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得见的历史——“图像证史”与史学研究

徐峰

摘 要：在历史学研究中，图像资料的广泛应用和图像叙事的转向，拓宽了传统史料的范围，扩大了传统史学的研究对象，极大冲击了传统史学的研究方法。历史学在当下面临许多新挑战，“图像史学”可能是应对这类挑战的另一条新出路。

关键词：图像；图像证史；史学研究

1 图像与“图像证史”

图像文本是一种十分古老的史料形式，与人类文明的存在如影随行。原始人居住的洞穴中就有不少岩画，用来描绘古人的生产生活，寄予他们对未知的想象和未来的憧憬。在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也一直有很多记录生活、传导信息的图像留存。19世纪中期以后，摄影技术的出现，照片逐渐取代了绘画的作用，或可以说为图像文本增加了新的形式，即影像文本。影像不用翻译就可以通行于世界，在文化传播中有其不可替代性。有关影像的著作不断涌现，影像资料越来越受人关注。在“影像史学”呼之欲出的当下，与此相关的理论探讨却有些滞后。这一方面最有影响的专著是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的《影像证史》。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如何将影像（images）当作历史证据来使用。他说，写作本书的目的有二：一是鼓励此种证据的使用，二是向此种证据的潜在使用者告知某种可能存在的陷阱。”[1]（P3）彼得·伯克不仅为图像能够作为史料进入历史学家的视野提供了合法依据，而且指出影像文本作为叙事文本的另一种形式在历史研究中相比传统的文字资料，自身可能存在的缺陷与不足。

在现存的中国图像文献中，除了传统的以事件、人物、山水等为主题的图画之外，更有为数不少的其他形式的图画，如舆图、纪事图、记实图等。宋元以来，学人编有不少“图录”。尤其清代处于从古代社会步入近代社会这一特殊的历史阶段，中国与世界的联系逐渐密切，因此，朝廷上下，四海内外，以图记事、纪史者甚多。图像内容极为丰富，从社会到自然，从朝廷到边塞，小至一砖一木，大至天下要事，无所不绘。这就扩大了图画作为历史资料的范围。19世纪中叶照相技术出现后，又留下不少关于事件、人物和事物的照片，这些都可统称为“图像”或者“影像”。

1988年，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 （Hayden White）发表《书写史学与影视史学》一文，提出“Historiophoty”一词，即“影像史学”的概念。怀特认为，影像史学是“以视觉影像和电影话语来表现历史和我们对历史的见解”。[2]台湾中兴大学历史系周梁楷教授首次将“Historiophoty”译为“影视史学”。[3]复旦大学历史系张广智教授于1996年发表 《影视史学：历史学的新领域》，把影视传达的历史意念介绍到国内史学界，认为“目下西方学界流行的影视史学，正是大众史学在当代的一种最新表现。它们在史学的发展史上，不管是彼此对立还是互相渗透，就实现历史学的根本宗旨与功能而言，则都是历史学的题中应有之本义，其实，它们应当是并行不悖且应相互取长补短的。”[4]当现代视听媒体大量呈现在大众面前， 影像实际上就已经提供了另一种表述历史的方式。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电影、电视等作为新的书写媒体在历史、艺术等领域已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图像文化”在现代或后现代语境中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影视史学”的影响越来越大，并渗入电视、电影甚至自媒体。近年来，随着史学的“社会史转向”，以“图像证史”在史学界渐成风气，史料的来源借此扩大，也传承我国自古就有的“左图右史”图史互证的传统。

