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对岸的“第二性”——从袁琼琼的创作看台湾20世纪新女性主义文学的发展

张 杨

（河南广播电视大学，郑州 450000）

在台湾文学的发展中，女性文学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无论是发端于20世纪世纪50年代初期，以大陆迁台女作家为首创作的“乡愁文学”，如林海音、沉樱、苏学林等，还是六七十年代受西方文学影响较深的“新知识女性”的创作，如欧阳子、曾心仪等，台湾女性文学都在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彰显自己的文学价值和地位。但是台湾的女性文学创作高峰却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在这个时期，随着女权主义和女性思潮在世界范围内的蓬勃发展，台湾的新女性主义文学也以非常鲜明的女性意识发展了起来。这时期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女性代表作家，她们的创作对台湾文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延续至今。这其中，袁琼琼的创作就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通过梳理和细化她的创作流脉，可以清晰地看到台湾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在其中的投射印迹。

袁琼琼于1950年生于台湾新竹，祖籍四川眉山，属于“眷村第二代”。1982年赴美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班研究。起初以笔名朱陵写作新诗，继以散文和小说知名。作品主题多环绕都市男女情爱，著有《春水船》《自己的天空》《随意》《沧桑》《钟爱》《两个人的事》《袁琼琼极短篇》《苹果会微笑》《情爱风尘》《恐怖时代》，以及长篇小说《今生缘》等。并长期参与电视及电影剧本写作，较著名者如《大城小调》《红男绿女》《家和万事兴》等，皆脍炙人口。她的作品曾多次获联合报小说奖、散文奖及时报文学奖等。

袁琼琼的小说作品受到关注，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自己的天空》，该小说1980年曾获得《联合报》的小说奖。从这部小说开始，她的创作就以一种文本自觉的形式关注女性，尤其是女性有别于男权社会的独特情感世界。相对于其他从事传统写作模式的女作家来说，袁琼琼的写作更加集中地致力于表现女人的感性层面。结合袁琼琼的这些作品，我们会发现她契合了当时女性主义文学发展的阶段特征，具体说，即女性意识觉醒期、女性意识冲击期、女性意识叛逆期。

从世界范围来看，女性主义是跟女权主义、妇女解放运动相联系的。这一思潮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很早，大概是19世纪末左右，是女性主义的第一次浪潮。当时争论的一个焦点是要求性别包括男女之间的平等，也就是两性的平等。当时也要求公民权、政治权利，反对贵族特权，强调男女在智力上和能力上是没有区别的。最重要的一个目标是要争取政治权利，往往被称作“女权运动”。

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人们认为，最早也是起源于美国。这次运动一直持续到80年代。其基调是要消除两性的差别，转变使得女性附属于男性的社会环境，要求各个领域对公众平等开放，等等。

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带来的另外一个结果，就是女性主义的学术研究兴起。因此，也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女性主义流派。长久以来，在社会上是一个以男权意识为中心的社会意识形态。所以人们在这种意识形态中形成的概念使得他们从男权的角度来描述这个世界，并且把这种描述混同于真理。就是说，这种描述是千真万确的，是天经地义的。他们对这些人们习以为常的一些概念提出了挑战。尽管流派众多，但基本点是争取两性平等，改变女性受歧视压迫的现状。

本文所指的女性意识指的就是第二次女权运动中的女性主义观点。这些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传播到台湾以后，受到许多女性作家的追随。例如在1986年，《中外文学》特别推出了一期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专号”，专门去介绍西方的女性主义思想及评论方式。欧阳子、杨美惠等翻译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奠基之作——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台湾能够兴起女性主义理论，并不仅仅是单一的借鉴，更多的是建立在本土女性文学的繁荣发展及社会经济发展后妇女地位提高的基础上的。这些女性主义理论以女性的（物质与精神层面的）社会需求基本出发点，辐射社会各个层面，致力于寻求女性彻底解放。本文旨在通过台湾代表女作家的个案分析（袁琼琼的个人创作），来梳理台湾80年代以后台湾女性主义的发展流脉及突变，并分析它带给女作家创作理念的影响。

