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英日记”背后的根据地民生

杨建民

数年来，笔者几度翻阅著名作家阿英的《敌后日记》，收益颇多。抗战时期，阿英参加新四军，投身革命文艺工作，来到江苏阜宁一带，在苏中根据地生活颇久。他有详细记日记的习惯，给我们留下了研究那段艰难时光中根据地情况大量的珍贵资料，这是十分值得后人珍视的。通过作者日记中对根据地生活的描述，再结合其他资料，我们对当时根据地的民生状态就能有一个感性的了解。

一

抗战时期的苏中根据地，物质条件简陋，人们生活十分艰难，可是，精神生活却比较丰富。当时根据地办有多种杂志报纸，以满足各方各界需求。据阿英的一篇日记所记，他当时读到的杂志有：《江淮杂志》《江淮文化》《苏北记者》《实践》等；附刊在《江淮日报》的刊物有：《老百姓》《先锋》《抗敌文艺》《文艺》《新诗歌》《抗剧》《青年记者》《国际知识》《教育周刊》《大众科学》《大众卫生》等等。阿英自己，也主办了一本杂志，名为《新知识》。

尽管条件艰苦，可阿英日记记载的那些刊物对于刊发文章的作者，仍然发给稿酬。但稿酬很低，十分有限。阿英在1943年7月7日的日记里，记有“《先锋》杂志送稿费30元来”这样一段话。因不知他发在《先锋》上是哪一篇，所以无法估计千字的稿酬。同月20日，日记中又记有“又《盐阜报》送来稿费18元”。在另一处，阿英记录：“与毅儿清算本期稿费，约当4000元，并函社说明发给标准，并开须寄杂志人名单。”（“毅儿”即为阿英的儿子钱毅，曾任《盐阜大众》报社编辑、副主编，新华社盐阜分社特派记者，1947年牺牲。）4000元是一期杂志的全数稿酬。

这样的稿酬情况，与生活用度比较，会如何呢？1943年12月的一天，阿英在日记里这样记述：“小鬼回，得悉八大家闹‘小钢板风潮，信用大跌，物价抬高，米价每担已自1300元涨至1800元。”米价涨得太高，政府出面干预。一天以后，“知米价由区署干涉，已抑至1600元……”当时米价论“担”，一担大约100市斤至120市斤，算下来，一市斤约15元。有了这个基价，其他东西就比较容易对比了。譬如阿英的两份稿酬，一为18元，一为30元，只相当于1斤至2斤大米，几乎可以说只是象征性的。

二

我们再看看其他用度价格。1942年9月，阿英买了一只两磅暖水瓶，价格56元。日记中说：“可谓奇昂。”第二年的12月，“又陈继尧同志已为购一五磅水瓶来，价226元”。热水瓶大了一倍半，价格却翻了三倍，实在够高的，可这一次阿英却没有嫌其“昂”。暖水瓶大约不容易保存，几个月之后的4月26日，阿英日记中再次出现购买记录：“蒋四老板，为在青岛购一五磅水瓶来，价抗450元。”“价抗”应该是说抗币价格。这其中透露出的信息大约有，暖水瓶在这里用的人不多，所以购买时还得先预定，所以价格偏高。不过，与阿英先前买的暖水瓶比起来，这个价格真是“昂”得出奇。

对于其他开支，阿英日记中也有很多记载。1942年8月，阿英来到新四军军部所在地阜宁。他在这里住了不久，便开始注意到物价。当月16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前后不过十日，物价竟又奇涨，利华日光皂由7.5元涨至12元，裱芯纸每张竟高至3角，每刀10.8元。其他物价，亦莫不高扬。”

阿英抽烟，由于纸烟少而贵，所以他开始学着当地人抽烟叶。8月1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至烟店买烟叶头，便归试吸烟斗，每两1.2元，买3元。”在几天之后的日记里，阿英又对烟价作了前后比较：“按，余自去腊渡江北来，初尚不感香烟之难购，所憾者则较佳烟枝买不到耳。在贲家巷、马冯庄一带，所能得者厥以‘金字塔为最好，当时购价，20支包不能过2元。不过一月，乃飞涨至4元。于是乃改吸快马牌，价与旧金字塔等。间在芦港买大联珠、高塔牌，皆南洋出品，然并不多，而价则10支约当元半。”由此看来，由于纸烟价格上扬。阿英也只能降格以求，改吸更廉价的烟，偶尔买一点“并不多”的南洋烟过过瘾。

