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英国政府与慈善机构的合作及其困境——基于伦敦育婴院大接收的个案分析

吕晓燕

（江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江西 南昌330022）

关于近代英国社会福利的研究素有二元传统，注重私人与公共、个人与集体的区分。英国学者乔安娜·英尼斯（Joanna Innes）认为近代早期英国存在混合福利经济，慈善活跃于济贫法未曾顾及的地方，如教育和医疗等领域。［1］（P2）这一说法承认社会福利在整体上的混合情形，但对于两者的交融未曾涉及。据此，本文以18世纪中期英国政府和民间社会在慈善领域的合作尝试——伦敦育婴院在1756～1760年间的大接收为例，试图分析官方救济和私人慈善的交叉与互动及其连带效应，同时探讨时人对这一合作的态度和认知。

一、大接收的背景

弃婴是一个古老而普遍的社会问题。在近代早期的英国，社会经济变迁加剧，战争频繁，弃婴问题愈发严重。在17世纪末，伦敦每年约有一千多名婴儿被弃街头。［2］（P497）18世纪30年代，伦敦有近11万个婴孩在五岁以内夭折。［3］（P330）在1731～1750年间，近一半的死亡人口是五岁以下的孩童。［4］（P55）18世纪中期，英国社会陷入人口不足的恐慌，纷纷强调人口增殖的必要性。1741年，英国历史上第一个专门接收弃婴的民间慈善组织——伦敦育婴院，正是上述背景下建立起来。同年3月25日，育婴院正式开始接收婴孩，要求年龄小于两个月，且无传染性疾病。自1750年1月至1755年12月，共有2523名孩子被送到育婴院，但仅接收了783个孩子。［5］（P78）到1756年，理事们认为，若想扩展育婴规模，惟有取得议会的财政支持。1756年2月11日，理事会通过了请求议会拨款资助的决议。5月3日，下议院拨款1万英镑资助育婴院收养弃婴。

在19世纪之前，英国慈善组织的活动通常是独立于官方的志愿行为。政府对慈善组织只在法律层面予以适当的规范和支持。育婴院顺利获得议会支持，一方面是因为育婴院盛名在外，此前15年的运作获得肯定，且婴儿死亡率相对较低。另一方面，也是得益于当时的人口局势。1756年英法七年战争开始，当时英国人口只有法国的三分之一。社会上普遍认为英国处于人口减少的危险之中。1751年，科伯恩·莫里斯（Corbyn Morris）声称，人口下降主要是因为十岁以下的儿童存活率太低。这一说法显然是有充分依据的。［3］（P330）1761年，乔纳斯·汉韦走访调查教区济贫院的育婴状况。汉韦发现，14个教区济贫院收留的1245名婴孩，仅有168名存活，死亡率近88%。［6］（P67）这并非个别现象。圣卢克教区在五年内接收了53个孩子，无一存活。［7］（P11）另一个济贫院28年里接收了约2000个孩童，但无一养大成人。［8］（P57）

所谓大接收，是与育婴院原先的小规模接收相对比而言的。此前，由于资金有限，育婴院每年接收的婴儿不超过100个。取得议会资助之后，育婴院可以接收所有符合年龄限制和无传染性疾病这两个条件的婴孩。［8］（P15）事实上，伦敦育婴院根本无法容纳如此多的婴孩。自1757年开始，先后在约克、肯特和切斯特等地兴建分院。所有婴孩都在伦敦接收，在乡下寄养至三到五岁时，将其安排至最近的分院。曾经每年仅接收一百多名婴孩的育婴院，突然面临来自全国各地成千上万婴孩的冲击，尽管有议会的资金保障，仍难免出现各种问题。

二、大接收的运作及其影响

1756年6月，育婴院以议会资金为后盾，开始大接收。随着大量婴孩涌入，育婴院原有的设施和管理方式面临冲击。在婴儿泛滥、管理不力的情况下，雇员中出现了营私舞弊现象。1756年10月，一个门房因接受贿赂，将一个年龄超过两个月的婴孩混入而被开除。雇员的营私舞弊毕竟属于内部事务，理事会可以进行管制和惩处。但因大接收而引起的外部问题则更为棘手。据统计，在大接收之前，育婴院接收的400名婴孩中，其中350个来自伦敦附近教区。但到1759年，比例发生了很大变化，来自伦敦以外地区的婴孩比例从原先的12%上升至48%。［5］（P103）然而，许多远途而至的婴儿，不是死于途中便是在被接收之后很快死去。

为了减轻负担，一些教区官员甚至出一小笔费用，将孩子托付给流浪汉和乞丐等，让其捎带至育婴院，而这些人不可能照顾婴孩。因此，许多婴孩死于从乡间送往育婴院的途中。饥饿、疾病、疏于照料和旅途劳顿等都导致了婴儿死亡率的上升。面对日益上升的死亡率，理事们感到事态严重，试图弄清原由并予以控制。1758年4月，理事会召开若干次会议，拟定了非常详尽的问题进行调查，请医生协同观察并提出有效措施。尽管委员会努力应对上述问题，试图维护育婴院的社会形象，希望维持大接收。但因大接收而导致的诸多问题，尤其是极高的婴儿死亡率，已经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密切关注。

三、社会舆论的批评和大接收的终止

因为其照顾的特殊对象——弃婴和私生子，育婴院始终处于社会舆论的密切关注之下，也比其他慈善机构遭受了更多批评。大接收时期的混乱和弊端更为这类批评提供了充足的动力和依据。当时的报纸、杂志和小册子对育婴院收养弃婴，尤其对大接收及其引起的诸多问题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和激烈的反对。

