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吏治思想的现代启示
——本刊专访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谢孝明博士

访谈执行_本刊记者 汪太理

左宗棠吏治思想的现代启示
——本刊专访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谢孝明博士

访谈执行_本刊记者 汪太理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注重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吸取治国理政的经验，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的“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灿烂文化，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等等，这些都能给人以重要启示。

左宗棠是晚清中兴重臣，他长期兼地方督抚与统兵将帅于一身。善治吏，善将将，是其建立勋业的基础。在长期的统兵理政生涯中，左宗棠形成了系统丰富的吏治思想。目前，反腐高压持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坚决要求“拔烂树”“治病树”，左宗棠的吏治思想可资借鉴。

吏治关乎民生及时局安危

记：您对左宗棠的事迹和思想颇有研究，请您先扼要谈谈左宗棠的吏治思想及其成效。

谢：吏治思想是左宗棠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提出了“察吏”“训吏”和“恤吏”一体性，颇具左氏风格特征的吏治思想。同时，左宗棠也重视将兵之道，提出“用兵之道，纪律为先；驭将之方，赏罚为要”的治军准则，以儒家“保民而王”的理念为旨归。就左宗棠而言，儒与兵有互为体用之意。因此，他以“仁义节制”言治军，实际是他的吏治思想的延伸或吏治思想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左宗棠对晚清的吏治腐败、军备废弛现象尤为忧愤。他把整饬吏治和整顿营武作为日常功课，奏劾罢黜了大量贪庸鄙劣之员，也举荐和提拔了大量的廉能志节之士。同时，左宗棠服官一生，严于律己，以廉、俭、惠率属。左宗棠的这些举措和表率，不仅在艰苦的环境中起到了维系军心的巨大作用，也培养了一大批廉干之士，养成了一个地方一个时期的廉正风气，促进了一时一地吏治军政的好转。左宗棠这种被人称誉的“士大夫的素养”和“儒将之效”，堪称腐败黑暗的晚清政治中的一抹落日余晖。

记：什么样的历史形势使左宗棠高度重视重整吏治？

谢：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之后，外侮接踵而至。在国内，由于受到清朝统治者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人民被迫反抗，先后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陕甘回民起义。当时的历史形势正如左宗棠说的，“世局纷纭，日甚一日”“内讧外侮必且表里相应”“正恐无复收拾之日耳”。清朝的统治已经处于内忧外患交逼的深重危机之中。

左宗棠是中国近代卓越的政治家。他将晚清社会内乱外患、动荡不安的根源归之于清政府吏治的腐败，政治上的标本皆失。他说：“天下之乱，由于吏治不修。”“惟吏治不修，故贼民四起。”“吏治不修，官司不知教养为何事，治本之策已亡；官司不知政刑为何事，治标之策复失。民无耻为盗贼之心，复无惧为盗贼之心。”“揆其构祸之由，则吏治窳而民生蹙，本实先病，患乃见于枝叶。”左宗棠还以其实事求是的政治勇气为反叛者辩护，认为人民的反抗是有激而成，是官逼民反。

左宗棠认识到吏治修否与国家治乱之间有着莫大的关系。“吏治之贪廉，民生之休戚所系；举措之当否，民志之从违所分，亦即天下所视为安危治乱者也。”他强调改良政治，整顿吏治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为治之要，首在得人；安民之方，必先察吏。诚以吏治之整理与否，与生民休戚所关，即时局安危所系也。方今时务之急，首在平贼。治之于已乱，固资将帅之臣；治之于未乱，尤重守令监司之选。”将“吏治之贪廉”视为“生民休戚所关”和“时局安危所系”，足见左宗棠对吏治的高度重视。

记：左宗棠吏治思想的基础是什么？

谢：左宗棠的吏治思想是以他的学术思想和政治思想为基础的。概而言之，经世致用是左宗棠吏治思想的学术基础；以民为本和忠君报国是左宗棠吏治思想的政治基础。

中国传统的儒家士人向来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而湖湘文化精神更有经世致用的传统。左宗棠自小即接受儒家文化的浸染熏陶，又深受湖湘文化经世致用学风的影响，青年时代即以“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自勉，关心国家命运，具有高度的历史使命感，经世致用的精神使得他在整顿吏治中力求积极有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保民而王，莫之能御”“视民如伤”，重视儒家思想的民本传统和王道政治的理念，使左宗棠有了整饬吏治，挽回政治颓势的内在自觉。

