殊途中的生命求索——宗白华、郭沫若文缘寻踪

王 艳

王艳/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讲师，硕士（湖北十堰442000）。

宗白华和郭沫若同为现代文坛的两大巨匠，他们因诗相识，因诗相交，共同开创了文学史上的一段文缘佳话。因诗交缘的宗白华和郭沫若虽然成为好友，但这只是他们人生旅程中的一段插曲，尽管在这段插曲中，两人心灵的碰撞奏出了美妙的音乐，却只能成为彼此美好的回忆。在之后的岁月里，宗白华、郭沫若这两位大师因为各自的个性追求、人生选择而走向了相异的人生道路。

一、严谨求实的学问人生

1920年2月12日，宗白华在信中告诉郭沫若，自己将去欧洲进行文化考察。两个月后，《学灯》“通讯”栏刊登《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复函：“白华本月底赴欧，无暇撰文。”宗白华前往法国，开始了他的学问生涯。

到法国巴黎后，经徐悲鸿的引导，宗白华探访了巴黎卢浮宫，还有罗丹纪念馆等，他将此次参观视作自己一生美学鉴赏的起点，并由此写出了《看了罗丹雕刻以后》包含重要美学观点的论文。随后，宗白华由巴黎来到德国，进入法兰克福大学学习哲学、心理学、生物学。在1920年12月20日写给《学灯》编辑李石岑的信中，宗白华说自己“预备在欧几年把科学中的理、化、生、心四科，哲学中的诸代表思想，艺术中的诸大家作品和理论，细细研究一番，回国后再拿一二十年研究东方文化的基础和实在，然后再切实批评，以寻出新文化建设的真道路来。”[1]

次年春，宗白华转学到柏林大学。在那里，宗白华师从德国著名美学家和艺术史家德索、伯尔施曼和哲学家里尔，学习历史哲学和美学。期间，他创作了大量诗歌，如《人生》《解脱》等，后汇集成《流云》小诗；撰写了《恋爱诗的问题》《〈蕙的风〉之赞扬者》等新诗创作理论问题的文章。

1925年春，宗白华回国，同年12月，被聘在南京东南大学哲学院任教。从此，宗白华走上了一条学术研究、教书育人之路。他先后在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开设《美学》、《艺术学》等课程。课堂上，宗白华熔中西文化、艺术和美学于一炉，深入浅出，其议论之精到，诗意之盎然，引来学生浓厚的听课兴趣。作为一位杰出的审美教育家，宗白华为中国现代哲学教育和哲学、美学、艺术学的研究事业，培养了大批的知名学者，为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2]

宗白华在20世纪20年代就倾心于歌德的人格和艺术，他翻译了大量歌德的文章，撰写了《歌德之人生启示》，并重点分析了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和《浮士德》，在国内率先开始了歌德研究，并在今后的十多年里一直潜心于歌德其人其作的研究。与此同时，宗白华在绘画理论研究上也卓有成效。针对西方绘画在国内的热潮，他将中西绘画进行了对比，并以论文发表了许多重要的见解，如《徐悲鸿与中国绘画》、《论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中西绘画与文化精神》。

另外，宗白华还在哲学、美学、艺术研究方面，产生了较大影响，在《哲学与艺术》《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论文艺的空灵和充实》等文章中提出的美学观点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关注。

1952年，宗白华被调至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他译作了康德《判断力批判》《拉奥孔》（节译）《歌德论》等多种外国文艺作品，撰写了《美学的散步》《康德美学思想述评》《美从何处寻？》等一系列重要文章。

宗白华从小就有中国古典文学的深厚基础，后留学德国，深受德国古典哲学精神和现代艺术思潮的滋养，他本人对书法、绘画、诗歌、园林建筑等艺术都感兴趣，在学养上堪称表率，其成就多表现在文学创作和中国古典美学研究方面。他在20世纪20年代初发表的《流云小诗》是“五四”新诗创作的重要收获。在美学、哲学、艺术领域发表的学术文章充分显示了他渊博的学识和深厚的美学素养。

二、辉煌灿烂的政治人生

天生就具有浪漫情怀的郭沫若从小就从大哥那里受到新思想的启蒙，在留学日本大学毕业后，毅然弃医从文，满怀信心地回到祖国想要大显身手，但现实的遭遇让他很快如梦初醒。在历经一段苦闷之后，他接触到了辩证唯物主义，这让他感觉到自己面临一个“转机”，尤其是翻译了日本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后，他认为自己“从文艺运动的阵营里转进到革命运动的战线里来了”。[3]之后郭沫若的一生都与政治如影随形。