一、女性意识的觉醒期——《自己的天空》

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作品 《自己的天空》，是袁琼琼的奠基之作。在当年还是以文学新人的她，依靠该作品一举夺得《联合报》的短篇小说大奖。这篇小说艺术手法单一，情节简单。描写了一位从家庭主妇转变成社会女强人的妇女形象，主人公静敏原本是逆来顺受、全身心照顾子女、顺从丈夫“旨意”的家庭妇女，但是当丈夫提出要同时拥有两个老婆的无理要求时，她没有选择屈从，而是毅然决然地离婚，通过这个行动来捍卫自己的尊严。静敏的举动不仅让丈夫大为意外，也让社会上那些习惯于掌控女人生活的男权阶级大吃一惊。正是因为如此，这篇手法单一、情节简单的小说作品才能获奖，确切地讲，该篇小说更重要的意义不在于它的文学价值，而在于其思想价值。在于激起那些受传统夫权主义的封建思想束缚的女性反思，并为这些受压迫的“第二性”们提供新的生活解决方案。那些和静敏一样的女人们离婚后不仅没有因为失去经济支撑而潦倒街头，更没有因为失去生活信心而郁郁寡欢，反而在感情和现实生活中都收获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开拓了新的生活空间，成为越活越精彩的新女性。作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现代版“娜拉”成功出走的典范，让我们看到现代的“娜拉”是可以放心出走，并找到“自己的天空”的。袁琼琼在这篇作品中彰显的女性自立自强意识、挑战男权进而挑战压抑女性身心的传统伦理思想与当时女性主义文学思想在台湾的传播有极大关系。

早在日据时代的台湾，西方第一次女性主义浪潮就对其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的思想界的开明人士借这一次妇女运动，深入探讨了妇女在经济、婚姻、受教育状况等方面的权利问题。提出了“先做人、再做男人或女人”的主张。而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台湾经济复苏并高速发展，教育的普及程度明显提高，妇女的就业机会也比之前多了许多，这些都成为促成台湾女性意识觉醒的前提条件。此时恰逢西方第二次女权运动自美国滥觞，台湾历来受美国文化影响深刻，此时积累了理论准备和社会基础，台湾的现代妇女运动就打出了“新女性主义”的旗帜，并应运而生台湾新女性主义文学，代表作家有曾心仪、李昂、朱秀娟、袁琼琼、廖辉英等。这些作家塑造了鲜明的“新女性形象”。套用“吕秀莲《新女性主义的内涵》中概括为：‘以生为女人自傲，能充分发挥志趣，适度保持自我，负责任，尽本分，有独立的人格思想而与男女两性均维持和睦真挚关系的女人’”。可以看出，袁琼琼此时的《自己的天空》实际上就是这些理论的实践品，它与英国女作家伍尔夫《自己的房子》表达了相一致的女性意象：女性独立所必备的生存空间，这个空间被包括女性在内的人们已经忽略很久了——它显然既是物质的，同时又是精神的。

总之，此时期台湾女性主义文学的着力点在于塑造新女性自尊、自强、自立的性格，以及对自己的人生和理想的执着追求。女主人公的形象都十分正面、坚强。

二、女性意识冲击期——《苹果会微笑》

随着台湾女性主义思潮的深入发展，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台湾新女性主义文学进入了新的阶段，作家群日益壮大，渐成风气，创作内容和题材也开始向新的领域拓展。突出表现在，女作家的写作更为大胆，更有思辨意义，作品从原先着力展现的“情感”层面转到了更为深刻的“情欲”层面。

这样的转变无疑是具有哲学意义的，这样一个转变也把原先简单的女性文学写作推进到了一个更高的艺术水准上。从文学史上看，男性写作同样走过相似的历程。台湾在此时出现这样的转变，原因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大约有这些因素：其一，台湾当局1987年解除了“戒严令”。这一法令是蒋家王朝统治时期，为了钳制言论，控制思想所设。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这一法令越来越受到全岛内外的抵制，最终走向可耻的终结。这一法令的废除，导致思想的蓬勃和言论的井喷，更带给作家极其广阔自由的创作环境，此时作家的笔，几乎可以触及社会各个角落。思想的蓬勃和言论的井喷促使作家深入思索，在作品中也蕴藉了更多这种思索，同时他们的创作可以更加大胆、更加无所拘束。性的话题历来是一个男权统治的话题，长久以来，只有男作家敢于在作品中用“男性”的视角去描写女性情欲，这样的写作主体是错位的，男权主义理解下的性，与女人完全不同，而这种误读无论对于读者还是女权思想来说，本身就是怀疑和戕害。要推翻男权，必须先从此下手，很多女性主义作家意识到了这个关键，并为之创作出一系列作品。此时台湾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宣扬的“女性写作”便是强调主张“女性书写”或“阴性书写”，关注女性本身的话题，凸显剥离男性层面而独立自主的女性意识和女性话题。其二，台湾这一时期经济高速发展，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之首。经济的发展强调更细的社会分工，提供了更多的工作机会，使得越来越多的女性从封闭的家庭环境中走了出来，社会经历愈加精彩。这一变化拓宽了女性的生活空间，增加了女性的生命体验，发展了女性小说的新题材，使得原有的、与封闭家庭生活对应的、传统的“闺阁”文学越来越没有市场，而与新生活、新思想对应的“新女性主义”文学成为热点。借用大陆学者刘红林的观点，他指出：“台湾女性主义文学对身体自主的追求是大胆的，前卫的，它叛离政治主流，抵拒国家、社会的宰制，颠覆父权传统下重抽象理性轻实体感官的观念，在资本主义开发的欲望中追寻自我。女作家们在女性情欲和同性恋议题上的自我分裂与自我矛盾，错综复杂地显示出解严、资讯爆炸、资本主义消费社会主导下台湾的意识形态纠葛和两性所面临的价值冲突。但无论如何，女作家们旁若无人、具体入微的女性书写，都反映了她们摆脱父权阴影的决心，都是她们对解放的礼赞。”①

