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东部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消费的影响研究
——基于1989—2011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2014-06-23 16:23
对外经贸 2014年6期
关键词:消费率年龄结构储蓄

张 乐

(华侨大学厦门工学院,福建厦门361021)

【经贸管理】

我国东部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消费的影响研究
——基于1989—2011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张 乐

(华侨大学厦门工学院,福建厦门361021)

采用1989—2011年间我国东部地区各省市的面板数据,建立简约型计量模型,将实际利率、通货膨胀率和城乡收入比三个控制变量也纳入模型,分析东部地区居民消费率与人口年龄结构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少儿抚养比下降和老年抚养比上升、居民消费支出及预期的不确定性和持续扩大的贫富差距是我国东部地区居民消费率明显偏低的重要原因。为此,提出完善生育政策和社会保障体系等对策建议。

人口年龄结构;抚养比;老龄化;面板数据分析;生命周期假说

一、引言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但是居民的消费率与经济增长比例不相匹配。1989年我国居民的消费率为46.4%,2011年下降至27%,年均降幅近1%。这种不寻常的高增长低消费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国经济,扩大内需,拉动消费成为需要着力解决的经济问题。从地域角度看,在我国经济增速最快、发展水平最高的东部地区,1989—2011年居民消费率均值仅为35.38%,比同期中部、西部和全国的居民消费率均值分别低8.85%、11.41%和6.29%。长此以往,消费不足必然会制约我国东部地区经济系统的平稳运行。

近年来,我国居民消费率偏低的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热点,对这一现象提出的主要解释因素有:我国居民的消费习惯、预防性储蓄,流动性约束和收入分配不公等。但是大多研究都没有考虑到人口年龄因素可能会对消费产生的影响。具体表现为:我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少儿抚养比剧减,老年抚养比逐渐增加,人口结构迈入老龄化。这一变化在经济发达、政策执行相对严格的东部地区尤为明显,1989—2011年东部地区的少儿抚养比均值为30.29%,同时期全国和中部、西部地区的均值分别为34.56%、34.28%和40.06%;东部地区老年抚养比的均值为12.01%,而同期全国和中西部地区的均值分别为10.43%、9.85%和9.17%,东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和速度表现十分突出,这一变化是否是我国东部地区居民消费不振的成因?国内学者对此研究的还非常少,因此,对此进行深入的分析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

美国经济学家Modigliani Franco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说首次把年龄因素导入了消费和储蓄函数。认为人们在年轻时劳动和储蓄,以备将来养老之用,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储蓄扮演了跨期平滑消费的作用。就国家而言,如果一个国家的少儿抚养比高于老年抚养比,储蓄率将会较低,消费率将会较高,反之则反是。现有人口年龄结构对消费率影响研究都是建立在生命周期理论假设之上的,但其结论并不一致。

袁志刚、宋铮(2000)的研究结论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是导致我国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急剧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王德文等(2004)对宏观储蓄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少儿抚养负担、老年抚养负担和总抚养负担对储蓄率都有着显著的负影响。赫瑞卡等(2006)研究发现,影响中国居民储蓄率的主要因素有: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真实利率和储蓄率,其中,少儿抚养比和储蓄率负相关,老年抚养比和储蓄率正相关。李文星等(2008)认为,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并不是居民消费率过低的原因。李春琦(2009)认为我国人口结构变化是农村居民消费率偏低的原因。

本文基于我国各省级行政区1989—2011年的面板数据,针对东部地区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率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并对结果进行解读。

三、计量模型和数据

(一)计量模型

本文在建立计量模型时,并不根据特定的消费函数进行分析,因为不同消费函数的假定前提可能是冲突的。并且,在本文所选择的样本时期内,我国处于改革阶段,经济体制波动较大,这与大多数消费模型假定的经济制度稳定的背景并不相符。因此,本文采用简约型模型,建立如下回归方程来研究我国东部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消费率的影响。

(1)式中,各个变量含义如下,i:地区,t:时间,ui:不可观测的地区效应,εit:随机扰动项。cgdpit:消费率,即i地区居民消费/i地区GDP(按支出法计算);git:居民收入的增长率(采用人均实际GDP的增长率作为代理变量)。ydit:少儿抚养负担;odit:老年抚养负担。为了使模型获得更好的稳健性,在控制变量中还应包含其它对居民消费有影响的指标,如实际利率是影响消费者跨期选择的重要因素,通货膨胀率反映宏观经济变化或价格波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居民消费支出变化的标准差反映不确定性及预期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城乡收入比反映城乡收入差距,它们对居民的当期消费都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影响的方向并不确定,笔者将这三个控制变量也纳入模型。最终得到的计量模型如下:

其中,rt表示第t期的实际利率;unit表示居民的不确定性及预期;ifrit表示通货膨胀率;rurit表示城乡收入比。

(二)数据说明

本文中各变量数据的样本区间均为1989—2011年,表1列明各个变量的定义及对应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所有样本数据均由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以及国研网数据库得到。

表1 变量定义与统计量

四、估计过程与估计结果

面板数据模型有三种类型:普通混合回归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对于模型形式的选择,可采用下述方法进行判断:首先通过F检验和LM检验判定是采用固定或随机效应模型,还是混合数据模型进行估计;当确定使用固定或随机效应模型后,再根据Hausman检验,在两者间选择最优的估计模型。

表2列出了上述步骤的检验结果。F统计量和LM统计量卡方值分别为11.48和99.01,均远大于1%的临界值,这说明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都是显著的。因此,根据这个结果可排除混合数据模型,但还需要在固定和随机效应模型上做进一步检验。

