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以思患而预防之

詹鑫婕

从古至今，疫病的反复流行曾给中华民族带来过无数次深重的灾难，我们的祖先也在与疫病的抗争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疫病多祸不单行

疫病，是外感疫疠邪气所引起的、具有强烈传染性、易引起大流行的一类急性疾病的统称，相当于现代的急性传染病。

《说文》中说：“疫，民皆疾也。”据史料记载，我国早在公元前600年至200年这个时间段，就分别在齐国、赵国和秦国发生过疫情，据考证，分别是痢疾、霍乱、麻风之类。《新唐书》记载，在贞观年间、永淳年间、宝应年间、太和年间都发生过疫情。初唐四杰之一的卢照邻，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唐代麻风流行时，卢照邻不幸患上了麻风病，多年求医都没能治好，身体和心理都饱受了巨大的创伤，写下《病梨树赋》诉说自己的痛苦，最后投河自尽。

在古代，由于医学的落后，人们无法解释疫病从何而来，便把疫情的发生归结为鬼神对人的惩罚。在《礼》中就有记载，传说帝颛顼氏有三个儿子，死了之后就成为了疫鬼，主宰着瘟疫的发生和散布。

随着医学的进步，这种观念逐渐被取代。？明末吴有性在《瘟疫论·序》说：“夫瘟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他还特别指出，疾病是从口鼻传入，这是对传染源的正确研究。传统的中医体系在当时有限的历史条件下，从精微物质——气来解释疫情，与现代医学中致病菌、病毒等传染源，在一定程度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应了“祸不单行”这个词，我国古代的疫情往往与旱灾、水灾、虫灾等灾害和战乱相伴发生。《晋书·食货志》记载：“至于永嘉……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马毛皆尽，又大疾疫……白骨蔽野。”《宋史·五行志》记载：“建炎元年，金人围汴京，城中疫死者几半。”从现代医学角度来看，是由于在灾难和战乱之后，人畜大量死亡，尸体得不到及时处理，细菌和病毒大量繁殖，从而导致疫灾发生。

古代的防疫思想和措施

“预防”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周易》中，“君子以思患而豫（预）防之”，劝解人们居安思危。

提倡未病先防，“不治已病治未病”，是中医对包括疫病在内的所有疾病防治的一大特色。刘安《淮南子·说山训》说：“良医者，常治无病之病，故无病。”孙思邀说：“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己病之病。”这些记载都体现了古代医家对于疾病预防的重视。

中医预防疫病的指导思想，可以用《黄帝内经》中的“正气存内，避其毒气，复得其往，即不干邪”来概括，既要强身健体以保养人体的正气，又要驱毒避邪以抵御疫病的传染。

顺应自然，修生养性

我国祖先很早就发现了疫病与时节和气候有关，《周礼·天官·疾医》中记载：“四时皆有疠疾，春时有臡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疾，冬时有漱上气疾。”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素问·百病始生篇》中给了人们答案：当气候出现反常或发生剧烈变化时，人体的调节能力下降，有些人难以适应，抗病力下降而发病。特别是正气不强、身体虚弱的人，更容易受到传染。

因此，古代医家认为，顺应四时阴阳的变化，对固护人体正气和预防疫病都非常重要。清代医家王孟英告诫人们，夏天不要穿过厚的衣服，也不要过于贪凉，不要迎着风沐浴，不要在夜深露寒的时候独坐等，否则就“自弃其险而招霍乱之来也”。

要保持健康的身体，除了需要强身健体，固护正气之外，还要有快乐的心情和安定的精神，《灵枢》中说：“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风雨寒暑，阴阳喜怒，饮食居处，大惊卒恐。” 明代名医万全认为：“心常清静则神安，神安则七神皆安，以此养生则寿，殁世不殆”。清代名医叶天士主张，人们在平时就应该休息保养，调畅情志，长期坚持，比服食药物起到的作用更为重要。熊立品在《治疫全书》中提出：“时气大发，瘟疫盛行，循相传染之际，内则养定精神，外则加谨防范”。人的形体与精神在生理上相互依存，平和的心态可以促进精神和身体的平和，气血均衡分布，气通经络，血达全身，养精保神。正是“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

清洁卫生，健康饮食

在抑制疫病传播的过程中，保持良好的个人和环境卫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然而，古代的生活条件相对落后，古人的生活卫生是否也会落后呢？其实，古人有很多良好的生活习惯并不输给现代的我们。

据春秋战国时代的《礼记》记载，每天清晨公鸡开始打鸣的时候，就应该打扫室内和庭院。我们知道，痰液是疫病重要的传播媒介，因此杜绝随地吐痰的坏习惯，能在很大程度上减少疫病的传播。据《汉官仪》记载，汉武帝时期就已经有使用“唾壶”来盛装痰液的习惯。

