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格之春”导致的“急刹车”

黄苇町，本刊顾问，以研究隐形经济著称的经济学家及反腐专家，《求是》杂志研究员。曾任红旗杂志社副总编辑。主要著作有《苏共亡党十年祭》、《中国的隐形经济》、《失落的尊严——惩腐备忘录》。

1964年10月， 赫鲁晓夫被“宫廷政变”赶下台， 勃列日涅夫开始了为期18年的执政。

赫鲁晓夫虽然下台，改革的惯性仍然存在。在新组建的苏共中央的“三架马车”中，最富于改革精神的是总理柯西金，他的威信也明显高于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勃列日涅夫还羽翼未丰，在继承、发展赫鲁晓夫时期的一些改革思路上也与柯西金达成了共识。在农业政策方面，进一步扩大农庄、农场自主权，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在工业政策方面，继续推行“利别尔曼建议”的试验，改善现行的计划和经济管理制度，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加强经济核算，强化利润指标和对职工的物质鼓励，利用经济办法促进生产发展。这些改革的大思路应该说是正确的。

在改革的步骤上，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一致认为，要汲取赫鲁晓夫的教训，不能莽撞地乱闯，不追求轰动效应。先试点，取得经验后再推广。

他们所做的改革试验在社会上引发了巨大热情，越来越多的地方和行业要求改革。但在国家规定消费基金的计划体制下，必须首先解决工资基金增长问题。l965年4月，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劳动和工资问题委员会通过决议，决定在按新计划制定工作的轻工业企业和食品工业中实行新的奖励制度。随后，这项决议推广到重工业、基本建设部门。到l972年实行新体制的企业占全部工业企业的87%，占工业总产值的94%。占商业和饮食业企业总数的18%，占商品流转总额的35%。甚至实行新体制的国营农业企业也占总数的50%左右。新经济体制缓解了原有体制对生产力的束缚，取得明显成效。

改革的显著成效，使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的苏联，出现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但是，勃列日涅夫及其领导集团没有利用这种形势，抓住机遇，进一步深化对传统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而是变得“小富即安”起来。特别是推行新体制的一些企业出现片面追求销售额和利润，不顾质量，不完成品种计划和供货任务等现象时，勃列日涅夫就沉不住气了。1971年初的苏共二十四大明确表示，指令性计划是主导的和决定性的，商品货币关系只是实现指令性计划的一个作用有限的经济杠杆。

导致勃列日涅夫对改革态度变化的最重要原因，是捷克发生了“布拉格之春”。

1968年春天，受苏联推行新经济体制的鼓舞，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出现前所未有的改革浪潮和气息。1968年4月，在捷共新任第一书记的杜布切克领导下，捷共中央通过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行动纲领》。《行动纲领》阐明改革捷克原有政治经济体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并提出如下改革要求：第一，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改革党的领导体制，实现党内生活民主化。第二，改革国家政治体制，倡导政治协商原则，实行政治生活民主化。第三，改革经济体制，使之充满活力。

《行动纲领》不仅远远超出了该国以往的改革范围，也远超出同一时期其他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范围。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会引起苏共领导的强烈不安。勃列日涅夫认为，这是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模式的挑战。他尤其担心捷共的做法会对其他东欧国家造成极坏的示范，如果东欧各国纷纷仿效，会陷苏联于被动境地，也会对苏联国内形成强烈冲击，加剧党内和社会不稳。在干涉、施压、恐吓无效后，苏联悍然出兵。“布拉格之春”终于被“华约”的坦克所碾碎。

勃列日涅夫的武力镇压，既为对付不听话的捷克人，也是为了给国内极力主张改革、批评现行体制的人还以颜色。

必须看到，这在当时是一个无法逾越的时代局限。无论是西方保守的自由放任主义者，还是反对市场改革的左翼反对者，绝大多数都把市场经济当成是资本主义的同义语。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邓小平后来提出的“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资本主义可以搞计划经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产生了石破天惊的巨大反响。而当时苏共领导集团便担心，强调利用市场机制，发展下去会导致企业自治，脱离国家计划控制的轨道。

事实上，改革作为一种利益的再分配，任何时候都会存在事实上的反对派。只不过有的平时蛰伏着。而一有风吹草动，或者重大事件发生，当这些潜在的势力感到气候合适时，就会走出“假寐”状态，重新活跃起来，甚至借题发挥、兴风作浪，要求否定改革，全面倒退回去。（责任编辑/吴文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