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终计划

◎ 凯蒂·巴特勒

善终计划

◎ 凯蒂·巴特勒

母亲85岁前夕，在康涅狄格州一间安静的病房里去世。去世前一晚，母亲躺在自己床上，神智清醒，有自主意识，避免了很多人最后遭受的那些痛苦：无法言语、奄奄一息地在重症监护室里“被插上机器”，或经历电击除颤，徒劳无功地接受心脏复苏术的折磨。

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的母亲瓦莱丽·巴特勒很热爱生活。20世纪中期，她和我的父亲杰弗里·巴特勒离开非洲故土，浑身迸发着移民的活力，在美国建立起富裕的家庭。父亲成了大学教授，母亲是一位业余艺术家，为卫斯理大学教员的书籍拍摄封面，还会在下午四点练习书法以及沏茶，风雨不误。

母亲四十多岁患上乳腺癌，两次乳房切除和化疗之后，她带上金黄色假发，编成经典法式麻花，像过去一样，以漂亮女人的形象重新回到原来的世界。即便是在80岁的高龄，她仍每天徒步两英里，用那台瑞士缝纫机缝制精致的女衫，料理花园甚至亲手给露天平台刷油漆。

父亲79岁那年患了严重的中风，丧失了独立行动能力，77岁的母亲照顾了父亲整整六年，直到他去世。安装心脏起搏器让父亲的心脏比大脑活得更有力，母亲只能看着他一年年陷入痴呆和痛苦之中。依靠药物，父亲的生命才得以维系，这让母亲意识到，医疗保健的潜规则是最大限度地延长病人生命和增加治疗费用。她不想在自己身上看到这种结果。

2009年春，84岁的母亲患有心脏瓣膜硬化和心脏瓣膜返流两种严重疾病。一天，暴雨如注，我驱车将母亲送往布里格姆女子医院，该院在为高龄患者置换心脏瓣膜方面技术领先。医生告诉她，如果手术成功，她能活到90岁，否则，两年内死亡率达50%。母亲仔细权衡了手术的真实情况，以及常常被低估的术后中风和痴呆的风险，拒绝了。

几位心脏病专家都因母亲的决定而深感不安，他们说除了心脏不好之外，母亲身体健康，充满活力，劝我让母亲重新考虑一下。我打电话给母亲：“您拿定主意了吗？医生说，您可以活到90岁。”

她说：“我不想活到90岁。”

“我会想您的，”我哭道，“您不仅是我母亲，还是我的朋友。”

那天，我没逼迫母亲延长生命，哪怕顶着医生的异样眼光也坚定表示，母亲的治疗宜少不宜多。为人子女的中年一代都面临着进退两难的抉择，眼下，先进的医疗技术让人产生了一种幻觉，以为能够完美地控制和延迟死亡。而那个春天，84岁的母亲修理了地下室里破了的窗户，扔掉一些父亲留下的没写完的书籍资料。她告诉别人，不想给孩子们丢下一团糟。她的胸痛加剧了，呼吸越来越急促，她在日记中写道：“我想去花园，把以前大扫除留下的边边角角清理出来，不整理干净，这地方就会显得平常而无趣。那就决定了，干，干，干！”

那年8月，母亲心脏病发作。当天，我接到了母亲的电话：“我想让你把我的缝纫机送给一个会缝纫的波尔尼亚女人。它是内尔尼纳牌的，以后再也不会生产这种东西了，是全金属的，没有塑料配件。”

“我已经做好死的准备，”她继续说，坚忍而含蓄，“好好珍惜布莱恩。”她指的是跟我相处多年的恋人，“我爱布莱恩，喜欢布莱恩为你所做的一切。”

母亲已病入膏肓，她请临终护士帮她剪掉银色长发，把强心剂放在舌下，再喷上吗啡，以减轻剧烈的心脏疼痛。她看着一只飞蛾破茧而出的过程，对着它湿哒哒、皱巴巴的翅膀拍下了此生最后一张照片，并拿出砚台和毛笔，最后一次将一个圆圈一挥而就，在下面写上“用于我的追悼会”。

当晚，她不停地呕吐。在哥哥的陪同下，她被救护车送入临终安宁病房。刚被安置到床上，她就自己动手摘掉了锻制银耳环，对护士说：“我想去掉身上所有的垃圾。”她赤条条而来，也将赤条条而去。次日清晨，母亲安静地离去了。她完成了自己的“善终”计划，以自己希望的方式离开，而不是按照别人指定的方式死去。

（摘自《海外文摘》2014年第2期 图/傅树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