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域撷英：路易斯·冈萨雷斯·帕尔马：悲伤的艺术

阿拉斯戴尔+·+福斯特

路易斯·冈萨雷斯·帕尔马（Luis González Palma，下称路易斯）的作品充满沉重的悲伤之感。路易斯出生于中美洲的一个小国危地马拉，它北接墨西哥与伯利兹，南临萨尔瓦多与洪都拉斯。1960年至1996年，危地马拉发生内战。战争开始的时候，路易斯还没有上学，而战争结束时，他已经快40岁。在内战期间，超过20万人死亡或失踪，包括4～5万人“消失”了（在战争中，官方政府默许一些政治组织和党派秘密绑架和囚禁民众，并拒绝透露这些人的下落，受害者们无法得到法律保护——编者注），上百万人沦为难民，上百个原住民村庄被夷为平地。而这之后，心理的阴霾使得受害者不敢去追究当年迫害者的责任。

与这段残暴的历史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危地马拉被称为“永春之国”，拥有中美洲最为原生态与美丽的风景：松树覆盖的群山、温暖的低地雨林、著名的湖泊和火山。这里作为玛雅文明的中心，有22个不同部落的玛雅原住民，占危地马拉一半的人口。悠久的历史文化与秀美的自然风光使这里吸引了大量旅行者前往，即使是在混乱的内战时期亦然。

路易斯的作品总是在反映这些反差与矛盾、美丽与暴力、恐怖与宁静、种族与文化，他拍摄的玛雅印第安人肖像充满力量，忧郁而震慑人心，照片中的人物用一种不卑不亢的眼神凝视着观看者，眼神成为作品观看的重点，同时吸引着人们对作品中情绪、美学与政治进行解读。（图01～03）

路易斯作品中的悲伤既不源自多愁善感也不源于战争的阴影，照片呈现的伤痛与悲哀，也并不是在诉说绝望。他的作品更多是在展示人类精神的卓越品质：软弱使我们成长，打压使我们坚强，悲伤则是快乐的另一面。

（阿拉斯戴尔·福斯特是在悉尼生活工作的作家、策展人和摄影研究者，其网站是：http：//www.culturaldevelopmentconsulting.com）

阿拉斯戴尔·福斯特对话路易斯·冈萨雷斯·帕尔马

你是如何开始摄影生涯的？

我是学建筑专业的，后来自学画画，并在偶然的机会下接触了摄影。我从许多不同领域的艺术家朋友那也学到很多，这也鼓励我不断尝试用不同的媒介进行创作。

你的系列作品《彩票》（La Loteria）使你首次受到国际摄影界的关注，能否聊聊有关这组照片的事？（图04）

彩票是一个非常流行的游戏，最早是西班牙殖民者带到美洲来的，他们用彩票教美洲本地人识字。语言是西班牙殖民者用来向本地居民灌输意识形态和政治观点的载体，从而固化他们在美洲的权力，他们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将文字与图像相结合。我用同样的方法创作照片，并给彩票中的符号赋予新的意义。这些照片本身就充满象征意义，读者在观看的同时心里会产生一种紧张感。

《彩票》中有各种不同的元素，你是如何选择它们的？为什么？

这个系列展示了对彩票不同角度的理解。其中有一张国王的照片，他是一个土著居民，并不是殖民者；一个头顶着月亮的女性暗示着以月为周期的（生理和心理上的）特

征；一个带着翅膀的男人也许在展示他对自由的向往。我要强调的是，每一种解读都是读者自己的理解。无论是从历史、政治还是隐喻的角度去看，这些照片的意义和解读方式都很开放。

这些照片看起来很特别，你是怎么处理它们的？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使用黑白胶片拍摄，然后通过化学手段的后期处理将之变为棕红色。之后，我用沥青油在照片表面涂抹，只留了一小部分没涂，像眼白部分。作品完成后，有一种特别的画面感和质感，这些效果的实现不是单单靠化学反应就可以的。

危地马拉的历史是如何影响你的作品的？

一个人生活的文化环境影响着他理解现实的方式，童年的经历对此影响更甚。没人能抛下自己的童年，它可以影响我们的世界观，并伴随我们一生。艺术让我们能够重新感受和解读过去的痛苦，像我，在一个饱受武装冲突折磨的国家居住了30多年，我的恐惧、孤独、空虚和恍惚全部都烙印在我的作品中。（图05～ 06）

你在接下来的系列照片中不单单刻画了人，还拍摄家具，你想表达怎样的想法？（图07～10）

我想去否认这些家具的功能性。我照片中的椅子都是荒唐且无用的东西，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像《亲密的等级》（Jerarquías de Intimidad）这个系列，被摄物象征着每个人都会有的缺陷，暗示了交流中不可逾越的障碍，以及人的脆弱和分裂。

跟我说说有关《平行历史》（Historias Paralelas）这个系列的事吧，在作品中，印着白色衬衣的透明幕布悬挂在走廊一侧，它们的影子投在地面上，并且每块幕布上面都有弹孔。（图11～12）

