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目楚天舒——湖北文化软实力一瞥

湖北 樊星

湖北已是当今的文化大省——因为这里自1978年以后，已经产生了一批在全国广有影响的作家、艺术家，还有以《今古传奇》《知音》《特别关注》为代表的、在全国广有影响的期刊方阵，加上这里还产生过多位闻名全国的道德模范（从1980年代“学习雷锋的光荣标兵”朱伯儒，1990年代“中国十大杰出民警”之一邓泽顺、全国学雷锋先进个人吴天祥，到近年来涌现的“信义兄弟”孙水林、孙东林，“暴走妈妈”陈玉蓉、“大别山师魂”汪金权、“全国道德模范”黄来女、荆州大学生见义勇为集体）……这一切，都汇成了相当可观的文化影响力。在中国文化复兴的大潮中，湖北当代文化亮点迭出，有目共睹。深入研究湖北文化影响力形成的文化背景与成功经验，对于进一步提升我们的文化自信心、进一步扩大湖北文化正能量的影响力，显然十分必要。

楚文化复兴的新潮流

湖北是楚文化的故乡。楚地自古为鱼米之乡，物产富饶，民风泼辣，更因天然不受中原“礼教”的约束，楚人才富有了活泼热烈的生命活力。楚人自认为是日神和火神的后裔，故楚俗尚赤。“拜日崇火尊风”①显示着楚人的热情奔放。而楚人的好勇斗狠，则是生存竞争中生命意志的显示——古代就有过“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豪情。这里的山水见证过楚国的崛起、楚文化的兴盛，这里的土地哺育过屈原、宋玉那样优秀的文学家。在中华文明史上，楚文化曾以“惊才绝艳”的风采驰名宇内，影响后世至深至远。后来虽然因为历史的原因消沉了相当漫长的一段时期，到了近代却由于历史的因缘际会再度复兴。从张之洞在武汉兴办洋务运动，不仅为武汉打下了现代化的基础，而且在阴差阳错间为辛亥革命积聚了力量，到辛亥革命掀开了光复中华的新一页；再到大革命时期湖北成为工农革命的重要舞台，在这片热土上演了“二七”大罢工、黄麻起义等威武雄壮的大戏……历史的巨变为楚文化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代文化史家冯天瑜则在《中华文化史》一书中描绘了这样的历史风云:“如果说，整个近现代中国都卷入‘古今一大变革之会’，那么，两湖地区更处在风云际会的漩涡中心……湖南在19世纪后半叶与20世纪上半叶对中国社会变革发挥的巨大作用，是举世皆知的；湖北则在20世纪初叶崛起成为仅次于上海的工商业基地，继而成为辛亥革命首义之区，大革命心脏地带，土地革命的主战场之一。”②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湖北当代文化软实力的形成是从戏剧界和曲艺界开始的:1952年，汉剧名旦陈伯华主演的汉剧《宇宙锋》和楚剧名丑熊剑啸等人主演的楚剧《葛麻》同时参加全国第一届戏曲观摩汇演，轰动一时，分别获奖，展示了湖北戏剧的魅力。两年后，《宇宙锋》被搬上银幕。1956年，《葛麻》也被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据熊剑啸回忆:“毛主席和周总理对这部戏的评价都很高。”“晚上和周总理共进晚餐，周总理说《葛麻》很好，很有阶级感情。”“‘文革’时期，毛主席在病中还点名要看《葛麻》。”③至今，《葛麻》在东南亚华人社区仍备受欢迎。1958年，根据鄂东农民刘介梅“翻身忘本”真实故事改编的楚剧《刘介梅》上演，也立刻轰动一时，不久也被搬上银幕，成为“社会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1956年，陈伯华主演的汉剧《柜中缘》在北京上演后，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陈伯华主演的汉剧《二度梅》也在1959年被拍成电影。汉剧演出达到了鼎盛时期。上述作品中，除《刘介梅》体现了那个年代的“主旋律”以外，其他作品主要还是走的“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路子。这一现象启示我们，湖北的艺术家是善于从传统戏剧中发掘创新的灵感的。一直到1981年，由朱世慧主演的京剧《徐九经升官记》饮誉剧坛，同年拍成电影《升官记》并荣获文化部颁发的1982年优秀戏曲片奖，再到1984年朱世慧主演《药王庙传奇》获全国现代题材戏剧观摩演出主演一等奖，走的还是这条路。

