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作风”问题是人类进化的结果

傅二黛

在美国一个研究遗传病的项目中，科学家们看到结果后惊呆了：大约10%的人不是其法定父亲的亲生子。

通奸与背叛，当然并非资本主义国家独有的腐朽生活方式，事实上，它和人类的足迹一样长，和人类的历史一样长。不过，人类也不必过于以此为耻，因为在哺乳动物中，仅有3%的种类结对抚养后代，人类便在其中。而即使在这种动物界罕有的“一夫一妻制”中，“背叛”也是常态。在一个针对180种鸣鸟的研究中，90%雌鸟生育的后代，不是与其一同喂养后代的“丈夫”遗传学意义上的孩子。

人之初，性本乱，看起来，这才是我们生活在树上的祖先典型的生活状态。不信？看看黑猩猩吧。这种与人类DNA有着98%相似的生物绝对能在最热衷于性的动物排行榜上名列前茅，它们喜欢“法式热吻“、手拉手走路、拥抱，但是，它们和我们的祖先一样，是没有固定伴侣的。

而“生活作风不端正”在人类这儿成了独有的问题，则是进化中的选择。在漫长的进化变迁和文明进程中，人类开始被一个又一个的性禁忌与性伦理定义与束缚，在动物本能与生存竞争的争夺中，固定伴侣之外的性选择，才被陆续贴上“背叛”“不忠”的标签。

>>在哺乳动物中，仅有3%的种类结对抚养后代，人类便在其中。而即使在这种动物界罕有的“一夫一妻制”中，“背叛”也是常态。

“忠诚”让男性更“聪明”

没有人否认，直立行走，是人类进化史上的“一大步”，但这对女性来说却不完全是一个好消息—地位的下降及对男性的依赖由此开始了。

在以往那个自由腾跃于树枝之间的丛林世界里，背着孩子的母亲仍旧可以采集果实和蔬菜，而抱着孩子蹒跚行走于平原大陆之上，她们却很难躲开凶猛野兽的攻击，并为自己获取生存所需的食物。而且，直立行走使得女性骨盆收窄，孩子不能在母亲身体里长到足够大就得被分娩出来，出生后也需要更久的哺育期。于是，女性开始需要“绑定伴侣”，从而帮助喂食后代与保护自己。

从进化的角度来看，女性在性伴侣的选择上更为保守，本身就是人类顺应优胜劣汰的本能反应—男人为了确保基因的散布，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和尽可能多的女人性爱，生出尽可能多的孩子；而女人的受孕几率有限，怀孕周期漫长，又需肩负养育重任，生物投资成本比男人高许多，因此，她们会更希望物色到一个年轻力壮的男人作为长期依靠。

男性为何甘愿被“拉壮丁”？他们对于伴侣的忠诚，“被迫”的色彩更为明显—在狩猎时代残酷的生存环境下，一个男性所具有的供给和保卫能力，只足以供给一个女人及其孩子。于是，他们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地结成了“一夫一妻”的同盟。而这种稳定的结构，大大提高了后代存活的几率，从而有利于人类在物竞天择的竞争中胜出。

对于伴侣的忠诚，带给人类的好处并不限于此。牛津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男性在“被迫”进入“一夫一妻制”的结构后，在后代抚育上的物资和情感投入越来越多，事实上促进了头脑和身体的进一步进化，也就是说，“一夫一妻制”让男性变得更“聪明”了。

强调贞洁是为了避免“陷阱”

相对于那些大量抚育非亲生后代的鸟类朋友，男性远没有那么慷慨，在为后代投入更多的同时，男性开始越来越在意亲子关系的确定性。

但是，男性面临的“陷阱”太多了—女人的受孕期是隐蔽的，而且，越是靠近易于受孕的排卵期，女性的吸引力也越大—2011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在女性排卵期前，男人不论在观看其照片时或闻到其气味时都会感受到更大的吸引力，这本身也是女性为了有效繁殖后代时的进化选择。但对于男性来说，辨识的难度就加大了。在近似杂交长期存在的状况下，男人们往往无法判断孩子到底是不是自己的。于是，确保血缘关系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对女人贞操的强调。

这可视为是“背叛”与“不忠”的起源，只是对象仅限于女性。不过，在狩猎与采集为主的时代，这一蠢蠢欲动的性伦理并没得到充分发展，因为那时男女都必须投入到高强度劳动与部落团队合作中，经济关系和力量差距并不明显，加之成年人寿命最多不过30岁，婴儿夭折比例极高，生育资源成了稀缺品，女人地位相对较高。这从当时被赋予万能权力的女神形象就可以看出。

