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眼中的红色中华

胡庆超，杜一鸣

（延安大学，陕西延安716000）

作为第一个揭开红色中华神秘面纱的外国记者，斯诺的著作享誉世界。这不仅由于他的传奇经历，更重要的是他所描述的红色国度里的共产党的形象，切合了当时中国大众乃至世界人民要求反抗侵略与压迫，追求民族独立、平等、自由的愿望。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无疑代表了中国的新希望。

一、坚定的决心和正确的战略是抗战胜利的前提

事实上，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以反帝反封建为己任。但大革命后期，共产党人遭到残酷虐杀，在报之以武装反抗并建立苏维埃后，受到国民党右派铜墙铁壁般的封锁。这种状况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长征到达陕北以后一直延续着。封锁是全方位的：政治上的孤立，军事上的围剿，经济上的围困，新闻上的封锁。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加剧和民族危亡的加深，宣传共产党所号召的停止内战，坚决反抗侵略和压迫，实行全民族一致抗日的主张的重任历史性的落在了斯诺肩上。这一系列政策主张正是通过斯诺对党的领袖的访谈慢慢为中国和世界所了解的。

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决心是毋庸置疑的。早在1936年毛泽东就讲“今天中国人民的根本问题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苏维埃的政策决定于这一斗争。”“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反抗日本经济和军事征服的斗争——这就是在分析苏维埃政策时必须记住的主要任务。”[1]p75很显然，此时中国共产党已然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上升为了主要矛盾，作为决定一切工作的中心。并且这一主要矛盾被毫不动摇地贯穿在抗战全过程。毛泽东在1939年面对斯诺采访时再次重申：“在革命的现阶段，首要问题是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反封建的任务可能暂时不得不退居抗日的主要任务之后。”[2]p391抗战的胜利固然离不开坚定的决心，但正确的战略亦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当斯诺问及中国取得抗战胜利的条件时，毛泽东分析到：“第一、中国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二、全世界结成反日统一战线；第三、目前在日本帝国主义势力下受苦的被压迫各国人民采取革命行动。在这三个条件中，主要条件是中国人民自己的团结。”[1]p80可见，其中已然包含了关于建立世界反法西斯战线和坚持独立自主的思想。关于这两者，毛泽东在接受斯诺采访时做过系统阐述：“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而且也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敌人。它特别是那些在太平洋有利害关系的各国，即美、英、法和苏俄各国人民的敌人。毛泽东所阐述的关于建立世界反法西斯战线和坚持独立自主立场的思想，奠定了红色中华乃至以后新中国的外交原则的基础。

二、从理论到实践把决心和战略付之行动

通过与毛泽东的交谈，斯诺感受到了共产党抵御外侮的决心，认识到了其科学的战略思想。但是，抗战毕竟是要把决心和战略付之于行动的。在这方面，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把自己的主张落实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各个方面。首先，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为了从理论上分析解决抗日战争的系列问题，使全党和全国人民有更清晰的认识，从1936年到1939年，他先后写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为争取千百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一系列著作。分别从抗战的阶段、战略战术、党的任务、统一战线等多个角度分析论述抗战中存在的问题，为中国革命指明方向。其次，针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中国共产党于1937年底召开洛川会议，提出全面抗战的路线，即动员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全民族的抗战。对于共产党的全面抗战，斯诺是这样描述的：基本的群众组织包括自卫军、少年先锋队和耕种队。自卫军的前身是赤卫队，每一个村庄都有，由体格健壮的男女组成。少年先锋队是由11至17岁的孩子组成，他们接受正规的军事训练，担任着半军事任务。编织队则由“小脚”和年轻的姑娘组成，负责供给八路军的衣物。1939年，她们曾送了十万副手套和袜子给八路军。边区是没有难民和流浪者的，难民进入边区之后就立刻在耕种队的帮助下进行生产合作。再次，共产党以身作则、务实清廉的作风一直感染着斯诺。他在描述“苏维埃掌权人物”毛泽东时说，毛氏夫妇的主要奢侈品是一顶蚊帐。“做了十年红军领袖，千百次的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1]p591939年再次采访毛泽东时，斯诺说：“我发现毛自己仍只有两套制服和唯一缀补过的大衣。他压根儿没有个人的财富。”[2]p235而彭德怀的那件长征途中击下敌机后用缴获的降落伞做的背心也给斯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苏维埃人员每个人都既是爱国者又是革命家，我们不要工资，我们只靠一点点粮食生活，我们预算之小可能令你吃惊。”[1]p208这是时任苏维埃财政人民委员的林伯渠接受斯诺采访时讲到的。曾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年资高过蒋介石的几个元老之一的他，当时的“补贴”是每个月五元边币，而斯诺在介绍自己比较钦佩的国民党县长陈先生时，提到他的薪金为每月140元。毛泽东曾讲到：“我们需要民主，不仅是作为外交上的辞藻，更为重要的是，必须有民主，才能赢得抗日的胜利。”随着抗战形势的推进，边区的民主进程也在不断向前推进。1939年斯诺重回边区时，描述了边区政府的产生过程：新法律规定着平等的选举权，选举是完全直接和普遍的。依照规定，各镇的每三十个居民中，要选出一个代表，组成镇参议会。由镇参议会再选出县或区参议会，继而选出自己的区执行委员会，并且由一个公推的县长领导。

