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十年代“出走记”
——林白《一个人的战争》和《北去来辞》双论

程光炜

——林白《一个人的战争》和《北去来辞》双论

程光炜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这是台湾作家三毛《橄榄树》里的一句歌词。它深刻对应着中国大陆八九十年代很多人的心理情绪，也揭示出林白两部最重要的长篇小说《一个人的战争》(《花城》一九九四年第二期)和《北去来辞》(《十月》二○一二年第五、六期，原名《北往》)的价值诉求。甘阳说：“通常所说的‘现代化’，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上讲，无非就是指社会变迁、文化变迁的一种特殊形式，因而也就是心理结构变迁的一种特殊过程。”这种变迁“比之通常的变迁来说是最彻底、最根本、最全面、最深刻的一种变迁。”李陀说：“八十年代一个特征，就是人人都有激情。什么激情呢，不是一般的激情，是继往开来的激情，人人都有这么一个抱负。这在今天青年人看来可能不可思议。”陈超说：“所谓‘八十年代’的形成不光有社会、文化以及历史因素，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年龄。那会儿我们都很年轻，从精神到身体都处于一种亢奋状态，所以我的体会是那时激情饱满。人在年轻的时候相对来说是元气淋漓的”。毋容置疑的是，这些特定的时代元素影响着林白文学作品的形成。在两部长篇小说中，我们看到主人公多米和海红离开南宁到大西南和北京游历，“不要问我到哪里去，我的故乡在远方”是她们最茫然的青春激情，更是就她们过去生活而言一种最深刻的变迁。在决定嫁给年长自己二十多岁的史道良的一瞬间，三十岁的海红心中闪现的念头是：“能跟某一个人私奔就好了，远走天涯！这念头使她精神一振。火车站，是啊火车站。”

一、离开南宁

林白小说有强烈的“自叙传”背景。多米和海红一个毕业于武汉大学图书情报系，一个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都是孤身一人在省图书馆、电影制片厂工作，狂热写诗和幻想，在南宁有一个诗人圈子，又都敏感自尊，有过一次短暂婚史。这段生活与作家的亲身经历颇多相似。在椰子树不停摇晃、狭窄破旧的南宁街头，人们看到当时身穿一身红衣的她们骑车在一路狂奔。这座地处边陲的省城在文学青年海红眼里，“生活枯燥沉闷——书店里的书是旧的，摇滚、话剧、像样的画展，一概没有——像一团无从发酵的死面！”这是她们毫不犹豫决定离开此地的理由。

《一个人的战争》和《北去来辞》的人物构思和结构安排有不少交错重复的地方。但《一个人的战争》更像是“鲁滨逊漂流记”那种青年人的冒险故事。小说发表于一九九四年春，料想它是作者六年前个人游历及内心想象的复制。林白那时写诗，或许还热衷读反映美国当代叛逆流浪文化的《伊甸园之门》、《流放者的归来》、《在路上》，尤其是普拉斯自白派诗歌、波伏娃的《第二性》和杜拉斯自传小说《情人》等。这种文化观念也正在国内诗人圈子中流行。“非非”、“莽汉”诗人打架斗殴、非婚同居和流浪出走成风，被看作是一种勇敢浪漫的气质。“万夏在与郭力家‘通了半年信’之后，‘跑到东北去，然后把两边李亚伟、马松和郭力家全部都联系起了。’他还多次外出去了‘贵阳，广州，深圳那边’，将诗歌传播到更广范围，而且将外界信息带回。杨黎就此对万夏说到：‘你那时候走了很多地方，你带回来很多信息，基本上我和外面的接触都源自于你带来的信息。比如说《他们》，还有《大陆》，孟浪和默默，韩东、于坚他们。’李亚伟从一九八四年到一九九○年，‘总是在无休无止的行走中度过’，‘三下海南，七上武汉’。杨黎也在一九八七年与李亚伟一同外出：‘我们从成都出发，去了宜宾、重庆，又去了十堰。然后是柳州、镇江，再坐船到海南。最后又从海南坐船到广州，从广州坐火车去武汉、长沙，再回到重庆。’周伦佑、杨黎等因编印《非非》，多次前往宜昌、武汉、西安、兰州等地。正如李亚伟夫子自道：‘一九八五年到一九八六年是“莽汉”诗歌活动和传播的高峰期，诗人们常常乘车赶船、长途跋涉互相串门，如同赶集或走亲戚一般，走遍了大江南北，结识了无数朋友。”在这个历史窗口里，人们看到国家的改革开放进入深度实验，打破铁饭碗、价格双轨制、留职停薪政策全面实行，车站、码头上拥挤着推销员、乡镇企业老板、青年野心家、文化出版骗子和知识分子，而不是今天遍地的民工。走南闯北是那年代很普遍的风气。人口迁徙正是历史文化变迁的一种明显形式。而诗人们的云走四方则是挑战传统社会、寻找与重建自我的行为，他们虽不像商人追求资本利润和扩张市场，但历史洪流中的这道独特的风景，也表明社会人群之精神生活的复苏。毛式的封闭社会被冲破，邓式的开放社会如滚动屏幕般激动地展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本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人生哲学，两千年来往往浩劫乱世刚刚停歇，一切就会故我照常。受诗人们波希米亚风气感染的多米，决定来一次鲁滨逊式的游历壮举并不意外。她没采用诗人成群结伴，而是个人独行的方式，但这里面的冒险冲动和性爱成分丝毫未见减少。

