篮球裁判员紧张情绪状态对判罚决策影响的实验研究

李大平+高静宜+李凤婷

摘要：采用两因素混合实验设计，探究篮球裁判员的紧张情绪对判罚决策能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高水平裁判员在高紧张情绪状态下临场判罚决策正确率高于低紧张情绪状态，决策时间快于低紧张情绪状态；2）低水平裁判员在高紧张情绪状态下临场判罚决策正确率低于低紧张情绪状态，决策时间长于低紧张情绪状态。建议在篮球裁判员专业技能培养和训练的同时，关注裁判员临场情绪状态调控能力的训练，特别应加强裁判员紧张情绪状态的自主调节技能培训，以避免裁判员临场执裁出现过度紧张情绪，以利于裁判员及时准确地搜索到赛场上的犯规信息。

关键词：情绪状态；篮球裁判员；判罚决策

中图分类号：G8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2076（2014）03-0072-04

收稿日期：2014-03-13

作者简介：李大平（1974-），女，四川德阳人，副教授，研究方向体育教学与体育人文社会学。

作者单位：1.绵阳师范学院 体育与健康教育学院，四川 绵阳621000；2.山东理工大学体育学院，山东 淄博255049

篮球裁判员是篮球比赛的组成要素之一，当今的篮球比赛不仅要求裁判员具备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和丰富的临场判罚经验，而且要拥有过硬的情绪调节能力，能够对比赛场上犯规、违例等突发事件随机应变，冷静处理。然而，篮球比赛中裁判员出现误判、漏判的现象却屡见不鲜，甚至NBA、世锦赛等高水平赛事中的国际级裁判同样也在所难免。除了篮球裁判员自身专业水平、道德素质等原因影响之外，裁判员临场情绪状态也影响裁判员的判罚决策能力。

情绪在行为决策中占有中心地位。Zajonc认为人类在决策过程中情绪反应快于认知评价，这说明人们可以自动产生情绪从而影响个体对于信息的加工和判断[1-2]。以往许多针对运动领域中情绪决策的研究，包括不同类型的情绪状态、不同运动项目中情绪状态对决策判断的影响，其中大多针对运动员在正负情绪诱导下对决策判断的影响，但是对裁判员判罚决策能力的研究仅涉及到理论探讨，较少对其进行实证研究，并且针对不同程度情绪状态对行为影响的研究很少涉及[3]。比如韩毅（2003）分析了足球裁判员临场注意稳定性与判罚情况的关系，指出较好的临场情绪能够确保注意力的相对稳定[4]。张素婷等（2013）研究篮球运动员的情绪和情绪调节策略对决策的影响，得出消极情绪状态下的决策正确率低于积极情绪状态下的决策正确率[5]。冯健（2002）利用问卷调查得出情绪状态对于篮球裁判员临场执法的影响[6]。杜峰、田卫征（2007）从运动主体的情绪视角出发，讨论了情绪与运动员个体判断决策的关系[7]。因此，研究不同程度情绪状态对篮球裁判员判罚决策的影响尤为重要。本研究拟采用情绪诱导法，通过两部电影片段视频诱发篮球裁判员不同程度的紧张情绪，探讨篮球裁判员的情绪状态对临场判罚决策的影响，以期了解裁判员专业水平和不同程度情绪状态之间的交互作用，为篮球裁判员临场情绪调控提供理论依据。

2研究方法

2.1被试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第30卷第3期2014年6月 李大平，等篮球裁判员紧张情绪状态对判罚决策影响的实验研究No.3 2014 共选取篮球裁判员30人，其中高水平裁判员和低水平裁判员各15人。高水平裁判员的选取标准为取得国家一级及以上裁判资格，低水平裁判员为取得篮球二级裁判员资格。高水平裁判员平均年龄28.5岁，标准差为3.2岁；低水平裁判员平均年龄为21.2岁，标准差为4.6岁。为排除性别因素的干扰，被试均为男性，且视力或者矫正视力正常。所有被试都是自愿参加实验，并且以前没有类似实验经历。

2.2实验设计

研究采用2×2两因素混合实验设计，两个自变量分别是篮球裁判员的专业水平和情绪状态。专业水平为被试间变量，分为高水平裁判员和低水平裁判员；情绪状态为被试内变量，分为高紧张状态和低紧张状态。因变量是裁判员的判罚决策能力，包括决策得分和判断时间。

