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典范与媒介呈现——对《爸爸回来了》的分析

王 祎

继2013年湖南卫视复制韩国MBC电视台模式推出《爸爸去哪儿》，获得高收视率和社会广泛关注之后。浙江卫视于2014年4月推出了大型明星亲子真人秀节目《爸爸回来了》，节目模式与同属“东亚文化圈”的韩国KBS电视台的综艺节目《超人回来了》高度相似，人物关系、拍摄场景、环节设定等均有所映照。特别是节目所聚焦的明星家庭，为广大受众展现了一种精英式家庭生活的“典范”，充分体现了国内精英阶层对权力合法性的渴望与谋求。在较之于韩国更为复杂的中国社会语境中，该节目在聚焦东亚文化普遍关注的“家庭”场景，满足普通民众的好奇心和“窥视欲”的同时，也掩盖了中国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加剧了受众内心对精英式家庭生活的向往与无从实现的无助感之间的张力与双重纠结。

一、东亚文化同质性与韩国节目模式输出

节目模式是综艺类电视节目的制胜法宝。近年来，伴随“真人秀”节目的兴起，中国电视业主要依靠引进欧美的节目模式，成功推出了《超级女声》、《中国达人秀》、《中国好声音》等高收视率节目。然而，在节目类型创新中，亚洲一直处于失语和缺位的状态。直到2013年湖南卫视复制韩国MBC电视台节目模式推出亲子类真人秀节目《爸爸去哪儿》，并取得高收视率和良好口碑。2014年，浙江卫视又推出与韩国KBS电视台的《超人回来了》类似的《爸爸回来了》，韩国节目模式成为中国收视新宠。就大众文化的全球传播而言，受众对于本地生产的、使用本地语言的大众文化产品存在偏好，因为熟悉的文化背景更容易引起心理共鸣，这就是所谓的“文化接近性（cultural proximity）”①。中韩同属于“东亚文化圈”，相较于西方以个体为社会基本单位的文化，东亚文化更加强调家庭在社会中的核心地位，将家庭视为社会的基本单元，更素有“家国同构”的传统。在这一背景下，《爸爸去哪儿》和《爸爸回来了》等以亲子关系为主要呈现对象的节目准确契合了东亚受众的价值观、审美需求和心理关切，这是欧美节目模式所无法到达的深度。

就文化输出而言，韩国对文化产业的重视体现了特殊时期下的国家总体战略布局。20世纪90年代中以后，“全球化”成为世界所有国家无法回避的大趋势和前所未有的战略部署关口，要么主动加入资本主义阵营，成为其治下世界体系的一环；要么坚守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断在被排挤、被边缘中艰难求生。韩国选择了继续在美国庇护下专注经济发展，享受依附经济红利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面临资本主义世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风险。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波及亚洲多个国家和地区，韩国也遭受重创，经济凋敝，社会动荡。美国操盘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趁机向危机国家提供以改革为条件的援助。金大中执政下的韩国接受了IMF的援助，并承诺在国内推行改革以顺应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结构性要求。危机之后，韩国对产业结构进行优化升级，把文化产业定为国家经济新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并提出“文化立国”方针。电视业借此东风，在一系列资产重组和利益瓜分后形成了韩国广播公司(KBS)、文化广播公司(MBC)、汉城广播公司(SBS)和教育放送（EBS）四家无线电视集团主导的寡头垄断市场结构。国内有限市场无法满足四大寡头的需求。因此，在不断完善流水线式的专业化运作模式、提高作品质量的同时，它们转而大力开拓广阔的海外市场，将目标受众范围扩大至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文化圈”国家，乃至全世界。

二、《爸爸回来了》对家庭的媒介呈现

《爸爸回来了》第一季目前已播出10集，各位明星爸爸需要在妈妈外出的48小时内，独自在家照顾子女的饮食起居，并负责娱乐教育。与韩国KBS电视台的《超人回来了》类似，《爸爸回来了》也以演艺界和体育界的明星爸爸及其子女、家庭为主要呈现对象，如歌手吴尊、演员贾乃亮、体操冠军李小鹏。同时，对“韩版”有所突破的是，节目邀请华谊兄弟执行总裁王中磊加盟，开启了“BOSS老爸”入镜的先河。较之于“韩版”的中产阶级色彩，《爸爸回来了》从家庭环境、外拍场地，到人物互动、情节推进，精英色彩更为鲜明。