多米具有林白诸多小说女主人公自闭迟钝又莽撞大胆的双重气质。二十四岁带着一百四十元全部财产的她，此时正在武汉驶往重庆的客轮上。她生性厌恶平淡，这使她无意识地“带有单身出游的印记”在船舷甲板上随意走动。年已三十七岁却谎称二十七岁未婚的武汉船员矢村注意到了这个鲜活的猎物。矢村上来搭话，缺少经验的多米极度紧张，但见他身着服务员的白色外套，心想“假如他是一个坏人，找他单位领导也是很容易的。”因此便放松了警惕。矢村居然告诉她自己的真实姓名和家庭背景。关键是长相酷似日本电影《追捕》中矢村警长的这位男船员英俊挺拔，“我则渴望着冒险的个人英雄主义”，男女越轨于是有了合理逻辑。擅长风月在客轮上可能多次得手的矢村“每一次质的突破都势如破竹。”多米明知矢村不是为爱情而来，但她仍然决定试试。“在一次次集体活动的卡拉OK中，我总是不敢唱歌，我紧张万分”。要突破性格自闭困境，就得朝相反方向冒进，“危险”因此变成了“自我救赎”。在风起浪高的船舷边，我们看到矢村试探性地揽了揽多米的腰，“她糊里糊涂地就让他揽住了。”但接着“热乎乎的气息直抵她的嘴唇”，动作娴熟有力且恰到好处。船到岸后，男船员乘机把她邀到一家旅馆，多米见他用一张盖着单位公章的假证明登记住宿也居然默认，“很轻的风从窗口潜入，掠过多米的身上，她感到了一阵凉意，这使她悚然一惊，她发现身上衣服的扣子已经被男人完全解开了。”(杜拉斯小说《情人》也有相类似的细节)

一阵剧痛滞留在多米的体内，只要男人一动，这痛就会增加，就像有火，在身体的某个地方烧烤着，火辣辣地痛。

八十年代女孩视贞操若生命，但我们判断轻易失身其实符合多米为挑战自闭自卑连火坑也跳的性格逻辑，心碎般的痛感便略觉释然。奇怪她还为此找出一个浪漫理由：“一九三八年，萧红与萧军分手，与端木到了武汉，她怀着萧军的孩子，常常到读书生活出版社的书库找舒群，她一来到舒群的住处，就把脚上的鞋子一踢，栽倒在床上”。前辈女作家匪夷所思的极端混乱生活，往往会被一代代文艺女青年模仿。在重庆到成都途中，浪漫无邪的多米专程去江津寻访萧红旧踪，虽然无果而返。那年代，很多文学青年都有浓厚的五四情结，心怀理想并傲视社会是这群人最易辨认的人生姿态。因此多米不觉得自己吃亏，她反被一种“新女性”的自我想象激动着，我们再看到她的时候，她已被江津相识的川大中文系毕业的《四川日报》刘姓记者好心护送到了成都图书馆。

