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学习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雷 云

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学习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雷 云

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机统一，密不可分。一方面，改革开放伟大实践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下开启其历史进程的，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轨道上不断推进并取得巨大成功的；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是在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是在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逐步开辟、形成、健全和不断拓展、丰富、完善的。深入理解和把握这两者之间的逻辑联系和关系，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个最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课题。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 发展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自1987年十三大以来，我们党正式宣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伟大旗帜。旗帜体现着党的政治纲领和历史使命，是对党的理想信念、奋斗目标、方向道路和指导思想的集中概括。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离不开改革开放（邓小平说开放也是改革，改革也是开放），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所以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又把改革开放称为我们党的旗帜。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互相交融，浑然一体，看似两面旗帜，实为一面旗帜。弄清楚其间的内在联系和关系，是深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深化对旗帜的认识的必然要求，是全面深化改革、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逻辑使然。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下开启和推进改革开放历史进程

早在1978年9月，邓小平就指出“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非改不行”①《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1、132-133、135-136、150页。。同年10月，又指出因受“左”的干扰，我国发展耽误了十年，同发达国家相比较，经济上的差距不止是十年了，可能是二十年、三十年，有的方面可能是五十年，所以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②《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1、132-133、135-136、150页。他还说实现四个现代化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它们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③《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1、132-133、135-136、150页。这些论述，已经明显体现了改革开放的思想。同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强调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进一步剖析了我国经济、政治等体制存在的严重弊端，指出“责任在于我们过去没有及时提出改革。但是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④《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1、132-133、135-136、150页。，据此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

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历史决议在理论上的一个新贡献，是首次作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的论断，指出它需要完善，并且要把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与具体制度区分开来，表述了要在坚持基本制度前提下改革具体制度即各种体制的重要思想。①《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38页。

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正式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重大命题，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指明了总方向、总目标、总思路即总的指导思想，意味着开始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从此，改革开放也就在这面旗帜指引下波澜壮阔地开展起来和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对开启和推进改革开放伟大历史进程的指导作用及其深刻影响，突出表现在五个方面。

其一，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性质

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命题，运用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区分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肯定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中的基本制度是适应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必须坚持，不能改；但具体制度即各种体制，有许多不适应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东西，必须改。也就是说，改革不是放弃社会主义，而是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所以一定要弄清楚什么要改，什么不能改，处理好改与不改的辩证关系，从而既坚持改革，又不能使改革变成改向，决不重蹈当年苏联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的覆辙。

其二，确定了改革开放的特征

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命题，首先必须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也就是习近平同志说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②《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月6日。。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最主要的是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不能丢，人民民主的政治旗帜不能丢，共同富裕的价值取向不能丢，共产主义的发展方向不能丢。与此同时，必须按照时代和中国实际赋予社会主义以中国特色，也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说的改革开放本身就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这种特色具体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个领域的建设，其总依据是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当代中国最基本国情、最大实际。离开总依据的改革，无所谓中国特色。这就要求把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统一起来，把社会主义根本道路与中国特色具体道路统一起来，把社会主义的普遍性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殊性统一起来，作完整准确的把握。

其三，确定了改革开放的目标

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命题，改革开放的总体目标是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兴旺，人民富裕，民族复兴。邓小平说：“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③《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4、373页。他的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三个层次五句话，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④《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4、373页。，可以看作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高要求，同时也是实行改革开放的最高要求，或者说是它们的总目标、根本目标。在这个基础上，各个领域的改革又有各自的特定目标，比如经济上，建立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现代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文化上，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统领，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社会领域，加快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通过大力改善民生，切实把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

其四，确定了改革开放的途径

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命题，认定我国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不能用历史上剧烈的阶级斗争的方法，而只能用改革的方法去解决。尽管从广度和深度及其发生的深刻影响来说，改革也是一场伟大的革命，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但这是和平发展时期的革命，是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的。邓小平在说到“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的同时，指出“当然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革命”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2、286、23、142页。，并强调：“我们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中国不能乱，这个道理要反复讲，放开讲。”②《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2、286、23、142页。这是非常正确的。时下有一股恋旧的思潮，认为改革开放代价太大，弊端丛生，一系列社会问题积重难返，需要再来一次“文革”那样的革命。这种观点是完全站不住和绝不可取的。

其五，确定了判断改革开放是非得失的标准

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命题，评判改革开放是非得失，要看它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挥了什么作用。早在1983年，邓小平谈到农村和城市的一些改革政策措施时就提出：“总之，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③《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2、286、23、142页。1987年的十三大，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系统阐发了生产力标准。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进而把生产力标准与人民利益、国家利益标准统一起来，提出了著名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从此，我们党十分明确地把“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改革开放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赖有这个标准，才敢于解放思想，放开手脚，使改革开放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多年来，对于我国的改革开放，一直有不同意见的争论，症结就在于没有对此形成共识。今天重申这一判断标准，显然仍有重要现实意义。

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一点也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指引下，开启它的历史进程和在正确轨道上逐步深化发展，并取得举世瞩目伟大成就的。