吏治既严肃法纪，又不乏温情

记：左宗棠的系统吏治思想包括哪些内容？

谢：左宗棠的系统吏治思想主要包括“察吏”“训吏”和“恤吏”三个大的方面。左宗棠是这样阐述他的吏治思想的。他说：“今日道府以上至督抚，均言察吏，而不知察吏之外尚有训吏、恤吏两端。训之使不至为恶，恤之使可以为善，斯其成就者多，而转移自速也。由前言之，表端则影自正，修身以上之事也；由后言之，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之道，齐家以下之事也。”此外，左宗棠还提出了“亲吏”“课吏”两个概念。他说：“欲知民事，必先亲民；欲知吏事，亦须亲吏。今人但言察吏而不知训吏，但言课吏而不知亲吏，故贤否混淆，而属吏亦无所观感。所谓亲者，不在勤接见、通声气，要有一副勤恳心肠与之贯注，见善则奖，见过则规，宽其不逮，体其艰苦，则中材自奋者必多，而吏治乃有蒸蒸日上之意。”

左宗棠把整顿吏治一件事分属于“察吏”“训吏”“恤吏”“课吏”和“亲吏”五点主要内容，但训吏可以包括课吏，恤吏可以包括亲吏。因此，左宗棠吏治的范围主要包括“察吏”“训吏”和“恤吏”三个方面。“察吏”是左宗棠吏治理论的基础，主要指对属员的考察督促，以为奖廉能而黜贪庸之根据。其内涵主要以操守为重，以劾贪奖廉、举能黜庸为要。“训吏”是对部属的为官之道和职守操行的教育，以辨明义利、讲求廉耻、勤政爱民、持廉节用为主要内容。“恤吏”是对部属在精神情感上的体恤关心和物质经济上的周恤帮助，以励其勤政爱民之志。左宗棠将“察吏”与“训吏”“恤吏”结合在一起，其整饬吏治，不仅仅是惩罚，还包括思想上的教育，精神上的鼓励，物质上的周恤佽助，在严肃的法理法纪之上，又深含一种人道与人性的温情。

记：请您具体谈谈左宗棠是如何对官吏进行教育的，具体内容有哪些。

谢：左宗棠主要是通过“训吏”这一环节来对官吏进行教育的。“训吏”主要是对部属的为官之道和职守操行的教育，以辨明义利、讲求廉耻、勤政爱民、持廉节用为主要内容。左宗棠“训吏”的主要内容大致有如下几点。

“明辨公私义利之分”之训。“义利之辨”是中国经济思想和政治道德的重要范畴，也是湖湘文化的核心精神。左宗棠非常重视“义利之辨”，平日立身行事，“至是非公私之界，则辨之颇严”。他认为，如果能够辨明公私义利，“公则所见者大，而不遗乎小；义则不言利而自无不利”，就能于出处大节立下根基，就能“险夷一致，而进退绰然”。左宗棠指出，当时吏治败坏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官吏不辨公私义利之分，见利忘义，由此，左宗棠将“明辨公私义利之分”视为训吏第一要义。在左宗棠而言，为官若求廉而有为，始事则在辨明公私义利，公私义利不明，见利忘义，天下滔滔，吏治民生又安足为？

“亲民”之训。左宗棠认为，“亲民”是地方官员施治有为的基本要求，不亲民，官民相隔，两不相属，又怎能临民施治，安定地方，官员又怎能成为循良之属而为百姓讴思呢？所以，左宗棠在训吏的课目中，特别强调官吏要“亲民”，要“视民如伤”。他说：“亲民之官，总要认定一‘亲’字切实作去。”“一片心肠都在百姓身上，如慈母抚幼子，寒暖饥饱，不待幼子啼笑，般般都在慈母心中，有时自己寒暖饥饱反不觉得。如此用心，可谓真心矣。”

“廉”“俭”有为之训。左宗棠提出“崇尚节俭，以养其廉”的观点，把崇俭、持俭视为保持气节、修养德性、全生养福之道。他说：“贪饕以招辱，不若俭而守廉；干请以犯义，不若俭而全节；侵牟以聚仇，不若俭而养福；放肆以逐欲，不若俭而安性。”在倡导廉俭的同时，左宗棠进一步勉励官员们要“廉”“俭”有为。他说；“廉仅士之一节。不廉固无足论，徒廉亦无足取。”“做官不要钱，是本分事；但能不要钱，不能为地方兴利除弊，讲求长治久安之道，于国计民生终鲜裨补，则亦不足贵。”左宗棠将做官比喻成深入宝山，如果不能为百姓兴利除弊，那么就好比从宝山两手空空而回。

