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控理论视角下的林纾小说翻译之“讹错”

曹玉琴

（天水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甘肃 天水 741001）

林纾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文学家、文论家及诗人，也是我国文学翻译史上罕见的一位不通西文，而译著颇丰、影响深远的杰出的西方文学翻译家。在近30年的翻译生涯中，他与人合作，译介了英、法、美、日、西班牙、比利时、挪威、希腊等国180多种文学作品，所译字数高达1200万，是当之无愧的近代文学翻译界的泰斗。然而，在林纾180余种文学译著中，也不乏有败笔，存在诸多严重的漏译、误译以及增译删减等情况。也正是由于这些“讹错”的存在，使得人们对于林译小说忠实性的评价向来褒贬不一，众说纷纭。

20世纪70年代欧洲“翻译研究派”的兴起，为研究林译小说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翻译研究派”将翻译置于一个广阔的文化背景之中进行研究，强调历史意识和文化观点，主要探讨译文在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下产生，以及译文对译入语文化中的文学规范和文化规范所产生的影响。[1]该学派的操控理论认为，文本不是语言中一个静止不变的标本，而是译者理解作者意图，并将这些意图创造性地再现于另一文化的语言表现，因而翻译绝不仅仅是复制和模仿，而是文化协调和操控。其代表人物勒菲弗尔(Lefevere)基于自己多年对比较文学和翻译学的研究，提出了一套新的翻译理论体系，涉及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文化。他指出，文学是一个系统，对读者、作者和改写者具有一系列的制约作用；而文学系统又是整个社会系统的子系统，会受到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基于此，那么作为文学体系子系统的翻译，也一定会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制约与影响，这些因素主要包括：意识形态、诗学观和赞助人。[1]

诞生于晚清时代的林译小说，作为特殊时代的翻译活动，也会不例外地受到上述因素的制约与作用。本文将以翻译研究派的文化操控理论为基础，从意识形态、赞助人和诗学三个方面来分析探讨林译小说中存在“讹错”的原因。

一、林译小说中的“讹错”表现

对于林译小说中的“讹错”，前人已经做过很多研究，总结起来不外乎以下四种情况：

（一）误植

如把挪威作家易卜生注为德国人，把美国作家阿丁注为英国人，把英国作家阿克西注成美国人，把美国作家包鲁乌因的儿童故事《梭伦格言》误收入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的《罗刹因果录》等。[2]

（二）误译

如在Jonathan Swift的作品Gulliver’s Travels中，有一位名叫阿拉伯罕·邦尼的船长，而林纾却在译本《海外轩渠录》中却把他拆译成两个人：“船主曰阿拉伯罕，督队曰邦尼。”此外，Charles Dickens的小说“David Copperfield”中有这样一句话：“不过，律师、鲨鱼、水蛭，都不是很容易就能满足的，这你知道！”（张谷若译《大卫·考坡菲》第109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出版）但林纾在其译本《块肉余生述》中却译为：“天下有三种物，恒不知足，律师也，医生也，鲨鱼也。”显然，在林纾的翻译中，他将“水蛭”误译成了“医生”。[2]

（三）删改

几乎每部林译小说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删改痕迹。如莎士比亚的戏剧一律被改译成小说，雨果厚厚的长篇小说《Quatre-Vingt-Treize》（《九三年》）被译成薄薄的一本《双雄义死录》；甚至在他与王寿昌合作的著名译本《巴黎茶花女遗事》里，原著的有些章节段落也被删减不见了。

（四）增补

即林纾有时觉得原文尚不足以达意或还不够精彩，于是便情不自禁地根据自己的理解或为达到某种效果，特意在原文的基础上加以补充和润色，对原文进行改动，从而增补了原著没有的内容。在法国作家小仲马的作品《La Dame aux Camélias》中有一段描写马克与公爵在温泉疗养区相识的文字，原文如下：

“…One morning，the Duke，who had remained at Bagneres to be near the soil that had buried a part of his heart，caught sight of Marguerite at a turn of the road…”[3]