2 图像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

图像资料在历史研究中最明显的作用在于其对传统史料的冲击，大大拓展了史料范围，弥补了传统史料的不足和缺陷。

中国史书叙事记人，均以文字记载，文字史料一直是历史学家进行研究的权威和传统文献。传统史学认为，只有官方的档案文献、文字史料才是最可信的史料，凭藉这些第一手的材料就可以写出信史。20 世纪前后，摄影、电影、电视等影像技术的问世，历史文献的传播媒介已经不仅限于文字、平面的记载方式， 影像就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史料来源。“尤其在近现代史领域，丰富的影像资料直接为书写史学提供了一个鲜活的‘影像注脚。”[5]随着史学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冲击，叙事方式和诠释方法的转变促使图像资料列入史料的范畴。这类资料因其直观、传神的视觉效果，是其他文学叙述和口头叙述解读历史的形式不可替代的。历史研究者可以凭藉这些材料，丰富我们对某一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总体了解与认识，有效彌补文献史料不足的现状。某种程度上能提供比文字资料更准确、更生动的信息。南宋史学家郑樵在其著作《通志·图谱略》中就曾指出：“图谱之学，学术之大者。”“图，经也，文，纬也。一经一纬，相错而成文。”这说明我国重视图像资料的传统由来已久，图像不仅可以用生动具体的形象弥补文字难以传递的信息，甚至可以和文字相互印证。作为最直观的历史文献，影像资料可以填补、见证甚至改变文字记载的合理性与真实性。当然，谁也不能保证影像资料的准确无误，但至少提供了与文献资料相互印证的可能。

图像被用于社会史研究，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尤其对于某些专题研究来说，视觉资料一直是必不可少的依据，譬如妇女儿童史、服饰史的研究等等。无论是新文化史旗手林·亨特（L.Hunt）的《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家庭罗曼史》，还是彼得·伯克的《制造路易十四》，都将图像史料作为建构史实的重要工具。彼得·伯克（P. Burke）在《图像证史》一书中提到：“一两代人以来，历史学家极大地扩展了他们的兴趣，所涉及的范围不仅包括政治事件、经济趋势和社会结构，而且包括心态史、日常生活史、物质文化史、身体史等等。如果他们把自己局限于官方档案这类由官员制作并由档案馆保存的传统史料，则无法在这些比较新的领域中从事研究……图像如同文本和口述证词一样，也是历史证据的一种重要形式。”[6]（P3， P9）在西方史学界，对影像资料在史学研究中价值的认识也有一个渐变的过程。有人统计，在英国的重要史学刊物《过去和现在》上，从1952年到1975年发表的论文没有一篇有图，到70年代后期有了两篇带插图的论文，到80年代增加到14篇。[7]（P7）这说明图片越来越多地被历史学家采纳。

3 超越“图像证史”

关于图画和文字同作为叙事文本的优劣之争由来已久。可以说，在文字产生之前，图像是唯一重要的远古人类留下的遗迹。没有相关图像或器物的佐证，人类对“史前史”的撰述和理解都是不可想象的。就是在文字产生之后，图像依然成为许多敏感的、富想象力的历史学家、文学家的思想和灵感之源。龙迪勇在《图像叙事：空间的时间化》一文中所谈到：图像是一种从事件的形象流中离析出来的“去语境化的存在”。由于在时间链条中的断裂，由于失去了和上下文中其他事件的联系，图像的意义很不明确。要使其意义变得明确，必须辅之以文字说明，或者让它和其他图像组成图像系列。[8]这种认识相对比较客观，文字文本自身能够互相印证互为因果，而图像却由于脱离了历史语境不能独立存在，必须依赖文字的解释才能有作为历史证据的可能。言外之意，图像作为独立史料的前提，是必须保持历史事件的影像原始形态，观众只有看到这种原始的第一手的声画资料，才能感受到过去的真实。如18世纪中国文化的西传过程中，从中国传到西方的除《易经》、《论语》外，更多的是丝织品和外销瓷这些手工业产品。清代外销的云龙缎、罗斗纱、香云纱、灯笼纱等精美织物，今天还能看到，但当时的织机已荡然无存。来华的外国传教士曾绘制过他们见到的织机，流传至今，弥补了这一缺漏，对纺织史的研究有重要价值。由此看来，借助影像的配合有助于解决此类历史难题。

