕品、文英(2010)[16]，李勇、王满仓(2011)[17]，韩兆洲、黎中彦、谭华(2013)[18])，因此，本文后续将通过构建样本城商行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来分析其经营效率。

二、研究框架及模型设定

1.基于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的研究

随机前沿分析是参数分析方法的典型代表，通过分离随机干扰项与非效率因素使估计结果更加准确，与此同时，它所建立的随机生产前沿面使得跨时期的面板数据分析更加接近现实，因此，在生产分析、尤其是跨时期分析当中得到广泛应用。Aigner, Ovell & Schmidt以及Meeusen, Van den Broeck同时于1977年引进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其基本设定形式为：

Yit=f(Xitβ)e(vit-uit)

其中，Yit为i决策单元在t时间的产出，Xit则为投入向量，β为投入的参数向量，(vit-uit)是随机扰动项，它由随机误差项vit和技术非效率项uit组成；一般假定随机干扰项是独立同分步的正态随机变量，具有零均值和不变方差的特征，而技术非效率项则是截断分布的误差项。与非参数分析方法无需确定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不同，随机前沿分析法依赖于生产前沿f(Xitβ)的具体形式。在实际的应用当中，按照生产函数设定形式的不同分成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以下简称C-D函数)以及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两种(以下简称Translog函数)。

2.模型设定及非效率变量的引入

本文将设定更加一般化的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形式，在模型估计完成后做平方项与交叉项估计参数皆为零的似然比检验来判断，检验统计量为LR，在Translog函数估计后软件会给出这一似然比检验值。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模型的具体形式如下所示：

β5(LnLit·LnKit)+vit-uit

(1)

其中，Lit、Kit分别代表t时期第i家城商行的劳动力投入与资本投入，Yit则是这些生产要素组合下的产出，当然，影响产出的要素除了劳动力及资本投入外还包括随机扰动项(vit-uit)，uit则为技术非效率因素。

在实际的生产活动中，有些变量虽不像资本和劳动力投入那样直接进入生产，但却会对城商行的生产效率产生重要的影响，通过将这些变量引进非效率函数进行分析会得到更有效的估计结果，这也是参数分析法相较一般回归分析及非参数分析的可靠所在。由于外部宏观因素及行业因素对多数城商行具有相似的影响，并且其作用的机理及路径比较复杂，因此，本文更加关注城商行内部微观因素的影响，从影响技术效率的因素的角度，并结合前文的理论分析，本文大致研究以下几个方面：(1)跨区域经营。刘飞(2011)[6]、王擎等人(2012)[7]的理论及经验考察表明了跨区域经营对于城商行经营效率具有重要的影响。(2)公司治理因素。良好的公司治理首先应具备合理的股权结构，这是公司治理机制建设的基础所在，包括分散化的股权属性及合理的股权集中度，结合前文理论概述，研究模型引入第一大股东股权属性及第一大股东股权集中度作为两个重要非效率变量。(3)其他控制变量。包括是否引进战略投资者、城商行的资本充足情况及资产质量：李勇等人(2011)[17]通过SFA和超越对数函数对1994—2010年国内14家商业银行成本、利润效率进行计算，指出资本充足率的提高和不良贷款率的降低对商业银行的效率具有积极的影响；此外，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实现“引资”与“引智”、“引制”的有机结合，有助于城商行改善公司治理机制、提升公司经营与管理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城商行的经营效率也会产生正激励作用。因此，在其他控制变量方面，本文主要引入战略投资者虚拟变量、资本充足率及不良贷款率两个重要风险管理指标。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无效率模型设定如下：

uit=δ0+δ1pfhit+δ2shrlit+δ3stra_invit+

δ4trans_proit+δ5carit+δ6nplrit

(2)

其中，pfhit代表城商行第一大股东的股权属性，此变量为虚拟变量，当城商行第一大股东为国家股或国有法人股时，其值为1，否则取0；shr1it为城商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指标，引入该指标考察城商行第一大股东的控制力，持股比例越高，第一大股东拥有越大的话语权，对城商行的经营管理就越能产生影响；stra_invit为战略投资者指标，同样为虚拟指标，当城商行引进包括国内外金融机构作为战略投资者时该值取1，否则取0；trans_proit为跨区域经营虚拟指标，当考察对像当年实现跨区域经营时，该值取1，否则取0；carit和nplrit分别代表资本充足率和不良贷款率指标。

3.基本描述统计和特征分析

表1 城商行非效率变量基本描述统计(2009—2011)