林纾在其译本《巴黎茶花女遗事》中将该句译为：“……一日闲行堤上，柳荫浓翳中，见马克微步苔际，倩影亭亭，酷肖其殇女，大惊;因与马克执手道姓氏……”[4]

将原文和译文对比，不难看出，原文中并不存在表达以下意义的词汇，如：“微步”、“倩影亭亭”、“酷肖”、“大惊”等词汇。这些词汇是林纾根据自己对原作的理解增补上去的。此类“讹错”在林译的其他小说中也有出现，限于篇幅，此处不再赘举。

上述讹错如果以传统的翻译评判标准来审察，无疑都是对原文不忠实的表现。其中前两项讹错是比较好理解的，因为林纾本人不通外文，其译作全是通过与口译者合作而成的，他对原文本内容和体裁的理解完全依赖于这些口译者，在口译者的仔细程度或外文水平参差不齐时，误植和误译这样的错误是在所难免的；而另外两种讹错却值得深究。下面本文将尝试从文化操控理论出发来探讨林译小说中出现这些讹错的原因。

二、林译小说中存在”讹错“的原因

前面已经提到，勒菲弗尔认为翻译会受到各种诸如“意识形态、诗学观和赞助人”这些社会因素的制约与作用，因此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译者、所处的文化环境和历史背景不同，便会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倾向，受着不同的主流诗学的影响。在翻译活动中，译者为确保其译作能够为尽可能多的读者所接受，总是会通过一些操控手段来使译本符合目的语读者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结合林译小说所产生的特殊背景，可以说，这其中的一些讹错也是译者一种操控手段的体现，是受以下因素影响的结果。

（一）意识形态的影响

意识形态指的是社会的、政治的思想观念或世界观。它可以是社会的、上层的，也可以是个人的。[5]根据操控论，意识形态关注的是社会应该或者可以是怎样的。那些对自己所处系统的意识形态感到不满的人，会利用重写其他系统的元素来实现自己的目的。重写的一个主要手段就是翻译。这样看来，翻译就成了译者用来改变他们所处的、但感到不满的意识形态的主要方式之一。

林纾所处的晚清时代是中国社会灾难深重的时代，外有西方列强的侵略瓜分，内有清政府的腐朽统治，中国社会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面临亡国亡种的危险。在这种社会历史背景下，林纾从事翻译活动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其目的主要是开启民智、惊醒世人。因此其翻译作品多是经过细心地翻译加工，运用“较通俗、较随便、富于弹性的”古雅文言，顺应了中国读者的表达习惯和熟悉的表达方式，迎合了其阅读口味，起到了宣扬爱国情操、教育大众、解放思想的目的。但同时，也造就了“删改、增补”这样的讹错的诞生。

（二）赞助人的影响

勒菲弗尔讲赞助人定义为“任何可能有助于文学作品的产生和传播，同时有可能妨碍、禁止、毁灭文学作品的力量”，主要控制作品的意识形态、出版、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它既可以是个别的人，也可以是一个团体，如宗教团体、政党、皇室、出版商以及报纸、杂志和电视公司。[1]就林纾的翻译而言，赞助人主要是资产阶级改良分子和读者。

林译小说诞生于清末民初，正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兴起的时代。当时的改良派提倡将在传统文学中地位不高的小说作为改良革命的手段，以期通过翻译小说等各类外国文学作品来达到改良政治的目的。受其影响，林纾积极翻译了多部西洋小说，希望可以借此达到“开启民智、救亡图存”的目的。因此在翻译作品时，他往往会创造性地发挥，夸大甚至增添适合中国国情的部分，而删减或修改我们不熟悉或对译作目的贡献不大的部分，从而造成了其作品诸多中的“讹错”。

此外，读者也是林译小说“讹错”的原因之一。一个好的译者在翻译实践时一定会考虑到读者的接受能力。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读者群从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译本的选择和译者的翻译策略。清末民初，林纾面对的读者群体不识外文，不熟悉外国的文学风格，自身的欣赏水平及文化素养也有限，因此相比其他类型的文学作品，通俗易懂的小说就更加容易让读者接受。同时，为了让外国作品得到更好的推广，林纾采用归化的手法，使译作更倾向于中国读者，因此难免会有许多增补删减，从而也导致了译文的“不信”。

