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萧氏父子文学思想成因分析

曾睿+金龙

内容摘要：南朝萧氏父子对儒家的诗教说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接受，在文学与情感的关系上有不同层次的探讨，一致赞同文学由简朴到文华的“新变”趋势，其对“文笔之辨”的讨论在整个文学批评史上都有一定的影响。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父子四人如此既有共性又有差异的文学观呢？本文从梁代社会文化环境的浸润、南朝佛教文化的影响以及齐梁文风的熏陶三个方面分析了南朝萧氏父子文学思想的成因，以求客观公正地遵循文学研究原则。

关键词：萧氏父子 文学思想成因 文化环境 佛教文化 齐梁文风

南朝萧氏父子（萧衍、萧统、萧纲、萧绎）自由爱好文学，他们对文学的本质、艺术形态及其发展规律都做过较为深入的探讨。他们的文学思想虽然不像刘勰、钟嵘那样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但是其对文学理论的研究并不是只言片语的阐发，而是有着较为系统的论述，他们的主张、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引领了梁代文学的发展方向。萧氏父子热情地参与文学活动，他们的文学思想既有趋同的一面，同时又有鲜明的个性特征，闪耀着十足的个性光芒，在文坛上领一代风骚，对当时的文学影响巨大。

通过对南朝萧氏父子文学思想进行整合分析，不难看出，他们的文学观在存在着共性的同时，又各具特色。萧衍的文学观念中正平和、兼容并包，萧统的文学思想与其父最为接近，萧纲的文学思想在萧氏父子中是最为激进的，萧绎的文学观则显得复杂而矛盾。他们对儒家的诗教说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接受，在文学与情感的关系上有不同层次的探讨，一致赞同文学由简朴到文华的“新变”趋势，其对“文笔之辨”的讨论在整个文学批评史上都有一定的影响。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父子四人如此既有共性又有差异的文学观呢？我们知道，作家文学思想的形成一般深受时代背景、社会环境和个人心理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我们在研究萧氏父子文学思想形成原因的时候，应将其放置到梁代的自然环境和社会背景文化中，分析时代文风思潮对其文学创作的熏陶，以求客观公正地遵循文学研究原则。

一.梁代社会文化环境的浸润

东晋南北朝是秦汉统一以来我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南北分裂的时代，社会的突出特征是军阀割据、战乱频仍、人民流离失所。而梁代却是南北朝时期相对稳定的一个朝代，史传有记载“十许年中，百姓无犬吠之惊。都邑之盛，士女昌逸；歌声舞节，炫服华妆。桃花绿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无往非适。”

据史传记载，萧衍在前期的统治里励精图治，梁代的经济迅速发展。都城建康的城市发展具备相当大的规模，高门宅内建有“台池玩好，每暇日与宾客游焉”，“家庭穿筑，极林泉之致，歌钟舞女，当世罕铸。”皇宫园林则修建得更加绮丽奢华而又各异其趣，园内奇花异草，舞榭楼台，文人们酒酣耳热中即席赋诗。一般而言，文人们向往那种相对宽松的社会及政治环境，喜爱悠闲自适的生活状况，这样他们能够从残酷的政治斗争中脱身而出，将自身更多的精力和志趣放在自然的审美中，从而潜心致力于文学创作。正是城市的繁华盛景、春风秋月，使文人们的情思得到浸润、感染，并且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的审美观念，萧氏父子也是如此。

梁代偏安江南，杏花春雨，草长莺飞，秀美的景色、旖旎的风光时刻影响着梁代文人的文化气质和创作风格。他们情感细腻，思绪敏感，外物的变化容易引起他们内心的触动，产生情感的波澜，常怀伤春悲秋之叹，抒发一己之感伤。萧氏家族原籍是东海兰陵，大约是在今天山东省的的苍山和枣庄一带，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后，萧氏家族避乱过江，迁居到晋陵的武进县，也就是今天江苏常州和丹阳交界处的丹阳市境内，在《南齐书·高帝纪》上有记载：“晋元康元年，分东海为兰陵郡。中朝乱，淮阴令整字公齐，过江居晋陵武进县之东城里。寓居江左者，皆侨置本土，加以南名，于是为南兰陵人也。”梁代的皇室和南齐同属南兰陵萧氏，由此可知，萧氏父子是典型的江南人，江南特有的地理环境必然会对他们的文学主张产生一定的影响，长期生活在明山净水之间，领略杏花春雨的美景，欣赏草长莺飞的韵味，自然而然让人生出细腻温婉的情感来。