就在戏剧片《二度梅》上映的1959年，回首“二七大罢工”的故事片《风暴》也隆重上映了。也是在那一年，歌剧《洪湖赤卫队》作为湖北省向国庆十周年献礼剧目进京演出，轰动京城。“洪湖水浪打浪”的歌曲在众多的“红色歌曲”中脱颖而出，成为当代“红色经典”。1961年，歌剧《洪湖赤卫队》拍成电影。此后，除了在“文革”中被禁以外，歌剧《洪湖赤卫队》一直常演不衰，成为湖北歌舞剧院的保留节目、湖北文化的一张名片，并且跻身中国现代歌剧的代表作之列。故事片《风暴》和歌剧《洪湖赤卫队》都是湖北艺术家积极谱写“主旋律”的可贵成果。与《刘介梅》那样积极配合现实政治运动的“主旋律”作品相比，像《风暴》和《洪湖赤卫队》这样讴歌现代革命史的作品显然具有更长久的艺术生命力。

与此同时，武汉杂技团青年演员夏菊花于1960年练成高难度的“顶碗”，技惊曲坛。到1963年，此技被录入艺术片《春燕展翅》。夏菊花也相继到法国、意大利、瑞典、越南、柬埔寨等五十多个国家访问演出，许多国家元首授予她“艺术勋章”和“议会勋章”。她因此荣获了“杂技皇后”的美名。

如此看来，在1950年代至1960年代初的十年时光里，一批湖北艺术家通过打造十多部精品力作，相当集中地展现了湖北戏剧、曲艺的不凡实力，形成了一个可喜的热潮，也为湖北文化后来的健康发展定下了基调:高扬本土地域文化特色。汉剧、楚剧，均为湖北的传统民间戏剧。《洪湖赤卫队》和《风暴》也取材于湖北的革命历史，《刘介梅》也是湖北乡土文化的产物。这些都在冥冥中凸显了湖北文化的地域特色:大众趣味与“主旋律”（无论是传统价值观的“主旋律”，还是当代政治的“主旋律”）相映生辉。

到了思想解放的新时期，湖北作家从一开始就以炽热的政治热情谱写出一系列感动了文坛也感动了大众的文学作品——从徐迟的“诗化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不胫而走，到祖慰的报告文学《快乐学院》《刘道玉晶核》为1980年代初思想解放、教育变革风云留下感人的记录；从熊召政的政治抒情诗《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叶文福的政治抒情诗《将军，不能这样做》以“干预生活”的政治责任感与愤怒诗情轰动诗坛，到楚良的小说《抢劫即将发生》、映泉的小说《桃花湾的娘儿们》勇敢直面改革初年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一直到1992年，刘醒龙的小说《凤凰琴》因为关注乡村民办教师的挣扎困境而感动文坛，成为“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代表作。再到2005年，陈应松的小说《松鸦为什么鸣叫》因为充满了对农民苦难的同情而获得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紧接着2007年，诗人田禾的诗集《喊故乡》因为燃烧着关注乡村苦难的激情获得第四届鲁迅文学奖，都成为新世纪文坛“底层关怀”的名篇，也都体现了湖北作家在谱写“主旋律”的新篇章方面显示出的不凡实力。

在当代“文化寻根”思潮的激荡下，湖北作家是有意从楚文化中寻找创作的灵感、呼唤楚魂的复兴的。这样，当代“楚风文艺”也天然富有了热烈奔放、慷慨激烈的力度——

陈应松在祖诗《楚国浪漫曲》《楚人招魂歌》中这么缅怀楚人的祖先:“他是被火刺激的祖先，太阳的骄子/生命之源的最初形式”；“生死无界，一切都会归来/以庄重华贵的车辇/隆隆地驰过环廊，到达永生之门”；“国魂啊，因为呼唤你/激发了多少生命更大胆地行动和幻想”；“魂兮归来/魂兮归来/是时候了”；“这是我们向往的时辰啊”……这些写于1980年代的诗燃烧着召唤楚魂的冲天激情，也是当时“寻根”思潮的结晶。