一位绅士连续写了九封信给议会，详述育婴院的大接收造成的种种弊端，呼吁议会终止对育婴院的资助。人们也认为如此收容弃婴，使得未婚男女可以随意处置其孩子，不利于婚姻结合，会减少人口，削弱国家基础。“愤世嫉俗的人们认为大接收的目的是崇高的，负担是难以承受的，结果是可悲的。”［8］（P110）鉴于育婴院的婴孩死亡率极高，人们认为育婴院的扩展并没有达到增加人口的初衷。在这些风起云涌般的舆论批评中，以下三个特征比较突出：首先，众人的责难主要是认为育婴院收养私生子，可能会助长轻浮、放荡和淫乱的不良风气，从而破坏公共道德。其次，批评者相信，救济穷人是为了有大量的人力为国家服务，往往将拯救孩子的生命作为一项投资，计算这一举动所付出的成本和可能产生的回报。第三，大接收的施行基于议会的财政拨款，除传统的济贫法以外，政府无权将公共税收用于社会慈善，因此反对之声迭起。可见，社会舆论的批评表面上集中于对社会道德的关注，实际上隐含了经济利益方面的考虑。

随着种种问题的出现，加上社会舆论的批评和反对，议会面临压力，开始考虑终止资助。育婴院接收的婴孩越来越多，议会支付的金额也逐步增长。到1760年议会已经支付了13万英镑。一方面，送到育婴院的孩童在数量、地理范围和费用等方面都大大超出原来的预想；另一方面，议会为大接收投入了巨额费用却导致诸多弊端，随着高额投入与高死亡率相映衬的尴尬，不时出现的丑闻和由此引发的激烈批评，最终使议会决定终止资助。1760年2月8日，国会通过决议，终止对育婴院大接收的资助，但仍为此前接收的婴孩养育提供资金。

资助中断后，育婴院停止接收婴孩并逐步关闭各地分院。大接收成为育婴院由盛转衰的一个转折点。大接收期间的诸多弊端严重损害了育婴院作为一个慈善组织的社会形象和信誉。舆论批评和负面评价使得育婴院的社会捐助急剧下降。从1739年至1756年的年均收入2700镑，到1770年仅为590镑。在18世纪70至80年代，育婴院每年仅接收100个孩童，而90年代初每年仅接收15个。尽管育婴院的大接收以失败告终，但也有可取之处。大接收期间接收的14934名孩童中，完成学徒训练的有4400人，约为总数的三分之一。当时西欧同类育婴机构很少能达到这一比例。同时，育婴院作为一个专门照顾婴孩的慈善机构，某些探索和成果推动了儿童护理方面的进步。

在18世纪，英国慈善机构的特征之一是完全独立于官方的自主性。这一时期，伦敦慈善组织大多是自发的民间活动，由私人捐助和管理。如果这一活动为政府所认可，可能有临时或试验性的帮助。伦敦育婴院的大接收是近代英国政府与民间慈善组织之间的合作尝试，意味着政府开始重视并借助民间慈善组织的救助力量。议会只提供资金不参与管理，而育婴院以议会资金为后盾开展慈善活动，成为一个官助民办的公共慈善机构。然而，一方面，由于经验不足，议会与育婴院的合作并未设定具体的界限和规则；另一方面，议会要求育婴院施行大接收，也是鉴于教区济贫院育婴工作的糟糕情形，有意通过大接收来部分替代教区济贫院的育婴工作。因而，大接收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以政府力量为主导的本地义务救济和以社会力量为主导的慈善救助，模糊了两者之间的界限。各地教区官员为经济利益所驱动，乘机转移负担，出现了全国各地向伦敦育婴院输送婴孩的浪潮。与此同时，育婴院出于热望和野心，一再放宽接收孩童的年龄限制，给予教区和不负责任的父母转移负担的机会。原本由地方教区各负其责的弃婴、私生子和贫困孩童纷纷涌入育婴院。伴随这种集聚效应而来的庞大规模和浩繁事务，已经超出了私人慈善机构所能掌控的程度。在这种失控状态下，育婴院不堪重负，弊端百出，引起社会公众的强烈不满。最终，议会终止资助，育婴院结束大接收。大接收的失败导致此后很长时期里官方救济和民间慈善各自独立施行救济，很少合作。直到19世纪，虽然大部分社会福利仍由私人主导，但政府开始参与其中，逐步加强对慈善组织的监督与管理，同时予以一定程度的帮助和监管。

［1］George，M.D.，London Lif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London：Routledge.1996.p.xiii.

［2］R.B.Outhwaite，“Objects of Charity”：Petitions to the London Foundling Hospital，1768－1772，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Volume 32，No.4，1999，Summer.

［3］M.Dorothy George，Some Causes of the Increase of Populati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s Illustrated by London，The Economy Journal，Vol.32，No.127（Sep，1922）.

［4］Andrew，D.T.，Philanthropy and Police：London Charity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

［5］Ruth.K.Mc Cure，Coram’s Children：The London Foundling Hospital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Yale University Press，1981.

［6］Jonas Hanway，Appeal for Mercy，（London，1766）.

［7］J.H.Hutchins，Jonas Hanway，1712－1786.London：S.P.C.K.，1940.p.34.

［8］John Brownlon，The History and Objects of The Foundling Hospital with A Memoir of the Founder，London，18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