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读者的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的影响

杨慧芳

（甘肃政法学院 人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接受美学理论认为，文学艺术是生产者与接受者之间互动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作者、作品、接受者之间不断交流的过程。同样，作为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翻译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其中一个因素就是译文读者。翻译不是简单的语言之间的复制和转换，不是作者或文本的独白，而是译者、译文读者和文本之间交流对话的结果。译文读者作为一个不可缺少、与译者密切相关的主体，他们在诸多方面与原文读者的差异往往对译者的翻译活动产生直接的影响。意识形态的差异就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纵观中外翻译实践，我们不难发现意识形态对翻译产生的巨大影响。

在很多人眼里，“意识形态”一词多与政治联系在一起，如Oxford Student’s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给意识形态下的定义为：一个人，一个团体等所特有的思维方式、思想体系，是形成一种经济或政治体系的基础。但是，文化和语言研究领域的学者更倾向于使用其更广泛的定义，根据《现代汉语词典》（修订版）的解释：意识形态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形成的，是人对世界或社会有系统的看法和见解，哲学、政治、艺术、宗教、道德是它的具体表现。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其独特的意识形态体系，有着其或隐或显的意识形态边界。每一个有思想的成员在一般情况下都会自觉地在这个边界之内活动，受到其文化环境所左右，形成其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1]下面，本文将从政治意识形态和伦理观念两个方面探讨译文读者的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的影响。

一、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的影响

一个国家或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政治观念倾向不可避免地也会影响翻译的过程。这种影响程度的大小也许会因时代和社会的不同而不同，但却不容忽视。政治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对原文的选择上。

清朝末年，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的失败把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摆在每一个国人的面前。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中国必须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走变法自强之路。于是，大量宣传西方和日本等国维新变法的政治小说被介绍到中国。有人做过统计，当时大约有400多本小说被译介进来，包括政治小说、历史小说、侦探小说等。[2]20世纪初，中国人民正在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他们有着极高的革命热情，对未来充满期盼。这一时期翻译家所选择的大都是苏俄、欧美进步作家的作品，如俄国的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苏联的高尔基，英国的莎士比亚、狄更斯、萧伯纳，法国的雨果、巴尔扎克，德国的歌德、海涅等，因为作品中所表现出的革命精神极易感染译文读者。

不仅在中国，在西方翻译史上，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对影响翻译的例证也比比皆是。比如庞德从事的中国古诗英译活动。进入20世纪后西方社会现代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给人们带来了深重的异化感和危机感。随着现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各种矛盾的日益激化，西方敏感的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产生了怀疑，变得日益苦闷。庞德的《华夏集》就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下产生的。其中大多是表现哀愁离恨、厌战愁时的诗篇。这些译作无疑会引起欧洲知识分子心灵的共鸣。

政治审美倾向对翻译的影响还表现在译者对具体翻译策略的选择上。出于政治因素的考虑，在遇到可能引起麻烦或纠纷的内容时，译者或者加以删除，或者进行淡化，这在古今中外的翻译界，可谓司空见惯。福尔摩斯的探案故事在19世纪末被译介到中国，但对照原文和译文就会发现译者对很多细节进行了删改。如福尔摩斯在起居室内练习射击，在墙上用子弹砌成VR两个字母（VR代表Victoria Regina，是当时英国国君的名字）来进行练习这一细节，译者在译本中完全把它删掉了。在英语文化环境里，这一举动只说明他脾气怪异或性格独特，人们会以一种比较宽容的态度对待他。然而在中国文化环境里，用国君的名字练习射击是不可想象的，甚至会引起麻烦，而且有损福尔摩斯的形象，因此译者将这一细节隐去不译。

《安妮日记》是一个犹太小女孩在二战期间写成的一本反映纳粹迫害的日记。因此书中很多内容都与当时德国主流的意识形态相抵触。在译成德语时，译者进行了弱化处理。原文中有这样一句话：“世界上没有比德国人和犹太人之间更深的仇恨了”，译者将其译为：“世界上没有比这些德国人和犹太人之间更深的仇恨了。”“这些”这一限定语，把斥责限定在了纳粹党身上，而不是指向全体德国人。译者对日记原文中所有可能引起德国人不悦的话都进行了修正，以缓和强烈的语气。“一条条针对犹太人的法令颁布了”变成了“一条条法令颁布了”；安妮及其家人不得不离开德国，“因为我们是纯血统的犹太人”，则译为“因为我们是犹太人”。显然，这样的翻译策略是为时势所迫，要想使小说译本的发行不受到阻碍，不得不照顾译文读者的政治意识形态。[3]

