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结构双重性”问题分析

袁富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836)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力资源优势的使用和传统重化工业化的推进，使得经济进入规模扩张的快车道，1985-2007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0%，我们把这种工业化推动的持续高速增长定义为“结构性加速”。2008-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平均为9.3%，处于“结构性减速”的增长转型中。所谓“结构性减速”，根据我们的前期研究(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2、2013)[1][2]，是指随着工业化向城市化的过渡，产业结构发生由第二次产业主导向第三次产业主导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低于工业劳动生产率增长所导致的经济整体增长率下降。因此，中国经济“结构性加速”是与产业结构初级(传统)重化工业化相对应的现象，如果产业梯度升级顺利的话，“结构性减速”过程将伴随深加工度化的形成。

初级重化工业化阶段的结构性加速，以投资驱动和规模扩张为内核。这个过程中，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过剩劳动力，被效率较高的非农部门吸收，整体经济效率得以提高。因此，这也是以结构转型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过程。一般认为，规模化扩张的追赶时期，经济增长的非均衡性往往促使“增长极”效应的累积，极化效应不仅表现为区域间、产业间资源配置的非均衡和劳动生产率的差异，而且表现为不同规模企业间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尤其是后者，即大型企业和小型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异质性问题，在产业结构理论研究中尤其受到重视。理论文献中，上述劳动生产率的差异，进而相应工资收入差异，涵盖于“结构双重性(dual structural)”问题分析之中。

本文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劳动生产率的双重性，根源于初级重化工业化阶段政府主导的增长模式和产业结构升级规律。有两点值得认真审视：第一，政府主导模式下选择性融资支持、资本集中和增长极效应，是导致不同规模企业之间、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以及不同区域之间劳动生产率差异的主因；第二，就业“贮水池”的产业间平移，即传统农业部门作为就业贮水池的角色被服务业部门取代，是导致中国及其他新兴工业经济体第二、三产业效率差异的主因。实际上，一个有趣的现象是，2003年以来，经济不景气时期中国非农部门就业向农业回流的现象已经消失，表明经济一元化的步伐开始加速。

结构性加速时期，“结构双重性”问题常常被高增长追赶努力所掩盖，此时将资本、劳动资源集中于更易实现规模化经济的部门或单位，以实现GDP的数量扩张是主要目的。但是，当规模化扩张结束、经济面临结构调整，即以效率改善驱动可持续增长的要求变得迫切时，上述“结构双重性”的累积风险将会暴露。这种累积风险根源于政府主导的初级重化工业化过程的内生悖论：选择性融资支持、资本集中和增长极效应，本质上是以投资增长驱动产出规模扩张，并且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依赖于投资增长；但是，当资本集中达到一定程度，会导致资本效率递减，并且这种递减将直接压迫劳动生产率下降。因此，建立在资本驱动基础上的高增长部门，加速势头不可能持续。此时，若不进行增长方式变革，那么，占经济比重更大的小企业和服务业也会因为资本浅化停滞不前。两种冲击进一步抑制经济增长，导致经济过快减速。由此可见，结构性双重性问题分析有其现实意义。

二、“结构双重性”现象

(一)产业间劳动生产率的双重性

本文首先对中国产业间结构双重性现象给出描述，主要就劳动生产率的产业间差异进行分析。由于现阶段农业部门劳动力仍然是持续净流出①，不难判断农业部门与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的工资、效率差异显著存在。因此，这里主要就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性给出说明。以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为比较基准，表1列示了29个省市服务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动态变化状况。从分省市情况看，1990-2010年服务业相对劳动生产率呈现出较快的下降趋势。即，与1990年相比，到2010年绝大多数省市服务业相对劳动生产率下降了50%以上，第二产业和服务业之间的效率差异逐步拉大。实际上，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与第二产业基本持平②，前后时期的对比表明，二三产业相对劳动生产率的差距源于中国的快速工业化。

产业间效率差异的存在，不止是中国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工业经济体，这种问题也长期普遍存在。根据我们的前期分析(课题组，2012)[1]，拉美国家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普遍低于第二产业，如厄瓜多尔、智利、乌拉圭、委内瑞拉等国第三产业相对劳动生产率都位于显著小于1的数值区间里。不仅如此，增长绩效较为显著的一些亚洲新兴经济体，如泰国、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其服务业相对劳动生产率也普遍显著小于1。另一个例子是日本，根据Mitchell(1998)[3]数据库估算，上世纪60年代日本服务业相对劳动生产率一度较大幅度地低于1，这个时期正是日本初级重化工业化的超高速度增长时期，服务业发展以经济周期劳动力贮水池的作用存在。但是，上世纪70年代之后日本劳动力拐点开始出现，劳动力市场供求态势发生变化，劳动力短缺状况发生，服务业效率提高直至与工业效率趋同。