在洗头洗澡方面，在先秦时期，古人便有了“三日一洗头，五日一沐浴”的习惯。到了汉代，还出现了“休沐”，正式将洗澡这件事列为干部制度之一，就是说官员们上了五天班之后，能专门放一天假来洗澡，可见当时对个人卫生的重视。古人洗头就更勤了，洗发剂有皂角、兰叶、无患子等，保持头发的清洁柔顺。早在唐代，人们已经发明了用骨头做柄，鬃毛做刷的牙刷，说明那时候的人们已经有了刷牙的习惯。这些良好的生活习惯不仅提高的古人生活质量，更为疫病的预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有道是“病从口入”，因此保证卫生有度的饮食，对于预防疫病有着重要的作用。《金匮要略》中已指出，食用肮脏的饭、腐烂的肉和腥臭的鱼，都会对人体有害。唐代孙思邈则提醒人们，在疫病流行期间，不吃或少吃辛辣刺激性食物，少吃肥甘厚味，宜食清淡，并适当多吃新鲜蔬菜及水果。

清洁的水源是人体健康的重要保障。古人在夏商时期就己经注意到要保持水源的清洁，并注意水源的卫生防护，战国时期《管子·禁藏篇》提到，为了保持水源的卫生，春季一定要清除井中的积垢淤泥。古人也认识到将水烧开后饮用可以避免染病，《吕氏春秋·本味篇》提到要让水“九沸九度”之后才能饮用。到了唐宋时期，就有专门淘井的人，并修造了能够澄滤、消毒及加盖保护的水井。

药物预防，种类繁多

古代有大量用于疫病预防的中药方剂。古人认为，补益类药物可以固护身体正气，芳香化浊类药物可以驱邪避瘟，这两类药物都有预防疫病的作用。早在《素问》就有用小金丹预防疫病的记载。《肘后备急方》在“治瘴气疫疠温毒方”篇中载有各种预防方药，用药途径也多种多样，有内服、鼻吸、外敷、佩带、烧熏、悬挂等，其中有不少在今天看来仍不失为有效方法。

《景岳全书》中记载，可用“福建茶饼”进行口腔消毒，以防病从口入。本草药王李时珍则提出，常食大蒜可预防疫病。现代医学研究表明，大蒜中的大蒜素是一种广谱抗菌药，确实对多种致病菌引起的传染病有防治效果。

孙思邈的《千金方》中列举避瘟方25首，其中雄黄丸以18味药研末制成蜜丸，可以直接服用，但是更好的用法是装袋佩戴，“入山能辟虎狼虫蛇，入水能除水怪蛟蜃”。这一用药方法，可以持续释放药物气味而防御疫邪侵袭，是中医独特的防疫措施之一。也因如此，我国端午也有佩戴由苍术、菖蒲、甘松等中药制成的香囊，在门前悬挂和焚烧艾叶、白芷的习俗。

在防疫避瘟的过程中，古人很重视药酒的使用。屠苏酒是历代医家的“宠儿”，《肘后备急方》称赞用大黄、白术、桂心、桔梗、蜀椒、乌头、菝葜等药制成的屠苏酒“辟疫气令人不染温病及伤寒”。后世的《千金方》、《外台秘要》、《寿世保元》、《松峰说疫》等著作都有饮用屠苏酒预防疫病的记载，指出屠苏酒不但可以直接饮用，还可以倒入井水中。在《红楼梦》中，大观园里有除夕献“屠苏酒”的习俗。另外，此酒还是宝玉、黛玉、宝钗的用来祛风寒、清湿热的防病酒。

看过《新白娘子传奇》的朋友对雄黄酒都不会陌生，白蛇就是误饮了它而现出了原形，痛苦不已。我们民间自古就有在端午时节饮用、涂抹和喷洒雄黄酒的习俗，以驱避蛇、蜈蚣和毒虫的侵扰。因为雄黄酒中的雄黄具有一定毒性，所以到了明清时代，雄黄酒多为涂抹外用。

药粉外用也是古代常采用的防疫方法。《肘后备急方》中“辟温病粉身方”就是将等量的川芎、白芷、藁本打碎成粉末，过筛后混入米粉中而得，可用它擦拭全身以预防疫病。《千金翼方》还记载用“小金牙散”来进行鼻腔消毒的方法。

