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看复兴与崛起

罗志田

在与各类不学历史的专业学人的接触中，我常注意了解他们的历史知识来自何处。结果有些令我吃惊，即历史学人不太看得上的教科书，影响似乎很大。进而推广到一般人，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人们对历史的热情一直浓厚，但不计“戏说”和“穿越”者，说历史的书，卖得好的往往不是所谓“历史学界”看重的（即使在“历史学界”之内，销量大的也往往是那些敢于下判断愿意给出“答案”的书）。

普通人所谓的“历史知识”，或许就是这样形成的？而学界最看重的研究新进展，却常疏离于那些对历史有兴趣的人。这是一个值得反思的大问题。主要的责任，当然在我们这些史学从业者。我们何以不能让内行觉得好的作品，也能为一般人所接受，是很需要检讨的。同时，我们或也应适当“拨冗”，与非专业的人分享自己的读史心得。

有一段时间，复兴与崛起两词都很流行，大家说的似乎是一事。其实两词意思大不同，崛起通常可以是第一次，通俗地说就是从小到大，甚至从无到有；而复兴则是曾经光辉过，已有从小到大的经验，后来又“温故知新”，再次辉煌。不论复兴还是崛起，皆非无因而至，而是有所凭借，不过隐显不同而已。

今日所称“西方”的核心，半可说崛起于近代。因为起来的既不是曾经辉煌的希腊、罗马，也不是盛极一时的天主教（旧教），乃是以新教为标识的野蛮族群。但所谓“半”者，则新教与旧教本是同根；而欧人后来的尚武精神，也多少源自罗马。尤其欧洲有文艺复兴一说，直指希腊—那既是复兴的目标，也是崛起的渊源。

若言中国之崛起，至少在殷商时期。据李济的研究，那时从喜马拉雅山以东的太平洋两岸（从北极到南极，包括南北美洲）这一广大地域的文化中心，就是殷都安阳。人类古文明多自视为天下之中，而殷商之自诩为“中国”，那天下的范围可真不小。这当然也不是凭空而至，像甲骨文那样繁复的文字，便绝非短期可以形成。

唯殷商盛极转衰，又被周武王伐灭。史书的记载，是“小邦周”对抗“大邑商”，故周的成功也是一种“崛起”。周本殷之属国，若从旧观念看，基本是以下犯上，孟子却诠释为“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成就了“顺乎天而应乎人”的中国革命学说。那“革命”观念建立在道义为基础的天命之上，常可支持那些“得道”的崛起者（后来的改朝换代，除汉高祖和明太祖以布衣登大位及外族入主外，往往以“禅让”的形式进行。不仁者每见其虚伪，其实也体现了对文化形式的尊重—权力对形式“包装”的借重，从来不是无缘无故的）。

周以后中国迭有盛衰，而文化自信尚能维持和延续。从历代中外竞争看，元、清两朝异族入主，其失败之惨烈，远在清末之上，却甚少有人主张蒙古人或满人的政制、文化要高于汉人，不仅是“外国入承大统”（清雍正帝语）的新朝基本采纳了旧朝体制，更重要的是士人对中国文化的信心仍能保持。而在晚清，不过在沿海被打败（当然首都也曾被威胁），就逐渐失去了对中国文化的信心。庚子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之后，朝野的自信进一步丧失。

这是前所未有的根本性转变，其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西人的诱导改变了中国人的思想方式，接受了以强弱定文野的外来观念。康有为曾说：“数千年之文教，不能以数十年之贫弱屈也。”但近代中国恰是如此，接受并承认了强者是文明的，弱者是野蛮的；既然被打败了，就不仅是技不如人，而且是文化不如人。于是自认野蛮，由自以为原处“天下”之中而退居“世界”的边缘，从此走上以摹仿赶超外国为途径的“自强”之路。

对于中国而言，那是一个不得不变革的时代，也就是一个学习的时代。近代的历史，大约就是一个在外力冲击下从被迫转变到主动改革的进程。当年读书人关注和思考的基本问题，即梁启超一九一二年所说，明确“我国在世界现居何等位置”及将来如何“顺应之以谋决胜于外竞”。一般情形下，摹仿是最简单也最直接的变革方式，往往是变革者的首选。在很长的时间里，必须向西方（及其变体日本和俄国）学习，成为朝野一致的共识。二十世纪的几次武力政权转换，都没有影响这一基本的思路和走向。所不同的，只是向谁学和怎样学。

中国人原本是以“天下”来认识人类世界的，后来却以新兴的“世界”取而代之。这当然不仅是名称的转换。由于这一新来的体系基本为西方所构建、所主导，而中国更多处于“化外”，故中国必须先“进入”世界，然后才谈得上改善在世界的地位。于是“进入世界”就成为近代中国持续努力的目标。而一旦进入“世界”成为国家民族追求的方向，就意味着要放弃自己原有的“天下”秩序，且反过来获得既存外在秩序的接纳。