表1是样本城商行主要指标的基本描述统计。从表中可以看到，样本城商行第一股东国有股权属性十分明显，高达71.07%的样本城商行第一大股东为国家机关或国有法人。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可以看出，第一大股东对样本城商行的平均控制力较强，平均持股比例达到21.40%，第一大股东持股比重最高达到92%，同样表明了样本城商行股权相对集中。随着公司治理机制改革的深化，越来越多的城商行引入各类战略投资者，样本中超过四分之一的城商行引入战略投资者，这之中包括如北京银行引入的荷兰ING银行、上海银行引入的汇丰银行等国际知名金融机构，青岛银行引入的意大利圣保罗银行、宁波银行引入的新加坡华侨银行等欧亚商业银行，以及如九江银行引入兴业银行、台州银行引入招商银行等国内股份制商业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跨区域经营成为多数城商行的经营特征，有超过50%的样本城商行实现了跨区域经营。此外，样本城商行的资本普遍充足，平均资本充足率达到13.38%，远远超过监管要求的8%的水平，即使最低的也达到10.29%，最高的则达到23.08%；而在资产质量的控制方面，样本城商行也达到较先进水平，平均不良贷款率仅为1%。

综上分析可以看出，样本城商行第一大股东国有股权属性明显，并且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对样本城商行的控制力较强；样本城商行跨区域经营特征明显，并且越来越多的样本城商行引入各类战略投资者来提升自身经营、管理水平，改善公司治理机制；此外，样本城商行资本充足，资产质量控制处于较优水平。

三、模型结果与分析

由表2可知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系数估计大多通过了T检验，而无效率函数的系数估计参数则全部通过了1%以下的显著性检验，模型中方差参数γ=0.9323，表明模型误差有超过93%的部分来自于技术非效率，模型误差有着较为明显的复合结构，因此，包括股权结构在内的技术非效率因素分析显得非常有必要且有意义；对数似然值为-29.68，说明利用随机前沿模型计算城商行经营效率的合理性；单边广义似然比检验值通过1%以下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生产前沿采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是合理的。

1.城商行经营绩效的实证分析

利用随机前沿分析所计算出的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本文进一步计算各样本城商行各年度的经营效率值。2009年至2011年，全样本城商行经营效率值分别为0.7123、0.8013和0.8276，样本城商行近两年经营效率值较2009年实现较大提升，特别是在2010年，经营效率值实现较大幅度的提升，表明样本城商行在近两年有关跨区域经营放开政策、引进战略投资者及股份制改造的深入推动下实现经营效率质的改变。

表2 超越对数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的估计结果

注：FRONTIER4.1软件采用Quasi-Newton方法进行迭代运算，当误差估计小于0.00001时迭代计算终止；*表示在10%的水平下显著；**表示在5%的水平下显著；***表示在1%的水平下显著。LR为单边似然比检验统计量，此处它符合混合卡方分布。

表3 2009—2011年全样本及各类型银行经营效率均值

表3统计结果表明进一步表明，第一大股东非国有股子样本城商行三年的平均经营绩效率值达到0.8599，不但高于全样本城商行平均值，而且远高于第一大股东国有股的城商行；同样，引进战略投资者跟跨区域经营对城商行的经营绩效均具有明显的积极影响，实现跨区域经营或者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城商行均取得较其他城商行更高的经营效率。

2.城商行经营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对于样本城商行经营效率的影响因素中，劳动力和资本投入的影响均为正，分别为0.0458、1.7668，但是劳动力投入的影响并没有通过T检验，而资本投入的影响则是显著的，表明现阶段样本城商行的资本投入具有明显的经营业绩提升作用，这也解释了城商行愈来愈迫切的资本补充行为，2012年以来，包括汉口银行、湖北银行、厦门银行、温州银行等在内的超过20家城商行已进行或正在进行增资扩股。与此同时，资本投入的二次项对样本城商行的经营绩效也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表明资本投入的边际产出递增效应明显，资本投入成为样本城商行扩大产出规模、提升经营效率的重要因素。此外，交叉项的系数也通过了T检验，虽然劳动力投入单独没有对城商行经营效率产生显著的影响，但与资本投入的交叉影响却是显著的，结合对资本投入的分析可知，现阶段城商行劳动力投入普遍存在冗余现象，通过优化组织架构、精简人员可以进一步提升城商行经营绩效。

除劳动力及资本投入外，通过构建以前沿生产函数技术效率值(EFF)为被解释变量，第一大股东股权属性(PFH)、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SHR1)、战略投资者引进情况(STRAINV)、跨区域经营状况(TRANS)、资本充足率(CAR)、不良贷款率(NPLR)以及地区生产总值(GDP)为解释变量的面板数据回归模型，我们可以进一步解释城商行技术效率差异的影响因素。

面板数据模型包括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及随机效应面板数据模型，豪斯曼检验表明，随机效应模型优于固定效应模型。利用随机效应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结果如下：

模型统计量表明模型拟合及估计结果较好，与此同时，参数估计量全部通过5%以下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各解释变量对城商行技术效率值具有显著的影响。根据随机效应面板数据模型估计结果可知：(1)跨区域经营及引进战略投资者对样本城商行经营效率的影响为正，这说明战略投资者的引进通过改善城商行公司治理机制、提高城商行经营管理水平等渠道提升了城商行的经营效率，而跨区域经营为城商行带来更加广阔的市场竞争空间及利用区域经济差异分散信贷风险，有利于提升城商行的经营绩效；(2)城商行第一大股东的国有股权属性及第一大股东较高的持股比例不利于城商行经营绩效的改善，地方政府及地方国有企业退出城商行应该成为未来城商行股权结构优化的重要方向，与引进战略投资者相结合，不断稀释、降低城商行国有股权，同时降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削弱第一大股东控制力，使地方城商行真正成为具有现代法人治理结构、自主经营、自主决策的现代商业银行；(3)降低不良贷款率可以提高城商行的资产结构、降低经营风险，并进一步提高其经营效率；不断强化资本补充、提高资本充足率同样有助于提升城商行抗风险能力，对其经营效率具有积极影响。

