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尼·莫里森小说《仁慈》中的荒诞的影响

2014-07-02 00:33
山花 2014年9期
关键词:仁慈雅各布加缪

王 丽

莫里森通过小说《仁慈》探讨了荒诞对个人、集体和世界的影响。荒诞使人处于 “孤儿”状态,使集体趋于瓦解,并使世界变成一个恐怖的死亡区。尽管荒诞对人、集体和世界造成了消极的影响,莫里森和加缪都没有放弃对未来的希望。在否定了自杀和精神自杀之后,他们都在试图通过自己的作品揭示出一条反抗之路。

非洲裔女作家托尼·莫里森于199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举成为美国文坛一颗耀眼的明星。虽然在当时颇具争议,她诗一般的语言和史诗般的主题吸引了众多的读者和评论家的关注。《最蓝的眼睛》使她一举成名,《秀拉》使她成为黑人女性的精神领袖,《宠儿》则被视为非洲裔美国文学里程碑式作品。然而近80岁高龄的莫里森依然笔耕不辍——2008年发表《仁慈》,2013年发表《家》。其作品变化多样的主题以及完美的艺术形式使之成为一个掘之不尽的宝库。她的不竭的创作源泉来自于非洲裔美国人对“故国”、“家园”的追寻,以及人类对无法摆脱的生存困惑的探询。加缪在《西西弗神话》中认为艺术家是荒诞的,这种荒诞来自于存在的无限性和艺术家不弃不馁地对世界进行探索和艺术的表现,正如推石上山的西西弗。莫里森就是这样一位作家,一位西西弗式荒诞的英雄。根据加缪的《西西弗神话》,作为人与世界的唯一联系,“荒诞”像上帝一样站在人与世界之间,并对他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世界和荒诞之间的相互依存使它们出现暂时的“共在”,然而三者在本质上却是相互对立的。在小说《仁慈》中,荒诞使人处于 “孤儿”状态,使集体趋于瓦解,并使世界变成一个恐怖的死亡区。

荒诞对个人的影响

在荒诞、人和世界组成的“奇怪的三位一体”中,人是荒诞的意识主体,因为“在人的精神之外,不可能有荒诞”,同时,人也是被荒诞所影响的客体,因为对于个人来说,荒诞就是个人对爱和生命的渴望与无理性的世界以及死亡的矛盾。在《仁慈》中,无论何种肤色和阶层,每一个人都无法逃脱荒诞的奴役。对于白人来说,虽然他们在社会上享有较高的政治经济地位,可是白人追求的自由、平等、博爱与剥削他人、奴役他人的奴隶制之间的矛盾冲突最终造成了白人自身的精神枷锁与异化。例如,面对荒诞的命运,瑞贝卡从不信仰任何宗教变成到宗教的奴仆,和家里的女奴的关系也从一开始的友爱和互助变为对她们打骂、虐待,这一系列变化表现出荒诞对白人的异化。同时,白人对利益、享乐的无止境的追求和有限的生命之间的矛盾造成了白人直至死亡也不得安息的命运,例如农场的男主人雅各布,当他看到别的奴隶主过的奢华生活,就打算给自己盖一所超过四邻的大房子,于是他大兴土木。然而,女儿却惨死于马蹄之下。他自己还没来得及住进新房,也命丧黄泉。死后灵魂还经常出没于那所无人居住的新房子。

对于黑人来说,黑人渴望的自由、平等、人权与真实生存环境的矛盾冲突,造成了他们在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创伤。在小说《仁慈》中,佛罗伦斯的妈妈就是其中一个代表。除了像牲口一样被买卖、在地里劳作,她还是白人奴隶主发泄性欲的对象和繁殖劳动力的工具。在小说的最后一章,她这样叙述道:“在这里作为一个女性就是一个张开的无法愈合的伤口,就算结了疤,脓水还在下头。”不想让她的女儿遭受她自己的悲惨命运,她急迫地想让她脱离虎口。尽管明知把女儿卖给另一个白人也许不能改变什么,可是通过作为一个母亲的直觉,她看到了雅各布眼中的一点慈悲,看出他把佛罗伦斯当成了一个人类的孩子。“卖女为奴”是黑人母亲对荒诞命运的无奈反抗,然而却成了女儿一生挥之不去的噩梦。由于严重缺乏安全感,她“愚钝、急于讨好别人,最重要的是,她总是用别人的卑鄙行径来责怪自己”她把自己人生所有的希望和意义都寄托在了黑人铁匠身上,然而当铁匠拒绝她的爱并责令她离开时,她唯一的希望也随之破灭。她呜咽道:“现在我还活着,可是我的心死了。”“人与自身的断裂”是对佛罗伦斯最生动的写照。