此前无论“万方来朝”在构建“天下”的完整性方面负载了多少象征意义，其所代表的外在秩序并非国家思维之所侧重；而融入“世界”成为国家目标后，虽不能说整体上外事压倒内事，但因为所面临的外在秩序与既存的政治和文化体系有着极大的甚至是基本的差异，就不能不对既存的内在体制进行大幅度的甚至根本性的修改，以获取外在体制的承认。

晚清的数次改革，直到最后几年的立宪，可以说都是以摹仿为主的外向型改革，目的就是想要改善中国在世界的地位。甚至最后的辛亥革命，仍基于类似的目的，主要不是为解决自身的内部问题，而更多是外向的。这样从改革到革命的接续，在古今中外都是不多见的。

国家目标的外倾，是一个几千年不曾有的根本性大逆转，充分表现出“近代”与“古代”的一个重大区别—原本“四裔”对“中国”而言基本是存而不论的，后来则外来标准成了制定国策的基础，且基本国策也以外向为主。这一倾向形成于清末，影响直到现在。中间虽一度闭锁，但随即开放，经济因改革而大发展，遂有今日。

相当一些人把复兴看作崛起，也有其因缘。中国在近代历尽屈辱，逐渐沦为弱国。在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弱也就是小，我们实际早已习惯于做小国国民了。积弱渐久，遂习惯了受气吃亏。就像有些人遇到车祸，虽幸存却失去了记忆。很多中国人或就因为近代一度的屈辱，遂忘却了几千年曾有的光荣。

其实若从世界史的视角看，像中国统治的国土面积那么大，维持那么久（朝代虽更易，基本未变换体制），似仅此一例（欧洲也曾有大帝国，都未能长存）。康有为便曾指出，能有“五千年光大宏巨、长久而无恙”者，世界古国中“唯我中国而已”。中国“何以能为万里一统之大国”、“何以能为四万万人同居之大族”、“何以能保五千年之文明”，是“国人不可不深长思”的。

数千年之文教，竟因数十年之贫弱而淡忘，除一些人勇于自我批评外，也与我们近代历史记忆的塑造相关。过去关于中国近代的史书和教科书，大致都以屈辱和反抗为核心，不过表述的方式不同（如侵略反侵略等），基本是国耻压倒国粹，未曾脱出晚清人的思绪。其实近代的百多年，中华民族不仅有所谓“落后挨打”的被动一面，同样还有主动的、建设的一面，包括保守和维新。

上述历史记忆的选择性塑造，符合“知耻近乎勇”的古训。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多次反复强调负面的屈辱，横向有将负面感觉扩大化的可能，纵向更可能贻害于后人。我们固不应掩盖伤痕以粉饰太平，却也不必始终笼罩在往昔的哀痛之中。历史不能仅是负担，它更是动力，是资源，是发展的基础。若自定位始终在吃亏，难免总感觉不满。常感屈辱之余，可能产生莫名的喧嚣纷扰，也最容易像鲁迅说的那样“互相抱怨着过活”。

人必自尊，而后人尊之。所谓泱泱大国，从上到下，都要有从容之风。抗战时国民政府提倡“处变不惊，庄敬自强”，是有针对性的表述。那也并非仅仅口头一说，抗战后的“以德报怨”，就是真正能体现泱泱大国之风的壮举，为人类历史上所少见。即使在宇宙之中，也足以为人类的骄傲。可惜这样的壮举，竟为中日两国以及他国许多人所遗忘！失了远虑，自然多见近忧；大家都有些近怨恨而远德性，也就难免不断地“互相抱怨”了。

不过几十年前的事，竟然能共同失忆，作为史学从业之人，我是很感愧疚的。这一事例提醒我们，人的群体性健忘，可以多么普遍而平常。

近代失忆之后，形成一种特殊的反传统思路，即国家或社会出了问题，却并不像后来套话所说的那样“各自多做自我批评”，而是先把责任推给古人和传统文化。同一思路的横向延伸，就是把问题归咎于外国的侵略。不论责备古人还是外国人，都不说自己做得好不好。其实事事责备外国人也只是一面，思路相近而表现相反的倾向，就是处处都说外国人好。

少年胡适在清末观察到：“现在的人，把我们祖国的光荣历史忘记了，便甘心媚外，处处说外国人好，说中国人不好。”西方在侵略的同时，确实带来新的思想资源，对中国文化的重建有很大的帮助。但失忆者在尊西趋新的同时，有时可能忘了外国的侵略，更不记得我们既曾有向敌人学习的勇气，也曾有宽恕侵略者的胸怀和气度。

所有这些表现的共性，就是没有做到古人所说的“反求诸己”，而其根源，多少都与因失忆而丧失了自身文化主体性直接相关。在近代似无尽头的持续学习进程中，也有人注意到怎样保持自我主体性的问题，但更多人以为，当时最主要的目标，是“送穷”以“退虏”，仍着眼于中外的竞争。就连乐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张之洞，其实也已因焦虑而相当激进。他不过是象征性地维持“中学为体”，实际注重的则是引进西学之“用”。