多米漫游大西南的目的地是峨眉山，再经贵州六盘水云南文山经百色回到南宁。她崇尚西方的女性主义，却总被好色低级的男人纠缠。洪子诚教授认为这是一部展示女性意识的“个人化写作”的作品，不过读起来与晚清《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乱世叙述倒有几分相像。它故事之离奇，情节之跌宕，简直叫人眼花缭乱。在文化厅招待所狼眼男人欲下手，忽被一个叫林森木的男性搭救；待狼眼男人再把多米引到一僻静无人的树丛，结果被她谎称练过武术吓住。随着峨眉山读诗男孩的出现，读者的担心才随之化解，他不仅很绅士地与多米讨论艺术理想，还慷慨把她送到山脚，并赠送他姐姐衣服为之御寒。而经过“矢村事件”，我们的主人公在之后的情节中已显成熟。她独身在六盘水车站搭过路大货车穿越云贵高原，再转道百色，居然安然无恙。波澜迭起又一路顺风，预示着那个年代大多数走南闯北青年探索戏剧的必然结局，这都让紧张不安的读者最终松了口气。

二、去北京

“到北京去到北京去……那是一个远走他乡的年头。”这是《北去来辞》第十一页中的一段话。

《北去来辞》是《一个人的战争》的姊妹篇，海红和多米的塑造中包含着前仆后继的决绝意味。多米一九八八年“到北京一游”，而海红借史道良之追求决定落户这里，这是她在历史变迁大背景中的一次最重要的出走。八十年代人文理想不能总四处飘零，变成幻影，它得有个驿站。小说《北去来辞》就借此拉开序幕。

像多米一样，九十年代初的海红是女大学生，还是典型的青年诗人。在文学气氛热气腾腾的年代，男人吸引她们的不是财富地位，而是英俊外貌和文学气质。她们为文学理想，往往会不嫌对方年龄和条件奋不顾身地扑上前去，哪怕前面是万丈悬崖。在《一个人的战争》第一百○四页(一九九七年版)，后来的史道良曾化名为“宋”出现在B镇女孩多米面前。“此人瘦高，白，穿着一件细细的浅绿线格子短袖衬衣”，“我想：啊，这是从北京来的。”多米注意到他宽大的裤子上有一小块补丁，于是便想，“知识阶层的男人”很少有这样穿带补丁裤子的。宋的身高体态包括带补丁的裤子，令人想到十年后北京城那个体量相同穿着后摆翘着的旧西装旁若无人的道良。多米与宋、海红与道良的前世孽缘，后来都一一浮现小说中，让人为之唏嘘感叹。道良看上海红是为婚姻，而道良对海红则像广袤无边的北京城一样朦胧虚幻。所以，陈晓明教授发现：“林白的小说习惯采用‘回忆’的视点，它并不仅仅引发怀旧情调，同时也使她的叙事带有明显的自传特征和神奇的异域色彩。”

道良在海红心目中就代表着北京。因他介绍海红到报社做临时编辑的缘故，这座八百年的古都，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得以进入海红的视野。“不要问我到哪里去，我的故乡在远方。”这是我读到海红初入“北京圈子”时她那种迷离又好奇的感觉。“海红原先认识一个艺术学院画画的，陆姓，这时从外省到中央美院进修版画。那时中央美院仍在王府井，海红去看他，正好下雪，陆见她第一句话就说：北京好冷啊！他哈气搓手，身上穿着一件呢外套，脖子裹着条特大的毛线围巾。海红穿了长羽绒服，没围脖子，也觉得冷，不停地跺脚。陆刚刚下课，领海红到学生饭堂打饭吃，吃完饭身上暖了些，一出门又是冷。海红坚持要跟陆到干面胡同他租的房子看看，说不定会有住处。”这暗示海红还在嫁不嫁道良问题上犹豫。她托在国务院侨办工作的老乡俞明雪帮忙租房，俞领她到红星胡同看一个退休部长的四合院，部长夫人却想给她介绍一个“地位很高”的人做男朋友。北京老百姓都知道，这种隐于喧嚣大街深处的神秘院落，经常出入那个社会阶层里的特殊人物。“夏天的时候，部长夫人打来电话，请海红陪她去参加一个小型聚会。朱仲丽，你知道吗？王稼祥的夫人。当年延安的十大美人之一。”部长夫人的声音非常悦耳柔和，犹如细滑的绸缎。“一个上层社会，海红好奇，她决定去。穿了一条白色带细格子的连衣裙，头发扎在脑后，只涂了口红，没有别的装饰。太素了，部长夫人说。一笑又说，像个在校大学生，也不错。高墙深院，门口有士兵站岗，夫人的车直接开进院子里，院落阔大，让海红吃惊。院中有一棵高大气派的树木，至今海红已不记得那是银杏还是杨树，或是古槐，但记得它威风凛凛。”