2.3实验材料

2.3.1Plutchik情绪评定量表

为了获得被试的情绪估计，该实验采用Plutchik制定的单词汇感情维量情绪评定量表[8]。此量表在很广的感情范围内测量应激状态十分敏感，而且具有高的信度。该量表中的基本情绪用一个形容词组成，制定一个五点计分量表。要求被试在五点量表上对情绪进行估计，其中5表示体验到的情绪高，1表示体验到的情绪非常微弱或者没有。随着等级的增加，体验到的情绪依次增加。本实验将情绪量表得分在2分以下定义为低紧张情绪状态，将4分以上定义为高紧张情绪状态。

2.3.2影视片段和前测

以往研究表明对于熟悉的情绪材料更容易诱发情绪体验[9]，因此本实验根据靳霄（2009）对情绪诱发材料的评价方法和情绪诱导片断，将《Dead Silence》中的片断作为高紧张情绪状态的诱导材料[10]，将电影《新警察故事》中的片断作为低紧张情绪状态的诱导材料。为区别两种情绪诱导材料诱发紧张情绪的不同程度，首先利用主观报告的方法对诱导情绪材料的效果进行前测。随机抽取大学生20人，被试坐在电脑之前戴耳机观看视频片断，要求被试在视频结束之后立刻报告即时情绪状态，被试观看两个视频材料之间相隔一周以保证被试清除所有残余的不愉快情绪。将两次情绪诱发效果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统计结果表明两种程度的紧张情绪状态诱发效果非常显著：

2.3.3测试工具

笔记本电脑一台，测试系统的情景画面主要是利用photoshop软件从篮球比赛犯规图片中剪辑合成，利用Eprime1.1记录被试反应时间。在篮球比赛中球员身体接触比较多，包含大量的犯规、违例现象，都需要裁判员迅速做出准确及时的判罚，全面准确地统计犯规情况比较困难，因此在该研究中只统计强侧区域防守队员和持球进攻队员身体接触时的犯规情况。情景画面必须满足：画面质量较好，进攻和防守队员动作清晰，隐藏画面中裁判员判罚动作。将所选取的图片呈予相关专家进行挑选标记并做出判断，删除一些有争议的片断，图片共计80张，其中犯规图片60张，所有图片随机呈现。

2.4实验程序

实验在一间明亮的教室内进行。实验前给被试详细介绍实验内容，并通过沟通使其原始情绪状态尽量保持一致，然后对被试进行紧张情绪诱导，在被试观看完电影片断之后，要求立刻回忆片段内容并认真完成情绪量表测试。实验指导语为：请仔细观看图片中的防守队员和持球进攻队员，并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出现犯规动作，如果出现，请迅速点击键盘“F”键，如果没有犯规动作请点击“J”键，按键之后屏幕出现空屏，请在此时口头报告出犯规球员和犯规类型，主试记录。被试双目注视电脑屏幕中央，首先屏幕中央出现一个注视点“+”500ms，然后是任务图片，被试按键之后出现空屏，按空格键之后开始下一个试次。为排除练习效应和情绪干扰，被试先完成一种情绪诱导下的实验一周后再完成另一种情绪诱导下的实验，并且被试接受两种程度情绪诱导的顺序作平衡处理。实验共80个试次，大约需要用时20分钟。测试结束后，向被试者表示感谢。

3结果

利用Excel和SPSS13.0对数据进行统计处理。首先对两组被试完成的情绪评定量表测试进行t检验，结果高紧张情绪组平均值为4.47，标准差为0.507，低紧张情绪组平均值为2.33，标准差为0.547，t（29）=17.147，P<0.001，说明两种不同程度的情绪诱导方式确实引起了被试不同的情绪状态。采用Pearson列联系数检验变量之间相关性，见表1。

由表1可知，所有裁判员决策准确性得分和决策时间之间相关性非常显著（r=-0.896，P<.01），表现出决策准确性得分高的被试决策时间短，决策准确性低的被试决策时间长。决策得分和紧张情绪水平之间相关性不显著（r=0.058，P>.05），紧张情绪水平越高其决策得分也高，反之紧张情绪水平低，决策得分低。决策时间和紧张情绪水平之间的负相关不具有显著性（r=-0.050，P>.05），即紧张情绪高的被试决策时间短，反之，紧张情绪低的被试决策时间长。