三、自由中国的成就与希望

凭借坚定的抗日决心和合乎实际、顺应民意的抗日政策以及领袖的率先垂范、党员的以身作则，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形成了水乳交融的党群关系和军民关系。

斯诺第二次踏入红都时，惊讶于陕甘宁边区政府在教育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他提到，在红军到达陕北之前，整个区域中只有120所学校，教的只是一些四书。到1939年底，有了773所小学，79所模范小学和16所高级小学。此外，还有700个特别补习班和208所成年夜校。在以前，陕西的几所高等教育学校都在西安。现在，延安除了一所中国最大的艺术学院，一个技术训练学校和儿童工合职业训练学校之外，还有四个中等学校和三个大学。由于教育的发展，新的印刷所出版着各种书籍、杂志和报纸。许多外国的著作被翻译了过来，刊行标准本。在参观了在中国工合延安事务所指导下兴办的各种工合工厂后，斯诺说，由于边区的合作社实行了“真正的民主制度，社员代表10万以上的家庭。单是生产合作社在1939年就有28326个社员，比当时中国全部已设工合单位的社员总数还要多”。[3]p27这些数字足以说明红色国度内的巨大成绩，这无疑是推动抗战胜利重要因素。但是，决定战争成败的最关键的因素在于“兵民”。斯诺是这样描述边区的拥军拥属的：人民常常表示他们对于保卫者的感激，有儿女在前线的家庭常常收到许多小礼物，这在乡村生活中是十分珍重的。兵士的家庭可以免除一切谷物的捐输，并且有突击队帮忙耕种土地。他们在合作社购买物品时，可以享受最低的价格。在戏院和会场里，他们尽量被安排在最优越的位置上。斯诺回忆说，他常常能见到彭德怀和两三个“红小鬼”坐在一起，认真地向他们讲政治和他们的个人问题。有一次他同彭德怀一起去看一军团抗日剧团的演出，天黑后天气开始凉起来，当他把棉袄裹紧的时候却发现彭德怀脱了棉衣披在了坐在他身旁的一个小号手身上。斯诺第二次见毛泽东是在傍晚的时候，起初并没有认出是毛泽东，后来别人指出才知道。因为他在街上走着，一边和两个年轻的农民谈着话，一边认真的做着手势。斯诺不禁惊讶：南京悬赏二十五万元要他的首级，可是他却毫不介意地和旁的行人一起在走。在介绍一次观看红军剧社的演出时，斯诺这样描述：“不售门票，没有包厢，也无雅座。我看到中央委员会书记洛甫、红军大学校长林彪、财政人民委员林伯渠、政府主席毛泽东以及其他干部和他们的妻子都分散在观众中间，像旁人一样坐在软绵绵的草地上。演出一开始就再也没有人去怎么注意他们了。”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这些党和红军的领袖都是顶着巨额赏格的人，但他们的司令部门前都只有一个哨兵。这并不是不可理解：人民的军队在人民中间哪里用什么哨兵呢？

“我最后一次走过保安的大街，越是走近城门，越是感到恋恋不舍。”“我心里感到很难过。我觉得我不是在回家，而是在离家。”这是斯诺在告别红色中国时的一段内心写照。西行之前的惴惴不安早已烟消云散，填补它的是满怀的恋恋不舍。不舍的是什么？是某些难忘的经历，是农民的质朴，是战士的纯真，亦或是领袖的情怀。这一切似乎都预示着红色中国的新希望！

[1]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香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

[2] 埃德加·斯诺.斯诺文集[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

[3] 姬乃军.情系热土——国际友人在延安[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