小说接着把叙述焦点转向北京各种社交活动，作者像在操作一个摄像机镜头，让海红看到许多过去从没见过的场面，这显然是一座与她经验里的边城小镇完全不同的伟大城市。最出色的社会精英，一流的信息，滚动着全球化图景的电子屏幕，这让海红感到头晕目眩，也兴奋异常。“海红有时会收到请柬。一个颁奖活动，在钓鱼台国宾馆；一个产品发布会，在人民大会堂某某厅”。钓鱼台这神秘地方，有大片草坪、假山、水域、楼台，令海红心中狂跳，“天啊天啊”，她竟坐在岸边一阵发呆。九十年代的文化活动骤减，但各种评奖颁奖活动、影视剧舞台剧研讨会依然好戏连台。各路记者没有红包，有一只磁化杯、一个电吹风、一床亚麻床单、一个傻瓜相机以礼物相送，海红把它们全拿回来，堆在房间角落。她的身体和思维像每天运转不停的永动机。当然偶尔也疲惫不堪。一天，海红还得到一张票，去人民大会堂听美国费城交响乐团来华演出：

天安门广场四面来风，鼓荡着她的衣襟和头发，华灯灿灿，宛若全中国的光都涌到了这里。她穿着一条黑色细格的呢裙子，一件半长的米白色短风衣。本报摄影记者给她拍了一幅照片，仰拍，她身后是巨大的大理石圆柱，擎着天空，她笑着，露出一排牙齿。她耐心接受安检，存包，在辽阔而森然的会堂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啊大幕拉开，有高层领导致辞，大幕再次拉开，看到黑色西服的演奏家们，来自美国，庄严、肃穆、高贵。

在中国，海红是在“我爱北京天安门”的歌声中成长的一代。对北京的向往崇拜，曾是她们这代人人格世界的稳固基石。曾几何时，在风中椰子树不断摇晃的南宁城，自己和报社、杂志社、图书馆、电影制片厂一伙青年诗人，怎么热烈相互传播北京朦胧诗人创作、交友和遭遇麻烦的小道消息？热烈联想并为之以讹传讹。对她来说，从南宁到北京是从较低的历史台阶向较高的历史台阶攀登，这意味着她将有可能进入北京这座最高的文学殿堂。北京，对中国人，对海红来说，那是她最渴望登临的峨眉山顶峰。一八一九年，大学生拉斯提涅从外省来到巴黎拉丁区的伏盖公寓，结交贵族、贵妇和资本家，一心要挤进上流社会。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多米和海红也在走同一条道路。中国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非常像法国的十八世纪，或者说它是以复制西方十八世纪资本主义的独特方式把小说主人公多米海红引进了读者视野。“诗歌”、“小说”也许是一个比喻，只有通过它们多米海红才会接触认识宋和道良。在八九十年代，诗歌小说是多米海红，当然也是无数文学青年——包括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的许多拉斯提涅们一个极其重要的上升的阶梯，这是那代人上升的阶梯——和所走过的道路。但诗人小说家与充满金钱铜臭的拉斯提涅毕竟不同，文学是他们留给中国上世纪后二十年的一份最珍贵的遗产。

然而，海红不可能总在北京城里漂浮闲逛和犹豫。一天，道良的脸终于沉黑下来，说，你住在这里大半年，如果不结婚，就不能再留你了。无疑是最后通牒。海红几番挣扎后还是答应下来。婚姻是与出走相交换的一份最露骨的协议。那时候，多少女人为去美国欧洲或来北京寻找梦想，都签过这种协议。作品为多米失身矢村找到的理由是萧军萧红，而海红知道，“两个人的关系已经不同了，有了肉体。”海红让道良关灯，月光于是穿过窗户透进卧室。躺在这个男人身下的海红心里想：“月光却使它虚无，遗世独立，更具纯粹的的美感。”

