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是什么

安顿

飞机收起起落架的时候，机身猛地一震，我急速地右倾：“不要紧，就这么一下。”一只手温和却很有力地拉住了我的胳膊。

这声音来自我身边的一位白发老妇人。她穿着灰色羊绒衫、毛呢长裤，显得十分干练，她的白发卷曲，一双灰色的眼睛毫不因年迈而浑浊。这双眼睛让我认定她来自欧洲的德国或者法国的某个地方。

“您的北京话很像我外婆讲的那一种。”我试探着说。老人的脸上涌起一种祥和：“那是我20岁时学的中文口音，1936年，还没有开始抗日。”我飞快地算出老人的年龄——80岁。但她的确不像80岁的女人。

老人自言自语般轻声地讲述起自己的故事：她的家乡在德国法兰克福，父亲是一位建筑学教授。当时父亲有一位学生，是一个英俊的湖北小伙子，讲一口流利的德文，常常出现在她家的客厅里，在和父亲讨论问题的时候偶尔会偷偷看她，那时她17岁。两年后，25岁的湖北小伙子回国了。走之前留下一封信，除了用德文规规矩矩地写下的致谢之外，还有一张中德文对照的地址卡片：中国·武汉。这个地址，她只用过一次，用于给他发一封简短的电报：“将来武汉结婚，请等待。”

两人结婚后，一直在中国生活，1966年丈夫去世，她便定居北京。60年的时光已经让她完全中国化了，她穿过列宁服，拿过红宝书，有中国人人手一页的户口卡片，用过各种粮票、布票、肉票……她讲一口地道的老北京话，她打趣说这叫做“嫁鸡随鸡”。在她的观念里，丈夫的家就是她的家，所以，她每年回一次武汉。

从她的讲述中，我飞快地算出一个数字——30年，一个德国女人为一个中国建筑师守寡30年。我无法想象，是否老之将至或者老之已至的人，面对逝去的浪漫、时代的变迁、亲人的离去和生命的终结，都会有一份类似的平和。正如我无法想象，1966年，她的丈夫和当时许多不堪忍受污辱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结束生命的同时，也结束了他们婚姻中那一份相守的承诺，那是怎样一种切肤之痛。但老人的叙述中没有任何愁苦，她几乎完全沉浸在少年夫妻的甜蜜之中。

飞机开始降落。“我可以知道怎样在北京找到您吗？”我小心地问。“5天以后我返回北京，咱们要是有缘，就还可以碰上。”她笑着说。

我在武汉住下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订5天之后返京的机票，只为能与她重逢。因为这个老人，我开始无法抑制地想家，想念将在我返回北京时离开家去出差的丈夫。

事实上，从我做记者的那一天起，就已经开始习惯和丈夫的分离。他像灯一样守在一个固定的、叫做“家”的地方，而我像鸟儿一样乱飞。

我拨通家里的电话。是丈夫的声音：“就知道是你。”于是我给他讲起那个老妇人，丈夫静静地听着，就像每一个晚上我捧着茶对他云山雾罩，而他对着我默不作声。“我知道你是欣赏我的。”相隔千里，我忽然就有了表达的冲动，而这是平日里的我不会做的。

丈夫在笑，但他的话依旧淡然：“我在洗衣服、床罩还有窗帘，你想想，一个老婆出差了的男人，除了这样消磨时间还能怎样？”这是丈夫一贯的表达方式，我似乎只有在异地的夜空下，才能感觉到其中的深意。

5天的时间很快过去，在离开前的最后一个上午，我给丈夫买了一件毛衣。这是我若干次出远门中唯一一次带礼物回家。

我提前一个半小时到达机场，逡巡在换登机牌的地方，等待那个令我难以忘怀的老妇人。当灰色的身影出现在视线中，我们相视而笑。

她问：“下了飞机有男朋友接吗？”我摇头： “我丈夫今天下午的班机，出差。”老人笑了，双眼眯成一条缝儿：“聚少离多，我们当年也这样。你丈夫一定很不希望你出差。”我点头，说不出话，忽然就很想哭。她说：“因为有分离，才显得在一起的时候很宝贵，我们在一起30年，之后我有30年的时间用来回忆。你离开家5天，有4个夜晚用于相思，很充实，对不对？”

我的眼泪落下来，打在她皮肤有些松弛的手背上。

我们仍然在机场告别。她钻进计程车之前很认真地问我：“小姑娘，你知道婚姻是什么吗？”我一时语塞。

回到家，看到丈夫留的字条：“我会用魂斗罗第六代的速度快去快回。”桌布、床罩和窗帘都是新换过的，屋子里飘着淡淡的姜花味道。我抱着那件新毛衣坐在地板上，把柔软的大毛衣贴在脸上，想着老人告诉我的话——婚姻就是把稳定送给爱的人，把浪漫留在心里。

（摘自《37°女人》）（责编 悬塔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