(二)企业间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的双重性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重化工业规模扩张进程显著加快，重化业总产值比重以年均约2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2011年达到71.8%的水平。与此同时，重化工业和轻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差异也持续拉大。从近10年轻重工业的对比看(见表2)，1999年轻重工业劳动生产率基本相当，2003年重工业效率高出轻工业40%，2005年至今轻重工业劳动生产率差异稳定在60%-70%的水平。

表1 中国省际第三产业相对于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

注：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1，基期是1985年。

数据来源：中经网数据库。

表2 中国工业企业(行业)增加值劳动生产率对比

注：表中各年数据对比为名义数值，2008-2011年企业(行业)增加值系根据2007年增加值/总产值比重估算。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若以小型企业劳动生产率作为比较基准，那么大、中、小型三类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双重性比较容易识别。首先，比较大型、小型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一般认为，工业化推进过程中，大型企业通常比小型企业具有规模优势，因此大企业更易实现快速的资本深化，由此拉大企业间劳动生产率差距。从近10年的情况看，中国大型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比小型企业高出近2倍，2009年以来才呈现缩小趋势。其次，小型企业与中型企业效率在长期中基本接近，但是考虑到中型企业比重较小的现实，中国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双重性，主要体现在大型企业与小型企业之间。

不仅如此，劳动生产率双重性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也非常显著。以私营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为比较基准，可以看出近10年来：(1)私营企业劳动生产率水平与集体企业大致相当；(2)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企业劳动生产率呈现持续下滑态势，外商投资企业劳动生产率下降尤其显著，近年来与私营企业基本持平；(3)不同所有制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显著，主要表现在国有、联营、股份企业与私营企业的差异上。值得注意的现象是，2000年以来，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劳动生产率持续提升，与其他类型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差距逐步拉大，高出私营企业一倍左右。国有控股企业的高劳动生产率，显然与现阶段政府主导重化工业进程及国有资本的垄断和资本深化有关。关于这一点，将在下文进一步分析。

与企业劳动生产率双重性密切相关的，是平均工资水平的显著差异。以38个工业行业为例(见图1)，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行业工资水平也出现显著的差异，行业最高工资为最低工资的3.2倍。图1同时显示，行业工资率与劳动生产率呈现显著的线性相关。进一步的实证分析揭示，行业劳动生产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拉动工资率提高0.16个百分点，且劳动生产率的变动可以解释工资率变动的94%。按照规模、注册类型区分工业企业的工资率和劳动生产率，也存在类似的统计关系。限于篇幅，本文不做赘述。

图1 2003-2011年中国工业行业工资 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③

数据来源：《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库。

(三)区域间工资水平的双重性

中国区域间工资水平的差异，是非均衡工业化过程的累积性结果，表现为区域内行业间工资率的双重性和各行业工资水平在区域间的非匀质性。概而言之，由于东部地区具有作为增长极的先发优势，中国区域间工资水平的双重性主要体现在沿海发达省市与中西部地区的工资水平差异上。以下现象值得认真审视：

1.总体而言，区域职工工资水平呈现较快的收敛和匀质化趋势。如，2003年31省市职工工资水平的变异系数为0.34，2011年下降到0.26。典型事实是，2003年上海、北京、浙江、广东、天津、江苏职工工资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94、0.8、0.52、0.42、0.33、0.12倍，2011年变为 0.81、0.81、0.08、0.08、0.33、0.09倍。

2.非农行业的区域工资差异与区域经济发展阶段性吻合。图2(b)显示了18个非农行业职工平均工资在31省市间的变异系数。首先，从变异系数大小或工资水平匀质性角度来看，31省市变异系数最低的三个行业是住宿餐饮(0.28)、交通运输仓储邮政(0.24)、制造业(0.23)；变异系数最高的四个行业是金融业(0.49)、建筑业(0.41)、批零业(0.41)、信息传输计算机(0.40)④。变异系数较低的行业集中于传统服务业和制造业，后者显然与制造业的区域扩散及现阶段传统重化工业行业非差异性的特征相关，其变异系数值在2003-2011年下降幅度也较大。变异系数较高的行业与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和城市化发展程度相关，目前其数值没有出现显著的下降趋势。其次，介于上述7个行业之间的其他11个行业，变异系数在2003-2011年间普遍呈现下降趋势。

