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1947年～1949年华北土改运动中的中农政策

白 卉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西太原030006)

中农问题历来都是中共土改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农在旧政权下约占人口百分之二十，在老解放区一般占了百分之五十上下，彻底平分土地以后，农村中中农的比例更是大幅度上涨。”［1］面对数量如此庞大的群体，中共在领导上、政策上都是十分慎重的。而中共对中农的政策历来也是以“联合”为主，“早在一九一九年联共党八次代表大会上就曾特别强调团结中农的重要，指示对中农要‘细心体贴’”［2］。《五四指示》第二条也明确指出:“坚决用一切方法吸收中农参加运动，并使其获得利益，决不可侵犯中农土地，凡中农土地被侵犯者，应设法退换或赔偿。整个运动必须取得全体中农的真正同情和满意，包括富裕中农在内。”［3］1947年10月《中国土地法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公布后，由于政策本身不够完善，且各级地方政府从上到下对政策的理解程度不同，或是出于各阶层自身利益的考虑，中共对中农问题的处理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相应的，中农接受中共的土改政策也经历了从恐慌、抵抗到认同的过程。本文试图深入剖析中央、地方在对待中农政策的上曲折变化以及中农接受中共土改政策的复杂历程。

1 政策的制定与完善

中共中央于1947年9月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大纲》，并于10月10日正式公布在冀鲁豫、冀南、太行、太岳、豫皖苏五个区实行。随后，中国共产党晋冀鲁豫中央局发表了《告全体党员书》，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颁布施行《中国土地法大纲补充办法(草案)》。晋冀鲁豫军区命令全军坚决实行《大纲》，同时令各行署因地制宜，来制定适合各区实际情况的具体施行办法，坚决拥护执行《大纲》。在此次土改运动中，无论是《大纲》，还是晋冀鲁豫边区文件都没有明确规定阶级划分的标准和强调联合中农的政策，而此时中共欲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意图却十分明显，上行下效，各级政府在宣传时也就忽略了中农问题，自然在执行中产生有偏差。

1.1 阶级划分

由于阶级划分标准不明确，群众经常以追三代、比人格、比生活的标准进行划分，甚至某些阶级划分只是被“为单纯的‘找敌人’的情绪支配着，‘形成群众诉苦斗争运动’”［4］，致使一些中农甚至贫农都被错划为地主富农。这种情况不仅造成一部分中贫农被错斗，也严重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党中央发现这一问题后，立即下发指示，要求以1933年发布的《怎样分析阶级》、《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为标准来划分阶级。任弼时同志在代表中央作的《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报告中强调:划分阶级成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根据人民对生产资料的拥有关系不同，来确定各种不同的阶级。

晋冀鲁豫中央局也发布了《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关于土地改革整党与民主运动的指示》，明确规定:划分阶级以生产关系及生产手段的占有为标准，自报公议，充分发扬民主，三榜定案的办法进行。武安九区什里店第九组(寨上)慎重划分阶级的方法得到了推广。经过党中央、地方对划分阶级标准的一再明确规定及典型事例的广泛宣传，绝大多数中贫农都安下心来，不再为因劳动生产致富而提高阶级成分担心，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1.2 团结中农政策

《大纲》以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为目的，而晋冀鲁豫边区经过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到解放战争时期“大多数地区地主、富农占地已不到20%”［5］。“平山大岭沟村1947年土改的时候，全村的阶级成份没有地主，没有富农，只有三两户富裕中农，其余都是贫农和中农，中农占多数。”［6］在这种情况下，完全按照《大纲》的要求办事，实际上“同土地革命时期所实行的平分一切土地的政策是相同的，在实际分配中势必会侵犯中农的利益”［1］。

对于政策中没有明确强调联合中农这一问题，党中央意识到后，重新强调了毛泽东同志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里提出的团结中农的五项具体政策。晋冀鲁豫中央局“二·一”指示中也提到:必须坚决团结中农，不要损害中农利益，以及团结中农的五项具体政策必须仔细研究，不折不扣地付诸实行。党中央、各地方政府对待中农的政策经过这样的不断调整，退还了以往侵犯中农的财物，使中农可以安心生产，生产积极性得以提高。

2 政策的宣传与执行

《大纲》公布后，各地的实施情况与干部的学习、宣传和执行能力有很大关系，由于贫雇农干部文化程度普遍不高，不能很好掌握政策的现象十分普遍。多数村干工作能力不强，而且他们大多从自身利益出发，缺乏针对具体问题考虑的能力，还有一些坏分子伺机钻入党内及干部中造谣破坏，造成侵犯中农的现象屡禁不止。

2.1 政策的宣传

《大纲》等政策的宣传力度不足，是中农问题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村干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对政策接受及执行的能力不强，使政策不能有效地传达到地方。贺家庄村长说:“我不识字，这个是什么东西……村里的贺玉林二娃娃三娃娃识得几个字，大家聚在一起念过几遍。”［7］“由于干部文化程度低，有的没有做笔记，脑子记得也不多，对会议的准备及进行中该解决什么问题都不清楚。”［7］可见，村干部文化水平不高，致使无法很好地学习和理解中央下达的政策。这样极易造成中农因不了解政策，而在思想上对土改运动存在顾虑。

