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发展对川东教案的影响

李重华

摘要：川东成为教案高发区或曰重灾区，教会发达的影响或刺激是一个重要因素。其一，到1870年代中期四川还是天主教徒最多的省份，即使到1900年仍居第二位，在四川内部，川东信徒和慕道者人数远远高于川南和川西北两个教区。其二，教会领袖颟顸。不仅四川官员，就是其同行，甚至法国外交官对法国天主教川东主教范若瑟颇有微词，其之去职被“看作是和平时代的开端”。其三，法国保教态度强硬，动辄公使出面，动辄以武力威胁。这都使教会“发达不已，而反动力生”。

关键词：川东教案；教会；刺激

中图分类号：K25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10085831（2014）02017105

台湾学者吕实强《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一书从“儒家传统与反教”、“传教事业的侵略特质”和“中国社会习俗与官绅利害”几个角度分析教案的原因①。美国学者柯文认为，有三种力量倾向于刺激官员的反教天性，阻碍其充分履行职责。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绅士阶层不接纳西教，其次是传教士的优越地位对官员的权威提出了挑战，最后便是官僚腐败以及相应的中央政府之虚弱 [1]112-113。如果他们的分析客观的话，则对各地教案都适用。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或何种环境使川东②

成为教案高发区或曰重灾区呢？清末革命者梧生在正仇教之非前，先分析了西方宗教传入四川的历史与现状，他指出，四川教会主要有两派，一为天主教，一为福音教，天主教先传入，据日人调查，该教在四川有信徒50万人，占全国之半数，溯厥初来之历史不过20余年，近年来福音教盛行，几与天主教抗，两派之发达可云至矣，发达不已，而反动力生焉，辛丑余栋臣首祸于大足，壬寅红灯教匪起资阳，他若荣县、犍为毁教堂，富顺赔至万金，开县承红灯教之余孽，此皆吾蜀民教构难之陈迹 [2]。虽然此处的20多年历史和50万人数字值得商榷，辛丑当为戊戌，但是，其之“发达不已，而反动力生”的结论则是正确的，台湾学者陈银昆在分析教案与传教活动的关系时也得出“传教活动愈盛，教案愈多”的结论，并以四川为“传教事业盛，反教亦夥之一例” [3]30，39。当然，川东成为教案高发区或曰重灾区是合力因素所致——目前还没有其他学者关注这个问题，教会发达之影响或刺激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一、教会发达之一般情形

公元“一千六百四十年间，有耶酥会士利类思司铎首先入川”[4]1。1702年，四位欧洲传教士穆天尺、毕天祥、白日升和梁弘仁入川，“在重庆遇见教友十余人”[4]66，在华光楼“建有圣堂” [4]70。1724年，清朝禁教后，到18世纪末，全国天主教徒减少1/3以上。然而，在四川，尤其在18世纪下半叶，教务却呈现出蓬勃生机，1750年至1800年，教徒增长10倍 [5]108。1756年，全省只有约4 000教徒，1792年，增至25 000人，1801年40 000人，1835年或1840年60 000人 [6]173-174，183。1840年代，哈克在旅行中发现，四川比其他任何地方的教务都发达，并能在有一定社会地位者中发展信徒 [6]239。

进入近代以后，四川教务持续繁荣。陈银昆依据《教务杂志》的统计，认为1866年全国共有天主教徒363 580人，其中江南73 000人，占20. 08%，居第1位，四川68 000人，占18.70%，居第2位[3]38，53。然而，由于江南包括江苏与安徽两省，所以，应该还是四川居第1位。1874-1875年，江南教徒增至88 869人，而1870年四川已有80 000人。1866-1867年，江南有42位欧洲传教士，14位中国传教士，而1870年四川有44位外国传教士，66位中国传教士 [6]318-319，327。直到1900年，江苏教徒增至113 621人，居第1位，四川99 123人，居第2位 [7]20-22，四川仅比江苏少14 498人。就是到1911年，直隶（包括蒙古一部分）教徒360 460人，居第一位，江苏160 280人，居第2位，四川118 724人，仍居第3位 [6]537。所以，从18世纪中叶起，四川还兼管云南、贵州以及西藏传教事务，直到1840年云南独立，1846年贵州独立，经第二次鸦片战争，四川本身也分为川西北、川东和川南三个教区。