后来因为敌伪“扫荡”，阿英转移至乡村。因驻地处偏僻，路途危险，卷烟面临“断档”，偶尔只能购到“红玫瑰”之类更劣等的烟。实在没有办法，他只好买一只旧烟斗，想以烟叶替代。可习惯使然，总还是希望能买到纸烟。到了新四军军部所在地，这里只有一种“小香槟”牌卷烟供应，而且味道不行，价格却不停上涨。不过10天，价格从2元涨至2.5元；再往后，连“小香槟”也买不到了，能得到的只是什么“金枪”牌、“金字塔”牌，而且真假难辨。最初价格10支装一盒1.8元，不到一个月，涨到2.5元，接下更涨到5元、6元不等。这样的涨法，使得阿英几度决心戒烟，可是“初以为绝对不吸，乃不求暂代品，然历时数日，终不能耐……”理由：“因思索方面，赖此集中，历史已久，突然改弦，实不易致……至此，始有再以烟斗吸黄烟之意。”这一细节记述，表面上是个人在嗜好上不得不处处改变的实录，但透过表象，仍可以较深入地体会抗战之时我国经济、民生方面所遭受的劫难情状。

1944年1月2日，阿英日记记载道：“物价又飞涨，前所购75元条‘新月皂，竟涨至125元，不敢买。香烟如‘三塔等，亦至30元外一小包。”至于与香烟配用的火柴价格，也是水涨船高。其1月9日日记记录：“货价复上涨，黑头火柴竟售至200元一包。”

三

关于根据地的其他民生情况，阿英在日记中也偶有记载。鸡鸭肉类，算是较有营养的东西，参考其价格我们便可以对当时生活状况有更多的认识。1943年8月，阿英为孩子办满月，让人帮着买鸡买蛋：“买得小公鸡两只，用去法币50元。”由于不知当时法币与抗币的比值，所以不清楚相当于抗币多少，但总体看去还不算太贵。同年11月29日，阿英“买野鸭一对，野鸭价70元”。第二天“又买对鸭一连，价仍70元……”看来鸡鸭价格还不算太贵。1944年2月18日，“李驼子来，带来鸡3只，9斤，凡‘小钢板360元。饭后厚祥又将柏老所携一只购来，2斤，80元”。算来，此时一斤鸡价40元。过了几天，涨价了。“驼子自小街来，购其鸡3只鸡蛋50个，共640元，鸡价自40涨至45元，鸡蛋亦自4元涨至4元半”。这里也顺便记下了肉价：“市上肉价亦涨10元，每斤已达40元。”肉价似乎比鸡价略低一点。按前后时间看，物价的浮动还是很厉害的。

从人们基本的穿衣制衣等情况，也可以看出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对我国经济方面的严重影响。1942年12月14日，有人来领阿英等人到市场上去购布制衣，“布价奇昂，并最坏之衬布，亦非八九元，无法购得一尺”。当时，阿英与其他两人各购制棉袍一袭，棉袄、棉裤一套，“仅各3件，竟连工价、棉花，费去1900元，若在战前，不及百元，真令人咋舌”。这“令人咋舌”的涨价，当然是战乱带来的直接后果。由于这次制作棉衣印象深刻，阿英还专门将缝制的价钱记了下来：“缝工：袍25元，棉袄裤30元一套。”比较下来，缝制工钱占总造价很有限，主要贵在布料上。当天，阿英还买了3双旧式棉鞋，每双50元，计150元；午饭后又在街上购线袜：“余各买2双，竟费出106元。若在战前，2元足矣……”价格飞涨有50余倍。