王振武写于1980年代的系列中篇小说《生命闪过刃口》和《那引向死灭的生命古歌》都是还原楚地先民生殖与狂欢的浪漫记忆的力作:少女对破身礼的神秘向往，“只想为生殖而生”的信念，不顾禁忌与北方佬相合，最终却在部落械斗的余烬中与仇敌一起完成了生殖的伟业；柳聚落的人们祭祀神灵、高唱神歌、自由放纵生命于迷狂状态中的热烈场景……一切都至情至性、热烈无比。

方方在小说《闲聊宦子塌》中描绘了当今“楚人善舞善歌”的另一面风采，则打开了一扇瞭望民间楚风的窗口——

“楚人善舞善歌。”古书上也都记得有。“下里”“巴人”唱起来，和者数千……打硪、搬运、划船、赶马、采茶、放牛、榨油、抬轿、栽秧、薅草，口里都昂，号子打得地动山摇，五句子喊得遍野回音。连女将们做衣、绣花、纳鞋也是手上做起，嘴上哼起，一支支的小曲，叹四季，想五更，十二月对花，十二月想郎，十爱十恨，十怨十骂，哀哀切切凄凄婉婉，唱得一个个的男将们心里麻酥哒。

——这儿是一片歌的海洋:楚人把歌洒向了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或者说，楚人把每一点滴的生活都化作了歌。楚人的自由天性、多情品格、艺术气质于此可见一斑。

到了2006年，武汉歌舞剧院创作演出的大型民族舞剧《筑城记》，也充满了楚魂复活的那股充沛力量。《筑城记》的编创者们以盘龙城遗迹为生发点，虚构了一个筑城的故事。楚人尚赤，于是这出舞剧的基调就是红色，而那舞动的红色又正好成为楚人旺盛生命意志和痛苦历史记忆的绝妙表达；楚人崇巫，于是季敖精通巫术的神秘场面便复活了楚人的有关风俗画面；楚人善歌舞，因此舞剧也成功地展示了热烈、奔放的楚人舞姿……这样，《筑城记》就令人感奋不已，使人过目不忘。看着看着，人们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郭沫若先生的名剧《屈原》，想起经典歌剧《洪湖赤卫队》，还想起了那些以三峡、鄂西为背景的影视片（例如《三峡的传说》、电影《三峡好人》）……这些以楚人、楚地、楚魂为题材的文艺作品，都可以使人感受到楚魂回归的强烈气息……

何谓“楚魂”？一般论及此，多指“浪漫主义”。鲁迅以“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数语概括《楚辞》特色，正是此意。④这样的浪漫风格与楚地的特点有关，正如刘师培所云:“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⑤然而，除此以外，“孤愤”其实也是“楚魂”的重要内核。屈原《九章》就有“发愤以抒情”的名句。史上所谓“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体现了这一精神。屈原开辟的“孤愤”传统，不仅充分体现了他怀才不遇、抱负难展的精神苦闷，同时也是楚人性情峻急，“其俗剽轻，易发怒”⑥的具体体现，是“那个‘地方’的狂放，那个‘民风’的强悍”⑦的有力体现。如果说，浪漫主义主要体现在奇特的想象、神奇的传说、瑰丽的文体方面，那么，“发愤”的精神则除了体现在文艺作品中，更多还体现在像洋务运动、辛亥革命、黄麻起义那样轰轰烈烈创造历史的壮举中。