3．各省市内部非农行业之间工资水平变异系数的一个特点是，越是经济发达省份，如上海、北京、浙江、广东、天津，其非农行业之间工资变异系数越大，变异系数值呈现上升趋势,而绝大多数中西部省份非农行业之间工资变异系数相对较小，如图2(a)所示。这里面的经济含义有两个：一是体现了沿海发达省份产业转型过程中，新老产业之间劳动生产率和工资的分化，这也成为经济发达省份面临的新问题；二是隐含了欠发达地区的追赶和区域工资水平的收敛趋势。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关于区域、行业工资变动趋势的分析，是基于职工统计口径，若考虑占从业人员较大比重的其他就业人员及农村就业人员的收入状况，那么，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收入差距，可能比上述分析所呈现的差距要大，因为现阶段沿海发达地区仍然是劳动力转移的集中地。限于统计数据的可获得性及篇幅，本文不对这个问题进行进一步论证。

三、“结构双重性”发生机制

中国经济增长中“结构双重性”问题的发生，与初始劳动力资源禀赋和结构性加速的追赶动机密切相关。概言之，双重性发生机制可以归纳为资本集中、选择性融资支持、平移效应、增长极效应。

图2 2003-2011年中国31省市及18个非农行业工资双重性(纵轴为变异系数CV)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库。

(一)资本集中

传统重化工业化过程的资本集中，以及由此导致的产业间、企业间资本深化程度差异，是劳动生产率双重性的重要因素之一(Miyohei Shinohara，1970)[4]。从中国工业化高速推进的经历看，资本集中的过程如下：中国重化工业资产比重由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60%，上升到2011年77%的水平；快速的资本集中推动重化工业总产值比重持续增加，由上世纪90年代初期略高于50%的水平，上升到2011年的71%；重化工业化的内核，是原材料和高能耗初级加工的数量型扩张，导致商品进口额中燃料、矿物、金属、化工原料比重激增，由1990年的14%上升到2012年的31%。同时，万美元GDP标油能耗居高不下，2009年中国为7.68，日本、美国、德国、法国分别为0.97、1.93、1.60、1.76。中国高增长模式被初级重化工业化的因果累积循环锁定，在资本深化和设备技术投资主导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状况下，重化工业与轻工业、现代部门与农业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差异持续拉大，行业间工资双重性也逐渐固化。

(二)选择性融资

就像其他经济追赶国家通常所做的那样，为了尽可能挖掘重化工业资本集中和规模扩张潜力，中国对规模不同的企业给予了程度不同的融资支持。图3(a)显示了1995-2010年中国大、中、小型工业企业资本支出比重⑤。2002年以前，资本支出中大型企业比重在60%以上，1995-1997年为60.3%，1998-1999年为80.7%，1999-2000年为70.1%，2000-2001年为88.3%，2001-2002年为60.9%。2003年以后，随着资本支出中中型企业比重的上升，大型企业资本支出比重与前期相比呈现出明显的下降，但仍维持在50%的水平。如，2003-2005年为46.7%，2005-2006年为42.7%，2006-2007年为46.8%，2008-2009年和2009-2010年分别为47.6%和44.5%。此外，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殊性，使得国有经济较其他类型企业更易获得资金支持。这种状况在2001年以前尤为明显，如1995-1997年工业部门中国有经济资本支出比重为51%，1999-2001年国有控股企业资本支出比重为58%。2002年以后，国有控股企业资本支出比重虽然明显下降，但是2002-2011年仍维持在30%-40%的水平。选择性融资支持下大企业更易实现快速的资本深化和设备更新，进而拉大与其他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差距。

以2003-2011年按注册类型、按大中小型企业规划、按轻重工业划分的混合数据对上述资本集中、选择性金融影响给出直观的统计说明。如图3(b)所示，工业企业增加值劳动生产率与人均资本呈现显著的线性正相关关系。进一步的计量分析解释，1个百分点的资本深化，可以拉动0.3个百分点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并且，资本深化速度可以解释劳动生产率增长的88%。

图3(a) 1995-2010年中国大中小型工业企业资本支出比重图3(b) 2003-2011年中国工业企业 增加值劳动生产率与资本深化的关系⑥

数据来源：《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库。

(三)平移效应

中国现阶段工业部门与服务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或者服务业部门相对较低的劳动生产率，源于服务业部门接替农业部门成为劳动力贮水池，进而充当经济周期中劳动力需求涨缩的调节器，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导致双重性的就业平移效应。2003以来，服务业充当劳动力贮水池功能成为常态(见图4)。

