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与史观的内在张力

刘大伟

摘 要 华中师范大学周洪宇教授的新著《不朽的文华：从文华公书林到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是近年来较为系统的一部图书馆史研究著作。它通过详细的史料再现了中国最早的图书馆专科学校的成长历史，将大历史与微历史融为一体，从教育文化史的角度重新阐述了中国图书馆发展史。

关键词 史料 史观 周洪宇 《不朽的文华：从文华公书林到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

分类号 G256.4

历史学家傅斯年以为，“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的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便退步”，“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1]。依照傅斯年的这一评判标准来看，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周洪宇教授的新作《不朽的文华：从文华公书林到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以下简称“周著”）显然是学术的一大进步了。他通过详细的史料论述了中国最早的图书馆专科学校的成长历史，再现了民国时期图书馆人的辛勤耕耘，恢复了近代百年中国图书馆学兴衰演变历史的宏大场景，让我们今日之学人心神向往。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灵魂。尽管当代史学已经跨越了傅斯年所谓的“史学便是史料学”的阶段，但史料学派执着于“为真理而求真理”的微观探寻却在不断恢复历史的原貌。周洪宇教授的这部新著显然是会通了史料学派与史观学派之优势，在致力于宏大的历史叙事以及学术与政治之间隔阂的同时，以微观细致的历史场景复原再现了当年“文华共同体”在教育文化传播事业中的卓越贡献。纵论这部五十余万字的历史著作，她显然有着以下三点特点鲜明之处。

1 大历史中的微历史

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曾提出研究历史就应该穿透事件的历史表层，揭示隐藏在表层之下的、影响集体存在的力量，所以他对历史的时间作出了深刻的阐述，将其表述为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尤其是他的长时段思想深刻地改变了历史学的面貌，只有从长程的历史观来研究事物才能更为全面宏观地揭示出历史的本质所在，“无数的层面和无数次历史时间的剧变都根据这些深层结构、这种半停滞的基础得到解释”[2]。显然，在解读“文华共同体”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周著在一种缓慢变化、近乎停滞的大历史观下从教育文化学的视角，将“文华共同体”置于中国近代历史变迁及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完成了对“文华共同体”形成及发展的整体考察。这历史之大，不仅在于历史时间的长度，更在于将图书馆史置身于教育文化交流史之中，故而，无论是从历史研究的纵向时间长度还是横向学科跨度，该著都真正做到了“全景式”的研究历史，实现了对历史全方位立体式的呈现。

但历史又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历史研究更应该复归到以人为本，将活动的人置于历史叙述的中心，为被叙述的人构建出翔实的历史背景，进而指出历史对人的制约，并结合人的意志对历史事件进行合理的解释。作为一部以教育文化史为核心理念的著作，周著将“文华共同体”中的人作为立著之本，以人的教育文化传播活动为发散点与回归点，以详细的个人手稿、书信、回忆录、传记、档案记录、个人文集、口述史料、照片、史料汇编、学会年报、杂志刊物、地方志等史料重现了当年“文华共同体”中人的活动踪迹，甚至还以第一人称的视角讲述了日常教育生活中的经验故事，揭示出已经被遗忘或被过滤掉的教育历史活动的真实原貌。在周著中，他多次引用第一手的学生活动史料，甚至包括当年学生对学校办学的访谈记录，试图从一个普通学生的视角来“微窥”一段尘封已久的历史。事实上，历史研究本身就是一个叙述故事的过程，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恺撒的《高卢战记》和塔西佗的《编年史》都可以称之为历史叙事作品，克罗齐也宣称“没有叙事，就没有历史”[3]。在这一方面，周洪宇教授的新著就如一部娓娓道来的故事大片，讲述了19世纪到20世纪一个中国图书馆学校在生成、发展、壮大、消亡过程中的种种细节，为读者描述出了真实的近代中国教育中有血有肉的历史情景。

2 多维度的新视角

正如上文中所述，“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周洪宇教授的新著展现的不同维度的新视角，为日后的相似研究提供了进步的可能性，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教育文化史和“文华共同体”。