在这样的时代文学环境下，袁琼琼表现出了高度的思想敏锐和文本自觉性，此时期的她创作出了以《苹果会微笑》（后被改编为《万人情妇》）为代表的一批新女性主义文学作品。在这部作品中，主人公赵光明原本是一个性情柔弱的传统女人，年轻时嫁给了一个比她大很多的先生，为了使彼此之间的年龄差距看上去小一些，她刻意让自己的外表穿着和行为举止各方面都显得成熟稳重。按照这样的套路发展下去，她必与那些旧式女人的生活命运无异。可是偏偏在她32岁那年，丈夫突然去世，年纪比她还小的男人信德此时闯入了她的生活，带给她不一样的感受，尤其是在灵与肉的层面，更让她欲罢不能……这部作品发表后，在台湾文坛引起巨大轰动，它所传递的思想意义是大胆、叛逆的。袁琼琼在小说《后记》中自称这本小说是“根源于自己这点想诚实的任性，因为想试着来面对自己的肉体，来面对自己四十年来身为女子，对爱与性的感觉”。这种坦诚中固然带有谦虚的成分，从她一向的文本自觉中可以看出，她是通过成熟的思考后形成作品的。不容忽视的是，这部作品的社会意义和文本意义都是具有代表性的。从社会学的角度审视，这样的写作是女性主义思潮被广泛接受后的产物，至少在女性读者和经过女权启蒙后的读者那里，这样的作品是真诚的，优秀的。从文本意义看，正是女性“性意识”的萌芽和复苏，成为写作主体“内视化”，思想更为解放，创作更为自觉的重要体现。

三、女性意识叛逆期——《恐怖时代》

上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良性发展，女性得以获得更多的社会自由度和社会尊重度。此时期的台湾女权运动再掀高潮，妇女组织的力量壮大，女性主义对男女平等的要求更进一步，并对之前在精神层面妇女忍受压迫的现象予以重击，因此这个时期的女作家在创作上较为趋同，那就是对男女感情不再憧憬、不再期盼，而是站在了男人的敌对面，否定感情的存在，如朱天文、朱天心等，袁琼琼更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位。

自上世纪80年代初获奖的《自己的天空》后，袁琼琼便将创作重心调整到了小说和影视剧本方面。然而，自从1989年出版《今生缘》之后，袁琼琼便进入了长达9年的蛰伏期，直到1998年才有了《恐怖时代》的横空出世。这本新书汇集她了新近创作的30则短篇速写，无论是从内容还是形式上，都明显表现出她创作上的巨大转变。

在这本书中，社会异化成为了表现核心，尤其是女人的异化，这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在女性主义文学中的映射。我们欣喜地看到，到这一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无论从思想深度还是艺术水准上，都追上了同期的文学潮流，与其他文学思潮并驾齐驱。这本书的通篇已经不再描写正常的社会景象和正常的人，下笔之处处处惊悚、恐怖。作者依旧把男女感情作为描写的对象，描写中却一改《自己的天空》和《苹果会微笑》中那些温情和爱意，女主角也不再是迎接爱情和寻求平等的正面形象，甚至她的笔下已经没有怨妇、“情”妇，有的只是暗藏杀机的恶妇。

这些恶妇的命运依然与男人相连，却没有一丝柔情蜜意。她们走到了反抗男性社会的极端，用仇恨的态度对待男人、对待社会。午夜梦回，枕边人越看越该死（《蓝胡子》），不死就该杀死（《杀人》《箱子与爱》）。 但是死去的竟活回來，又如何是好？（《老大的复活事件》）不管《咳嗽》还是《微笑》，想《睡》还是想吃（《口》），好《冷》还是好《赶》，生活的每一个细节、身边的每一种征兆，总是凶相毕露，煞气重重，袁琼琼用带着杀气的笔触描述了一群恶妇的命运，用完全不妥协的态度表达自己对现世的态度，表达对世俗压迫的反抗和自己无从表达的冲动。