1926年7月，郭沫若投笔从戎，武装北伐，首先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负责宣传、动员、组织祝捷之类的工作，后又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等职。次年3月，因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与蒋介石闹翻而被通缉。之后在周恩来、李一氓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且为之贡献了自己的所有力量。

在中日战争开始以后，应国内最高领袖蒋介石的召唤，郭沫若回到中国，意气风发，踌躇满志，打算归国襄赞国事，应对战局。此时的郭沫若已经具备高度的政治敏感与政治自觉意识，他将自己的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知道自己在整个国家、社会政治格局、社会评价系统中已是举国瞩目的公众人物了。他创办《救亡日报》，亲自赴前线劳军。之后，郭沫若的身影，频繁地出现在中国上层社会的各种政治活动中，国共两党争相向他示好。面对复杂多变、变幻莫测的政治格局，郭沫若坚定地站在了共产党一方，并成为继鲁迅之后中国革命文化界的领袖。

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依然站在政治的风口浪尖，担任着国家事务、科学文化教育和国际交往等方面的领导工作，在党的九大、十大、十一大被选为中央委员。

作为20世纪的一位文化巨人，郭沫若在众多领域都有着创造性的重大贡献。同时，他一直站在时代的潮头，成为政治和文化的双重领路人。

三、生命的殊途

宗白华和郭沫若这两位大师在20世纪20年代初因诗结缘，并成为无话不谈的知己。短暂的交往之后，他们便踏上各自的人生征程。宗白华选择的是做一名默默耕耘的学者；而郭沫若选择的是做一名叱咤风云的政客。是什么原因让他们走向这样的殊途呢？除了人格个性、处世方式等原因外，不同的人生选择和相异的学术领域也是他们走向各自人生道路的重要因素。

（一）不同的人生选择

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宗白华在父亲言传身教的熏陶下，从青年时代就树立了“教育救国”的理想，他立志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中国的教育事业，全身心沉浸于美学、艺术和哲学的研究之中。面对满目疮痍、混乱不堪的社会，宗白华倡导用“艺术的人生观”作为“青年的烦闷”的解救办法，主张用“唯美的眼光”“在这污浊的人生里重新掘出精神的宝藏，发现这世界崭在如新，光明纯洁，有如世界创造之第一日”。[4]这是宗白华对于理想社会的深情呼唤。当他发现这种理想与黑暗的现实格格不入时，宗白华真正做到了儒家传统的“穷则独善其身”，他返身向内，注重个人性情的修养，致力于学术研究。

纵观宗白华的一生，他一直以“拈花微笑的态度对待一切”。几十年间，宗白华把“人生的艺术化”作为自己的信仰与追求，他潜心于各种学术研究，在工作之余从不涉足书法、绘画、音乐、园林等以外的艺术场所。他把工作和生活完美地融入艺术的审美境界中，使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宗白华对朋友、学生，一贯真诚相待，从不计较名利和个人得失。在“五四”时期，宗白华就是文坛举足轻重的人物，与他同时期的许多人如李大钊、郭沫若、冰心等早已载誉天下，而他却一直默默无闻。五十年代被调到北大后，和他同时期同名的朱光潜、冯友兰都是一级教授，连他的学生熊伟都评上了二级教授，而宗白华直到去世也只是三级教授。对此，宗白华却泰然处之，从来也不争也不闹，真正做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独善其身”。

在郭沫若的个性中，有着其极强烈的政治意识。在人们心目中，郭沫若既是一个卓尔不群的知识分子，同时更是一位叱咤风云的政坛领袖。他不仅是中国现代诸多历史事件的亲历者，更是以一个弄潮儿的形象，充满自信，带着意气风发、指点江山的豪情壮志，写下了一系列时评文章，如《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等。不论是北伐时期，还是抗战时期，郭沫若都是当时举足轻重的政坛人物，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在文化战线上的领袖地位无人能及。正是因为亲历北伐、抗战，还有新中国的成立这些直接面对中国社会现实的社会活动、政治活动，郭沫若对中国现代的经济状况、政治形态、阶级关系等问题有直观的、感性的了解和判断，他能够在千变万化的政治态势中，迅速且毅然做出自己的抉择。