三、出北京记

海红的生活简直是一团糟。她本是性格古怪且能力差的女孩，道良偏偏脾气僵硬死板。林白过去的小说喜欢写扑朔迷离的意象感觉，给人虚飘的印象。这回她有意加强写实成分，小说的实感忽然间大为丰富充实。设想中的美好生活，因女儿春泱出生而变成了垃圾箱。婴儿、职业、家务“互相冲撞纠缠，搅成一团。六点半！闹钟设置在这个节点上。”家里到处是“毛巾，饼干，牙刷，护肤霜，奶粉，梳子，书包，钥匙，孩子的哭声，这一切，像苍蝇在狭窄的屋子里乱飞”。

及至道良退休，热衷胡思乱想的海红却与他过上了“老年”停滞的生活。好在有道良湖北老家侄女银禾帮忙，脆弱的她才不致崩溃。《北去来辞》结构上故意将《一个人的战争》与另一部长篇《妇女闲聊录》搭配混装，主人公内部视镜与外部视镜交相辉映，海红一家和银禾一家的生活史在九十年代社会舞台分别展开，其宏阔的空间和叙述力度远远超过作家之前的任何作品。九十年代转型社会的多元性，通过道良的日常生活，海红道良夫妻的矛盾，以及银禾的叙述和她那个神通广大的打工女儿雨喜，在深圳、东莞、广州、新疆、北京等多重视点上延伸转移，被作品一一呈现展览。道良应该是林白小说塑造得最成功的一个人物。十几年前他在一所著名大学教书，再改行当报纸主编正遭逢时代剧变。这个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在九十年代重大社会变迁中的遭遇及其心理，大概是林白对当代小说人物画廊的重要贡献。在我看来，道良和海红像是小说最精彩的“对照记”。

道良日渐狭窄的生活，在春泱上学和书房两个点上重复再现。读者通过海红看到，老来得女的道良对马虎粗心的银禾接送春泱“一万个不放心”。银禾出门总忘关门，带春泱上大街像走在乡下自家田埂上，一路横冲直闯完全无视红绿灯和急速的汽车，“道良早上要跟在两人身后走出很远，傍晚则要远迎到半道上。所以，春泱上学，小学、初中、高中，每天几乎总是有两个人在接送。”面对如此脸面尽失的场景，海红心里狠狠骂道：“这样的奇观，世界上怕是不会再有第二个了。”而且对外面新事物耿耿于怀的道良，每天竟像一只龟缩不动的乌龟。他坚信，这是一个最混乱的时代，好人变坏，坏人变得更坏。他退回古代，要坚守书斋。“道良就这样沉入在书桌的字帖和古钱币中。你站在门口，简直看不见他。拳头大的斗室，只能望见三堆纸山，两大一小，书桌一堆，沙发一堆，椅子上也横七竖八地堆着好些。”人像被埋在书堆里，好多天都不说一句话。几天不洗脸，不刮胡子。他能写一手风流倜傥的好字，看宋代书画家米芾一个“风”字，要端详半天，还老泪纵横。他衬衣总是脏兮兮的，衣领，还有袖口。他西服不光陈旧，而且日益古怪。海红最不能容忍的是，“他每到换季就送到路边的小洗衣店干洗，取回家再一穿，后面翘了起来，简直像一只秃尾巴公鸡。”在海红心灵深处，道良此时已“人衣俱老。”

对两人来说，九十年代像是一个封闭窒息的高压锅。外面的世界越展越开，他们的圈子却越来越小。同道良生活在一起，她感觉自己像曹禺《雷雨》里的蘩漪，快要被这个沉闷停滞的家庭逼疯了。春泱才四个月，海红就跑到云南出差。她开始与落魄文人陈青铜暧昧交往，到他劲松家中一整天地谈书，看录像，聊天。肩并肩骑车去参加新书发布会，在东四北大街一小店吃卤煮火烧。下岗的海红为写书挣钱，应出版社之约参加“走过黄河”的活动。她甚至还有一次出轨行为，当然也都到床上匆忙的动作为止。她有几个文艺饭局，但总担心回家晚道良会黑脸。对年轻妻子的文艺活动，道良刻薄讥讽是“男盗女娼”。因过度紧张压抑，海红担心自己得了抑郁症，看过专家门诊，又去中医院挂号拿药，没完没了地熬药吃药。像《一个人的战争》一样，林白总喜欢把主人公压抑封闭的悲剧归因于童少年时代缺乏母爱，对母亲的怨恨，屡屡出现在作品中，当作推进深化小说叙述的手段，当然经常这样也感觉重复和乏味。