图4 1979-2012年中国三次产业年末从业人员增量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库。

中国第三产业劳动份额超过第二产业发生在1994年，一、二、三产业就业份额分别为54.3%、22.7%和23%；2012年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就业份额为36.1%、30.3%，显示了前者更快的就业增加。从就业份额的增减看，1990-2012年间第二产业年均增长幅度为0.48，第三产业为0.75，它们分摊了第一产业就业份额的减少。但是从三次产业就业绝对量的增减看，1979-2002年间第一产业明显充当了劳动力贮水池功能。除个别年份外，1979-1991年间，每年就业增量都是正数；1992-1996年经济扩张期间每年就业增量转为负值，很显然被现代部门吸收了；1997-2002年间的就业增量又转为正值，显然是受到经济不景气的影响，劳动力向农业部门回流了。值得注意的是，2003-2012年间农业部门每年的就业增量出现了持续大幅度的负值(年均为-1087万人)，即使2008年以来的经济不景气也没有导致劳动力向农业的回流。我们对此的判断是，就业份额较大的服务业部门已经接替农业部门成为新的劳动力贮水池，在继续接受农业部门劳动力流入的条件下，二、三产业部门之间劳动力流动的现象将越来越明显。

我们最近提出的“服务业阶段性假说”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3b)[5]，中国现阶段工业与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源于特定阶段的增长模式，即服务业作为传统重化工业的分工结果而存在，服务业部门替代农业部门作为周期性劳动力供求的贮水池，此时服务业的扩张表现在规模上而非效率上。只有当劳动力拐点发生且倒逼工业结构升级到深加工度以后的阶段时，生产一体化、集成化、网络化使得特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成为必须，服务业效率提高、工业与服务业的效率双重性消失，此时服务业转变为工业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显然，中国服务业的“条件说”目前无法成立，而“结果说”似乎更能解释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效率低下的问题。

(四)增长极效应

根据我们的估算，1979-2011年全国工业资本以年均12%-13%的速度积累，期间资本存量的这种高速度一直比较稳定。分区域看，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工业化起步较早的东部沿海地区，资本积累速度已经开始出现较为明显的放缓迹象，中部和西部资本积累明显提速。资本积累增长的这种分布，符合工业化过程扩散的一般规律。但是，沿海地区出现的资本积累速度放缓趋向，并没有削弱其资本的区域集聚能力，沿海地区9省市的资本占全国资本存量的份额，仍然在50%以上⑦。与其资本高度集聚能力相应的是沿海9省市的就业集聚能力，现阶段仍然是就业增长速度最快的区域。2003年以来，尽管中西部省份工业保持着增长势头，但是工业就业集中于沿海地区9省市的格局没有发生变化，该区域吸收了50%-60%的工业就业。由于现阶段中国资本驱动的增长模式没有得到根本扭转，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70%以上来自于资本深化的带动，因此资本要素在沿海地区的集中，是区域劳动生产率及相应工资率双重性的内在动因。

四、“结构双重性”累积与经济过快减速风险

(一)产业结构服务化导致的过快减速风险

正如上文产业间劳动生产率双重性分析所揭示的那样，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服务业与第二产业相对劳动生产率的差距越来越大，工业化规模扩张过程中服务业的弱质性也变得日益突出。但是，随着平移效应的增强，本来弱质的中国服务业，在接替农业作为就业贮水池的未来趋势中，其劳动生产率的提升空间将变得越来越小。中国经济服务化趋势下面临的两难选择是：如果实现工业劳动生产率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均衡发展，而不是让持续几十年的部门生产率失衡态势持续扩大，那么，在服务业中保持生产性服务业的(增加值和劳动力)高份额是一个好的选择。问题是，在中国生产性服务业部门充满垄断的情况下，这种希求能实现吗？要么就是复制发达国家服务业结构模式，这将导致非生产性的社会公共部门份额过大，结果是服务业部门效率提高速度持续降低，导致经济整体过快减速。