这是我在墨西哥、危地马拉和瑞典等地创作的一个大主题项目下的一部分，你提到的这个系列是我在墨西哥城完成的，灵感来自法国摄影师Fran?ois Aubert（1829～1906）的一幅非常著名的照片：1867年，墨西哥皇帝马西米连诺一世（Emperor Maximilian the First of Mexico，1832～1867）被处决后留下的衬衫。我拍了一些墨西哥朋友的衬衫，然后在照片上做出弹孔效果，弹孔并不在衬衫上。一张照片可以代表任何个体（everyman）（在文学和戏剧中，everyman一词多用于指代一个普通的个体，一个容易辨识却又被置于特殊环境中的角色——编者注），这组作品也是拉丁美洲所曾经历的暴力历史的象征。

你的很多系列具有宗教色彩并带有某些经典画家作品的痕迹，像波提切利、普桑、鲁本斯。你的作品用一些方式关注细节，比如手的姿态，你想表达什么？（图14～15）

《报喜》（La Anunciación Cultural）是我和妻子Graciela De Oliveira共同合作的另一个系列。我们翻拍了一些著名绘画中人物的手。我们通过圣母玛利亚和报喜天使的手（天使报喜指的是天使向圣母玛利亚告知她将受圣灵感孕而即将生下耶稣——编者注），可以感受到一个女性的顺从，进而解读出人类对上帝的顺从和宗教的神圣力量。与此同时，我们想暗示天主教故事中人类形象的缺失，这种缺失导致了拉丁美洲国家社会长期存在的男性主导意识。我大多数的作品都是基于对欧洲艺术史的探讨，尤其是关于神话和罗马天主教的历史。我猜这也是因为我生在天主教国家，读的是天主教学校的缘故。

你的照片总是带有一种怪异的感觉，有一点脱离日常生活，在最近的系列，像《你/我的荣幸》（Tu/Mi Placer）中，一件被摄物的整体性会被另一件被摄物割裂，从而使这种超现实的感觉更加明显。（图16～19）

每一组作品都有特别的创作方式，这组作品也是我和妻子一起完成的，她负责为每一张照片配文，配文的体例如同精炼的诗，这些字句可以和著名的西班牙波列罗舞曲的音乐押韵（波列罗舞曲是一种拉美风格的音乐，以独特的三节拍和伤感的歌词为特色）。这些文字用一种尖锐和讽刺的语气，暗示了拉美地区、尤其是危地马拉女性遭受暴力侵犯的问题。这组作品被公开地展示在危地马拉的一个旅游区广告牌上，主题是探讨女性暴力。女性暴力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话题，在危地马拉，很多女性被男性所杀害。这些照片展示了一种“双面暴力”，照片中的暴力，既“在场”又“不在场”，它们常常被人忽略，却又真实存在。照片通过被摄的人、物关系，展示了一种扭曲、混乱和富有侵略性的场景，反映了当地女性内心世界所持有的恐惧。

观者怎样看待你的作品？

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1887

～1968）在一个多世纪之前提出这个概念：艺术作品最终是由观者完成并赋予意义的，艺术家只是一座桥梁。不同时空中的观者所给出的回应是不同的，但基本上，人们在我的照片中看到的是他们自己的倒影。（图13）

你现在居住在阿根廷，你认为你的创作方式和内容改变了吗？

一个人的生活，是由很多事物和经验组成的。如今我生活在阿根廷，在这里组建家庭，养育孩子，并在这里继续摄影创作，我不可能独立于环境之外。但危地马拉对我生命各方面的影响是不可摆脱的，童年经历所留下的罪恶感、空虚和恐惧仍如影随形，以某种方式继续存在着。

你的罪恶感从何而来？

我所说的“罪恶感”指的是一种影响自我以及决定人与世界关系的心理，主要指的是人们在面对过错与挫败时的感受。在危地马拉这样传统而充满矛盾冲突的国家，天主教的重要地位在漫长的岁月中催生出这种带有“罪恶感”的社会心理。

在你最近的作品中，将一艘中世纪的帆船模型放在床上。你想表达什么呢？（图20～22）

这组作品是在西班牙北部的加利西亚省创作的。我想把当地的宗教以及航海文化结合起来，加西利亚之于人们的童年，就是充满着梦想、欲望和冒险之地。这个系列叫《太阳圣坛》（Ara Solis），Ara Solis是自古以来旅行者都会前往的一处纪念碑的名字，在那里人们能看到日暮时分海平面上的日落。

这组照片像是在述说我们熟悉的东西，又在质疑它，你在寻找什么吗？

一个悖论是：每个人都会终其一生寻找那些生命中所不曾拥有的东西。我也一样。我试图去创作有意义的照片，让它们讲述我的生活、梦想和痛苦，而每次的作品都会有缺陷。但正如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1906～1989）曾经说过：“再试，再失败，更好地失败。”生命如谜，但经验赋予这一切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