“海红动不动就想逃离家庭。”这是小说“下部”的第一句话。它像一面镜子，映照出十多年前海红从南宁来北京的林林总总，也让我们看到道良一九六三年以来的生活往事，大学年代他也曾是有为的青年，中年时期风华正茂事业有成；还有她去丈夫湖北老家的见闻，包括她去武汉一家杂志重新就职的点点滴滴。她在日记中对道良说：“生活太沉闷了。”他们决定到民政局办离婚手续。“离婚申请书上有一栏是离婚原因，工作人员填上了‘感情破裂’。海红说，不是感情破裂，我们感情没有破裂，而是生活理念不同。道良对此颇感动。”回望十多年前，海红就是带着简单行囊，孤自一人千里迢迢到北京投奔道良。多年之后，又是她一人离开道良去武汉谋生求职，重新开始浪迹天涯的生活。在轰隆隆开往南方的火车上，想起这些昔日往事，目睹完全破灭的理想世界，海红真想扑在卧铺床上大哭一场，把五脏六腑都哭出来。

但对林白来说，《北去来辞》毕竟是《一个人的战争》之后一个更高的艺术台阶。对海红来说，她已从三十岁变成将近五十岁的女人，经历了这么多事，走过那么多沟沟坎坎，心理毕竟渐趋成熟。对爱情婚姻，对道良，她都有了上了一个台阶的全新见解。而对八十年代来说，在九十年代生活过的人们，就像经历了人生的六番轮回。这是人生的大幻梦。这是佛教教义对人生如梦的再一次提示。林白正是在这里让我们重新认识了她。她不愧是眼光独具，富有自我突破创新能力，且像海红那样不停追求并境界逐渐阔大的一流作家。小说就这样把我们带到了全篇的动人一幕。一日，离婚不离家的海红从武汉乘车回北京，忽然在夜里窗外灯光一闪一灭的情景中，发现一个体型姿态颇像道良的老人，一人正摸黑晃晃荡荡地上卧铺厕所。海红这是与离家出走三个月后的前夫再次相遇。

也许他早就想离家出走了。多年来，出于责任他才熬到今天。

……

在海红返回自己铺位的途中，借着脚灯的亮光她看见了史道良。道良，她的生活伴侣，她在这里见到了她。

惊悚之中的海红胡乱地想到，道良七十多岁时出走，还患有严重的糖尿病，人海茫茫，不知道有谁来管他照顾他。一刹那间却相信，他们虽不再是夫妻，但道良仍是她在人世间至亲的亲人。然而不知何故，她和道良在擦身而过的一瞬间竟没有相认，在委屈、温馨与痛苦中她又感到这是一种解脱：

见到道良，海红心里闪过一句话：走了也好，这个世界已经不是他的世界。随即被自己的硬心肠惊了一下。走了也好啊，她还是这么想。

四、追忆与复现

“追忆”是这两部长篇小说一台最重要的引擎，而“出走”是主人公的叙述手段。“追忆”推动故事发展，而“出走”则配合“追忆”主题贯穿两部作品——这就是读者所熟知的一种林白式充满感伤和自怨自艾的旋律。或说这也是法国作家杜拉斯小说《情人》那种因时间距离而恍若隔世的格调。宇文所安的《追忆》一书告诉我们，杜甫短诗《江南逢李龟年》记述安史之乱后，他和好友兼著名宫廷乐师李龟年双双失去安乐繁华，半生陷入流离颠沛的故事。一日杜甫看到已入暮年的这位乐师，正在江南某宴会上为人演唱。“杜甫‘认出了’李龟年，从李龟年的眼中看出了自己目前的境况”，禁不住“掩泣罢酒。”宇文所安于是评论说：“过去成了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成了必须竭诚追求的渴慕对象；它经过改头换面才保存下来，失去了过去，使人感到悲哀。”他进一步令人吃惊地发现：“中国古典文学就给人以这样的承诺：优秀的作家借助于它，能够身垂不朽。”“它不但能使作家名垂千古，也能让作家内在的东西流传不衰，因此，后世的人读了他的作品，有可能真正了解他这个人。”“中国古典文学渗透了对不朽的期望，它们成了它的核心主题之一。”然而更耐人寻味的是，通过作家追忆自己生活的叙述手法，“古典文学常常从自身复制出自身”，“拿前人的行为和作品来印证今日的复现。”林白也不止一次说到“追忆”对她创作的重要性：“在我的写作中，回望是一个基本的姿势”。“个人记忆不是一种还原性的记忆的真实，而是一种姿势，是一种以个人记忆为材料所获得的想象力。”所以，“如果我要写现在，我常常喜欢把自己放在未来的时间中，眼前的一切变成过去。”