表4 随机效应面板数据模型的估计结果

注：豪斯曼检验结果无法拒绝原假设，因此，我们选择随机效应面板数据模型更合适，限于文章篇幅，在此不列出豪斯曼检验的详细过程；*表示在10%的水平下显著；**表示在5%的水平下显著；***表示在1%的水平下显著。

此外，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商行经营效率具有显著的正相关，一般说来，城市规模及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城商行发展空间，地处北、上、广、深、津、渝等一线城市以及大连、宁波、青岛、成都等二线城市城商行背靠地方发达的经济金融水平，无论在资金、信息聚集，还是在人才吸引方面都具有明显优势。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根据2009—2011年国内53家城商行相应数据构建了计算城商行经营效率的随机前沿模型，得出影响城商行经营效率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结果发现：2009—2011年间，随着跨区域经营的大力推进、引进战略投资者、公司治理机制改革的深入以及资产质量控制的提升，国内城商行经营效率呈现出明显的改进趋势，第一大股东非国有股、引进战略投资者、跨区域经营、降低不良贷款率、降低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均对城商行的经营绩效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对于城商行影响因素的研究结果发现：

第一，城商行的资本投入具有明显的经营业绩提升作用，并且其产出边际效应是递增的。一方面反映了资本投入的较大杠杆作用，通过增加资本投入，扩大资产规模是城商行拓展业务甚至进军新兴业务领域的关键所在；另一方面，也解释了近几年国内城商行频繁的增资扩股举动以及众多城商行IPO的强烈愿望。

第二，城商行劳动力投入的产出效应不显著，与此同时，其与资本投入的交叉影响是负的。国内城商行资本的相对稀缺反应在劳动力方面，表现为相对冗余的劳动力投入，在资本投入不足的情况下，增加劳动力投入不但无助于产出的提升，反而会进一步降低城商行经营效率。

第三，本文证明了国家或国有法人作为第一大股东不利于城商行经营绩效的提升，这与国内多数对商业银行的经验研究结论一致；同时，对国内城商行而言，内部大股东的“隧道挖掘”行为仍然存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这种“隧道挖掘”效应就愈加明显，越不利于城商行经营效率的改善；而跨区域经营、引进战略投资者及降低不良贷款率对城商行经营效率均具有积极的影响。通过随机前沿分析计算出的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对不同类型城商行的经营效率值进行实证分析进一步证实了上述研究结果。

据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扶优限劣，不以出身论英雄。国内140多家城商行大小各异、资质有别，部分城商行通过优化公司治理机制、引进战略投资者、跨区域经营实现质的变化，其经营效率值处于城商行前列，与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具有相当的竞争力，不应再以“城商行”的出身实施有别于全国股份制银行的监管政策。坚持“扶优限劣”，鼓励具有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优秀城商行在综合化经营及跨区域发展方面先行先试，进一步做强做大具有一定竞争力的城商行，完善国内多层次银行业体系。

2.进一步优化城商行公司治理机制。国内以招商银行、民生银行等为代表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在公司治理领域处于国内金融业及上市公司前列。总结招商、民生等公司治理处于前列的上市公司，我们可以发现其具有构成良好公司治理核心要素的基本构件，即合理的股权结构、三会一层(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及高级管理层)明晰的职责边界和决策规则、高效的董事会运作、透明有效的信息披露、良好的投资者关系管理等等。国内城商行虽然逐步完善公司治理架构，朝形神兼备的治理目标迈进，但仍存在许多不足，下一阶段应深化城商行公司治理机制改革，使地方城商行真正成为具有现代法人治理结构、自主经营、自主决策的现代商业银行。

3.立足市场定位应对未来利率市场化。城商行作为国内银行业金融体系增量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服务中小微企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中小微企业金融产品、服务、组织架构等方面的有益尝试及实践为丰富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做出了突出贡献。然而，面对外部发展环境及监管政策的变化，国内城商行亟需突破、转型，在立足“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广大市民”市场定位的基础上，围绕中小微企业信贷这一核心业务开展综合化金融服务；同时，积极拓展资金来源渠道，在争取零售市场存款的同时，积极、主动融入银行间市场，拓展同业合作渠道，为应对未来利率市场化做准备。

注释：

① 截至2013年一季度，全国城商行小微企业贷款余额2.02万亿元，占全部贷款余额的比重达到36.86%，较银行业金融机构平均占比高15个百分点。

② 据不完全统计，2009—2011年先后有36家、59家及超过83家城商行异地分行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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