首先，在《爸爸回来了》的主要拍摄场地——家庭的整体呈现中：吴尊家庭是华丽的独栋别墅；王中磊和李小鹏两个家庭是电梯直接入户的宽敞豪宅；相对而言最为“朴素”的贾乃亮、李小璐家庭，也是普通民众无法承担的位于北京市区的高档公寓。就家中陈设而言，开阔空间的功能分区中，是随处可见的奢华家具、智能的整体厨具卫浴、高端的家用电器……这些符号性的奢侈品鲜明昭示着经济优越支撑下精英与普罗大众的阶级区隔，为受众打造了一个童话般的家庭场景。

其次，从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细节来看：在近距离出行选择的交通工具上，各家庭都依靠中档层次以上的私家车代步，吴尊更是除接送女儿所用的保姆车外，还拥有价值不菲的豪华跑车；在购物环节，吴尊选择环境装潢豪华、物品陈列讲究的名牌超市，李小鹏则选择服务于外侨和国内精英、主售进口食品和货物的小众超市，这些购物场所与普通人日常所选择的菜市场、平价超市等有明显分野；远行中，四个家庭均乘坐飞机头等舱，入住豪华酒店套房或独栋度假别墅，尽显生活品质之高。这种“居高临下”的镜头语言，是“造梦”的又一重要手段。

再次，从家庭成员的互动来看：四个孩子除贾乃亮的女儿昵称甜馨以外，其他三个孩子的日常称呼都用英文名，如NeiNei、Olivia、William等；李小鹏夫妻、吴尊父女在日常对话中也以英文为主要语言；同时，除年仅一岁半刚开始学说话的甜馨外，三个孩子都在节目中大“秀”英文。这不仅展示了镜头中明星家庭的国际化，更将英语与精英阶层系于一体，形成符号上的关联，进一步强化着以英语为主的外来文化的优越感和强势性，侵蚀着汉语的主体地位，加剧了民众的文化自卑感与中国本土文化的“自我矮化”。

最后，《爸爸回来了》的主人公除与少数亲友外，与家庭之外社会成员互动较少，精英们独居社会顶层的“象牙塔”。在外出被路人认出时，他们的表现看似平易近人，实则处处展现出“高处不胜寒”的优越感，“接地气”的休闲活动背后是助手和专业团队将围观群众挡在安全距离之外，进一步强化精英阶层和社会底层之间的鲜明区隔。而涉世未深“星二代”们在面对群众围观时的“处乱不惊”，也显示了他们已经逐渐将“明星”的光环视为顺理成章、自然而然，这种价值判断进一步强化了身处精英阶层的他们潜意识中的优越感，并在围观中完成了底层民众对于不平等社会秩序的默认接受和“自我规训”。

对于社会精英而言，在忙碌工作中独立照顾子女，在专业团队保障下现身公众视野之内，在游玩中工作，是很容易实现的。然而，节目中所传达的引起全民艳羡的生活方式，却是社会底层大众所难以企及甚至“不敢奢望”的。通俗文化（大众文化）具有强大的“造梦”功能，把“我们的梦想拿去，重新包装，又卖给我们”②，通过营造想象对观众的心理补偿，达成意识形态植入或资本增值的目标。继《爸爸去哪儿》之后，《爸爸回来了》的再次热播，便是这一过程的典型反应，充分体现了中国的精英阶层以韩国为“摹本”，试图通过“真人秀”的媒介呈现形式，塑造中国受众对于精英式“家庭典范”的认同与向往，将特定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强加于全社会，为既得特权的合法性进行辩护，以维护精英阶层的话语霸权。

三、中韩社会结构差异与中国问题

中韩两国在文化上存在诸多同质性，是中国电视节目向韩国“取经”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然而，不能忽视的是，较之于依附经济下发展起来的韩国，中国的社会现实则复杂得多。