另外，干部对政策宣传力度的把握也是一个不断调试的过程，且找到最恰当的宣传方式也需要一个过程。而最初的宣传方式多存在不恰当的地方，比如“偷偷摸摸地宣传这部分，不宣传那部分，对中农只说中农的，对贫农只说贫农的，不能使他们了解土地法的全貌”［8］，最终也使中农存在疑虑，生产情绪低落。

2.2 政策的执行

2.2.1 片面贫雇农路线

一些领导或干部对政策学习不够，实行片面贫雇农路线，即由贫雇农掌权，一切按照贫雇农的要求去办，做了群众的尾巴，甚至以侵犯中农的利益来达成贫雇农的要求。“元氏五区工作队尹文秀同志认为‘用中农牲口运输，贫雇农分钱，就是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该县许多干部只记住一句‘首先满足贫雇农要求’，其他就什么也不管了。”［9］

有些群众要求解决春耕困难的动机不纯，领导也没有及时发觉并对其进行教育。他们由于思想不坚定，妄图以抽补运动来解决春耕困难，引起中农和干部的恐慌。如“寿阳县四区张韩河村郭同贵等将坏地退出，要求种好地。在这种无止境过高的要求下，没有多余土地，势必要动干部多占的和中农的一部分土地。引起了干部、中农和富农害怕，纷纷往出献地。”［10］

片面贫雇农路线还表现在阶级划分上，为了在抽地时有理由，且“有利于”贫雇农，便多方寻找理由，提高中农的阶级成分。“浑源的吴家圪坨，开始划了九家富裕中农让其献东西。但后来该区的黄区长听说不能侵犯中农利益应退还财物时，就向贫农团说把那九家划成富农好了。”［11］

2.2.2 坏村干、假贫农团钻空子

有些村庄贫农团组成成分不纯，被一些流氓分子钻进去，或是被坏村干操纵，威胁敲诈中农。“武安四区康宿村中农苗三正在磨面，自称‘贫雇团’的武狗旦看见了就说:‘法大纲早就下来啦，你还磨面哩!’说着就把人家麦子拿了一半走了。”［12］

也有一些坏村干，为了取悦贫雇农，防止贫雇农给他们提意见，“明知贫雇农办的不对，损害了中农，也不说话，甚至自己也想些办法(多是损害中农的)叫贫农用不正确的方法得利益”［12］，“或是企图造成‘天下大乱’，予彻底平分以障碍，结果严重损害了中贫农利益”［13］。“五区西马庄干部说:‘我过去走了中农路线，今后可要走贫雇农路线哩!’就把合作社中农入股的红利，抽给他的‘贫雇团’作为生产资本。”［14］基于上述原因，无论是政策本身的不完善，还是各级政府、干部对政策的执行力度不够，宣传不到位，工作能力不足以及坏分子挑拨离间，都造成了侵犯中农利益的现象屡屡发生。

3 民众对政策的认识与应付

在这种政策不完善、干部宣传不到位、执行有偏差的情况下，广大农民群众面对《大纲》这一政策又有怎样的反应呢?对于民众不认同的态度，各级政府、媒体和乡村干部采取了哪些积极措施呢?

3.1 地富造谣，中农因误解而破坏土地法

《大纲》公布以后，不少村因政策中没有明确宣传不动富裕中农的浮财，而只有经协商后才可分其多余的土地，或是一些老中农误解平分土地为共产，而且是在许多地主、富农都被剥夺了土地、财产的背景下进行更深一步的土改，难免会侵犯到中农的利益，这使中农充满恐惧。甚至有一些地主及富农造谣破坏，误导中农说:“报上登土地要平分，地主也同样一份，过去斗了地主填了穷小子们，现在要斗中农填我地主。平分时穷小子们没知识干不了，还得叫我地主干，当干部，参加平分。”［15］这些都造成中农的不安，他们甚至大吃大喝，破坏土地法。再者，中农被排除在贫雇小组、贫农团之外，怕被当做斗争对象，十分恐慌。如“黎城河南村妇女秦远金说:‘咱村组织贫雇小组咱不能参加，又是中农，你怕不斗争咱哩!’”［16］

对此，太行区报纸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提醒民众:“平分土地的政策，绝不是把各家的土地财物(地主除外)都拿出来平分。对富裕中农只是用商量的办法，自动献出多余的土地，浮财一根毛也不动，这是条法令。”［17］根据《大纲》规定，中农在政治上也是有地位的，可以参加农会和政权工作，应与贫雇农一起承担消灭封建剥削、争取民主权利和公平负担。

3.2 干群打通思想，实行团结中农政策

中央不断调整政策，反复强调团结中农的重要性，并给太行区党委、太岳区党委下达指示，要求坚决纠正“左”倾冒险主义，对错斗中农要一律道歉，并无条件补偿。指示还要求各地区对团结中农的政策做出具体规定。