《恐怖时代》被人看做现代版的“聊斋”。一方面这源自女作家自我写作的选择。袁琼琼在很早以前就有写鬼话的习惯，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出道的时候，她的诗歌就别出心裁地将月亮比作“婴孩的尸体”，将白米饭看做“一团白乎乎的蛆”，一反常人对美好事物的想象，充分说明袁琼琼的眼中有着和常人不同的世界景象。另一方面，她受到同时期其他女作家的影响，擅于用最惊悚的、最恐怖的笔触将自己“反男权”的思想表达得淋漓尽致。在台湾这个特殊的文化活动场域，“鬼话”的文学书写传统由来已久。由于台湾深受中华传统文化影响，对纲常伦理、因果报应等十分重视，自然也对鬼神说深信不疑，同时，女作家生性敏感细腻的特质，对鬼文化有着更为关注的目光。

王德威在《〈恐怖时代〉：女作家后现代鬼话》中讲道：“在十年前的一篇文字《女作家的现代鬼话》里，我曾追溯过现代中国女作家写作恐怖（Gothic）小说的传统。”②以及“女作者写鬼话，并不以故弄玄虚、敷衍灵异为能事。她们藉着鬼魅般的意象或想象，触及了男性世界所不能，或不愿企及的议题。久被压抑的欲望、无从表达的冲动、礼法以外的禁忌，于是借‘鬼话’幽幽的倾吐开来。”③

除此之外，另一个原因不容忽视，那就是现代生活对于人的异化。自卡夫卡的《变形记》以来，西方作家越来越注意到社会的发展和繁荣，带来的不只是生活的便捷和优裕，更是人的自我本质在不断丧失的过程。作为深受西方文学思潮影响的台湾文学，自然不会在这个时候缺位。随着女性地位的上升和女性社会参与度的增加，台湾的女性也承担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压力和前所未有的自我改变。这种转变本身也是异化的过程，这种转变下的她们，自然有着不同于以往的社会面貌。男耕女织的浪漫主义时代已经远去，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之下，女人受着来自于社会和家庭两方面的压力，这样的压力让她们不堪重负，异化也就不自觉地随之而来。在这里她们不再是女人，只是虫蚁或者工具，甚至鬼怪。

相比于同时期其他女作家的“鬼话”写作，袁琼琼有很多创新之处，例如她一改传统的鬼怪故事中“呆书生”与“俏女鬼”的叙事结构，解构“爱情战胜一切”的叙事核心，创作出独特的艺术风格。再如，将现代生活与虚构环境移植嫁接，使得笔下的主人公人不似人，鬼不似鬼，人和鬼没有了严格的区别，现世和鬼世混淆一体。在这些作品中，读者可以感受到：在这个人鬼不分的年代，那些原有的伦理规范和传统道德体系已经崩溃消解，现实之中已没有一个可以让人达成共识并且共同遵守的规范。个体的反抗是无力的，顺应或许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选择。也许，这就是现实混乱的根本原因，作者通过“鬼话”放弃对现实的挣扎，疏离牵动人感情的一切因素，例如对爱情的忠贞、对亲情及友情渴望等，她的“大反攻”、“大放手”其实恰恰表明了对真性情的不懈追求。

作为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女性主义作家，袁琼琼的创作无疑是成功的。她的文本自觉和敏锐思想使得自己的作品总是走在时代的前沿。综合袁琼琼这三部颇有代表性的作品，我们可以清晰地把握台湾女性主义文学的发展脉络，了解其与世界文学环境的关系。透过她细腻的笔触，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名女性主义作家对于大时代中的“小男女”人情世故的热情关注和对他们内心隐秘的真实关照，这些无不透出她深澈的哲学思考。从这些作品，我们可以放眼台湾20世纪女性主义文学发展的几个阶段，台湾的女作家们或以浪漫的笔触，讴歌美好的爱情和人性；或以写实的眼睛，关照女性的现实境遇和人生命运；或以女性意识的投射，挖掘人性深层的东西，都不乏对人世冷暖的人文关怀。

注释：

①刘红林.试论台湾女性主义文学对身体自主的追求［J］.台湾研究集刊，2001，（3）：103.

②③王德威.《恐怖时代》：女作家后现代鬼话［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86.

［1］ 古继堂.简明台湾文学史［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2.

［2］ 吕正惠，赵遐秋.台湾新闻学思潮史纲［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2.

［3］ 袁琼琼.沧桑［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4］ 袁琼琼.今生缘［M］.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