因此，当代湖北的文艺家常常关注历史风云，常常在自己的创作中散发正能量，就是“发愤抒情”遗风的体现了——

姚雪垠的长篇小说《李自成》是填补了“五四”以来长篇历史小说空白的重要作品。此外，湖北作家写历史小说的还大有人在。杨书案的《九月菊》《秦娥忆》《孔子》《老子》《庄子》《炎黄》等，在大陆和台湾都曾经产生过不小的影响，《庄子》曾获台湾首届罗贯中历史小说奖首奖。广水的胡晓明、胡晓晖兄弟，也出版过长篇小说《唐太宗》《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天鉴》，他们的《洛神》曾经得过台湾第二届罗贯中历史小说奖首奖。这意味着，台湾罗贯中历史小说奖连续两届首奖都是湖北作家夺得的。还有襄阳作家李叔德，已经出版了以三位襄阳籍唐代诗人为题材的长篇历史小说《孟浩然新传》《乱世诗人张继》《惊世骇俗皮日休》，也是很见功力的。此外，荆州作家孙昌宇的长篇小说《绝代奇才——施耐庵》也曾经畅销过，恩施作家龚光美讲述唐代诗人元稹与薛涛爱情故事的长篇小说《沧海之恋》也很有看头。熊召政的长篇小说《张居正》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上述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写湖北历史文化名人的（如《孟浩然新传》《乱世诗人张继》《惊世骇俗皮日休》《张居正》）。由此可见，湖北作家的历史小说阵容相当强大，已经形成了可观的传统。因此，湖北作家的历史小说是很值得研究的。尤其是湖北作家为本土历史名人写史的意识（上面谈到的《孟浩然新传》《乱世诗人张继》《惊世骇俗皮日休》）值得提倡。湖北产生过许多历史文化名人，古荆州曾是楚国的都城，产生过楚庄王熊侣，名臣孙叔敖、申包胥、张居正，名将伍子胥，思想家老莱子，诗人岑参，军事家陈友谅，文学家“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古襄阳，曾经出过政治家诸葛亮，文学家王粲、孟浩然、萧统，佛学家释道安、书法家米芾……再看鄂东，就出过禅宗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名医李时珍，京剧鼻祖余三胜，哲学大师熊十力、徐复观，中共革命家董必武、陈潭秋、“林氏三兄弟”（林育英、林育南、林彪）、李先念，科学巨子李四光，著名学者、民主斗士闻一多，文学名家胡风、废名等等。鄂东的蕲春县更因为博士、教授辈出而有“教授县”的美名。⑧红安县则因为涌现了一大批共和国开国将领，荣获“将军县”的威名。所国心、董滨的报告文学《两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写的就是红安的这一页光荣历史。所谓“唯楚有才”，所谓“人杰地灵”，于斯为盛。关于楚人创造的辉煌业绩，还有多少题材可写！

匆匆一瞥，已是洋洋大观。这些湖北人的英雄业绩，是湖北人文精神最生动的体现，也是楚魂复兴的有力证明。

辛亥革命也是一场楚人发愤创造的政治奇迹。关于那场伟大事变，湖北作家也已经写出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作品——余启新的小说《胭脂巷轶事》、牛维佳的小说《十八星旗，高高的》和《武汉首义家》、望见蓉的小说《铁血首义路》都写出了辛亥革命的民间记忆，还原了革命与日常生活之间错综复杂的微妙联系。罗时汉的长篇历史纪实《城市英雄》则以恢弘的气势展现了武汉的历史，揭示了辛亥革命爆发于武汉的历史偶然与必然。书中引述了熊十力有关“鄂人不计死生，哀号于军队中，使全军皆革命党，人人置死生于度外，此股雄壮之气，如何可当”的感慨，还有当年的革命刊物《湖北学生界》发刊叙论中有关“吾楚昔之为天下重也”，“吾楚之影响于全局者，若斯其大也”，“庸知夫中国将来不为地球第一强国，吾楚不为文明之中心点也”的议论，都揭示了辛亥革命志士的“楚魂意识”。由此可见，辛亥革命即为楚魂复兴的一个里程碑。

读这些作品，自然会催生出对湖北人泼辣民风与革命之间的深刻联系的无限遐想。是的，湖北人有血性，能奋发图强，因此才能创造出惊天动地的伟大业绩。而一代又一代湖北文化人呕心沥血、打造文艺精品的辛勤努力，也终于使湖北成为了有目共睹的“文化大省”。湖北文艺，因此成为湖北文化的一张闪亮名片、楚文化复兴的一面大旗。

再加上武当山、神农架、三峡、清江、大别山、黄鹤楼作为旅游名胜的鼎鼎大名，再加上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评为世界二十五首优秀民歌之一的利川民歌《龙船调》尽人皆知，湖北的软实力相当了得！

当代湖北文化的鲜明品格

楚文化的伟力根深蒂固，经过现代化风雨的吹拂，它又焕发出怎样的新鲜活力呢？如果用一个词去概括，也许莫过于“市民趣味”。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根基，每个城市也各有不同的文化使命。如果说北京是以“皇城气象”引人注目，上海则以“洋场活力”惹人关注，广州又以“南国风采”让人寻味，那么，武汉也许是中国“市民趣味”的一个代表。它地处“九省通衢”，一向是经商的宝地；南来北往的各种商品丰富了这里居民的生活，“南甜北咸，东辣西酸”的风味他们也能照单全收；四面八方的娱乐项目也在这里竞相扎根，使这里的文化生活多姿多彩。而这一切，都为这里的文化打上了“市民趣味”的深深烙印。

