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爱情类小说性爱文化探微

冯 卿

（延安大学 文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有唐一代乃是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成熟的时期。唐人小说文辞华艳冠绝一代之奇，无论是在题材的选用上还是在表现手法上都较前代有所突破。以至于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这样说道：“唐人小说，不可不熟。小小情事，凄婉欲绝，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也，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1]而在唐人小说的诸类题材中，属爱情类小说最为出色。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为我们展现了许多别具风格的女性形象，在故事情节上往往又以悲剧结尾，凄恻动人。千百年来，辗转流传于读书人的书桌案头，也深得普通大众的青睐。而对于爱情类小说中性爱文化①性爱文化：以描写爱情故事为目的，有一定程度表达原始性欲的色情氛围，但是决不等同于纯粹的以引起性欲为目的的色情描写。即色情氛围只是一种为使文学或艺术臻于完美的手段而非目的。的探讨一直处于学界的边缘，故此值得一探。

一、唐人爱情类小说中的性爱描写

唐人小说中较为引人注目的是一系列悲剧女性形象的塑造。如十娘、任氏、柳氏、霍小玉、崔莺莺……她们身世坎坷，命运沉浮卑微，楚楚动人，让人心生怜香惜玉之感。作者在叙述她们与书生之间爱情故事的时候，除过情节安排曲折外，笔触勾勒细节精当更是甚于前代。最令人咋舌的是对男女调情场面的勾描，此可谓不遗余力，细致入微。

小说中描写男女调情场面最早出现在初唐的《游仙窟》。小说主要记叙了十娘、五嫂与“我”的一夜之欢。其中的“赌宿”情节将男女之间不顾矜持的性感写得淋漓尽致：“十娘笑曰：‘莫相弄！且取双六局来，共少府公赌酒。’仆笑曰：‘下官不能赌酒，共娘子赌宿。’十娘问曰：‘何为赌宿？’余答曰：‘十娘输筹，则共下官卧一宿；下官输筹，则共娘子卧一宿。’”[2]30虽是玩笑之语，可见男女之间的异常露骨的对白。同霍小玉与李益的故事情节一样的是，不过几个时辰的调笑后，主人公与十娘也步入了闺房之中共度良宵。“然后自与十娘施绫帔，解罗裤，去绿衫。”[2]38这是何等的性感，却公然出现在了读者的面前。再后来“花容满目香风裂鼻。心去无人制，情来不自禁。插手红裤，交脚翠被……摩挲髀子上。一啮一意快，一勒一心伤……少时眼花耳热，脉胀筋舒，始知难逢难见，可贵可重，俄顷中间，数回相接。”[2]38这段描写可谓不遗余力，是进入两人“无拘无束的情色世界”[3]77了，而“身处其中的主人公享受着‘性’解放带来的快乐，达到了飘飘欲仙的境界。”[3]77