雅各布农场里的其他奴隶也遭受着精神和身体的双重折磨,印第安人琳娜所有的家人和族人都死于瘟疫,村庄也被烧毁,所以不得不和长老教会员住在一起。然而这么一段生活却充满了屈辱和非人的折磨。仅仅是因为从围裙的破洞里丢了一枚西班牙硬币,她就被主人用拳头和鞭子一顿暴打。从那之后,她就再也不能进入房间,吃饭也只能在门廊里从一只破碗里吃一些残羹冷炙——“像一条狗一样,她说,像一条狗一样”。扫罗在失去了父亲和她熟悉的世界之后,在别人眼里成了一个呆头呆脑的姑娘。对于女主人,她没有一点用处;对于琳娜,她就是活的霉运。在众人的疏远之中,她生活在自己的世界和幻想之中,对周围的一切无动于衷。农场里还有两个白人契约工人——斯卡利和威拉德。威拉德为了来到新大陆要付出七年无偿劳动的代价,然而美洲对于每一个冒险者来说并不意味着天堂。在斯卡利到来之前,和威拉德相伴的只有猪、羊和牛群,作为一个契约工人,这里充满了孤独和艰辛。而斯卡利的母亲由于淫荡和不服从而被遣送到北美殖民地,在她死后,斯卡利需要继续完成母亲的契约。不知道何时才能结束契约,他们似乎已经被世界遗忘了。

荒诞对集体的影响

除了对个人产生影响,荒诞使原本温暖的集体也趋于瓦解。在小说《仁慈》中,所有的人物出于生存的需要而聚集在雅各布的农场,共同组成了一个暂时的和谐的家,然而在“荒诞”的作用下,每个人都有他的命运,最终集体还是难逃瓦解的命运。

在小说中,这些稀奇古怪的人物天南海北地聚集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家——一对善良的夫妻雅各布和瑞贝卡就像家里的父母为“孩子们”提供庇护,三个女仆就像姐妹,而两个契约工人就像儿子,他们互相依赖,共同生存。与此同时,所有的女性不管是白人、黑人还是印第安人,在一开始形成了一种互相帮助姐妹情谊,共同面对生活的磨难和艰辛。

农场主雅各布作为一个私生子,一出生母亲就离开人世,父亲也弃他而去。在新大陆尽管他继承了财产,拥有自己的土地,他依然无法挤入主流社会。无论他建造多么气派奢华的房子,也无法改变他作为社会的“局外人”的孤儿身份。女主人瑞贝卡作为“邮购新娘”,几乎是被父母卖给了雅各布,结婚之后就失去了和父母的任何联系。来到美洲新大陆后她也与自己的文化根源彻底分离了,仅仅作为父权制社会传宗接代的工具,她没有享受到丝毫的快乐。尽管组成了新的家庭,她的灵魂依然没有找到归宿。

黑人奴隶佛罗伦斯还未从被亲生母亲卖掉的噩梦中走出,又陷入被情人抛弃的困境之中。从一个极度渴望母爱的孩子到一个期待男性保护的女人,她永远不能在这个荒诞的世界里找到自己的位置,也不可能摆脱孤儿的悲惨命运。 印第安人琳娜的家人全部死于瘟疫,而饱受瘟疫折磨的亲人的痛苦还没有随着烧毁村庄的大火而化为灰烬,她就被长老会教徒卖掉,雅各布的死又使她陷入无家可归的境地。尽管雅各布给她提供了暂时的庇护所,她却一直都是家庭和白人主导的社会的“局外人”。虽然和女主人互相帮助产生姐妹情谊,但是她却明白无误地阐述了自己的地位和感受:“你和我,这块土地是我们的家……但是和你(瑞贝卡)不同,我是被流放的。”她在一个白人统治的世界里是一个陌路人,永远也无法找到自己的文化和精神家园。女奴扫罗的父亲死于海难,不习惯陆地生活的她只能生活在过去的幻影之中。这些人物的孤儿命运不是偶合,而是人类孤独命运的象征。

尽管雅各布的农场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暂时的避难所,然而集体中每个人不同的欲求与集体利益之间的不均衡最终导致了集体的瓦解。集体瓦解的第一个征兆是雅各布和瑞贝卡唯一的女儿死于马蹄之下。在女儿的坟前,瑞贝卡“整个白天和黑夜都呆在那里”。人类最基本的特征“敌对、伤害和分离” 使人们除了自己不会真正关心任何人。所以 即便是有短暂的团结和合作,最终集体还是会走向解体。紧接着雅各布的死和瑞贝卡的重病使集体的瓦解走向高潮。在父权制社会,父亲是家庭唯一和绝对的权威。在《仁慈》中 ,莫里森塑造了雅各布这样一个父亲的形象,他一手建立了一个家,为孤苦无依的人们提供了暂时的衣食之所,然而又是他因为自己不断膨胀的贪欲而造成了这个家的毁灭,他的死将这个家抛入崩溃的边缘。更可怕的是,家里的女主人瑞贝卡也感染天花,使三个无主女人和一个婴儿陷入绝望境地。作为女奴,琳娜、佛罗伦斯和扫罗没有继承权,不能参加教会活动。她们的命运只能是被买卖、雇佣、欺辱、诱拐和流亡。她们唯一的希望就是瑞贝卡早日康复,然而瑞贝卡的康复并没有给她们带来福祉。康复后瑞贝卡变成宗教的奴隶,和她们的关系也由姐妹、母亲变成盛气凌人的白人奴隶主,她们依然前途未卜——佛罗伦斯将被卖掉,扫罗要被送走,和瑞贝卡情同姐妹的琳娜受到无情的虐待。正如作者在小说的第十章结尾处的描述:“他们曾经认为他们组成了一个大家庭,因为在一起,他们摆脱了孤独、互相陪伴。但是他们想象中的家最终还是错误的。”