传统的图书馆学科史研究侧重的是就图书馆论图书馆，在一种既定的圈子内进行研究，其思维与选题的局限性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图书馆学科史的发展进度。而周洪宇教授另辟蹊径，他提出了更为广义的教育文化史（包括西方基督教在华教育事业），巧妙恰当地将中国近代图书馆学科史囊括其中，从“文华”的个案谈起，将基督徒、传教士、教会学校与公共图书馆糅合在一起，探讨教会学校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是如何应对时局变化和社会需求，如何通过教育为中西文化的交流作出特有的贡献。可以说，从教育文化史的这一角度挖掘图书馆史在近代化历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显然是周著不同于教育史或图书馆史同类著作的最大之处，而这显然又是周洪宇特有的学术训练及视角造就的。博兰霓的知识论认为，人的创造来源于两种意识：集中意识与支援意识。集中意识是人在思想时集中的兴趣与意图，而支援意识是指人所受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虽然人在思想时是集中意识的体现，但真正的创造源还是来自于平时潜移默化的“未可明言的知识”，也就是人的支援意识，“换句话说，当你提出问题的时候，已经意会到了找寻答案的方向与答案的眉目，但却无法明说出来”[4]。周洪宇的研究能够体现出与众不同的创新性，也在于他深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及个人多年的学术背景和研究兴趣这些支援意识所在。作为一个地道的生于斯长于斯的“华大人”，周洪宇多年所受的教育史学的训练，让他自然而然地在看待一个学校的历史变迁去时从中国近现代教育文化史的流变、特征与规律中去寻找，而这也恰恰成了该著最独特视角之所在。

而将“文华”教育系统在发展过程中不同时期的载体归类为“文华共同体”，考察其共同的历史、共同的遭遇、共同的精神纽带、共同的结局、共同的命运，则成为了周著中的一大创新点。周著通过历史资料分析，以文华图专的办学过程为轴，论述“文华共同体”与美国圣公会之间张弛有度的权利关系网络，展现了共同体内部变幻莫测的相互关系和各自历史走向。正如罗伯特·默顿所谓的，“近代科学除了是一种独特的进化中的知识体系，同时也是一种带有独特规范框架的‘社会体制”[5]，周洪宇的这一著作通过“文华共同体”这一学术词汇，显然就会与其他的图书馆学科史著作不同，其上下贯通的历史脉络将知识的传承性、学校历史的连续性呈现在读者面前，同时也避免了单一的学术范式造成的人为割裂，避免了学校历史传承中文脉、谱系的断层，避免了学校历史的遗忘与消亡。

3 经世致用的参与史学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纵观周洪宇的这部著作，其中渗透着极为强烈的经世致用之感。这种将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实践正充分体现了其师章开沅所提倡的“参与史学”思想，即“过去、现在、未来，总是前后连续的，而且三者又都是相对而言的。基于这种认识，历史学家不仅应该积极参与现实生活，而且应该成为把现实与过去及未来连结起来的桥梁，用自己的研究成果丰富与影响现实生活，并且与人民一起追求光明的未来”[6]。正如周洪宇在书中所谓，其分管教科文卫工作与图书馆工作有着天然的联系，其自身也曾多次向全国人大提交关于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公共教育文化事业的议案和建议，希望促成相关法律出台的那样，历史学者总是以历史的事件为当世的社会所服务。显然，周洪宇这一著作的出版不仅有助于我们对图书馆学史、档案馆学史的梳理，还有助于全社会了解到在中国近代图书馆发展史上那一批呕心沥血的前辈们的所作所为，进而提高全社会对图书馆建设乃至教育文化事业的重视，从而实现提高国民素质的最终理想。

史料与史观的融会贯通，文字与图片的相互辉映，周洪宇的这一部《不朽的文华：从文华公书林到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就如一部娓娓道来的经典故事片，在平和淡定之中讲完了“文华共同体”的一百多年历程，却将历史的波澜壮阔永远地留在了读者心中。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