第二年（1943年）4月，阿英又请裁缝制作秋衣：“裁缝今日制秋衣尽，两个人工耗去18工，完成夹衣6套又4件，外修补3件，与之结算，共付工资425元。并布料及线，此番制衣计4000余元，诸儿仍无长衫。物价之昂，可以想见。”由记述看来，裁缝花了这么多时间，工资只占总费用的很少一点，绝大部分还是花在布料上。因穿衣在人们花费中占有比例较大，所以，阿英在日记中还有数处记载。1944年3月19日，阿英到区署领垫被布，结果没有领到，随即到市场去买，“计厂布，3丈6尺，合抗币1800元。”4月19日，阿英再到“孙家买布3600元，布劣，数量且不多”。没有办法，第二天他又写信托人“再买布2丈3尺，约当2000元”。下午，“又在丁家买红呢5尺，合750元”。看来阿英之所以不断在日记中记录制衣花销，主要是这项花费不能俭省，占收入比例实在太高，令他心疼得很。

阿英的日记里还记载了一件与生活消费相关的事。1944年1月30日，阿英请来一个洗衣妇，“除供伙食，外贴抗币20元”。由此可见，人员工资还是很低的。这里还有一些相关物价，可以作为参考指数。1944年1月20日，阿英从一家商户购到一只面盆。面盆价格倒不太贵，才330元，可得到这东西真不容易：“午，蒋四代托青岛船所买面盆带到。各方嘱托，凡一年，今始得之，购物之难，可以想见。”原来，这一只面盆还需要从青岛进货，而且竟等了一年时间，根据地的物资匮乏，可见一斑。这年2月的一天，阿英买了一本日历，花费70元，可他头一年只用了14元就买得一本。涨价如此，使得“此外诸多物事，几至不敢问津”。

四

在阿英的日记中除了日常生活必需品的消费外，还记录了一些业余生活费用，偶尔还有参加文艺活动的花费。譬如在1944年2月10日日记记载：“由阜宁文工团演出新淮戏《路遥知马力》，筹款优抗，票价最高500元。”

偶然的，他还买一些零食。1944年3月9日，阿英到市场买了4斤花生米，每斤35元，计140元。他还顺便买了“芝麻糖40元”，估计这不是整斤称的，而是就钱的整数。他还将此与另一地方的花生米价做比较：“中五区花生，索价46元。”记得如此仔细，大约因为钱有些匮乏吧！这段时间，除去烟不能离，阿英常有记述外，茶叶几乎不提。只是1946年11月8日记有一笔：“茶叶亦遭敌禁，售千元一两，以后只有禁茶了。”

婚丧嫁娶，人之常情。这些方面如何，阿英也偶有记述。1944年5月17日，阿英记：“张胜群今日结婚，送‘小钢板200元，仲惠先生全家都去了。”1943年12月26日，阿英“送马凤鸣先生母丧礼100元”。从婚礼金与丧礼金比例看，与今天普通百姓大致相仿。过年了，该给小孩子们打发一点压岁钱的。1944年旧历年三十，小通讯员、小丫头们帮着贴壁画，毕了之后“乃开销小鬼、小丫头各抗币200元”。这样的记载，真添了许多生活气氛，不可多得。

这是大致开支，那么，作为公务人员，阿英有多少收入呢？从他的日记等方面的资料中，我们能直接见到的，似乎只有这么一条。1943年10月18日，“收到县署供给证并抗币546元”。因为交代不详，无法确定这些钱是否为一个月的全数或部分收入。但是，“供给证”显然是一种公务人员的特别待遇，其中“供给”的，可能是米、面、油等最基本的生活用度，这些应当是拿“证”免费领取或凭证廉价购买才对。而比较当时的物价，这500来块钱所能开支的范围是很有限的。此外，还有一处可做旁证。1944年2月27日的日记记载：“领得拨粮证、款，并供给费（十二月，一月）及实物……”可见，除去供给费用（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工资吧），还有拨粮证及款项，另外还有“实物”。应该说，当时，对于阿英这样的根据地工作者，生活的基本用度是没有问题的。