四川各教区的情况，以1907年为例，川西北有人口25 000 000人，川东15 000 000人，川南20 000 000人，而外籍传教士，川西北38人，川东47人，川南45人；中国传教士，川西北45人，川东41人，川南13人；教导员，川西北60人，川东191人，川南100人；学校，川西北337个，川东275个，川南250个；学生，川西北4 675人，川东4 330人，川南5 000人，孤老院收容人数，川西北132人，川东225人，川南620人；医院，川西北1所，川东4所，川南5所；诊所，川西北46个，川东136个，川南95个；信徒，川西北40 000人，川东51 861人，川南26 000人；慕道者，川西北8 673人，川东17 000人，川南5 000人吕实强据Rev. Bertram Wolferstan， The Catholic Church in China， London，1919整理，吕实强《晚清时期基督教在四川省的传教活动及川人的反应（一八六0-一九一一）》，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四编《教案与反西教》，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81-282页。

。很显然，川东教务更为发达，特别是信徒与慕道者人数远高于川南，如果考虑总人口因素的话，也远远高于川西北，而“教徒人数当为福音工作之成果，最足以代表传教活动与教案之相关性” [3]29-30。成都将军崇实和四川总督吴棠也认为，“川东所属各州县，教民最多，与地方相洽者绝少” [8]1112。

1866年，英国传教士杨格菲游历四川时就表示，重庆的人口与商业稍逊于汉口，但风光更美，为天主教在四川的牢固据点之一，据说有三四千教徒，我们必须重视四川，希望我们能成为基督教在重庆的第一个教会，我本人能成第一个传教士转引自吕实强《晚清时期基督教在四川省的传教活动及川人的反应》，《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四编《教案与反西教》第284页。endprint

。到义和团运动爆发前夕，全国共有更正教教徒95 943人，四川1 094人，居第十一位 [9]316-323，重庆地位特殊。1877年，内地会的麦嘉底在重庆建立了更正教在四川的第一个布道点，1882年，成立美国美以美会。1890年，英国公谊会也相继在重庆开教，美以美会并以重庆为其华西宣教之中心。而1881年，更正教方传入成都。1899年1月，置余栋臣第二次起义冲击于不顾，华西各差会在重庆召开大会，通过成立华西差会顾问部等重要议案，此后，重庆与成都都成为公共传教区。

二、教会领袖颟顸

中国最早研究教案史的学者王文杰在总结四川和贵州民教仇恨特别深的原因时就认为，“川东主教范若瑟，贵州主教胡缚理之倔强暴躁，勒索苛求，亦为川黔多事及民教失和之一因” [10]73。陈银昆也指出，政治腐败虽系全国共有之现象，然亦呈地区差异，某些地方不断发生教案，除显示该地区民教关系紧张外，也说明导致教案或有利反教的因素一直无法消除，如四川教士范若瑟、贵州教士胡缚理、直隶教士徐博理等人行为嚣张，袒教凌民，时常引发民教冲突 [3]128。法国学者卫青心的分析更是入情入理，“某些传教区负责人之类的人物，他们一方面觉得自己身居要职，有一定的声望；另一方面，他们距罗马万里之遥，很难互通音讯，加上没有一个集中的最高权力机构领导，因此，他们认为自己是独立的。他们行使的是一种绝对和独裁的权力，既无人监督，又无人限制。他们这种过分的世俗贪婪心理极为严重，实际上已经使他们这些高级神职人员忘记了法律，忘记了基督教最起码的仁爱。例如，四川天主教传教区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以汉名范若瑟闻名中国的德弗莱什，他曾率领一些武装的所谓教徒同官绅和平民百姓进行了长达20年之久的斗争”[11]708。