指示下达后，多数地区坚决执行了这一纠偏政策，使中农的财物被退还，情绪也安定下来，并开始积极生产。然而，也有一些地区坚持“左”倾冒险主义，抵制纠偏，主要原因是思想上存在顾虑，“怕助长了中农气焰，怕补不起土地财产，怕丢了干部面子，怕泄了贫农团的气”［18］，或是认为“过去我们并不是斗中农，而是斗伪组织伪军分子、恶霸分子、特务分子等”［18］。由于干部和群众的思想问题没有解决，一些地区的纠偏行动就只是在应付政策，并没有积极去实施。如“仙庄集侵害了中农，只见解释没提解决办法”［19］，“内邱南关村干操纵‘贫雇团’，随意多派中农款，区干只叫检讨不加纠正”［20］等等。

针对这种情况，指示要求各区党委、地委多给群众、干部做解释，耐心细致地引导、教育干部和群众从心底接受中农，真正做到团结中农，另外区分“参加伪军”、“恶霸”、“特务”的含义，不允许滥用。对错斗的中农，“不管有无保存的未分果实，均必须给予补偿”［21］。

3.3 中贫农拥护《大纲》，积极生产

经过不断的宣传，《大纲》逐渐被中贫农掌握。贫雇农民从积极了解《大纲》到成立贫农团，从思想上到行动上都被赋予了巩固团结中农的任务。贫雇农主动给中农宣传，打破误解，稳定中农。中农也认识到土地法大纲针对的是剥削阶级、地富分子，而且不动他们的浮财，便开始安心生产，不再受地主富农造谣挑拨，且更加亲近贫雇农。

在农村，牲畜、农具是影响农民生产的关键性因素，不动中农浮财，即保护了中农对牲畜、农具、粮食的所有权，使中农可以安心生产。“七区王家店村富裕中农陈来秀说:‘我是啥也不结计①结计:山西方言，挂念、惦记之意。，就是怕分了我的驴。地往出拿我还高兴哩，驴就啥时也想不通。’”［22］由此可见，中农在了解了不动富裕中农浮财的政策后，生产更起劲了。

4 结语

综上所述，《大纲》等政策公布后，党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不断完善政策，党员、干部不断提高对政策的接受、宣传和执行能力以打击地富、坏分子的破坏行动。然而，仍然存在侵犯中农利益的行为，主要根源在于干部、群众的思想工作没有做通。相应地，中农从认识到接受《大纲》也是一个曲折的过程。最初因中农对政策不了解，地富挑拨离间，以及干部的“左”倾行动，使中农恐慌不安，甚至采取了一些破坏土地法的行动;而随着宣传力度的加强，“左”倾错误的纠正，中农逐渐安下心来，积极生产。可见，任何政策在制定和执行过程中都难免会遇到问题，只有不断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才能促进社会的发展进步。

［1］屈为.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在土改中有关中农问题的探讨——以浑源、灵丘、阳城为主要考察对象［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S1):106－111.

［2］任弼时.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G］//中央档案馆编.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

［3］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G］//中央档案馆编.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一九四五年—一九四九年).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

［4］对池村划阶级的几点意见［N］.人民日报，1948－04－30.

［5］黄道炫.盟友抑或潜在对手?——老区土地改革中的中农［J］.哲学与社会科学，2007(5):82－96.

［6］魏宏运.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太行山地区社会调查与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7］关于农村情况调查向林铁的报告(1947年12月29日)［Z］.石家庄:河北省档案馆，3－1－160－3.

［8］和顺工作团左倾情绪作祟制造理由提高成份县委检查纠正但不够坚决明确［N］.人民日报，1948－04－11.

［9］太行伤害中农现象仍未肃清各地领导上应赶快检查纠正［N］.人民日报，1948－05－03.

［10］张韩河工作团做了群众尾巴 变相抽补影响春耕［N］.人民日报，1948－04－06.

［11］浑源县四个月土改检查报告(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日至一九四八年四月十日)［Z］.山西省档案馆，A134－1－48－8.

［12］太行伤害中农现象仍未肃清 各地领导上应赶快检查纠正［N］.人民日报，1948－05－03.

［13］克服农村动荡不安现象［N］.人民日报，1948－03－26.

［14］禁止没收中农股金 沙河政府规定具体办法［N］.人民日报，1948－03－16.

［15］武安五区南庄村中农解开思想圪塔不听谣言安心生产［N］.人民日报，1948－02－21.

［16］中农懂了土地法 更加安心敢发家［N］.人民日报，1948－02－21.

［17］左权一些富裕中农误解土地法大吃大喝 这样来做是自害自［N］.新华日报(太行版)，1948－01－21(22).

［18］中央局指示太行区党委 检查纠正左倾冒险主义［N］.人民日报，1948－05－03.

［19］仙庄集侵害了中农 只见解释没提解决办法［N］.人民日报，1948－04－27.

［20］内邱南关、村干操纵“贫雇团”随意多派中农款 区干只叫检讨不加纠正［N］.人民日报，1948－05－08.

［21］中央局指示太岳区党委 坚决纠正左倾冒险主义正确执行中央路线、政策、方针［N］.人民日报，1948－04－21.

［22］中农弄清了土地法 生产立时起了劲［N］.人民日报，1948－0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