（三）诗学的影响

勒菲弗尔指出诗学由两个因素组成：一是文学手段、文学样式、主题、原型人物、情节和象征等一系列文学要素；二是观念，即在社会系统中文学起什么作用，或应起什么作用。[1]诗学对林译小说中的“讹错”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林纾的翻译策略和对文本的改写两个方面。

一个时代里的主流诗学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译者的翻译策略。在林纾所处的时代，主流诗学形态依然是文言文。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中国读者长久以来早已养成了文言文的阅读习惯；此外，当时的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教育和他们与他人的交流也主要是通过文言文来实现的。所以在翻译策略的应用上，林译小说在语言、篇章格式及话语体式等方面，采取了具有向本土文化妥协的方法，照顾到了译文读者群体在文化及趣味上的感受。表现在语言上，即采用中国传统的文言文来翻译；在叙事模式上，多沿用传统的手法；在篇章格式方面，多采用章回小说的形式；在话语体式方面，一改原文第一人称叙事方式，采取了中国传统小说惯用的第三人称叙事模式。例如在林纾的译作《巴黎茶花女轶事》和《华生笔记案》中，他都将原句中的第一人称叙事方式改为了“某，小仲马，华生”等这样的第三人称叙事方式。[6]这些在语言、篇章格式及语体等方面的改变，在赢得了读者群的同时，也造就了林译小说“不信”的“讹错”。

林译小说中诸多内容上的增补或删改这样的“讹错”也是造成林译小说“不信”的另一个原因。如果以传统的“忠实”标准来衡量，无疑都是对原文本的不忠；我们不妨换个角度来看。诗学中的观念因素非常重要，影响着主题的选择，即所选主题必须符合社会系统，只有这样的文学作品才会受到重视。[1]林纾所生活的中国当时正处于内忧外患水深火热之中，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亡国的威胁使得许多有识之士意识到只有唤醒同胞认清危急形势、学习西学，才能救亡图存。顺应这样的社会观念，林译小说的目的就在于“儆醒人心，反帝救国”，也正是为了达到让大部分中国读者接受译作并激发他们变革图强的爱国思想，符合当时的主流诗学，他在翻译过程中根据自己的理解增加了原文没有或尚欠的内容，而删减了他认为对译作目的作用不大或不适合中国国情的部分，满足了当时的社会需求，同时也促成了“增补”的“删改”这样的“讹错”的诞生。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对于林译小说中的讹错，我们不能简单地以传统的“忠实”标准去评判，而应该将其置于当时的文化背景之下进行研究，意识到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对林纾翻译活动的影响和操控。可以说林纾的翻译活动为勒菲弗尔的翻译操控理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通过研究林纾的翻译活动，可以清楚地看到意识形态、赞助人和诗学对于译者翻译活动的影响，也能够帮我们认识到林译小说中所谓的“讹错”也是当时社会意识形态、诗学、赞助者共同作用的产物。同时也为我们评价译作带来新的启示，即在评价一个译作时，我们不应该简单地以“忠实与否”作为唯一的评判标准，而是应该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以历史的眼光来分析，给译者一个相对公道的说法。[7]

[1]郭建中.当代美国翻译理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155-166.

[2] 张俊才.林纾评传[M].上海：中华书局，2007.

[3]ALEXANDRE DUMAS.La Dame aux Camélias[M].上海：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12.

[4]亚历山大·小仲马，著.巴黎茶花女遗事[M].林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5]ANDRÉéLEFEVERE.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A S-ource Book[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2.

[6]徐静怡.操纵论视野下的晚清小说之“不信”翻译[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5(3)：18-20.

[7]张志伟，李文春.意识形态操控与翻译——以林纾的小说为例[J].闽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9(1)：8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