(二)资本集中和资本效率低下导致的过快减速风险

本文首先提供一些统计数据，对资本集中和资本效率递减问题给出一个直观说明。前文述及，中国初级重化工业化推进的动力之一，是资本向大型企业和国有企业的集中，但是这种资本集中的后果，是资本效率的相对低下。从2003-2011年的趋势看(见表3)，大中小型企业对比中，大型企业资本效率相对低下，约为小企业的一半。国有控股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私营企业的对比中，国有控股企业资本效率最低，约为私营企业的0.4倍、外商投资企业的0.6倍。中国正处于初级重化工业化阶段向深加工度阶段的转型时期。我们的分析已经指出，这个阶段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是资本深化或资本驱动的结果，而不是可持续的内生技术进步的结果。这种增长模式隐含的问题是，过度的资本集中将导致资本效率递减。因此，主要依靠资本驱动的效率提高具有不可持续性，一旦投资下降，投资增长减速—劳动生产率增长减速—经济增长过快减速的风险将会发生。资本效率下降迫使投资离开实体经济，进而引致结构性减速的问题，目前在中国已经开始显现。典型如，现阶段发生于国内的愈演愈烈的非生产性投资膨胀，已经对实体经济更新能力带来严重冲击，并且带来未来可持续增长能力的透支和浪费，其蕴含的减速风险不言而喻。

表3中国工业企业资本效率(增加值/固定资产原值)

2003200520082011大型企业0.330.410.470.49中型企业0.390.470.550.62小型企业0.560.720.860.97国有控股企业0.270.330.370.40外商投资企业0.560.610.610.64私营企业0.860.991.111.08

数据来源：《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库。

(三)杠杆率持续拉升、效率分化与不可持续的繁荣

大型企业(主要是国有控股)与小企业(主要是非国有控股)的鲜明对比是：前者显著的较高劳动生产率与其显著的较低资本效率。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国有控股企业高劳动生产率是在低就业吸收能力和高资本集中情况下获得，即其高劳动生产率是资本深化加速带来的。因此，初级重化工业化过程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不同所有制、不同规模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分化。更为重要的是，一方面，处于低劳动生产率且占经济比重大部分的小企业，因为不能得到持续有保证的资本支持，资本深化和技术进步路径不能尽快达成，只能在低效率层面上重复扩张；另一方面，国有控股企业的高劳动生产率是在资本过度集中的情况下获得的，低资本效率预示着这种扩张模式的不可持续性。因此，在低劳动生产率和低资本效率的效率分化两极，累积了规模化、数量化的企业扩张，在高速增长时期的作用，是经济杠杆率的持续拉高和随时可以中断的虚假繁荣，一旦减速，低效率企业资本获得途径受阻，其对经济持续减速的巨大冲击也不言而喻。

(四)收入格局调整导致的过快减速风险

与劳动生产率的产业、企业和区域双重性相对应的是工资收入差异。随着工业化向城市化转型以及劳动力拐点的出现，中国将面临工资成本上涨和收入分配再调整，其中蕴含的过快减速值得重视。一些文献(如刘树成，2013)[6]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作为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此消彼长的关联因素，国民收入向居民的倾斜，意味着企业利润空间的压缩及相应再投资能力的弱化，因此进一步迫使投资向经济发达阶段的低速度过快收敛，这又反过来持续压低总体经济增长速度。未来一定时期里，中国不仅面临着提高工资收入水平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缩小工资收入差距问题。在这种压力下，劳动生产率相对低下的轻工业行业、传统服务业部门以及小企业，将陷入资本深化和工资收入提高的两难选择中，迫切需要国家从经济增长总体角度选择比现阶段更加优化的资本配置方式，以获得效率增进和收入提高的双赢局面。

(五)市场化和相对成本体系调整导致的过快减速风险

基于结构性减速的机制，传统工业化模式下政府主导经济增长的方式，已经失去存在的理由。让市场甄别经济效率、让市场甄别竞争力，是挖掘制度改革潜力的不二选择。但是，中国经济转型的道路不会平坦，主要是因为高增长时期累积的大量低效率企业，在面对金融市场化和资源价格的调整时，有其天生的脆弱性。对于市场化变革所引致的潜在冲击风险，中国似乎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五、“结构双重性”治理

(一) 资本配置优化和资本效率改进

我们的前期研究(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3)[2]认为，主导中国结构性减速的系统性因素由两方面组成，一是人口结构转型所带来的增长抑制，二是城市化进程中可预见的要素弹性参数逆转所带来的潜在冲击⑧。这两方面的因素均为短期内不可控制。可控因素就剩下资本效率了(稍作扩展，人力资本培育可作为一种投资看待)。正如前文所言，中国初级重化工业化累积产生的效率分化，即劳动生产率的双重性的差异，最终需要通过资本要素的分配优化路径进行解决。这是中国生产系统由传统重化工业化向深加工度化转型升级的一个关键问题，解决之道是打破选择性融资支持体制，为大企业和小企业营造公平的投融资环境。主要是打破大企业的自然、行政垄断优势，给予小企业在市场、融资上的便利，在资本深化、技术效率和管理组织方面实现追赶，把小企业发展成“mini版大企业”。由此，通过产品价格的提高和小企业边际利润的增加，以产品价格提高弥补小企业人均资本的劣势，进而促进整体经济效率的提升。

