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现代美术体制的作用

李文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传媒艺术学院，重庆 401331）

浅析中国现代美术体制的作用

李文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传媒艺术学院，重庆 401331）

美术制度是美术作品在产生、传播、接受过程中形成的体制，它既给美术提供了生存空间，又制约和引导着美术作品的形式和意义。20世纪初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美术展览、美术社团、美术传播等体制的形成和发展，共同构成了现代美术体制。现代美术体制的形成，一方面使绘画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又致使了美术在中国的日趋大众化与现实化。

现代美术体制；转型；形式；意义

一、美术体制的思想基础

20世纪初期，西方的绘画思想和西画急速大规模地登陆中国，由于社会现实所带来的浮躁心态，当时的文化界不可能去拘泥于西方美术内涵的精确性，“美术”在大多数知识分子心中，首先是以反传统书画的面目出现的，即把现代美术建立在对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反判上，当时的新兴知识分子对这种来自于西方的艺术形式并没有多少知识，他们只是希望采用西画这种摹写现实的形式去革除清代“王画”的命，将艺术从对“天道”的体悟，转入对现实苦难的关怀中来。

因此，西方美术的引进首先是为了抨击儒学，它在输入之初就遇上中国传统的异常关怀国事民众的社会政治的意识和无意识传统。这就使得与之而来的一系列的美术教育体制、社团体制、媒介传播体制的核心思想内涵在于——通过写实来启蒙民众，改造文化，扔弃传统。

二、美术体制的作用

（一）重建现代美术的审美意识

艺术在中国文化中自古就禀有一种天人合一的形而上功能。“画者，圣也”，“文以载道”，“诗者，天地之心”均简练地概括出了中国千年以来的书画艺术特征。艺术活动的形而上功能与其说是体现在艺术作品中，毋宁说是由整个艺术活动来实现的。在画家的心中，艺术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体验“天道”，其真正重视的必然不是结果，而是整个体道的行为或过程，所以说中国书画特别讲求笔墨韵味，而不会以为的追求物象的真实，在画家的一笔一画之间，画家、作品和所体之道已完全溶为一体，画里的境界反映着人生境界，画品、诗品出自人品。

中国这种传统的书画审美趣味，在清政府决定废除科举，逐步施行新的教育体制之后，收到了颠覆性的冲击。当时的知识分子认为借助西方现代艺术的自由气息，可以给僵化腐朽的意识形态注入新鲜的活力，在年轻人中培养出一种全新的人格，从而解决整个国民的素质问题，新的美术普及教育就是在这样一种大氛围中逐渐展开的。

1904年施行的《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初等、高等小学堂及中学堂需开设图画或手工课；初级师范也将图画列为必修课，手工为选修课。1906年，南京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呈准学部正式设立“图画手工科”，专门培养图画、手工师资，这是我国高等师范美术教育的开始,其后有保定优级师范学堂、广东优级师范学堂、福建优级师范学堂、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均相继开办图画手工科。随后，国内更是出现了大批私立的美术专门学校，这些院校的突破前期师范院校图画手工课程以临摹和制图为主的教学模式，开始全面提倡写生、写实，在学校教育中，全面改变了传统书画艺术的根基。

辛亥革命后，蔡元培任教育总长，美育开始成为国家教育的重要部分。1918年，在教育部的推动下，中国第一所公立的美术学校——“北平国立美术学校”成立。公立美术学校的成立，意味着政府逐步将美术纳入到国家教育体制当中来，中国现代美术专业教育开始步入西方化、写实化的轨道，并以此作为“正规化”的标准。国家已经开始意识到借助教育体制的作用，可以培养出新人格、新道德，美术教育在给人传授“本领”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用制度的力量培养出了全新的写实化的审美意识形态。

国家制度力量的介入，使得我们已经不能将20世纪初期的美术教育作为一种单纯的学科教育来看待了。从当时的美术学校在教师的选择与社团组织的制度上，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在文化与艺术领域，制度因素所展现出的强大力量，美术教育制度左右着年轻教师的艺术风格和教育理念，这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现代主流美术的走向。

（二）美术的大众化和现实化

西方的写实绘画早在明万历年间就被用于传教的宣传品引入中国。最早的文字记载提到，广东的肇庆总督在检点耶稣会教士携带的物品时就发现有一些笔致精细的彩绘圣像画。①明末刘侗、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卷四中就有关于耶稣画像的记载：“望之如塑、貌三十许人。左手把浑天图，右叉指，若方论说状，指所说者。须眉，竖者如怒，扬者如喜；耳隆其轮，鼻隆其准，目容如瞩，口容有声。中国画缋事所不及。”②但由于缺少具体的社会力量和制度力量的支撑，明清早期的“写实”意识除了在传教士活动下不经意地得到成长以外，并没能在社会上产生大规模的反响。

与明末时期不同的是，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进入，在城市中营造出了社团、画廊、出版社等传统社会中没有的公共空间，这些新型机构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社会中艺术的生产和流通模式，来自于社团和传播体制的力量重构、规范和引导着观众的审美趣味，为写实的美术思潮的巩固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新型传播机构的产生和市民阶层的不断壮大，使得城市中报刊业和画报业呈现出一片繁荣之象，大量从事启蒙教育和新闻宣传的画报相继出现，其中销量较大的有《点石斋画报》、《时事报馆画报》、《图画新闻》、《蒙学画报》、《民呼画报》、《图画日报》、《上海杂志》、《时事新报星期画报》等等，读者涵盖各个阶层。据许志浩记载，1911年-1949年全国各地及海外出版的中文美术期刊、特刊、增刊、附刊、丛刊等共有近四百种，③借助报刊杂志等现代传媒的力量，有关的最新动向、美术界的最新思想，都可以及时地传入社会，最大限度地扩展了艺术的社会功能。绘画摈除传统绘画中过分强调“善”的因素，转入扬“真”抑“善”的局面,从高高在上的殿堂走入现实生活，走向生活化和社会化的价值取向，形成了现实化、大众化、生活化的写实新传统。可以说，如果没有现代传播制度的介入，现代美术思潮将很难在中国立足。

三、小结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在多种体制力量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美术从根本上超越了文人画中个人心灵的想象和独白，从对天道的追求和无功利性的“美”的艺术，走向对现实社会的关注,形成了新的社会功能和美学精神。

注释：

①张庚.国朝画征录.画史丛书本.

②方豪.中西交通史（第五册）.台北：台湾华冈出版有限公司，1977.

③许志浩.中国美术期刊过眼录（1911—1949）.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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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5-5312（2014）17-018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