当代湖北文化的“市民趣味”值得注意。虽然，这里是全国高等院校最集中的地方之一，但当代湖北文学、湖北期刊，却是主要沿着“市民趣味”的路子发展着。

在当代城市文学的版图上，武汉作家群写出了“文学武汉”的独特风采。武汉是历史上的“四大名镇”之一。武汉的“码头文化”塑造了武汉人尚争、泼辣又精于算计的民风。池莉的《不谈爱情》《太阳出世》《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生活秀》都生动刻画出了武汉市民精打细算过日子、泼辣粗犷争口气的民风，读来令人捧腹也使人叹息。方方的《风景》《黑洞》《落日》写武汉市民的生存困境与道德危机，格调沉重，又颇有批判的锋芒。邓一光的《窄街》将武汉市民尚争的悍烈之风写到了令人瞠目、叹息的程度。而彭建新那颇有“清明上河图”风格的“红尘”三部曲（《孕城》《招魂》《挽世》）又以白描的风格重现了1904年至1949年间老武汉三教九流光怪陆离的市井生活，并由此写出了武汉市民的社会风气和武汉三镇的时代巨变。作品通篇以俏皮、幽默的武汉方言写成，尽显“汉味方言”的魅力——于夸张中挥洒市民的奇特想象力，在粗俗与幽默的杂糅中呈现“活着就要活快活”的市井风格。这里，特别需要提及的，是“汉味文学”对武汉人商业心态的刻画。何祚欢的《养命的儿子》别开生面写出了旧时代小商人以德为本，谨慎处世，却仍不免同行倾轧、家人误解的悲剧结局。小说写主人公的悲剧“在于过分相信勤劳和忠厚的力量，把心思几乎全部用到了学手艺上，对人与人的相处，用心太少”，隐含着对于世道险恶、人心莫测的批判；而一句“天下养命的儿子怎么大都落不到好呢”，更浸透了对于世态人情的无限感慨。池莉的《你以为你是谁》《生活秀》对当代小商贩泼辣的活法、精明的心态、将一切都看作“生意”的人生观进行了惟妙惟肖的刻画，相当到位地写出了小商贩疲于奔命、见缝插针的生存之道。当武汉的作家们对武汉人既泼辣又精明、既粗犷又幽默的民风进行了出神入化的描绘时，他们也就使“汉味小说”以独具的色彩与北京作家笔下的“京味小说”、上海作家笔下的“海派故事”明显区别了开来。

襄阳作家王雄的“汉水文化小说”三部曲《阴阳碑》《传世古》和《金匮银楼》，对襄阳老城的街衢巷陌、三教九流、历史掌故、风土人情也进行了浓墨重彩的工笔描绘，既古朴，也饶有趣味，为汉水谱写了一曲格调苍凉的“大风歌”，是“鄂西城市文学”的重要收获。

电影方面，早在1983年，根据武汉大学生喻杉的获奖小说《女大学生宿舍》改编的同名电影上映，成功展现了武汉文化的一大亮点:这里高校云集，美丽的湖光山色，清纯的学生生活，都散发出朝气蓬勃的青春气息，令人驻足。到了2002年，根据池莉小说《生活秀》改编的同名电影在第六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上，连夺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和最佳摄影三项大奖而成为当届电影节的最大赢家。只是由于这个发生在武汉吉庆街的故事到了电影中出现了许多重庆的外景，就受到了许多武汉影迷的批评。由此可见，武汉市民已经富有了强烈的本土武汉诉求。这一诉求在四年后的2006年得到了充分的补偿——当年，电影《江城夏日》上映，此片继续了《生活秀》的路数，而迥异于《女大学生宿舍》，聚焦于武汉普通市民的烦恼人生，格调低沉，充满市井的烟火气。同时，此片“全部采用武汉演员、武汉方言、武汉取景”⑨，进一步打出了“汉味电影”的旗号，这样，才与1980年代后期方方、池莉等武汉作家描绘武汉市井生活的“汉味小说”形成了相当完美的呼应，在展示武汉的城市图景方面有独到之处。该片在第五十九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一种关注”单元的最佳影片大奖，令人高兴。又过了六年，根据方方的小说《万箭穿心》改编的同名电影于2012年上映后，好评如潮。此片“全程在武汉拍摄，全片对白都使用武汉方言，表现的也是武汉人最熟悉的汉正街的‘扁担’的故事，刻画了武汉女人的泼辣和坚韧，可以说是一部具有浓郁‘武汉味’的电影”⑩。