在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注入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科学内涵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重大命题，是在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三年改革开放实践的初步经验基础上，并且在改革开放高潮迭起、“姓社姓资”抽象争议不断情况下提出的。我们党排除“左”和右的特别是“左”的干扰，坚持改革开放，进行艰辛的理论和实践探索，终于使包含着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三大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为一个相对完整的形态和模式。从根本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就“特”在改革开放。离开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如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所说：“改革开放最主要的成果是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动力和有力保障。”

其一，在改革开放中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一个永恒的历史性课题。在毛泽东领导下，民主革命时期成功实现了第一次结合，使革命取得彻底胜利，建立新中国。建国以后经过三大改造进入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及时提出要以苏为鉴，摆脱斯大林模式的影响，进行第二次结合，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这是一种新的伟大探索，毛泽东是进行这一探索的先驱，并在初期取得一定积极成果。但不久因受“左”的干扰而中断，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的认识和实践上发生严重偏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重新在科学轨道上进行探索，正确回答这一基本问题，成功实现了第二次结合。1985年邓小平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说，“我们已经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④《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2、286、23、142页。。1987年十三大宣布，我们党“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⑤《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页。。二十多年来，在改革开放中继续探索，使这条道路日益清晰和渐臻完善。2012年十八大从领导力量、现实依据、基本路线、总体布局、价值取向、奋斗目标等六个方面，概括了这条道路的内容。这些内容无不体现了改革开放的精神，或者说都是经过改革开放才确立的。尤其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总依据，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为总布局，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总任务这“三个总”，都是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结晶和宝贵成果。离开改革开放，就不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其二，在改革开放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从理论上说，我们党在第一次结合中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系统回答了如何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并对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作了艰辛探索。在第二次结合中形成了第二大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它由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所组成，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三个基本问题，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这一理论体系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最主要的是：关于思想路线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党的基本路线的理论；关于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关于执政党自身建设的理论；关于科学发展的理论。我们姑且称之为十大理论。所有这些理论都具有独创性，都深刻反映了改革开放新的时代特征和新的实践诉求。它们相互联系、相互贯通，构成为有机统一的科学思想理论体系。它的源头虽然在老祖宗和毛泽东思想那里，但是作为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理论形态，是形成于改革开放新历史时期。至于这个体系中还有独树一帜的关于改革开放的理论，更是与改革开放有直接的“血缘关系”了。概而言之，改革开放的需要呼唤了这一理论体系，改革开放的经验催生了这一理论体系，改革开放的实践丰富并检验了这一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中应运而生。离开改革开放，就不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其三，在改革开放中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由人民代表大会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所构成，是一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其中人民代表大会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中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早在建国之初和50年代中期就已确立，本来就是从中国国情出发具有中国特色的，但在改革开放时期赋予了更多中国特色使之得到逐步健全和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根据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原则和我国国情，在改革开放时期新建立起来的。在法制方面，改革开放前我国法律很不完备，更不成体系。改革开放以来，大力加强法制建设，才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至于基本经济制度，则完全是改革开放中通过对社会主义再认识调整所有制结构而确立的，既不同于单一公有制，又根本区别于私有化，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在体制即具体制度方面，最突出的是改革开放中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它既不同于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也不同于放任自由式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在经济领域最集中而鲜明的表现。总起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奠基和肇始于上世纪50年代，不断丰富发展和渐臻健全完善于改革开放新时期。离开改革开放，就不会有现在这样成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相互依存，相互交融，相辅相成，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构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的科学内涵。而正是改革开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注入和丰富了这一科学内涵。高举这面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继续坚持和拓展这条道路，坚持和丰富这一理论体系，坚持和完善这套制度。