之后出现的传奇小说《任氏传》也有类似的描写：韦崟与郑六“将会饮于新昌里”，中途因有事而两相告辞。郑六骑驴行于长安大街上，“偶值三妇人行于道中，中有白衣者，容色姝丽。郑子见之惊悦，策其驴，忽先之，忽后之，将挑之而未敢。白衣时时盼睐，意有所受。郑子戏之曰：‘美艳若此，而徒行，何也？’白衣笑曰：‘有乘不解相假，不徒行何为？’郑子曰：‘劣乘不足以代佳人之步，今辄以相奉。某得步从，足矣。’相视大笑”[2]52这是郑生在路上遇见美丽少妇时的调笑场面。较之前代的小说，作者刻意将这种场面的叙事视角拉长处理，使之变得更加清晰。其中的细节描写使人有身临之感，更能隐隐约约地透漏出诱惑的味道。比如“惊悦”、“忽先之”、“忽后之”、“将挑之未敢”、“时时盼睐”，都将郑六的那种性好酒色的性情和将挑未敢的矛盾心理表露无遗。另外，那妇人时时投来暧昧的目光更将这种诱惑放大了许多。作者试图以女性主动迎合男性的欲望来使性爱的成分更加浓郁。在儒法社会里“相视大笑”是不被提倡的，女性要恪守妇道岂可“大笑”于陌生男性之面？而此处的“相视大笑”则如冰之涣然，将两者起初的尴尬消除殆尽，也为二人后来的故事埋下了伏笔。当然这又勾起了读者的翩翩浮想。可以说这个细节描写更具性之诱惑。小说将这种若隐若现的诱惑放大了许多，这种荷尔蒙信号的释放使得这部分的叙述更具性爱的张力，也将调笑的场面活灵活现地展现出来。之后“郑子随之东，至乐游园”到达任氏之所，只见“列烛置膳，举酒数觞，任氏更妆而出，酣饮极欢。夜久而寝，其妍资美质，歌笑态度，举措皆艳，殆非人世所有。将晓，任氏曰：‘可去矣……’乃约后期而去”。[2]53这是正面描写任氏之美艳，其中“夜久而寝”一词将两人的暧昧诉诸床笫，以“殆非人世所有”来使得读者对任氏之美艳幻想不断。之后，性好酒色的韦崟得见任氏一面遂生非分之想。“崟爱之发狂，乃拥而凌之，不服。崟以力制之，方急，则曰：‘服矣，请少回旋。’既从，则捍御如初，如是者数四。崟乃悉力急持之。任氏力竭，汗若濡雨。自度不免，乃纵体不复拒抗，而神色惨淡。”[2]54这是写韦崟强暴任氏而遭到反抗的场面。韦崟是经人打探才得知任氏之美艳的，以至于行至其所，见其人即“拥而凌之”。这是何等的夸张，分明就是露骨的诱惑。这里将二人如何你来我往的僵持极尽文墨之能，写得细致入微，使读者不免有身临其境之感。“拥而凌之”、“汗若濡雨”、“纵体不复拒抗”这些细节的描写使得这个场面更具欲望的诱惑，张力十足。这在之前的小说中是不可能出现的，而唐人小说对这种特殊场景以大篇幅描写的手法极具色诱的惑感，着实令人难以想象。

再如《霍小玉传》中的李生“自矜风调，思得佳偶，博求名妓”，[2]92可见书生“意气”竟至于如此地步，的确有辱孔门。常在是非之地，故而发生“是非”之事也就在所难免。正所谓常走于河边，岂有不湿衣鞋之理？他不惜以重金贿赂巧言偏辟的媒婆鲍十一娘为自己谋得美色，当闻知鲍氏为自己介绍一位“谪在下界，不邀财货，但慕风流”的女性——小玉时，他“闻之惊跃，神飞体轻，引鲍手且拜且谢曰：‘一生作奴，死亦不惮。’”[2]92这些细节足见其色心荡漾之至，如此处理更将书生的内心欲望以扩大化的形式呈现出来，无疑是一种性的暗示，隐隐约约之间透露着诱惑。当李生初见小玉时“遂连起拜曰：‘小娘子爱才，鄙夫重色。两好相映，才貌相兼。’”[2]93虽是玩笑，然在初次见面竟如此轻薄，明显是带有调戏的口吻，以“才”、“色”相配，折射出内心的欲望，有迫不及待之感。几番寒暄过后，众人一起饮酒唱歌。夜阑酒醉之时“鲍引生就西院憩息……令侍儿桂子、浣沙与生脱靴解带。须臾，玉至，言叙温和，辞气宛媚。解罗衣之际，态有余妍，低帷暱枕，极其欢爱。生自以为巫山、洛浦不过也。”[2]94二人从相见到“极其欢爱”也不过几个时辰之内，从侍儿“脱靴解带”，到轻“解罗衣”，再到“极其欢爱”一步步将性爱的诱惑展现于读者面前。这种以性爱之色来烘托情爱氛围的创作手法，张弛有度，迥异于纯粹的色情描写。正是这种临界状态，才使得此类小说更具一份对欲望的冲击力。故明人胡应麟有语道：“唐人小说纪闺阁事，绰有情致，此篇尤为唐人最精彩动人之传奇，故传诵弗衰。”

唐人爱情类传奇中如此描写男女调情的场面不胜枚举。《莺莺传》中大写交欢之趣：“……转面流花雪，登床抱绮丛。鸳鸯交颈舞，翡翠合欢笼。眉黛羞偏聚，唇朱暖更融。气清兰蕊馥，肤润玉肌丰。无力慵移腕，多娇爱敛躬。汗流珠点点，发乱绿葱葱。方喜千年会，俄闻五夜穷。留连时有恨，缱绻意难终。”[2]167在这首诗中作者将“床”的意象引入叙事视野，是为创举。在儒法社会里“床”、“枕”、“被”等闺阁之物是不可言说的意象，更不可能搬诸书文公开传阅。这首小说中的“会真诗”，将交欢的场面和身体发肤的细节如此细致入微地描写出来，无疑是一种对二人情爱环境的渲染，将欲望之性的惑色刻意放大了许多。而这些行为在当时的社会是断然不被允许的，即便允许也不可能使之公开化，而唐人传奇做到了。