“崇实黜华”之训。左宗棠常言军事最重质实，而行政也最讲求实效。提倡“崇实黜华”的工作作风，反对那些于事无所补益的虚假客套，成为左宗棠训吏的一个重要方面。光绪三年（1877），在收复新疆的过程中，左宗棠特别下了一道谕令来禁止无聊的官场应酬和虚伪的客套。

另外，左宗棠强调“学优而仕”，刊刻前人吏治之书和课农之书来教稼劝学，讲求治道，在理论上提高部属的管理水平；在官场上，他特别强调上官的表率在整顿吏治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认为“吏治之振新，全在上司精神贯注”。

为国为民的吏治精神值得学习

记：左宗棠治吏，既严格要求，又充满关怀，这是他吏治思想的周全闪光之处，请介绍一下左宗棠“恤吏”的故事。

谢：左宗棠对自己部属是充满真诚关切的，他有许多恤吏的故事。在浙江巡抚任内，衢州知府林听孙是一代名臣林则徐之子，为官清正廉洁，履任之初，即尽革新参节寿及一切陋规，而其养廉万不济用。左宗棠鉴其苦，为其筹措办公经费，并以“苦节不可贞”的箴言告诫他。在闽浙总督任上，上洋通判杨仙萼敏干可用，人才难得，自裁革盐规后，无米为炊。左宗棠嘱总管钱粮的周受三“速寄缉捕经费济之”。在陕甘总督任上，恤吏之事更多。他在批示绥德知州成定康禀札时，充满了体恤爱护鼓励之情。他说：“该守积劳成疾，实深挂念。血性男子，遇事不肯放过，不肯随人，固是本色。然当百忙之中，亦须稍存暇豫之意，庶心神和适，不致竭蹶。古人云：‘爱其身以有待也。’又云‘临事不受人迫促，乃为入粗入细经纶好手’。愿贤者百尺竿头，再加进步。”凉州知府刘思询是湘军名将刘长佑长子，为官操守清严，左宗棠赞赏其“清白传世，志趣不苟”，鼓励他要廉而有为，为地方兴利除弊，讲求长治久安之道；又怜惜他过于清苦，因而为他增加津贴。

左宗棠恤吏，不仅恤生者，也恤死者。这样的故事也很多，试举两例。福建按察使桂超万是左宗棠最早关注的循吏。同治二年（1863），桂超万逝于任上，身后萧条，左宗棠为之心恻，不仅遣人往吊，赠以丧仪助葬，并且奏请朝廷将其政绩敕下史馆立传，以存其人。浙江台州知府徐台英、衢州知府魏良、道员顾菊生皆廉吏有为，却在同治初年中道而逝，身后萧然。左宗棠痛惜之余，不仅厚赙以助他们的丧事，而且尽情表彰他们的贤能惠政，以为良吏之劝，以求安民之效。黄维煊是左宗棠初创船政局的重要人员之一，志节高洁，清廉可风。同治十三年（1874），黄维煊病逝，左宗棠从胡雪岩的来信得知黄维煊家小贫窘殊常，便从万里之外的甘肃向黄维煊福建家中寄送赙金。光绪二年（1876），左宗棠还在向胡雪岩了解和关心黄维煊的家事子女情况。

左宗棠恤吏恤将，多从自己的廉俸中开支。这一点，左宗棠死后，在杨昌濬与刘锦棠各自向朝廷奏报左宗棠的生平事迹时都有所陈述。其中杨昌濬言左宗棠“外严厉而内慈祥”“官中所入，则以给出力将士及亲故之贫者，岁寄家用不过二十分之一”“官中廉俸尽以抚恤疮痍，犒劳将士，分润寒？，周给故旧。身后萧然，无异儒素”。

记：左宗棠吏治思想对今天有何启示意义？

谢：左宗棠察吏、训吏、恤吏的整体吏治思想和主张，用意深远，寓意深刻，在当时运行于整饬吏治的实践中即卓有成效，在今天看来，仍发人深省，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左宗棠吏治思想对今天的启示意义主要有三点：

左宗棠高度重视吏治修否与国家治乱之间的重大关系，强调改良政治、整顿吏治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这一点在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仍然不失为真知灼见，值得我们牢记。

左宗棠的吏治思想是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其中察吏强调对官吏的严格监督考评，奖廉能而黜贪庸，以纯洁和强化官吏队伍；“训吏”强调对部属进行为官之道和职守操行的教育，以提高勤政为民的思想觉悟和创造性。“恤吏”强调对部属在精神和物质方面的体恤关心，以安其勤政爱民之志。这种系统性，对于我们今天法律制度、司法制度以及干部队伍的建设仍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左宗棠的表率作用以及收到的群策群力、一心一德之效，值得我们今天深思和反省。左宗棠为国为民的吏治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