范若瑟，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教士，1838年来到中国，1840年来到四川，1856年出任第一任川东主教，1878年返回欧洲，四川官员，甚至其同行和法国外交官都对其颇有微词。事实上，1863年重庆教案、1865年酉阳教案、1868年酉阳教案、1873年黔江教案和1876年江北教案等重大教案确实都是在其任内发生的，而且被认为要为教案的发生或善后的艰难负相当的责任。1863年重庆教案，即由范若瑟要求以崇因寺抵还旧堂而引起 [12]1208，案发后，他又到总理衙门“面诉壹是”，甚至以若各官吏仍置之不理，“将来恐不免衅起干戈”相威胁，“种种狡诈挟制之词，几于行同无赖” [12]1173。1865年酉阳教案，崇实指责范若瑟前案未结，而听任玛弼乐冒然前往，以致毙命，善后时不但欲取盈，而且有意施累，棘手之状难言 [12]1235，1257。1868年酉阳教案爆发后，范若瑟竟欲请崇实亲自前往，“以势压民”[8]1112，并偕覃纯卿潜往法国，逃避惩罚，甚至在结案后，又赴总理衙门“翻控” [13]910。1873年黔江教案，成都将军魁玉指责范若瑟“自法国回川后，凶焰愈张，日思构衅”，对该教未能行于黔江“心甚衔之”，遂遽然派人前往，地方官又不克防范，“祸患之萌，实由于此” [13]978，950-951，并称“范若瑟为川中巨蠹，既未能锄而去之，惟有暗予提防，明加笼络，冀可及时完案”，“此案能否速结，全凭范主教一心为转移” [13]979，986。1876年江北教案，“范若瑟之意专在要钱，而团民之意则惟恐一次出钱，下便为例” [13]1179，以至四川大吏和总理衙门都把驱逐范若瑟视为结案的关键。

如果说这些来自四川官员的说法难免夹杂着夸大与不实之词，那么，再看看法国外交官对此人的印象。1871年8月，法国驻中国公使馆代办罗淑亚给国内的一份报告称：“如果不是范若瑟不分良莠地在四川接受民人入教，公共秩序不会受到骚扰。这位主教就指望这些人到处敲诈勒索，依靠他们大发横财。例如中江教堂一案，他索赔银钱15 000两，在酉阳玛弼乐被暗杀后，他们又索银80 000两。于是，为了达到发财的目的，各地教徒都纷纷效仿他，并且在他的怂恿下，给我们招惹了不少的麻烦”。法国公使馆参赞赫捷德在议结黔江教案后报告法国外交部长德卡兹：“关于四川宗座代牧区问题，只有范若瑟主教大人老老实实放下武器，四川的斗争才能结束。这不仅是法国代理人的看法，也是其他省份传教士的看法，然而，这一天什么时候才能到来呀？（阁下，请恕我直言）或许只有范若瑟主教回法国或死去，这一天才能到来。”这样，当四川官员和总理衙门决心驱逐范若瑟出境时，“巴黎毫不犹豫地根据圣庭的态度，答应彻底满足北京提出的要求”。然而，范若瑟还想继续赖在四川，赖在中国，对此，法国公使白罗呢在信中毫不客气地告诉他：“主教大人，看来不会有人能对大人的热情、品行和能力做出公正的评价。不过，恕我直言，因为大人的活动有时超出了目标范围，所以引起了整个中国政府的反对。自从您将动身的消息传出以来，各界人士都表示赞成，并且把您动身去欧洲看作是和平时代的开端。从您的教区的利益及天主教传教的整体利益看，假如您在这种形势下仍坚持留在四川，这能说是策略之举吗？”[11]708-711