2003年以来，武汉说唱团连续推出了《搭白算数》《你嚇我》《活着就要活快活》《杠上开花》《信了你的邪》《一碗都是我的》《一枪拍案惊奇》《海底捞月》等“汉味方言喜剧”，不仅让广大观众过足了瘾，而且为武汉文化增添了新的品牌——“汉味喜剧”。这一品牌与2006年和2007年连续两年走进央视春节晚会和元宵晚会舞台的“汉味小品”《招聘》《钓鱼》一起，开出了“汉味文化”的新花。这些“汉味喜剧”立意于娱乐大众，其中充满了来自武汉人生活中的俏皮话、歇后语，甚至儿歌，随处散发出武汉人善于夸张、擅长调侃，甚至常常不避油滑与粗粝的“汉味幽默”来。芝麻大一点事也会用上“你嚇我”“信了你的邪”这样的口头禅，就常常给人以听起来好像大惊小怪，其实不乏调侃、幽默的感觉。这是武汉人打发光阴、消磨生命、驱除烦恼、化解寂寞的绝妙良方。

随着湖北文化影响力的不断扩散，有学者注意到:“近年来，在《疯狂的赛车》《士兵突击》《我的兄弟叫顺溜》《江城夏日》等影视剧中，武汉话频频发声，以往偏爱四川话和东北话的影视剧，开始不断向武汉话‘示好’。”“连续剧《士兵突击》中，王团长那一口‘霸道’的武汉话，给角色增色不少；电影《疯狂的赛车》中，教练一口火爆的武汉话，也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电视剧《我的兄弟叫顺溜》中，三营长一口黄陂腔，被观众称为是‘神来之笔’；全片采用武汉话的电影《江城夏日》，获得法国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最佳影片奖。”加上电影《万箭穿心》全片在武汉拍，全说武汉话，还在多个电影奖项中获奖。“与四川话的语调、文化基因相似，和东北话一样接地气、有幽默感，武汉话会不会通过影视剧在全国爆红？”⑪的确，值得期待。

这些作品，虽然常常也透出悲凉的叹息，但更多的是市民生活的风俗画，浸透了普通百姓的“市民趣味”——那是“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的豁达与皮实，是“活着就要活快活”的乐天与幽默。而这，正是现代化进程催生出空前的焦虑、浮躁、惶惑情绪的“克星”。在人们已经厌倦了政治说教，同时渴望“正能量”、渴望心灵慰藉的当今，幽默、开朗、豁达的健康心态，虽有时不免油滑之讥，却足以发挥严肃说教鞭长莫及、不能替代的作用。中国的老百姓，普遍富有以幽默化解苦闷的精神气质，以相声为代表的“京味幽默”、以谐剧为标本的“川味幽默”、以“滑稽戏”为典型的“海派幽默”、以“二人转”为范例的“东北味幽默”都是证明。而“汉味方言喜剧”的走红也在充分展示了武汉百姓幽默本色的同时，为中国的民间文化增添了新的奇葩。

①张正明:《楚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1页。

②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9页。

③陈熹等:《熊剑啸:把楚剧唱到最好》，《湖北日报》2008年7月7日。

④《汉文学史纲要·屈原及宋玉》。

⑤《南北文学不同论》，郭绍虞、罗根泽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573—574页。

⑥《史记·货殖列传》。

⑦萧兵:《楚辞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64页。

⑧艾启平:《湖北蕲春“教授县”人才济济》，http://news.163.com/08/1019/01/4OJ3JS3G000120GU.html.

⑨王慧纯:《汉味电影〈江城夏日〉9日江城首映》，《武汉晚报》2006年8月6日。

⑩何娅:《电影〈万箭穿心〉昨回家》，《武汉晚报》2012年10月29日。

⑪别鸣:《武汉话正成影视流行语》，《湖北日报》2013年8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