在唐代以前的小说中也有爱情题材的小说，诸如《搜神记》、《搜神后记》、《幽明录》、《续齐谐记》等。但这些爱情类小说的叙事，相对比较含蓄。《搜神记》中《紫玉》载：“吴王夫差小女，名曰紫玉，年十八，才貌俱美。童子韩重，年十九，有道术。女悦之，私交信问，许为之妻。重学于齐鲁之间，临去，属其父母使求婚。王怒，不与女。玉结气而死，葬阊门之外。”[4]200韩重回来后得知心上人紫玉已经身死于三年之前，在坟前凭吊时与紫玉芳魂相见，情意绵绵。然而也只是“重感其言，送之还冢。玉与之饮宴，留三日三夜，尽夫妇之礼”。[4]200简短的行文让人倍觉凄凉，然要想看到所谓的“过分”的性感是断然没有的。只是简笔勾勒，不见渲染。又如《贾文合》：“见一年少女独行……文合曰：‘悦子之心，愿交于今夕。’女曰：‘闻之诸姑，女子以负专为德，洁白为称……’”[4]180文合在路上看见一美丽少女便前去搭话，我们不知是情之所至还是有意调戏，但其中隐射出来的种种诱惑看似要比之前的《紫玉》露骨得多，直接得多。然亦如初言，没有什么地方让人觉得有什么匪夷所思。《河间郡男女》：“男女私脱，许相配适”[4]179以男女相悦而始，其乐融融；以男戍边女改嫁，男归掘坟女子复活为终，凄婉动人。再如我们耳熟能详的董永与织女的故事，民间传说中二人情投意合，恩爱无比，但《搜神记》中的记载过于简约，只说董永“道逢一妇曰：‘愿为子妻。’遂与之俱”。[4]14草草几笔即告篇终。

以上例证皆可看出此类小说意不在描写情爱场面，只是交代了或喜或悲的爱情故事的梗概，但行文之间也不乏有缠绵悱恻、动人心弦之处。其对于夫妇之间的故事皆从简处理，用一二字概括，比如“好之”、“喜之”之类；或者从侧面烘托，绝对不会大写特写正面铺陈。然而唐人小说中的爱情叙事与前人相比的确有其独特与过人之处，除过文辞艳绝之至令人叹为观止外，其与前代大有不同之处在于对风月场面的描写，甚至到了不遗余力的地步。其笔意没有仅仅停留在男女主人公是如何情意绵绵上，而是进展到了前代爱情类小说未曾出现过的对于风月场面的描写上。但是这绝非流俗的色情描写，是作者通过对性爱场面的勾勒来烘托主人公的爱情，以此来将爱情叙事更加完美的呈现出来。这种写法在唐代之前是没有出现过的，乃是新时代的诸种环境共同酿就的结果。

二、唐人爱情类小说中性爱文化的成因

在小说中大肆展现性爱文化，这一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这与唐帝国的开放姿态等一些列因素是密不可分的。