郭沫若不仅是个文人，更是一个政客，他是一个把文学的追求和人生进取都付诸于实践的人，我们不应否定他社会功利追求的一面。也正是因为功利意识的追求，才会有活跃于文坛与政坛的双重领袖郭沫若。

（二）相异的研究领域

宗白华和郭沫若在“五四”时期以诗相会成为朋友，在之后的人生路途中，两人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虽然他们依然在学术研究这块园地辛勤耕耘，但研究的领域却不再有交集。

“五四”之后，宗白华主要从事美学和艺术的研究，从前最热衷的哲学此时变得次要了。面对满目疮痍、灾难深重的国家和社会，宗白华一直用“艺术的人生观”来改造社会。他力主用一种纯粹的唯美主义的态度来对待社会上各种现象。用唯美的立场、艺术的眼光看世界、看社会，从一切现实的丑的现象中看出美，在一切无秩序的现象里看出规律，从而发现人生的积极意义。宗白华确实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他的理想，他一直在大学里继续着他年轻时确立的“教育救国”的梦想，从事着艺术、美学和哲学等方面的教学工作。同时从事戏曲、绘画、雕塑、书法、音乐等各种艺术及美学领域的研究，但对诗歌，宗白华却再未涉猎。

在创作《女神》之后，郭沫若的研究方向从诗歌延伸到史学、文字学等其他领域，成为一名多面手。在文学领域，他集诗人、剧作家、文艺理论家、翻译家等多种身份于一身，发表1400多首诗，出版14部诗集，创作了《屈原》《虎符》等系列历史剧，提出了许多诗学、小说等创作理论，独辟“神韵译”的翻译范式。在史学领域，他不仅是历史学家，还是考古学家。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青铜时代》《甲骨文字研究》等史学和古文字学著作。

因为宗白华后期不再涉猎诗歌，使得他和郭沫若之间没有了共同探讨的话题，他们不可能像“五四”时期因为诗歌创作而进行一些争论和探讨。失去了这样交流的平台，加之两人本身性情差异很大，因此，在后来的人生路上，宗白华和郭沫若就像两条直线，沿着各自的轨迹平行发展。

四、殊途中的相遇

宗白华和郭沫若在后期交往很少，这里提出两次并述。

一次是1941年11月10日，为祝贺郭沫若50生辰，宗白华在渝版《学灯》第151期发表《欢欣的回忆和祝贺》，赞誉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新诗人“在文艺上摆脱二千年来传统形式的束缚，不顾讥笑责难，开始一个新的早晨，这需要气魄雄健，生力弥满，感觉新鲜的诗人人格。”[5]热情呼唤郭沫若替《学灯》“再来一个《女神》”。

另一次是1965年，中国学术界掀起了王羲之代表作《兰亭序》真假的争论，郭沫若认为《兰亭序》文、《兰亭序》帖都是后人伪托的，另一方代表、南京著名书法家高二适对此持反对意见。宗白华虽然并不完全赞同郭沫若的观点，但却不辞辛苦，为昔日好友寻找辅证。他在1965年7月22日和27日连续给郭沫若致信两封，探讨《兰亭序》问题。

宗白华和郭沫若后期交往屈指可数，但他们彼此之间的友情却并未淡化，宗白华在《秋日谈往—回忆同郭沫若、田汉青年时期的友谊》时说道：“随着时代的动荡，我们三人见面的机会少了。但青年时期种下的友谊的种籽，一直开放着不败的花朵。”[6]可见他们一直把彼此都当作知心朋友。郭沫若后来步入政坛以后，虽然获得赞誉很多，但也惹来一些非议。而宗白华作为一个老朋友，始终如一地欣赏他。同样，在郭沫若眼里，宗白华一直是个值得尊敬的提携者。尽管他后来身居文化、政治双重高位，但对宗白华的尊敬之情却从未有丝毫改变，在和宗白华后期不多的交往中，尊敬之情溢于言表。

[1] 林同华.宗白华全集(第 1卷)[C].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320.

[2] 林同华.宗白华美学思想研究[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239.

[3] 黄淳浩.郭沫若自叙[M].北京：团结出版社，1996：2.

[4] 林同华.宗白华全集(第 2 卷)[C].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26.

[5] [6]宗白华.三叶集(大家经典书系)[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