彭若瑟也是一个典型。他也是法国传教士，从1882年起，到大足龙水镇传教，1886年大足教案、1888年大足教案以及余栋臣第一次起义都与其脱不了干系。1891年4月，总理衙门照会法国公使林椿，就谈到川省官员认为，天主教以劝人行善为本，教士如能恪守劝人道理，遵守中国法度，则教民与平民何至动辄构衅，教士彭若瑟在大足龙水传教最久，自光绪十二年至今，五年间该镇教堂三次被毁，反求诸己，岂非无因，遂以范若瑟例，要求法国也能将彭若瑟“即行撤回，免致再生事端” [14]1482-1483。

与范若瑟、彭若瑟相反的例子是川西北主教洪广化。洪广化也是巴黎外方传教会教士，1860年入川，从1861年起任川西北主教，直至1891年逝世。崇实即把范若瑟与之比较，他说，“范若瑟在川东，即不能如洪广化专以传教为事，未免遇事生风，且每致信该国公使，辄以危词耸听，竟欲钳制官民”，而且每以寻常词讼，只要事关教民，即藉口刁难拖累这句话是在吕实强的论文中看到的，见《晚清时期基督教在四川省的传教活动及川人的反应》，《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四编《教案与反西教》，第304页，但是，并未能按其注释“教务档四川教务，同治四年十月二十日总署收成都将军崇实文”找到原文。endprint

。丁宝桢出任川督后，范若瑟与洪广化一同拜访，丁宝桢在指责范若瑟的同时，而云“若洪主教亦在川省传教，何以别无他议，可见教案不尽由平民滋事也” [13]1218。魁玉甚至请洪广化帮助解决1873年黔江教案 [13]984-985。这也难怪，洪广化任主教期间，川西北虽然也发生过一些教案——有些还是受了川东教案的影响，但是，从未发生重大教案。

三、法国保教态度强硬

台湾学者王树槐考察江苏教案就发现，教案与传教方法、教士对教民的态度以及其祖国对教士的态度有关。法国对教士与教民采取严格的保护态度，助长了教士与教民的气焰，加深了民教不和，美国对教士的态度开明，几无教案 [15]240-241。可是，台湾学者林文慧考察福建教案时却发现，在近代教案史上恶名昭彰的法国，在福建并不似通常所形容之“大张挞伐”，以武力护教，即使领事刁难，公使并不强硬。何以如此呢？此或因福建为基督教大本营，非天主教势力所在 [16]219-220。而在四川，法国的态度又非常强硬。盖因四川在18世纪就是巴黎外方传教会在中国主要胜利的一个据点，直到1890年代，四川的天主教徒似乎仍等于甚至超过巴黎外方传教会所控制的其他各省天主教徒之和 [6]32。兼以四川在甘肃的边境扩大到沙漠以前一直是最大和物产最丰富的一个省，“本身就是一个王国” [17]108、111。所以，法国的态度自然很不一般，动辄公使出面，动辄以武力威胁，尽管美国学者赖德烈认为法国当局不能在一个如此遥远的地区充分行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其武力之畏惧的保护权 [6]327。

1863年重庆教案，法国公使柏尔德密陪同范若瑟到总理衙门“面诉”[12]1173。1865年酉阳教案，玛弼乐遇害后，法国临时代办伯洛内照会总理衙门“毋复稍延，特将此案严肃办结”，并要求总理衙门咨行四川官员，在其驻汉口领事就近办理此案时“以礼接待” [12]1220，1230。1868年酉阳教案，法国公使罗淑亚先提出四项要求，限期结案，接着又提出五项要求要挟，包括钦派大员办理此案，调四川总督吴棠“进京审问” [8]1086，1092。1873年黔江教案，法国公使热福理直指县令“桂衢亨主谋”，局绅同谋，并敦促总理衙门“函致各省大宪，饬令地方官平日先事预防，免致有川省等事”，署公使罗淑亚又迫使总理衙门允许参赞赫捷德入川查办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教务教案档》第3辑第2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5年版，第963页；《教务教案档》第3辑第1册，1975年版，第65页；《教务教案档》第3辑第2册，第1039页。