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新历史起点上发展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分析了当前正在发生的极为广泛而深刻变化的国内外环境，指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必须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着力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全会高度评价三十五年来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特别是作出了“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大政治结论。当前我国处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我们一定要在这一新起点上和新阶段中，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其一，继续探索客观规律深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建设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全新事业，只有在不懈的艰辛探索中才能逐步认识它的客观规律。列宁在十月革命后这样描述过探索怎样搞社会主义的艰难历程：“我们初次从事新的事业，聪明才智从哪里来呢？我们这样试试，那样试试。我们曾随波逐流，因为那时区分不出正确的东西和不正确的东西，要做到能够区分是需要时间的。”①《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83页。还说过：我们“准备作几千次尝试，而且，我们在作了一千次尝试以后，准备去作一千零一次尝试”②《列宁全集》（第三十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9页。。毛泽东在1961年《总结经验，教育干部》的讲话，回顾“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刮共产风的教训，也讲了认识社会主义的艰巨性：“社会主义谁也没有干过，没有先学会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而后搞社会主义的。我们搞了十一年社会主义，现在要总结经验。”“现在同志们思想解放了，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大为深入了。为什么有这个变化呢？一个客观原因，就是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这两年碰了钉子。”③《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6-277、300页。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又说：“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④《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6-277、300页。邓小平在1986年也讲过，从一定意义上说，“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对我们来说，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摸索前进。”⑤《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4页。“摸”什么呢？就是找规律。当然，我国现在的情况已不同于当年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的年代，经过三十五年改革开放，我们对什么是和怎样搞社会主义，已经获得不少规律性的认识，有了更多的主动权和发言权。十七大报告概括的“十个结合”宝贵经验，实质就是十条客观规律。但社会主义实践在发展中，而一切发展中的事物都是不完善的。“十个结合”也只是反映了部分真理，决非穷尽了全部真理。在当前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仍存在一系列需要艰辛探索、深化认识的问题，也就是还存在“必然王国”。比如：如何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寻找它的有效实现形式？如何正确处理“两个毫不动摇”的关系，不致畸轻畸重甚至相互挤轧？如何把分配问题同所有制问题联系起来，超越就分配论分配的思维模式，从源头上为消除两极分化创设制度条件？如何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辩证结合，科学地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规律和改革方向？如何按现代化要求，建立国家治理体系和提高治理能力？如何排除“左”右干扰，既立足现实又不忘远大理想，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其中有许多是老问题，有许多是新问题，但都是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兴衰成败的根本性问题。对这些问题成功地进行探索或新探索，也就是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从“必然王国”逐步到达“自由王国”。而所有这些，只能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才能实现。

其二，不断解决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社会主义的发展

恩格斯晚年提出一个著名论断：“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3页。社会主义“经常变化和改革”的根据，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特别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这是任何社会的、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基本矛盾。社会基本矛盾是一切社会矛盾的总根源，是贯穿社会主义社会始终的矛盾，它的运动具有永恒性。但是与旧社会的例如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和情况不同，我国社会基本矛盾是产生在公有制和人民政权基础上的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以此推动社会主义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解决的途径就是改革，即革除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经济基础的方面和环节。但是原有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产生了，需要再改革、再解决。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说，世界上一切都在运动着，生活在变化着，生产力在增长着，旧关系在破坏着，永恒的运动与永恒的破坏和创造——这就是生活的本质。我们用马克思的这个观点看社会主义社会，就会得出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的结论，实质就是承认“永恒的运动与永恒的破坏和创造”，亦即无止境的革故鼎新。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永恒性，决定了改革的持续性。只有不断改革才能发展社会主义，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甚至是死路一条。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同志关于《决定》的说明中指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可以说，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产生，制度总是需要不断完善的，因而改革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在12月3日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他又强调推动全党学习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用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把社会基本矛盾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才能全面把握整个社会的基本面貌和发展方向；我们提出进行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适应我国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变化来推进社会发展。

其三，通过改革开放用新思想新观点发展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源于实践，扎根于实践。实践是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也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和特有理论品质，就在于仔细倾听时代的声音，正确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从而成为实践的科学指南，也实现了本身的与时俱进。回顾历史，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经过真理标准大讨论，大大解放思想，才会有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改革开放的兴起，反转过来又促进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在及时总结经验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形成了一系列新论断新理论。前文列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十大理论”，都是改革开放结出的思想硕果，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新历史条件下的丰富发展。十八大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党的理论又在继续向前推进。比如十八大报告把科学发展观也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把“总依据”、“总布局”、“总任务”这“三个总”作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真谛和要义的新概括，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容，把总布局从四位一体拓展为五位一体，把原来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这“四个基本”再加上八个“基本要求”作为必须始终坚持的“五个基本”，以及把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三者的关系表述为“实现途径”、“行动指南”、“根本保障”的关系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认定这是建设社会主义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最鲜明特色，等等，都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内涵的新丰富，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同志系列讲话，又蕴含着许多重要的新思想新论断。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是理论上的一次新飞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是一个富有深刻涵义的新命题。可以认为，习近平讲话和三中全会《决定》，实现了改革理论和政策的一系列新的重大突破，实际上已比较清晰地勾画出第四个基本问题，即进行怎么样的改革、怎样改革，并在原有基础上集中而系统地给予进一步的回答，形成科学指导中国式改革的新理论，构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的组成部分，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进入一个新境界。这一切说明，只有在不断推进全面改革开放中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推进到什么程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也将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预期，随着全面深化改革这场新的伟大革命不断取得新的胜利，必将出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更加充满勃勃生机和进一步丰富发展的新景象新局面。

结语

总起来说，一方面，改革开放伟大实践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下开启其历史进程的，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轨道上不断推进并取得巨大成功的；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是在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是在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逐步开辟、形成、健全和不断拓展、丰富、完善的。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这样内在地、辩证地、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深入理解和把握这两者之间的逻辑联系和关系，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个最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课题。研究这一最重大理论问题，解决这一最重大现实课题，正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艰巨而光荣的历史任务。

责任编辑：黄 宇

作者雷云，男，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兼浙江省委讲师团团长，浙江省社科联原党组书记兼主席，研究员，现被授予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资深顾问，浙江省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名誉会长（杭州 310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