(二)中国经济转型的“大坎”：低效率企业市场出清

中国经济增长中重复建设和资本效率低下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详审之，本质问题可归结为一句话：政府主导的低价工业化模式(张平、刘霞辉，2007)[7]所诱致的低效率企业累积风险。在有利的开放环境下，累积风险往往为高增长吸收。但是，以廉价劳动力和资本自然资源价格扭曲为支撑的高投资不可能持续太久。国际市场上后发国家对低端加工制造品市场份额的挤压、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为提高综合效益所需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上升、城市化趋于成熟期投资的下降等等，这一切意味着生产经营成本的刚性上扬，进一步意味着低效率企业累积风险的暴露。中国经济要完成由高速增长向高效增长的过渡，建立低效率企业市场出清机制是必由之路。

(三)产业组织与竞争力重塑

低效率企业市场出清机制的重要环节之一，是产业组织结构的深度调整。在中国，意味着异质性较强的生产性服务业部门打破行政分割和行政垄断，以中小企业的活力支撑起生产性服务业的强劲发展，缩小工业与服务业效率失衡的缺口，抑制经济整体增长速度的过快下降。产业组织结构的深度调整，同时意味着制造业部门摆脱高投资驱动、低成本国际竞争的模式，让制造业增长方式逐步转型到“高效率、高工资”的效率竞争路径上，以获得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基础。可行之道是给予中小企业有利的产业组织形式。这方面，日本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上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高增长结束后，面对国民经济中广泛存在的效率和工资双重性问题，国家开始关注中小企业的发展。在强调小企业与大企业合作竞争的同时，日本允许小企业组成卡特尔，以增强他们讨价还价的能力，一方面是对大企业垄断的适当限制，另一方面是对小企业产业组织形式的有意识培育。

(四)优质人力资本与创新能力塑造

中国的高增长工业化模式，要素驱动挤压了效率提升的空间。低成本工业化模式下企业的无风险套利行为，一方面消弭了创新动力，更为重要的是扼杀了优质人力本，如企业家、研发人才、熟练技术工人的产生机制。作为市场组织行为，创新的重要人力资源因素，最终要交给竞争和市场甄选。低效率企业市场出清，本质上是创新空间的重塑。

【注】

①进一步的数据说明参见本文第三部分关于结构双重性机制的分析。实际上，2003年之后，中国农业部门呈现出持续的劳动力净流出，以前由于经济不景气导致的劳动力向农业部门回流现象消失了。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表明服务业部门开始替代农业部门，发挥劳动力贮水池的作用。

②根据UNdata 2005年美元不变价估算，1980-1990年间中国服务业相对劳动生产率平均为1.1，1995年之后持续快速下降。

③职工平均工资水平以全国平均工资水平为基准进行了标准化处理；38个工业行业增加值劳动生产率以工业平均劳动生产率为基准进行了标准化处理(39个工业行业中剔除烟草制品业)。

④括号内变异系数的值为2003-2011年各个行业变异系数的平均值。

⑤资本支出=本年末固定资产原值-上年末固定资产原值。计算中，我们用1990年为基期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对固定资产原值名义值进行了折实。

⑥图3(b)中，变量都以全国平均水平为基准进行了标准化处理。2008-2011年增加值系根据2007年增加值/总产值比重估算；人均资本以人均固定资产原值估算。

⑦沿海地区9省市指福建、广东，上海、江苏、浙江、北京、天津、河北、山东。

⑧中国增长核算方程或长期增长曲线的要素弹性参数逆转，简单地说，就是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发生的产出/资本弹性下降及产出/劳动弹性提高，这种状况对经济增长减速会带来持续的冲击。具体参见课题组2012、2013。

参考文献：

[1]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中国经济长期增长路径、效率与潜在增长水平[J]. 经济研究,2012,(11).

[2]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中国经济减速的结构性特征、转型风险与效率提升路径[J]. 经济研究,2013,(03).

[3]Mitchell B. R.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Statistics: 1750-1993 (4th ed.)[M]. New York : Stockton Press,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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