二.南朝佛教文化的影响

唐代诗人杜牧曾经漫游建康旧地，写下一首流传至今的《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南朝之际，佛教地位上升，大受人们的欢迎。

齐梁二朝，帝王多真心奉佛，躬亲笃敬，文人与佛教的关系愈发密切，他们纷纷研习佛学义理，热衷参与法事道场等佛教活动，对佛教的尊崇成为了一种社会风尚，佛教思想渗透到梁代政治、文化、生活各个领域。其中，萧氏父子称得上是典型的代表，从他们敬信的程度来看，萧衍第一，萧统其次，纲、绎随其后。梁武帝笃佛是出了名的，萧统、萧纲、萧绎受到父亲影响也虔诚地信奉佛教。父子四人大量解释佛法、钻研佛理，“高祖大弘佛教，亲自讲说，太子亦宠信三宝，遍览众经。乃于宫内别立慧义殿，专为法集之所”（《梁书·昭明太子传》）。佛家的“心性”、“悟性”理论，从哲学的角度拓宽了人们的思维想象空间，讲究内心的感悟，心领则神会，对万物的认知化于人的心灵之中，这是一种新的心理认知方式。萧氏父子对情感的深刻理解，自然运用了“心性”、“悟性”思维方式。

此外，佛教经典中有大量对女子体态的描述，如《佛所行赞》中“往到太子前，各进种种术：歌舞或言笑，扬眉露白齿，美目相眄睐，轻衣见素身，妖摇而徐步”，宫女们妖娆艳丽的容貌，摄人心魄的表情，极尽挑逗的动作，在佛经中被描绘得细致入微、惟妙惟肖，这是讲述了佛陀出家前为太子时诸宫女对太子诱惑的情景。萧氏父子在研习佛教教义时，或许对于佛经中关于女性的描绘多了一份关注和青睐。萧纲、萧绎尚华艳、绮丽的文学风格可以说也间接地接收了佛经中这些内容的影响，二人倡导的宫体诗对女性体态的描写和佛经中非常类似。此外，佛教的讲唱形式和梵文，讲究音韵，推动了文人对文学形式美的研究，萧氏对于音律的重视正体现于此。

三.时代文风思潮的熏陶

从文学接受角度来看，历代对于齐梁文风的评价是颇有微词的。陈子昂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评价齐梁文风时这样论述道：“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咏叹。”[1]个人文学思想的形成同样会受到时代文风的熏陶影响，研究齐梁文风的基本特点对于认识萧氏父子文学思想成因具有一定的意义。endprint

随着魏晋尤其是南朝时人们对文学形式美的要求逐渐加强，齐永明之际人们在传统声律美的基础上，自觉地提出了一套以“四声八病”为内容的“声律说”，强调诗歌声调之美，其代表人物是沈约。文人们写诗虽未能做到篇篇都讲求声律，犯声病者亦不少。但是声律一说，实是诗歌形式的一种质变，此后近体诗在此基础上革新创作，日渐趋于完美。在梁代，受永明声律影响，当时的文坛普遍推崇音韵和谐、对偶工整的作品，追求文学的形式之美是衡量作品艺术高低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尺度，萧氏父子的文学思想及创作自然会受其熏陶，例如萧纲的《和湘东王横吹曲之折杨柳》：“杨柳乱成丝，攀折上春时。叶密鸟飞碍，风轻花落迟。城高短箫发，林空画角悲。曲中别无意，并是为相思。”细观此诗，对偶精工，音律流畅，色调秾丽，体现了萧纲对文学形式美、音韵美的爱好和追求。