彼得·伯克和斯蒂芬·巴恩都没有否定文字在作为历史见证方面的作用，但二者却不约而同地倾向于图像。尤其斯蒂芬·巴恩，在对比图画和文字的功能之后，认为图画在视觉效果和表达文本意义以及自身承载的历史信息比文字文本更直观更丰富。无论是影像文本还是叙事文本，都只有经过人们的解读，才能进入历史学家的视野成为历史资料，否则只是纯粹的关于过去的记录而已。随着从叙事文本进入图像文本时代的到来，用之于书写史学与影视史学的思维模式与表达方法也应随之发生变化。二次世界大战前研究影像学的德国汉堡学派的主要成员潘诺夫斯基在其《影像学研究》这本著作中，把对影像的解释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前影像学的描述，主要关注影像的“自然意义”，由可识别的物品和事件组成；第二层次是严格意义的影像学分析，主要关注影像的“常规意义”，如影像中的战事是某場具体的战役；第三层次是影像研究的解释，关注的是影像的“本质意义”以及影像背后的特定内涵，也就是“揭示决定一个民族、时代、宗教或哲学倾向基本态度的那些根本原则”。影像正是在最后这个层次上为文化史学家提供了确实有用和不可缺少的证据。潘诺夫斯基认为，影像是整体文化的组成部分，对文化本身缺乏了解，也就无法理解相关的影像。比如一个不了解有关宗教背景的人，对印度教和佛教的座像就会难以区别。潘诺夫斯基的这段话就为我们当下利用和解读影像资料提出了一个方法论上的借鉴。随着图像史料和文字资料同样被纳入历史学叙事创作之中，史料范围逐步扩大，种类日益增多，内容更加丰富，有些图像史料甚至会对传统纸质文本资料产生颠覆性冲击。越来越多的新的影像资料被历史学家挖掘和利用，史学叙事模式必然会发生变革。怀特指出：“现代的史家必须自觉，分析视觉影像时的‘解读方法和研读书写的档案是截然不同的。”他同时又说，“选择以视觉影像传达历史事件、人物及某些过程的那一刻，也就决定了一套‘词汇、‘文法和‘句法”。[9]受后现代叙事方式的影响，影视史学所使用的“词汇”、“文法”和“句法”是与传统叙事史学大异其趣。除了传统观念之外，如何跨越史学研究过程中的技术障碍，至今尚未见可行性强的、被学界普遍认同的操作规则。但怀特说得好：“其实，任何历史作品不论是视觉或书写的，都无法将有意陈述的事件或场景，完完整整的或者其中的一大半传真出来；甚至于连历史上任何小事件也无法全盘重现。每件书写的和影视的历史作品都一样，必须经过浓缩、移位、象征、修饰的过程。”历史学家的努力只能接近这条渐近线，而永远不可能达到它。

当然，如同再怎么精良的电脑也无法取代人脑一样，目前无论多么丰富的影像史料也不可能完全颠覆、遮蔽文字文本的价值，只是在传统的阅读和写作方式基础上，增加了新的、有价值的内容。犹如历史学家永远也无法在史学和艺术住一间作出所谓正确选择，我们也无法设想历史学家最终会完全服从影像史料。通过影像捕捉到的物质文化的各个侧面仍然是其他方法很难还原的，但是，影像的证据优势并不足以使其替代或者覆盖其他的证据方法，因为在学术研究中它毕竟只是一种特定形态的证据和媒介形式，而任何媒介在显示和表达的同时又必然会形成遮蔽，其长处同时也是其短处，影像与文字只能互相补充，而决不可彼此替代。

总而言之，图像史料的价值已经日益受到历史学者的肯定。尽管图像史料的运用仍处在探索阶段，即使西方历史学界也不曾实践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分析、解读图像的手段，但诚如亨特在回答对于新文化史的质疑时说：“针对这些问题的方法目前还没有一种能够断言是权威的，但如果他们无条件地拒绝对如此困难问题的任何形式的探索，历史学家只会丧失他们理解过去的能力。”[10]

如果说图像资料是历史研究者可资利用的史料更为广泛，那么从研究方法上，图像史学也促历史学与更多领域和学科的交叉融合。近年来，历史学与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经济等学科的交叉，使历史学的发展呈现多元发展的趋势，在历史学内部产生了一系列分支学科：历史社会学、历史人类学、心理史学、计量史学等等。现代影像技术的不断变革和进步，产生更多类型的影像资料，不断冲击和丰富历史资料的内容。同事也为史学变革找到新的突破口，从而影响历史研究的方法和技术的不断革新，推动史学从 “图像史学”延伸到“影像史学”和“影视史学”。

参考文献

[1]彼得·伯克.图像证史[M].杨豫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 [3] Hayden White，Historiography and His- toriophoty[J].周梁楷译，[台北]当代，1993，（88）.

[4] 张广智.影视史学：历史学的新领域[J].学习与探索，1996，（6）.（116——122）.

[5] 谢勤亮.影像与历史 ———“影视史学 ”及其实践与试验[J].现代传播，2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