《一个人的战争》(一九九三)叙述多米一九八八年前后的故事，《北去来辞》(二○一三)写海红一九八二年大学毕业到南宁，九十年代初嫁往北京的经历。两部小说发表与故事的发生，分别有五年和十多年的时间距离。林白以追述的方式，回望她三十年来人生道路的林林总总，令人感同身受，这些追忆都通过多米和海红生活的细节在读者面前一一展现。“它不但能使作家名垂千古，也能让作家内在的东西流传不衰。”借此想到的是，“后世的人读了他的作品，有可能真正了解他这个人。”

于是我们可以说，林白重新讲述多米、海红的人生遭遇，与杜甫再遇老友李龟年而抒发感慨之间，虽然相差一千多年，实则是同一种东西。安史之乱与八九十年代社会转型，都是历史大架构中的“世事之变”，多米海红李龟年等小人物在其中只能随波逐流勉强应对。实际上，他们个人无意义的挣扎，更易引发有识读者心灵上的同情。作为追忆自己往事的叙述者，林白和杜甫也许并没有想如何使这些传达自己“内在的东西”变得不朽。古今中外优秀的作家，总是沉浸在自己笔下人物的悲痛之中而无力救出他们，这使他们对历史情不自禁的追忆由此达到了惊人的深度。“在所有伟大诗歌的背后，在每一位曾经为伟大诗歌所感动的读者的背后，站着伊翁之神，是他使我们浑身颤动，淌下眼泪”。

多米和海红竟未想到，她们莽莽撞撞的闯荡就在八九十年代这个伟大混乱的历史当中。她们天真地把“出走”看作那代人摆脱旧历史和重塑自己的理所当然的行为，是对现代化启动的“社会文化变迁”的最勇敢的响应。她们无意识在模仿古典文学作品“从自身复制出自身”，同时帮助读者复现已消失在历史尘埃之中犹如安阳殷墟断简残篇的“八九十年代”。这才是促人突然“淌下眼泪”的真正原因。海红对自己说，“要追求的东西有一大把——自我、自由、爱情”，因此“离婚的念头此起彼伏”。及至她离开道良独自去武汉，才发现固执难缠的道良平日里对她的种种好处，爱她，纵容她的种种怪脾气，为女儿教育殚精竭虑，愤愤然孤立在历史潮流之外，却坚持着士大夫的自傲和清高，不与这浊世同流合污。那是一个年迈的读书人最后的气节。离婚前夕，担心海红晚上失眠，道良早出晚归地跑爱家、宜家，六里桥、十里河和四惠的家具卖场，特别替她买了一张单人木床。从《北去来辞》下部的二百四十页开始，海红便经常、不由得和自然而然地想到道良，从他一九六三年上大学到随他回湖北老家的朝朝夕夕，点点滴滴，都成为二百四十至四百一十六页的大幅主要内容。她常常从武汉回北京，火车夕发朝至，在车上睡上一夜，第二天七八点钟就到了。拎起简单行李，乘上出租车，朝日初升，又赶上上班高峰堵车，但她一点不着急。“虽然已经离婚，但这里还是家。”一进门，银禾给她热牛奶，依旧是四分之一馒头，半碗牛奶，一个鸡蛋。吃完洗漱后，看道良为她留存的报纸杂志。“中午吃粥，菜呢，一个时令青菜，另一个，瘦肉炒土豆，或雪里蕻肉末，或莴笋炒肉片。有时候会煮一只咸鸭蛋三个人分食，或者来一块酱豆腐。菜总是吃不完，银禾把剩菜拨到一个碟子里，留到晚上自己吃。”生活一如既往是热气蒸腾的，家里像是没发生任何变故，海红感到内心对道良的怨恨在一点点地淡化，模糊。离婚不离家的两人生活，还使她对他产生了一种难以抑制的依赖。