但当人类进入农耕文明，男人在力量与经济贡献上加速拉开与女人之间的差距后，女人在两性关系上的弱势及从属地位就被固定了。女人的贞操与专属于女人的性伦理被强化得无以复加。于是，从欧洲大陆到东方社会，以下情形保持着高度一致：富裕家庭的小姐在出嫁前深居闺房，整个家族都要对未婚少女的贞洁背书；穷人家为了降低女儿家守贞的成本，更乐意早早就将女儿嫁出，婚后如果女儿被“捉奸”，娘家人则要合力用酷刑处置女儿，以正家风。

也就是说，所谓“背叛”与“不忠”，本质上是由掌控资源及权力的一方说了算的。

“忠贞激素”治不了不忠

女性在被迫忠贞的同时，当然也想将男性拴住。电影《女人不坏》中，周迅饰演的科学家欧泛泛，发明了一种“爱情贴”，其中含有的激素能让爱情长久、两性忠贞。这种“忠贞激素”现实中确实存在。

英国神经生物学家的研究发现，动物界的“模范丈夫”大草原田鼠中的雄鼠，之所以一旦交配后就对“第三者”失去兴趣，是因为大脑中脑下垂体分泌的一种激素—后叶催产素。神经内分泌学家休·卡特给雄鼠的大脑注入一种化学物质，阻断后叶催产素的分泌，结果“模范丈夫”立刻变成了“鼠渣”，它们抛弃了曾经深爱过的伴侣，胡乱交配。

人体内是否也有这样的“忠诚激素”？答案是“是的”，但它的运行和机制则要复杂得多。人类的情爱活动与多种激素有关，后叶催产素与多巴胺、苯乙胺等协同作用，让人产生爱和依恋的感觉。但是，很不幸，我们的大脑不可能长期不断地大量释放这些物质，因为神经细胞只有受到新异刺激时才会兴奋。美国康奈尔大学生化博士辛迪·奈克斯对37种不同文化中的5000对夫妇进行测试，得出的结论是：爱情的保鲜期是18至30个月，这足够男女相识、约会、结合和生子，但之后，人体对这三种物质产生的抗体，则会使“爱情鸡尾酒”逐渐失效。

忠贞激素不能保证两性间的长期稳定关系，那靠什么来维持一夫一妻制的长期存在？这种稳定的结构对社会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在西方，一夫一妻制在天主教会的统治下达到最严苛的程度，它甚至不允许离婚，都铎王朝亨利八世为和第一任皇后离婚，和罗马教皇闹了六年，最后单方面宣布英国脱离天主教会才勉强离了婚。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西方同时对婚姻中的“性”采取压制的态度。天主教一度将“性”视为最大的“罪”，任何谈论床上技巧都被认为是下流举止，丈夫与妻子的性生活不能超过“刚需”，一般一个月一次就好，一个星期一次是容忍的上限。而在中国，夫妻间举案齐眉、客气且克制地保持距离才是“正途”，而任何超越生育目的的床第之欢、闺房之乐，即为“宣淫”。后世被称为爱情佳话的张敞画眉，真实的版本是他因此被同僚举报，日理万机的皇帝还真为此事宣张敞进宫责问。

但是，教皇和皇帝都知道，压抑并非婚姻的解药。欧洲天主教会在行动上一方面严厉限制婚姻性伦理，一方面却允许妓院的合法存在，甚至与妓院分享利润。

《冰与火之歌》里的培提尔一边贵为财政大臣，一边创业开妓院，这是有史可据的。妓院在一开始就以私人方式盛行于欧洲，经营者中不乏高贵人士。欧洲曾出现过一家教会妓院，女员工要么在祈祷，要么在服侍客人（客人仅限于基督徒）。史载罗马教皇朱利对此印象深刻，回罗马后也创立了一家类似的妓院。

>>男性在被“拉壮丁”进入“一夫一妻制”的结构后，在后代抚育上的物资和情感投入越来越多，事实上促进了头脑和身体的进一步进化，也就是说，“一夫一妻制”让男性变得更聪明了。

而在中国，纳妾制度，多少缓解了中国男人，尤其是上层阶级男人的性压抑。另一方面，中国在上古时代就出现了妓女职业，此后一直长期合法存在于各朝各代，其间明初、清初曾一度禁娼，但很快又死灰复燃。

女性“嫉妒”不是更强，而是更安全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既然嫉妒是女性的天性，那么本该怒火中烧的女性怎能容忍这种单边忠诚的婚姻制度，长达上千年之久？