人工免疫，人痘接种

人工免疫是现代医学中的专业术语，是指采用人工的方法，使机体获得特异性免疫。

其实，正是我们的祖先开创了世界人工免疫的先河。晋代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记载：“疗猘犬咬人方：仍杀所咬犬，取脑傅之，后不复发。”即用狂犬的脑干粉敷涂在人体被狂犬咬伤的伤口上，便能够预防狂犬病。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人工免疫记录。

在唐代，人工免疫的方法已经得到普遍使用，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记载采用患疮者的疮中黄脓接种以防治某些疾病的方法。这些方法存在着一定的危险性，但却是现代人工免疫的雏形，在当时有限的历史条件下，不失为了不起的发现。

我国古代人工免疫中，最重要的成就当属预防天花的人痘接种法。据医史学家考证，我国在十六世纪以前，就已经掌握了人痘接种的方法，到了清代，这个技术日趋完善。清张璐《张氏医通》以及吴谦《医宗金鉴》对人痘接种法作了较为详细的一记述，书中介绍当时有四种种痘法：

1、痘衣法，让没出过天花的人穿上已经出了天花的人的内衣，让其感染天花而获得抵抗力，这是最原始的方法，也具有危险性；

2、浆苗法，用棉花蘸取天花患者的痘浆，塞入被接种者的鼻孔，这种方法也存在着危险性；

3、旱苗法，把天花患者的痘痂阴干研成细末，用银管吹入被接种者的鼻孔；

4、水苗法，把上述阴干的研细的痘痂末用水调匀，以棉花沾染塞入鼻孔。其中水苗法效果最优，安全性最高，使用最广泛。此外，书中还对种痘的选苗、种痘季节、禁忌等十八个专题进行了详细论述。

同样是清代的朱奕梁则在《种痘心法》中指出，痘苗若能连种七代，精加选练，即可成为“熟苗”，毒性大大降低，接种后相当安全。这与当代人工免疫中减毒疫苗的制作方法不谋而合。张琰在《种痘新书》中指出：“经余种者不下八、九千人，屈指纪之， 所莫救者不过二三十耳！”可见成功率还是很高的。

对于接种人痘防疫技术的推广，清代康熙皇帝有莫大功劳。1681年，康熙命官员去江西招募种痘医师，朱纯嘏成为第一个为皇家种痘的医师，被康熙派往东北地区49旗和喀尔喀为满蒙官员之子孙种痘。这次种痘效果如何呢？康熙都在《庭训格言》中称赞道：“国初人多畏出痘，至朕得种痘方，诸子女及尔等子女皆以种痘得无恙。今边外四十九旗及喀尔喀诸藩，俱命种痘，凡所种皆得善愈。尝记初种时，老年人尚以为怪，朕坚意为之，遂全此知万人之生者，岂偶然耶？！”因此，人工种痘十八世纪传遍全世界，成为人工免疫的先驱，在牛痘发明前是预防天花的最有效的方法，为人类最终消灭天花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隔离制度，驱邪辟毒

隔离制度的原则是将传染病人或带病原体者在传染期间安排在适当地点，使之与其他人群分开，进行治疗和护理。其实，为了“避其毒气”，防治疫病的扩散，我国古代很早就有隔离的制度。

最早有关“隔离”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百年的秦代，在《秦律》中就已规定，麻风病人当由“疠所”或“疠迁所”所容。据《汉书》所记载：“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 这种严密的隔离措施，在当时是控制疫病扩散最有效的办法，为后世隔离制度的完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晋朝为保护皇帝和朝廷官员，规定官员家中发生疫病，如有3个以上的亲属被传染，即便官员自己没有被传染，也不得入宫，为期一百天。《肘后备急方》中还提到将疫病患者送入深山施行隔离：“赵瞿病癞，历年医不差，家人乃斋粮弃送于山穴中”。“癞”即为麻风病，在当时医疗条件下无法治愈，只有将病人进行隔离，避免此病对他人的传染。上文提到同是麻风病患的卢照邻，他所身处的唐代，隔离制度更加完善，设立了“疠人房”，也就是麻风病人院，对所收容的麻风病人实行严格的隔离，并做到男女分开，保证药物和生活的供给。

到了清代，熊立昌在《说疫全书》中明确划分了健康人群不宜接触的污染区，指出不要靠近病人的床榻，不要接触病人的排泄物，不要倚靠停放死者尸体的棺材，不要饮用病人家的茶水，不要捡拾死者的衣物等。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这其中包含了现代防疫中的呼吸道、消化道隔离等措施。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对外交流的增加， 地区及国家间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机会也不断增加，这为疫病在地区以至国家间传播提供了可能。在清代谢清高的《海录》中，记载了对外来海船进行海港检疫，以防痘疮进入国内的制度。这种检疫制度的制定和实施，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地区和国家之间疫病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