社会政治意识形态也会影响译本在译入语社会的接受情况。19世纪，安徒生作品的英译本在英美并不受欢迎。有学者分析后认为这是因为他作品中很多思想观念与英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相冲突。安徒生的作品往往流露出对社会底层人物命运的同情以及革命的反叛精神，而且在他的作品里社会当权人物的命运总是被描写得很惨，这些都不符合英美社会大众的心理期盼。

总之，为使译本顺利得到接受，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总会考虑到译文读者的政治意识形态，并据此采取相应的翻译策略，尽量避免在这方面造成冲突而受到译入语文化的抵制。

二、伦理价值观对文学翻译的影响

伦理价值观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从各个方面操纵着人们的言行。不同文化在伦理道德观方面有不同的开放程度，在某种文化中被视为正常的言行在另一种文化中可能是不道德的。

中国是一个有着长期封建史的社会，几千年封建文化的积淀使中国人在伦理上相对保守和敏感。相比之下，西方社会由于经过了旨在解放人性、回归自然的文艺复兴的洗礼，在伦理方面的开放度较大。伦理开放度的不同必然会影响到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目标语文化开放度越高，读者的接受能力就越高，译文就会越接近原文，反之亦然。在中国文学翻译史上，薄伽丘的名作《十日谈》和劳伦斯的名作《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由于伦理道德方面的原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其全译本要么只能内部发行，要么完全被禁止出版，只有它们的节译本才能公开出版发行。

另外一例来自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He made you for a highway to my bed;But I，a maid，die maiden-widowed.

译文一：他要借你（软梯）做牵引相思的桥梁，

可是我却要做一个独守空闺的怨女而死去。（朱生豪译）

译文二：他奔要借你做捷径，登上我的床；

可怜我这处女，守活寡，到死是这样。（方平译）[4]

译文一是朱生豪的译文，译文二是方平的译文。两者的不同反映了译文读者伦理审美观对翻译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中国受长期闭关锁国政策的影响，文化开放程度不高。当时的读者很忌讳文学作品中直接的性描写。朱生豪先生在译这两行时进行了改写，将“to my bed”和“die maiden-widowed”分别译为“相思”和“做一个独守空闺的怨女而死去”。如今，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人们对性的态度有所改变。上述两行描写在中国读者的接受能力范围之内。因此，方平的翻译能被广大中国读者接受，且译文更接近原文。

1980年代初，孙致礼和另一位译者合译了美国长篇小说《狮身人面像》，书中有一两处比较露骨的性描写，如小说女主角艾丽卡与法国人伊冯有过一次“一夜情”。译作发表出来时，编辑部出于中国伦理观念的考虑，对一些细节描写做了删减。[3]许钧翻译法国作家吕西安·博达尔的《安娜·玛丽》时，考虑到意识形态、读者的接受能力等方面的原因，在译本中删去了原文中有关性的描写。他认为即使他不删，出版社的编辑也会删，因为这些描写有悖于我国社会伦理。

“孝道”是一个国人心中根深蒂固的观念，为使自己的译作更容易地为读者所接受，林纾常常以孝道包装他的作品。如把狄更斯的The Old Curiosity Shop译为《孝女耐儿传》，哈葛德的Montezuma’s Daughter译为《英孝子火山报仇记》，克力斯第·穆雷的The Martyred Fool被译为《双孝子噀血酬恩记》，詹姆士·鲍尔温的Thirty More Famous Stories Retold（《秋灯谭屑》）中的Dr．Johnson and His Father被译为《孝子悔过》等等。[5]

总之，译文读者的意识形态会对翻译过程造成影响，具体主要表现在对原文本和翻译策略的选择，以及译本在译入语社会的接受情况方面。译者在作抉择时会不可避免地考虑到这些因素。

[1]包惠南.文化语境与语言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2]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M].增订版.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

[3] 孙致礼.翻译与叛逆[J].中国翻译，2001，(4)：18-22.

[4]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5]王克菲.翻译文化史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