最常采用的解释是，这是女性基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最佳折衷方案，毕竟，那时的女人普遍没有独立经济收入与财权，在家族遗产继承上的排位也相当靠后，这导致她们更倾向于对丈夫的婚外性行为视而不见，成为对家庭与婚姻保持忠诚与贞操的单一主角。

不过，从进化学的角度看，女性的嫉妒方式不仅维护了这种婚姻制度的长久存在，甚至维护了自身的生存。

首先，女性并不比男性更嫉妒。多个经验研究证实，男性和女性所体验的嫉妒无论在程度上还是频率上都没有差异。一项遍及匈牙利、爱尔兰、墨西哥、荷兰、俄罗斯、前南斯拉夫和美国2000多名参与者的样本研究证实，这一点在多个国家和文化中均无不同。

但是，引发两性间嫉妒的线索的权重是不同的。男性怕戴绿帽子，女性则怕被抛弃—这不仅是情感上的，也是经济上的。一项生理-心理实验表明，男性在想象性背叛时，每分钟的心跳加快了近五次，相当于一次喝下了三杯浓咖啡，而想起感情背叛时心跳则几乎没有变化。而女性对于感情背叛的生理反应则相当于性背叛的近三倍。

这意味着，两性间拥有专门的生理和心理机制，用以应对进化过程中反复出现的不忠问题。尽管女权主义者一定不喜欢这个说法，但这确实给中西方都长期存在的婚姻制度提供了一种合理的基础—强调女方的贞洁，男方享有纳妾的特权，但如果抛妻别子，也会被家族和社会骂得抬不起头来。

相对于给予男性的宽容，中西方均有血腥的惩治“奸妇”传统。在早期罗马社会，妻子如被捉奸，丈夫可当场手刃妻子，这一行为还受到法律保护。在明清两代的通奸罪判例中，永远只有对“奸妇”的规训与惩诫。更多的通奸案在宗法制乡村治理下，以“沉潭”“浸猪笼”的私刑予以处置。

事实上，即使在法律平等惩处的现代社会，性背叛的女性也无法避免更多地遭遇男性暴力—这些雄性生物仿佛就是忍不住。在美国，有32%的女性被害者死于伴侣、前伴侣之手。而在1998年，被害的男性中仅有4%死于前任或现任伴侣手上。

相对男性，女性遭遇背叛时的攻击行为要少得多，而且，攻击的对象也通常是女性，这也具有达尔文化意义—自然选择可能会淘汰那些采取危险的攻击方式的女性。进化心理学家认为，这是因为女性必须比男性更看重自己的生命，因为婴儿更多地依赖母亲的照顾。

忠诚不忠诚，谁说了算

尽管两性间存在着如此显著的差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权力是最好的春药。不要骂“男人都不是好东西”，只要拥有更多的权力，女性一样会出轨。

荷兰研究者对1000多名职场中人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权力和不忠存在正相关性，也就是说，越是权力大的人，出轨的倾向就越强。而且，实际发生出轨者的比例也越高，这主要是因为权力大者更为自信。而最出乎研究者意料的发现是，出轨的倾向性竟然没有性别差异。

在两性地位和性伦理的演变中，权力从来都扮演着重要角色。

随着工业文明的到来，女人被机器解放，获得与男人同等的教育权利、工作机会及政治权利，西方以两性平等为基础的新的性道德由此形成。而乘坐五月花号到北美开拓新家园的欧洲清教徒，无论男女，齐心协力赤手空拳建立家园，这种因男女充分合作而产生的平等主义（有些类似于狩猎时代），多少有助于美利坚的第一代公民以平等、尊重的眼光来看待女人。

欧美男人的“暖男”形象由此奠定。美国政客像他们早年的新英格兰移民祖先一样，将家庭的团结作为美国精神的象征，在各种场合都竭力保持着自己“家庭男人”的形象。世界上很少有政府官员会像美国总统或国会议员一样，在竞选时带着妻子、儿女同台亮相。

这些变革并没有杜绝背叛与不忠，但它提高了男性背叛与不忠的道德成本与风险成本。人尽皆知的克林顿“拉链门”即是明证。否则，这要是放在中世纪末，算什么事儿呢？亨利八世除了拥有六任皇后，还有多得无法考据的情人，谁敢有半句闲话？

在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史里，我们最常看到的是男人不知疲倦地开拓婚外性行为，女人似乎天生占据着性道德的高点，以至于容易忽略了事实的另一面：女人只是在生物基因上“被迫”设置为保守模式，并在长期弱势的社会地位中被施以更为严苛的要求。

至少从社会和生物进化的角度看，一夫一妻制是人类进化的成果，而背叛与不忠是基于人类原始基因的刺激与反应，无论你接不接受，它都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