4讨论

4.1情绪诱导结果与变量之间的相关性

首先该实验对两种程度的紧张情绪诱发的效果是很成功的。Yuen等（2003）对愉快和悲伤情绪的诱发途径和效果的研究中发现电影诱导和礼物诱导的程序是高度有效的，但未涉及诱发材料的回顾[11]。本实验在借用电影片段诱发紧张情绪的基础上，在情绪量表测试之前，要求被试回忆所观看的内容，进一步巩固情绪诱发的效果。通过相关分析发现，决策时间和紧张情绪水平呈负相关，即情绪紧张程度高的被试较情绪紧张程度低的被试判罚决策时间短。当比赛双方队员差距较小或者比赛较激烈的时候，裁判员要保持较高的紧张情绪状态，这种情绪可能会提高裁判员对于犯规信息的加工速度，导致判断时间减少，专业水平得到自然稳定的发挥，不需要太多的顾虑，缩短决策时间，从而能够敏锐地察觉犯规信息并且快速做出决策。裁判员在这种流畅自如的比赛过程中进行决策行为，导致决策时间和紧张情绪水平呈负相关。决策准确性和紧张情绪水平之间表现出一定的正相关，说明适度的紧张情绪状态能够提高裁判员的决策正确率。

4.2篮球裁判员不同程度紧张情绪状态下的判罚决策能力

本实验将专业水平和紧张性情绪状态作为自变量，以往对情绪与决策的研究往往单纯诱发情绪两极，即正性和负性情绪下对决策的影响，如庄锦英（2003）等，证明判断任务中的情绪启动效应，即在正性情绪下被试容易做出正性的判断，在负性情绪下容易做出负性的判断[12]。本研究虽然没有得出不同程度紧张情绪状态显著的主效应，假设没有得到完全验证，但得出了专业水平显著的主效应，以及该变量与不同程度紧张情绪状态专业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说明高水平裁判员和低水平裁判员在不同程度的紧张情绪状下的判罚决策不一致。高水平裁判员在高紧张情绪下的正确率高于低紧张情绪状态，在高紧张情绪状态下的决策时间快于低紧张情绪状态；低水平裁判员表现则相反，在高紧张情绪状态下的正确率低于低紧张情绪状态，而在高紧张情绪状态下决策时间长于低紧张情绪状态。由于低水平裁判员的专业能力和自信心水平比高水平裁判员低，低水平裁判员在低的紧张情绪状态下能够保持较警觉的临场状态，相反其较高的紧张情绪状态往往导致其过度紧张，限制大脑对于犯规信息的认知加工速度，致使其决策反应时间变长，正确率减少。高水平裁判员的表现与低水平裁判员截然相反。究其原因可能是以下两点所致：一是高水平裁判员的情绪调控能力较强，虽然受到高紧张情绪状态的诱导，但是高水平裁判员能够在执行判罚决策之前迅速调整情绪状态，而且高水平裁判员参加的比赛往往水平高，需要裁判员这种灵活机敏的心理素质，较强的紧张情绪诱导可能导致裁判员产生赛前特有的应激状态；还有一种可能是高水平裁判员执裁经验丰富，专业知识全面，虽然高水平裁判员在执裁过程中也受到情绪状态的影响，由于其大脑中储存的犯规信息量较多，形成数量较多的“心理图式”，在判罚过程中，高水平裁判员能够将犯规信息与“心理图式”自动匹配，致其较少地受到情绪状态的影响。

5小结

本文采用认知心理学的实验技术，使用情绪诱导法，研究了篮球裁判员的不同紧张情绪状态对临场判罚决策的影响，比较了不同水平裁判员之间的差异。实验结果发现，高水平裁判员在高紧张情绪状态判断决策能力好于低紧张情绪状态，低水平裁判员在低紧张情绪状态下判断决策能力好于高紧张情绪状态；专业水平不同的裁判员在不同程度的紧张情绪状态下产生了相反的实验决策效应。提示在针对裁判员专业技能培养和训练的同时关注裁判员临场情绪状态的调控能力，尤其是加强裁判员情绪较紧张时能自主调节技能的训练，避免过度紧张。另外，裁判员临场要保持一定的警觉性和抗干扰能力、注意力的稳定性和转移与分配能力，以利于裁判员临场及时准确地搜索到赛场上的犯规信息。

参考文献：

[1]Mellers B. A. Pleasure， utility， and choice. In A. S. R. Manstead， N. Frijda，A. Fischer（Eds.），Feelings and emotions； The Amsterdam[M].Cambridge， Unit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a，2004：282-300.

[2]Zajonc， R. B. Feeling and thinking： Preferences need no inferenceAmerican Psychotgist， 1980， 35：151-175.