“诗至于宋，情性渐隐，声色大开。”情性未必全隐，但声色却为大开，这是较前代相比较为突出的一个特色。两晋时期，玄言诗人将关注的目光集中在浩瀚的宇宙时空和深奥的人生哲理上，从哲学思辨的角度进行文学创作。文学发展到晋宋，其代表诗派山水诗人则志趣自然山水，从天籁中探寻天人合一的人生境界。齐梁之际，文人的兴趣爱好、关注目光却是发生了转移，他们醉心于日常世俗之物的把玩观赏和吟咏唱和，倾心于艺术上的艳丽和雕琢是齐梁文人审美观念的体现。刘勰称齐梁文风“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2]。艳情、咏物、写景是齐梁诗的三大题材。艳情诗多为描写女性的体态容貌，刻画精工，辞藻华丽。咏物诗一般描绘自然界的花鸟鱼虫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器物用具，虽然数量繁多，但是题材比较局限，如描写细杂的菟丝、湿润的青苔、袅袅的雨丝、明暗的烛焰等，这些事物常常带给人繁杂、琐细、柔弱的印象。齐梁诗的风格特质为追求诗思的奇巧、变化的趋新求异，体现在创作上则为用笔工细，体物赋形做到穷形尽相，有如池苑碧水，涟漪阵阵，给人的感觉是细腻妩媚却缺少慷慨深沉之气，气格温婉柔和。齐梁人的文艺观、审美观诚如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所云：“委自天机，参之史传，应思徘来，忽先构聚。言尚易了，文憎过意，吐石含金，滋润婉切。杂以风谣，轻唇利吻，不雅不俗，独中胸怀。”[3]在这种追求绮丽和雕琢的时代文风的影响下，萧氏父子的创作理论便容易“文采随之”，注重文学的形式美。

在齐梁文坛中，富有生命力的民间文学进入了当时的文学殿堂。南朝民间乐府体裁简短，多为五言四句，风格巧艳，描写男女之情，缠绵徘恻，语言活泼，意境清新。它们的产地一般在城市都邑，如“吴歌”盛行于建康，“西曲”源于荆、襄诸州之重镇。五马南渡后，士族豪门多贪恋城市，以男女之情为主的“吴歌”“西曲”在经学衰微、个性解放的思潮下自然为士族文人喜爱。当时的文人在创作时主动吸取吴歌和西曲中的写作风格，促使文学创作由功能化、政治化向抒情化、娱乐化的方向转移。齐梁文坛这种“趋新尚俗”的风气同样也影响着萧氏父子的文学思想，仔细阅读萧氏父子的文学作品，有很多模仿吴声、西曲风格的诗歌，如萧衍曾自创清商新歌，《玉台新咏》、《艺文类聚》、《乐府诗集》等均收录其诗歌，如：“陌头征人去，闺中女下机。含情不能言，送别沾罗衣。草树非一香，花叶百种色。寄语故情人，知我心相忆。”这几句诗歌都是五言四句，风格上清新婉转，和当时的吴歌子夜歌非常类似。萧纲则是南朝写乐府诗最多的诗人之一，并且他能够改变古辞原旨而自创新意，形式上句式渐趋齐整，更加追求声律对偶。

齐梁文坛，繁荣昌盛。这是个崇尚吟咏诗赋的时代，这是个追求绮丽和文饰的时代。在各体文学中，诗歌最受重视，成绩斐然，骄文和辞赋也有相当的佳绩。由于文学创作的繁荣，文学批评领域也非常活跃，萧氏父子文学思想正是孕育其中。

参考文献：

[1]林大志.四萧文学研究[D].河北大学博士论文，2003.5.

[2]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221.

[3]王利器.文心雕龙校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116.

（作者介绍：曾睿，青岛工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大学语文；金龙，青岛出版集团副编审，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