海红曾经设想，有一天，当道良离开这个世界，家里只剩下她一个人，那她是何等地解放，何等地自由！她将彻夜不归，将与某一个人，两情相悦，将把新的朋友请到家里。她要买一套漂亮的茶具，买一方大大的原木板作为茶台，白瓷的杯子里浅绿的茶汤，室内清气缭绕，朋友们坐在木墩上……

但现在，她已不需要这些了……

道良走后一个多月，有一天她从外面回家，没有了道良的一阵孤独感忽然袭来。在《一个人的战争》快结束时，多米也忆起十年前漫游大西南的经历，想到梅琚家里那扇镜子，这里有她的懊悔和隐痛。多米想，我跟她一样，原来也是被社会所不容的人。但读者不愿跟着海红多米略显矫情继续走，他们心硬地想，与孤身飘零的李龟年相比，她们毕竟还有宋和道良。

在两部小说中，“追忆”意味着多米海红对自己十多年人生经历的追忆，同时也意味着通过宋和道良这面镜子检点自己的不是。追忆不单针对别人，它也可以理解成借助别人来清理自己半生的来路。追忆因为放进了别人的因素才变得丰富了起来，在这个意义上，也才能说是真正“从自身复制出自身”。更多的人们，正是从中看出了“复现”对于“今天”的意义。三十多年后，当耳畔再次响起三毛《橄榄树》熟悉的“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的旋律时，我们察觉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粗糙理解它的深意了。虽然从生活到小说，每个人记忆中的“八九十年代”再不可能是原先的样子，小说艺术对现实生活出色的复现，却大大提高了小说对生活的概括能力。《一个人的战争》只是林白小说粗糙的实验，但被人拔高成九十年代文化的标杆；《北去来辞》才使她深谙了复现的艺术，知道仅仅暴露自我并不是小说最终的目的；前者叙述放肆大胆但并不在意多米内心的刻划，它照顾起作品来也经常力不从心；后者步步经营，稳扎稳打，耐心挖掘多重线索并力掌全局，尤其是对海红开始有了反省，让道良的性格得以全面从容地展开。《北去来辞》最大的特色，就是作者对人性拥有了充分的认识。它对道良的谅解，平添出作品动人的光晕。这使人们看到，从三十岁的多米到五十岁的海红，她们盲目而勇敢地走过的正是伟大而混乱的八九十年代，她们年轻大胆的自我探索虽然换来的是一塌糊涂的生活境况，然而是值得的，因为她们遭逢的恰恰是中国社会长期停滞后一段非常难得的“个人上升”的时期，人们身上难抑的理想激情堪与文艺复兴时期相提并论。这种东西，今后可能再不会有，人们再等到它们来临时，也许已是几十年上百年以后的事情。

林白小说的自我重复率很高。《一个人的战争》同《北去来辞》从主题、题材、结构、人物故事到语言叙述也是如此。宇文所安的复现理论对此有新的解释：“作家们复现他们自己。他们在心里反复进行同样的运动，一遍又一遍地讲述同样的故事。他们用于掩饰他们的复现，使其有所变化的智巧，使我们了解到他们是多么强烈地渴望能够摆脱重复，能够找到某种完整地结束这个故事、得到某些新东西的途径。然而，一旦我们在新故事的表面之下发现老故事又出现了的时候，我们就认识到，这里有某种他们无法舍弃的东西，某个他们既不能理解也不能忘却的问题。”这种创作陷阱，所有作家都在所难免。不过，宇文另辟蹊径地指出：“我们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看一个作家是否伟大，在某种程度上要以这样的对抗力来衡量，这种对抗就是上面所说的那种想要逃脱以得到某种新东西的抗争，同那种死死缠住作家不放、想要复现的冲动之间的对抗。”小说作者的很多“自述”、“访谈”都给我颇为深刻的印象。我想说，林白为自己，为多米和海红几乎花费了半生的岁月。这里面一定有某种她无法舍弃的东西，某个她不能忘却的问题，但这里头有幸运，有命运，有其他。

二○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于亚运村

二○一四年七月十一日酷热中再改

(责任编辑 韩春燕)

程光炜，信阳师院兼职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