荒诞对世界的影响

而对于整个人类,荒诞则带来了更可怕的后果——它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不能对话;造成了种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造成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和谐。人对自然的破坏以及自然对人类的惩罚,最终使世界成为一个可怕的死亡区。

在欧洲殖民者入侵之前,美洲是一片祥和的大陆。印第安人认为大自然也有生命和灵魂并与之和谐相处。同时,在琳娜眼里,美洲大陆是她“曾经了解的故土和家园,在那里每个人都拥有一些,没有人拥有一切”。尽管被卖到白人家庭做女佣,她依然和大自然保持亲密的关系——“她与鸟儿一起呱呱地叫,和植物们交谈,与麻雀说话,给母牛唱歌,还张开嘴喝天上的雨水。”在大自然神奇的愈创能力的帮助下,她对“布满尸体的故土的回忆渐渐化为灰烬”。加缪在《局外人》中塑造的典型形象莫尔索也有类似的经历。在被捕入狱后,一个教士试图通过布道使莫尔索忏悔他的罪过,而他却丝毫没有悔罪的意图。在一番抗争之后,精疲力竭的他陷入沉睡,“一阵微风带着夜晚、大地、和咸咸的空气的味道吹入他的牢房,使他苏醒过来。莫尔索在与真实世界的接触中又一次获得了新生。”作为局外人,琳娜和莫尔索都深深地意识到世界的荒诞不经,只能冷眼看着周围发生的一切,极力保持真实的自我,而大自然则是他们力量的源泉。

与印第安人不同的是,外来入侵的殖民者“就像一群猪一样把海岸拱成一堆堆的沙丘,以至于这片土地从此寸草不生。他们破坏了与地球灵魂的任何联系,还贪婪地紧紧掌控它的每一寸土地”。他们对自然母亲的掠夺就像野兽“嚼烂了这个世界又吐出了能够吞噬一切原始居民的恐惧”。在他们到来之后,北美洲从一个宁静的天堂变为可怕的地狱,而土著居民被惨绝人寰地屠杀、买卖和奴役。他们还带来了瘟疫,使整个世界变成一个死亡区。琳娜的村庄就是一个缩影,瘟疫使整个村庄笼罩在死亡之中。“死亡蜷缩在灯芯草垫子上,拍打在湖岸的波浪里,蜷曲在村子的小路上和远处的森林里,最悲惨的就是挣扎在他们既无法忍受又无法舍弃的毯子里。婴儿先一个个停止呼吸,接着是母亲们倒在孩子的尸骨上汗流如柱,如玉米须子一样虚弱无力。”同样,“死亡区”也是加缪的小说《鼠疫》和戏剧《卡利古拉》中的典型意象。在《鼠疫》中,加缪描述了在阿尔及利亚的海滨城市奥兰市鼠疫爆发,到处都弥漫着死亡的恐惧。在《卡里古拉》中,疯狂的统治者人为地把罗马变成一个死亡区,每个人都活在对死刑的忧虑和恐惧之中。通过对死亡区的描述,莫里森和加缪都试图揭示一个被荒诞所操控的世界的真实面目。

结 语

莫里森通过小说《仁慈》探讨了荒诞对个人、集体和世界的影响。小说中的人物——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无论是主人还是奴隶——都是这个无理性世界的局外人。

圣经在创世纪第十一章3-9节描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人类想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来传扬人的名,并且使人避免分散的命运。耶和华知道后却变乱了他们的语言,使他们的语言彼此不通,并使他们分散在各地。托尼·莫里森在《仁慈》这部小说中也在试图构建一个理想的世界,一个各种族的人都和睦相处的国度,一个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伊甸园。然而,世界的荒诞本质却使人类无法逃脱死亡和分散的命运,这个理想世界中的人物最终还是走向分裂。小说《仁慈》正是通过构建一个走向分裂破碎的理想世界,从而再现世界的荒诞本质。

[1]Camus,Albert.The Myth of Sisyphus(Justin O’Brien)[M].London:Penguin Books Ltd,2005.

[2]Camus, Albert. The Rebel(Anthony Bower)[M].New York:Alfred A.Knopf,2000.

[3]Morrison,Toni.A Mercy[M].New York:Alfred A.Knopf,2008.

[4]李军.加缪的“荒诞哲学”及其“文学化”[D].济南:山东大学, 2008.

[5]柳鸣九.加缪全集·散文卷(I)[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6]柳鸣九.加缪全集·小说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7]柳鸣九.二十世纪文学中的荒诞[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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