首先，开放的时代精神是唐人爱情类小说中大胆描写男女调欢场面的生存土壤。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都处在当时世界的前沿。繁荣的时代必然吸引周边邦国进行频繁的交流、贸易。而唐帝国的都城无疑就成了一个各种思想汇聚的自由地。加之李唐统治阶层的血脉本就有胡夷之风，所以在思想上对儒法礼教的尊崇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加之佛教、道教的思想也被纳入到这个大的熔炉当中，导致唐代人在思想上呈现出了以儒为宗的三教并流的趋势。邦国间的交流、统治阶层的导向与佛道思想的兴起一起催化了开放时代下思想的兼容并蓄，而之前社会里的种种禁锢也随之舒缓。开放的思想多是体现在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上。比如人们的婚恋观念开始有所改变，甚至出现有违伦理之处也未曾受人非议。比如杨玉环本是玄宗之儿媳，后乃与玄宗李隆基演绎了一段“长恨”的佳话；武则天本是太宗宫中才人，后被高宗占为己有，并成了一代颇受争议的女皇，等等。这些行为在儒法社会里是为人所不耻的——“乱伦”，但却被后世咏唱为爱情的典范，出现这样的现象并不是因为皇权的威严和无所不能才免遭非议——统治阶层无论如何是注意上行下效的后果的，那么这类事情的发生就说明这是一个特殊阶层领导的特殊的时代。因此在宋代，理学大家朱熹说：“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5]第八册3245他从反面来观唐代的儒法中衰，当然也能看出唐代对儒法所奉承的夫妇人伦之礼并不是十分重视，婚恋观也较前代自由开放，尽管这是一种扭曲的开放。开放的婚恋观下以至于公主也有越礼的行为发生，据《新唐书·诸帝公主传》记载诸公主或“豪侈自肆”，或“负所爱而娇”，更有甚者“纵恣，常微行市里。有薛枢、薛浑、李元本皆得私侍”等等，这些记载都可以表明那些贵为帝室之胄的公主们的生活之奢靡，行为之放荡。这从一个方面可以反映出在这个开放时代里有一部分人是以不修妇礼来轻视被一直尊崇的儒法伦理观念的。

宗法社会以儒为本。儒教是耻谈性事的，是严正的君子之教——尽管这是一种不合理甚至有违人性的规范。然而欲望越是被压抑就越是具有更大的反抗力。儒家所谓的“食色，性也”所说的“性”也只是与社会生产和生活相关的“性”，是繁衍的性，是无关风月的。这里所言之“性”一旦越离了生产、生活的需要就被认为是有违于“礼”的。但是性就仅仅是繁衍之性吗？断然不是！而是说儒教的观念里，性情之欢是被掩盖起来的。同时，与此相关的话题也就一直是一个边缘性的话题，是不足为外人道的。而在唐代开放的时代精神的大背景下，这种对性事的挑战的冲动力量更加强烈了，这种原始的欲望被放大了许多。在小说中这种用撩人的性感和冲动来烘托故事情节，渲染爱的气氛，即所谓的性爱文化的体现。它不以描写专门的色情为目的，而是通过适当的表现或者烘托氛围，从而激发起人们心底对于情和欲的渴望。只能说这是作者自我欲望的一种排解，同时也是其迎合读者、吸引读者的一种手段，小说的旨归还是以描写爱情为目的的。当然，这是繁荣时代下开放时代精神的最佳体现了。由此看来，在开放的国度里的小说创作中出现大幅度的调情场面描写也就不足为奇了——这只是时代精神的反映而已。

其次，唐代兴盛的妓楼文化与唐传奇爱情小说中男欢女爱情节的诞生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妓楼，顾名思义乃以卖笑、卖淫为生的女性所居之处。唐代高度繁荣的城市经济促成了妓楼业的长足发展，并且以大都市尤胜，比如洛阳、长安、扬州等地。故此，在孙棨的《北里志》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平康里。入北门，东回三曲，即诸妓所居之聚也。妓中有铮铮者，躲在南曲、中曲。其循墙一曲，卑屑妓所居，颇为二曲轻斥之。其南曲，中曲门前通十字街，初登馆阁者，于此窃游焉……妓之母，多假母也。亦妓之衰退者为之……初教之歌令而责之，其赋甚急。微涉退怠，则鞭朴备至。皆冒假母姓，呼以女弟女兄为之行第。”[6]这些女性自幼便接受“专业”的训练，举手投足，温文尔雅；文艺才华，不减风流。因此与来此寻欢作乐的文人士子能够畅所欲言，亦能赋诗吟唱，对答如流。久而久之，文士与妓女便在这种特殊的场合下有了固定的交游，比如《霍小玉传》中的李生就常“舍于新昌里”而“博求名妓”。加之每届及第的举子们举行的谢师宴也常在妓楼设置，所以士子与妓女之间的爱情故事往往在纷繁复杂的环境中产生了。他们之间既有肉体上的交易也有相互欣赏的一面。士子将现实中因门第而不能达成理想婚姻的愁绪转而托付于卑微的妓女身上，这样既满足了生理与心理上的需要，又不用承担过多的责任——一旦飞黄腾达，便只管青云，哪顾得上昔日的枕席之交。另外，士子的满腹经纶在文学素养尤胜的妓女身上也找到了回应，是为知音相惜之感。