[3]Kiviniemi M. T.，Voss-Humke， A. M. ，Seifert A. L. How do I feel about the behavior The interplay of affective associations with behaviors and cognitive beliefs as influences on physical activity behavior[J]. Health Psychology，2007，26（2）：152-158.

[4]韩毅. 关于足球裁判临场注意稳定性与其判罚情况分析[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2003，17（3）：127-128.

[5]张素婷， 迟立忠， 姚小毅. 情绪、情绪调节策略和人格特质对篮球运动员决策的影响[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13，38（4）：123-129.

[6]冯健. 情绪对篮球裁判员临场“执法”的影响[J].解放军体育学院学报，2002， 21（1）：72-74.

[7]杜峰， 田卫征. 情绪和竞技排球运动中的判断与决策[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07，19（6）：120-122.

[8]杨治良. 实验心理学[M].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2007：562-563.

[9]Gross J J， Levenson R W. Emotion elicitation using films[J]. Cognition and Emotion，1995，9（1）：87-108.

[10]靳霄， 邓光辉， 经旻， 林国志. 视频材料诱发情绪的效果评价[J]. 心理学探新，2009， 29（6）：83-87.

[11]Yuen K.S.L.， Lee T.M.C. Could mood state affect risk-taking： decisions[J].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2003， 75（1）： 11-18.

[12]庄锦英. 情绪与决策的关系[J].心理科学进展，2003，11（4）：423-431.

[2]Zajonc， R. B. Feeling and thinking： Preferences need no inferenceAmerican Psychotgist， 1980， 35：151-175.

[3]Kiviniemi M. T.，Voss-Humke， A. M. ，Seifert A. L. How do I feel about the behavior The interplay of affective associations with behaviors and cognitive beliefs as influences on physical activity behavior[J]. Health Psychology，2007，26（2）：152-158.

[4]韩毅. 关于足球裁判临场注意稳定性与其判罚情况分析[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2003，17（3）：127-128.

[5]张素婷， 迟立忠， 姚小毅. 情绪、情绪调节策略和人格特质对篮球运动员决策的影响[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13，38（4）：123-129.

[6]冯健. 情绪对篮球裁判员临场“执法”的影响[J].解放军体育学院学报，2002， 21（1）：72-74.

[7]杜峰， 田卫征. 情绪和竞技排球运动中的判断与决策[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07，19（6）：120-122.

[8]杨治良. 实验心理学[M].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2007：562-563.

[9]Gross J J， Levenson R W. Emotion elicitation using films[J]. Cognition and Emotion，1995，9（1）：87-108.

[10]靳霄， 邓光辉， 经旻， 林国志. 视频材料诱发情绪的效果评价[J]. 心理学探新，2009， 29（6）：83-87.

[11]Yuen K.S.L.， Lee T.M.C. Could mood state affect risk-taking： decisions[J].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2003， 75（1）： 11-18.

[12]庄锦英. 情绪与决策的关系[J].心理科学进展，2003，11（4）：423-431.

[2]Zajonc， R. B. Feeling and thinking： Preferences need no inferenceAmerican Psychotgist， 1980， 35：151-175.

[3]Kiviniemi M. T.，Voss-Humke， A. M. ，Seifert A. L. How do I feel about the behavior The interplay of affective associations with behaviors and cognitive beliefs as influences on physical activity behavior[J]. Health Psychology，2007，26（2）：152-158.

[4]韩毅. 关于足球裁判临场注意稳定性与其判罚情况分析[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2003，17（3）：127-128.

[5]张素婷， 迟立忠， 姚小毅. 情绪、情绪调节策略和人格特质对篮球运动员决策的影响[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13，38（4）：123-129.

[6]冯健. 情绪对篮球裁判员临场“执法”的影响[J].解放军体育学院学报，2002， 21（1）：72-74.

[7]杜峰， 田卫征. 情绪和竞技排球运动中的判断与决策[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07，19（6）：120-122.

[8]杨治良. 实验心理学[M].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2007：562-563.

[9]Gross J J， Levenson R W. Emotion elicitation using films[J]. Cognition and Emotion，1995，9（1）：87-108.

[10]靳霄， 邓光辉， 经旻， 林国志. 视频材料诱发情绪的效果评价[J]. 心理学探新，2009， 29（6）：83-87.

[11]Yuen K.S.L.， Lee T.M.C. Could mood state affect risk-taking： decisions[J].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2003， 75（1）： 11-18.

[12]庄锦英. 情绪与决策的关系[J].心理科学进展，2003，11（4）：423-4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