韩国国土面积狭小，且山地居多，可耕种面积有限，自然资源匮乏，资源严重依赖进口。二战时期日本的入侵对韩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客观上有一定推动，但仍以掠夺性殖民活动为主。从二战到朝鲜战争，战火在朝鲜半岛的持续蔓延严重损伤了韩国元气，破坏了其经济基础。战后初期，在美国的援助下，韩国走上了依附于美国的经济复苏道路经济，积极投身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1961年朴正熙上台后，洞悉美国产业升级机遇，利用战后资本主义世界全面恢复的“黄金时代”，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提出“贸易立国、出口第一”的原则，推进韩国工业化建设，经济迅速腾飞，与香港、新加坡、台湾并称为“亚洲四小龙”。经济上的依附渗入政治层面，使韩国丧失了一定的自主性和话语权。但美国的援助与扶植使其可以专注于国内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教育的普及和其他基础设施的完善为国内中产阶级的形成创造了条件。据统计，进入60年代以后，韩国中产阶级的比例增长迅速：1960年在全部人口中占 20%，1970 年占 30%，1980 年占48%，1987年占65%。③这种以中产阶级为主体、分布相对均质的社会结构，正是韩国电视节目取材的社会文化源库。

相较之下，中国现实具有明显的历史沉积性和社会复杂性。与韩国相类似的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也选择了“工业化”道路，大力发展来料加工的制造业，特别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依靠这种外向型贸易，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并伴随大规模的“城镇化”。然而，中国的“现代化”过程远比韩国复杂、艰难，在带来巨大社会变迁的同时，也伴随着明显的“阵痛”：生态破坏和污染严重、产业结构待升级、城乡结构失衡、信仰危机、价值失衡，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结构板结化……诸多历史沉疴泛起，新型矛盾不断涌现。相对于韩国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较为均质的社会结构，中国与“纺锤型”的理想社会还相距很远，仍处于力求脱离“金字塔型”的过渡时期。据2010年调查数据显示，中国的中产阶级比例约22%④。正如孙立平对“断裂社会”的判断，目前中国社会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已经出现传统产业与新兴行业、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分化与“断裂”。⑤

四、张力与纠结：底层民众的心理状态

在复杂的社会现实之下，中国的家庭关系也受到外在环境的多重牵制：都市生活中，投身于“事业”的“白领”因大量时间被工作占据，无法投入足够的精力与情感在亲子关系中，甚至会由于难以承担高昂的居住成本而将子女交由三线城市的父母照看；乡村的情况则更为严峻，由于土地的被侵占或农业效益的贫乏，大多青壮年选择外出打工，其子女则留在农村，成为“留守儿童”。根据全国妇联2013年5月发布的《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数据，中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已超过6000万，全国流动儿童规模达3581万。中国目前有相当一部分家庭无法享受到正常的亲子关系。在这一背景下，继《爸爸去哪儿》成为年度收视赢家之后，《爸爸回来了》的走红进一步使受众一方面在节目中所呈现的家庭关系中产生暂时性逃离和移情性向往，获得暂时的心理补偿；另一方面则面临“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残酷现实，加剧内心的动荡，两种情境的反差更加剧了对媒介镜头所呈现的精英式家庭典范生活的向往。“兼以城市化的急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导致城乡矛盾和社会极化日益加剧，既容纳传统结构又具有现代竞争力的中产阶级家庭与其说作为一种现存的或正在形成的主流家庭制度，正为社会的整合和文化的传承贡献力量，不如说已经日益成为一种美好的想象和借来的记忆，暂时活跃在文艺作品和大众传媒之中。”⑥无论居于核心的发达国家还是位于边缘的发展中国家，家庭关系都将面临持久的冲击，心理焦虑日盛，这是与资本主义主导的现代性发展逻辑共生的必然风险，并将逐步吞噬全球。

注释

①Edward Herman& Robert McChesney, The Global Media, Washington: Cassel,l 1997. pp.188.

②［英］约翰·道斯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杨竹山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

③赵利济、金赢亨：《韩国经济腾飞的政策剖析》，孔德涌、董桂兰译，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第434页。

④陆学艺：《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迁60年》，载《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年，第20卷，第7期，第11页。

⑤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8页。

⑥吴靖、云国强：《迷人的父权制——韩国家庭剧中的现代性与男性气质》，载《新闻大学》，2007第2期，第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