此外还有一项可用来参考的指数，这就是币值变化。当时苏中根据地，似乎有几种货币在流通。一曰“抗币”，一曰“伪币”，一曰“法币”。从称谓看，抗币当然是苏中根据地发行的货币；伪币当时日寇占领区发行的货币；“法币”是指国民党政府发行的货币。它们之间，可以兑换。例1943年1月，大约要经过敌占区，阿英为孩子“换伪币，每法币1元4角，换伪币1元”。到了4月29日，阿英又在日记中说：“据云接上海来信，两月来生活程度又增高两倍，伪币狂跌。现法币一元已可抵伪币一元使用。大约欧洲战场形势，如再有转变，伪币仍将继续狂跌。”看来，币值是随着发行方战争发展方向涨落的。到了5月，形势又是一变。阿英带上抗币上街购物，市民都用法币来换。他问过人后才知，国际形势发生变化后，伪币大跌，兑换值由原来的2元跌至1.2元。而抗币的地位由于合作社售米、纳税、土地税等非抗币不收的原因，又有提升。所以，阿英“购物时用抗币，商人则全以法币找出矣”。在他看来“尤可笑”。

伪币一路下跌，几乎与抗币票面相等。这除去国际形势外，与苏中根据地政府加强打击力度亦有关系。6月，阿英在日记中记载：“知昨夜此间搜查伪币，捕人不少，因近有公然流动趋向也。”看来，伪币平时是私下交易，打击是因为它可能影响抗币地位。可伪币实际仍然存在于市场中，到了1944年2月，阿英还“将所存伪币650元，以相等价格兑得抗币”……

由于经济艰难，物资匮乏，我们还能从阿英日记中看到这样的笑话。1944年元月，大约快过旧历年了，领导都关心阿英这个国统区来的文化人，专门派人送来实物表达慰问。可有趣情况发生了，1月7日的阿英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交通来，收到寒松同志信并伪报一束，纸款800元。副师长暨八旅首长年礼梨10斤、罐头3听、鸭2只，附函，唯鸭未有，不知何故。”信中写的其他东西都在，唯独鸭子“飞”了。是谁将其收入囊中，不得而知。当天收到的另一份礼物也是彻底“失踪”：“李彬同志亦转来唐县长致送年礼烟一条及梨十斤信，惟实物无有，又不知何故。”前面带的东西还剩了不少，这次下手太狠了点，干脆烟和梨一并“无有”了。幸亏有信，不然还不知道人家带了东西来。不过，阿英并非完全“不知何故”，他记述的两处，都不用疑问号，均以句号作结，可见他是心知肚明的。

当时在经济流通领域的检查很严格。1944年3月，一艘商船因携带了战时不能携带之物，遭到税所5万元的罚款。因为乘船人中，有与阿英认识，所以阿英得以清楚记录。当时物资匮乏，所以对于贪污情况，惩治也甚严。1944年5月21日，阿英日记有这样的记载：“前六区区长刘青山因贪污被捕，闻已枪决。询之，据云并未，贪污数目，亦非6万，而为万余元。其夫人黄河同时就逮，已释出。……又四区区长李庚，最近亦被捕，原因尚不明云云。”对比前面列举的生活用度动辄千元的花费，万余元实在不是一个大数字，可当时居然逮捕，甚至几乎枪毙。看来，对于贪污这种行为，无论百姓及当时政府，都是不能容忍的。

阿英初到苏中根据地时，大约还没有感觉到经济的压力，记述物价情况很少。后来随着物资匮乏，物价飙升，才由开始的偶尔涉及变为处处记录。或许，他当时只是依照文人风习，将自己的生活过程写进日记，可正是由于其记录广泛、细致，使得我们对抗战时期苏中根据地的物价生活，有了深切的感受和进行研究的可能。通过这些记述，我们不仅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对当时中国的军事、经济等诸多方面带来的破坏，我们也真切体会到在水深火热的境况下煎熬着的广大百姓的痛楚，这本“生活实录”对于后人研究抗战时期苏中根据地的历史有着宝贵的史料价值。

（责任编辑：吴 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