对我国东部地区居民消费计量模型进行Hausman检验时,结果显示无法判别。对于这种无法把个体作为一个大总体进行随机抽样结果的模型,通常把截距项看作待估参数,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综合F检验、LM检验结果及样本数据的特点,本文决定对东部地区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

表2 模型检验结果

为了避免出现伪回归,在回归之前需对各项指标进行平稳性检验。选择相同根检验方法LLC和不同根检验方法PP-Fish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所有变量都是平稳的。表3列出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

表3 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从表3可以看出,除实际利率(R)和通货膨胀率(ifr)外,模型中所有变量对于10%或5%的水平都是显著的,¯R2达到0.74,估计效果较好。

五、实证结果分析

1.我国东部地区少儿抚养负担对消费率的影响显著为正,即少儿抚养比的降低加剧了东部地区居民消费率的下降

自计划生育政策实行以来,我国东部地区的生育率相对于中部和西部地区更低,少儿抚养负担下降的更快。尽管孩子数量减少,父母对孩子的生活和教育投资会有所增加,但整个家庭在抚育方面产生的费用占比还是比传统的多子女家庭要低,从而加剧了东部地区的居民消费率的下降。其次,我国目前的养老方式仍然是以家庭养老为主,孩子被看作储蓄的替代物。当孩子数量较少时,为了保证晚年生活,父母们会减少当期消费,增加储蓄;第三,东部发达地区居民对教育的重视程度高,个人接受教育的平均年限普遍延长,子女抚育费用的高峰期实际后移到了18~28岁,因此,家庭更倾向于减少消费,增加当前储蓄以为远期消费做准备。

2.我国东部地区老年抚养负担对消费率的影响显著为负,即人口老龄化加剧了东部地区居民消费率的下降

首先,随着老龄化现象的加剧,生产性人口减少,社会产出减少,人均资本存量随之下降,这样的结果必定会对下一期的产出造成影响,从而对居民的消费产生长期的抑制效果。其次,不同于欧美国家,在代际关系紧密的我国,老年人大多会压抑自身的消费需求而将财产遗赠给子女,有着显著的遗赠动机。并且,由于我国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窄,且保障水平低,面对未来养老及医疗的压力,老年人会谨慎消费,增加储蓄用以支撑未来的可能开支。第三,尽管东部地区经济发达,居民的前瞻性及对新事物的接受性较强,但在养老模式上仍以传统的家庭养老为主。计划生育政策实行多年,家庭平均负担的老年人口增多,赡养负担加重。面对这种情况,子女也会对未来的养老压力形成预期,进而会谨慎消费,增加预防性储蓄。我国东部地区相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老年人口基数大,老龄化速度快,并且高龄老人所占比重相对更多,因此以上三点对于居民消费的抑制作用就更加突出。

3.东部地区居民消费的不确定性系数为-0.087,在5%的水平上显著

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福利制度改革以来,教育、医疗、住房价格不断上涨,我国居民在这些方面的支出迅速增加,尤其是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居民,受到的冲击更大,多数家庭收入增长速度远远滞后于生活成本的上涨速度,社会保障机制不到位,导致居民的消费心理压力进一步增强,从而抑制了消费的增长。

4.居民收入增长率、利率、通货膨胀率和城乡收入比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从模型估计结果可以看到,实际利率和通货膨胀率对消费率的影响不显著。而东部地区居民收入增长率对消费率的影响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反映了我国东部地区居民的高储蓄在一定程度上是由高增长引起的,部分解释了东部地区居民过低的消费率。城乡收入比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是造成我国东部地区居民消费不振的原因之一。

六、对策建议

本文分析结果显示,造成居民消费不振的重要原因有: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消费支出及预期的不确定性和持续扩大的贫富差距。为此,提出以下四点建议:

1.计划生育政策已实施30多年,我国人口数量和质量都得到了比较好的控制,目前在“单独两孩”政策实施后,还要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以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2.东部地区人口老龄化问题在全国范围最为突出,对东部地区居民消费的影响将会越来越显著。因此,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迫在眉睫,尤其是在养老和医疗方面,应该尽快找到适合我国国情的养老模式,降低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让居民可以安心消费。

3.目前在我国与老年人相关的产业还处于起步阶段,在我国东部地区,部分老年人经济能力比较强,建议围绕老年人发展护理、保健、旅游、娱乐等产业,以“银发经济”带动新的经济增长点。

4.发展多层次的功能丰富的个人消费信贷市场,研发更多有针对性、便利性的信贷产品,缓解中青年人群的流动性约束问题,与此同时,丰富消费产品市场,进而提升各类人群的消费水平。

[1]Modigliani Franco.Life Cycle,Individual Thrift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J].New York: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6(8):86-112.

[2]袁志刚,宋铮.人口年龄结构、养老保险制度与最优储蓄率[J].经济研究,2000(11):24-32.

[3]王德文,蔡昉,张学辉.人口转变的储蓄效应和增长效应[J].人口研究,2004(5):36-47.

[4]Charles Yuji Horioka,Junmin Wan.Why does China save so much?[R].Massachusetts: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INC,2006,Sumer Institute:1-14.

[5]李文星,徐长生,艾春荣.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和居民消费:1989~2004[J].经济研究,2008(7):118-227.

[6]李春琦,张杰平.中国人口结构变动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09(4):14-22.

[7]张乐,雷良海.基于预防性储蓄理论的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研究[J].消费经济,2010(4):10-13.

(责任编辑:刘润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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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5-3283(2014)06-0118-03

张乐(1983-),女,汉族,河南南阳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应用数理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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