。1876年江北教案，法国公使白罗呢照会附送法国传教士常保禄诉状、被害教民姓名和被告人姓名以及范若瑟奏疏，声称“若不认真根究，诚恐别滋重案”。同年涪州教案，又函送教民赵泰顺诉状、教民受害清册以及范若瑟奏疏，以便总理衙门“明白川东情形” [13]1133，1191。1886年重庆教案，法国署公使恺自迩以“我国人民无故遭此一番扰害”，要求速饬地方官“迅即持平秉公完结”，法国公使恭思当指责“地方官竟将罗元义非法敲打甚重” [18]932，982。余栋臣第一次起义，法国署公使林椿除面递法国传教士彭若瑟报告，又照会“将匪等严为处治，以惩其残忍之心” [14]1455-1458。余栋臣第二次起义，法国公使毕盛两次到总理衙门称，“余蛮子事，总须兵力收功，若不用兵，断难了结”。法国外交部外交文书中仅华芳济被劫持案的文件即有19件，其中，法国驻重庆领事哈士、法国驻上海总领事白藻泰致法国外交部长德尔卡塞各1件，德尔卡塞致哈士2件，其余都是毕盛与德尔卡塞往来函件《教务教案档》第6辑第2册，1980年版，第1288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末教案》第4册，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2-21页。

。此外，柏尔德密在交涉1865年酉阳教案时也提及1864年彭水教案，法国副使艾嘉略也对1861年涪州、长寿等教案提出交涉 [12]1131-1132。

非但如此，1865年酉阳教案，伯洛内照会赤裸裸地宣称：“数日前本国来文，嘱本大臣告知贵亲王，宜时记念前此西洋各国到中国用兵，皆因此等事端启衅，如将来再有此事，则本国仍用前法” [12]1220。1868年酉阳教案，罗淑亚突然闯进总理衙门，“声色俱厉，声言如不照四条办理，不日要回本国，一切俱由该国水师提督，自行主张，言罢悻悻而去”，后来，又以酉阳、遵义两案未结，罗列湖北、山西、河南以及广东未结各案，威胁“会同该国提督，携带兵船”，前赴江西、湖北和四川等处《教务教案档》第2辑第2册，1974年版，第1095页；《教务教案档》第2辑第1册，1974年版，第22页。

。1876年江北教案，白罗呢照会总理衙门，望“转知四川大吏，令其明白，此案若起，四川大吏应明晓咸丰十年之和约，此宗责任非轻，况且贵国执政之责任亦非轻，谁能当此重咎” [13]1127。余栋臣第二次起义，德尔卡塞告诉哈士，“我与海军部长和共和国驻北京公使进行了协商，以确保您的安全以及侨民的安全” [19]18。这就难怪梧生“正告蜀人曰：仇教者非排外也，实揖外人而进之也” [2]。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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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教务教案档（第1辑第3册）[R].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4.

[13]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教务教案档（第3辑第2册）[R]，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5.

[1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教务教案档（第5辑第3册）[R].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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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卫三畏.中国总论（上）[M].陈俱，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18]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教务教案档（第4辑第2册）[R].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6.

[1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清末教案（第4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0.

The Stimulation of Development of Churches to the Missionary Cases

in Eastern Sichuan

LI Chonghua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Academy of Social and Sciences of Chongqing， Chongqing 400020， P. R. China）

Abstract：

Eastern Sichuan is a highincidence area of missionary cases and the stimulation of development of churche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is fact. In the middle 1870s， Sichuan had been the province with the most Catholics and even in 1900， its amount of Catholics still ranked the second place. Within Sichuan， the number of Catholics and Catechumens was much higher in Eastern area than Southern and Western areas. The leader of church was unreasonable and was not only dissatisfied with Joseph， the Bishop of French Catholic in Eastern Sichuan， but also with the officials in Sichuan and his peers， and even discontented with the French diplomat. His resignation was “seen as the beginning of an era of peace.” The French Catholic was very tough and frequently called on the minister to come forward and threatened to resort to force. These all “stimulated the development of churches and made them reactionary”.

Key words： the churches； Eastern Sichuan missionary cases； stimulation

（责任编辑 彭建国）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