第三，文人士子自身也是性爱文化在爱情类小说中出现的原因。其一是士子的风流性情。宋人张端义说：“晋人尚旷好醉，唐人尚文好狎。”[27]“好狎”为风尚狎妓游玩之意。唐代士子风流是因为在张扬的时代文士对前程自信乐观，积极向上。他们以“狎妓为荣，以风流自许”。[8]141如《霍小玉传》中的李益“自矜风调，思得佳偶，博求名妓”[2]92和《游仙窟》中的男主人公“以少娱声色，早慕佳期，历访风流，遍游天下。弹鹤琴于蜀都，饱见文君；吹凤管于秦楼，熟看弄玉。”[2]24再如张生与莺莺恋爱过程中将莺莺给他的私信公诸于众的行为，“结合唐代文士的心理追求、结合当时的社会风尚来加以分析，这个问题似乎可以迎刃而解。”[8]143“这是由于当时追求风流的风尚所决定的。”[8]143“唐五代人对风流艳遇的宽容、喜好也滋长了文士的风流个性”。[8]142正是由于士子的风流成性与放荡不羁，这类作品才有了一定的受众群体；也正是有了这样一群体，这一类作品的出现才显得更加自然而然。这些作品的内容及反映的心理也正是这一群体生活的缩影。其二，文人士子欲望的弥合。虽然儒教在唐代曾有中衰之迹，佛、道思想有所兴起，但是传统社会的根基仍然是坚不可摧的，男权话语依然是社会的主流。自科举兴起之际，一举打破了自魏晋以来的高门垄断权力的格局，寒门士子有了出人头地的机会。所以每一个寒门士子都被许了一个权力欲望的梦，尽管这个梦日益膨胀着，现实的路依然难行。他们一部分人刻苦奉读儒家经典，或青云直上，或终老科场；又有一部分人除了奉读经典外，不免投机取巧，企图以联姻高门来飞黄腾达，获得一官半职以跻身权力中心。但是唐律明文规定的“士庶不婚”、“良贱不婚”，使得他们的青云之梦渺乎其渺，故此将这种不可压抑之未满的情的欲望寄托于虚幻的文学作品，以此求得残缺心灵的弥合。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为何此类作品的女主人公多为高门大姓的缘故。以至于在有些士子的心中将与高门大姓之女的结合视为人生之一大理想。比如《隋唐嘉话》卷中记载薛元超的“三恨”之说：“吾不才，富贵过分，然平生有三恨：始不以进士及第，不得娶五姓①五姓：唐代有陇西、赵郡二李，范阳卢，博陵、清河二崔，太原王，荥阳郑五大姓氏集团。在唐代初期，此五大高门属于望族，在政治上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女，不得修国史。”[9]而此类作品中的调欢场面的描写愈是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愈是体现了他们内心深处那无法满足的欲望。

三、结 语

唐人爱情类小说对性爱文化进行了一次全方位大胆的展示，而这一尝试无疑是成功的，对后世的同类题材小说的创作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前所未有的对风月场面的扩大化描写，绝非纯粹的以引起人们性欲的色情描写，而是通过对原始性欲的勾勒进一步烘托凄美的爱情故事，使作品更加丰满和立体化。通过这种方式，才使得一直以一种极其隐蔽的方式在传统文化中蛰伏着的性爱文化，清晰地从传统文化的边缘走向唐代社会文化的熔炉。如此，才显示出了唐代与其他朝代迥异的文化气息。无可否认的是，这一现象的出现是一个新的时代背景下的诸因素合力影响，共同酿就的兼容并蓄的思想，繁荣的妓楼文化和文人士子本身等，都是促其出现的关键因素。

[1] 洪迈.容斋随笔[M].北京：中华书局，2013.

[2] 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3] 刘世德，石昌渝，竺青，编.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第三辑[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4] 干宝，撰.汪绍楹，校注.搜神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9.

[5] 黎靖徳，编.朱子语类：卷一三六·历代卷（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6.

[6] 崔令钦，等，著.教坊记·北里志·青楼记[M].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7] 张端义.贵耳集[M].北京：中华书局，1959.

[8]程国赋.唐五代小说的文化阐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9] 刘餗.隋唐嘉话[M].北京：中华书局，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