反对“中体西用”的严复，更提倡以“西学”之标准审视“中学”，结果发现既存中国学问都“散见错出”、不成章法，尚不能称之为“学”，遑论为“体”。无体之用，正类无根之木，于是真正散见错出而枝叶化，散碎飘零而不知所归。

国家的大小当然是实在的，但很多时候也是一种认知。遗忘了曾经有过的辉煌，便很容易把再次“从小到大”当成“从无到有”；视大国为小国，复兴也就成了崛起。有段时间，大家都关注欧美的“大国崛起”，其实更适合我们参考的西方历史经验，或是其文艺复兴。

近代也曾出现选错参照系的类似问题。历代很少提及的“富国强兵”，到晚清成为政府不可回避的责任。以致富强的外在体制，自然成为必须摹仿的“正确”治理模式。然而在摹仿的进程中，所选楷模与中国的差异，也带来一些长期流衍的负面后果。

不论复兴还是崛起，大国不能全学小国。近代中国的摹仿对象，最初也有俄国，终因其被日本打败而落选；后来确立的主要摹仿对象，正是日本。但日本的幅员、人口等基本因素，与中国相差太远，给制度设计造成了极大困扰，导致清季新政期间很多政策，根本无法实施。

同理，大经济体不能全学小经济体。然而榜样的力量是很大的，大到超出我们认知的程度。清季如此，今日亦然。由于“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新经济实际是以香港地区、新加坡等“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为模板，并兼学日本（改革开放之初真正影响中国的西式经济大国），外销性经济增长成为一个主导的力量。这一无意中形成的发展模式，却忽视了“大龙”和“小龙”在不少方面是不一样的，甚至可能有基本的差异。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不能像岛国那样眼光一味向外，也不能像城市规模的经济体一样把国家命运赌在外贸上。

清季新政期间的新政策多出于留学生，他们每以外国事例比附中国，摹仿痕迹甚重。马其昶在宣统二年（一九一零）就上奏说，那时鼓动增加税收者，常说“欧美纳税重于吾国，人民应尽义务，多取之不为虐”。欧美纳税重于中国确是实情，但马氏指出了一个时人忽视的重要现象，即“今日中国之民，其应享利益，何一事可比泰西？”若不效其应享利益而“独欲效其纳税”，恐怕“宪政成，而陛下之赤子无噍类矣”。这样的建议，不啻“亡国之言”。后来的发展，被马氏不幸而言中。

类似现象在当时和此后都不断重复，所以民国元年（一九一二）梁启超就提醒说：“自二十年来，所谓新学新政者，流衍入中国。然而他人所资为兴国之具，在我受之，几无一不为亡国之媒。”此言将马其昶的警告推衍到更广泛的层面。与民元时很多人尚颇感兴奋相比，梁启超的心绪是有些悲凉的。其所说的当然不是清朝遗老所谓的“亡国”，而是从道的层面看到了“亡天下”的前景。

所谓“亡天下”，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文化的整体失落。近代开始的物质至上倾向，即其中一个表征。文化虽也包括物质，也向有非物质的一面，后者更是中国文化的强项。近代中国追求物质富强成为主流，连康有为这样想做教主的人，也曾提倡“物质救国论”。其实中国传统向来重视非物质文化，对物质层面的富强，既不特别强调，却也不忽视。

古人一面承认衣食足而知荣辱，又强调“读书”方式可能改变物质对人的支配性影响（即孟子所说的“无恒产而有恒心”）。对于不一定能读书的人，则更注重“富而后教”。温饱的问题是必须解决的，此后的很多问题，富强却不一定能解决。从南宋起，昔人提出的解决方式，就是以帮助百姓“治生”为基础，在基层构建一个以士人为中心的“礼治社会”，以确保文化的在地化。这类“礼下庶人”的运动虽各地成效大小不一，却一直延续。

自从近代“物质兴起”之后，我们的思维和想象，都已相当物质化。如今中国似已富强，却也淡忘了富强之外的天地。对于各类“非物质”的事物和面相，久已生疏，以至于视而不见了。晚清的报纸曾说，物质的匮乏固是民穷的表现，但物质再丰富，若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和习惯，则“凡所思想议论行为而皆穷”，这才是真正的“民穷”。盖失去自我，不思自立，则不能不有所依赖。“一旦失所依，则知怨而已。怨之极，则思乱而已。”思想乱则议论乱，行为也随之由怨而乱，“以为除乱之外，则无所行为也”。

这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存在固然可以决定意识，但意识却超越于物质的存在（这道理很简单，我们现在接受、推行的中外理念，大都产生于物质生产远逊于今日的时代）。富强不仅是物质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非物质的。思想贫乏还是丰富，直接体现在人的言说和行为之上。香港凤凰电视台有个栏目叫作《风范大国民》，其内容且不问，其名称确实反映出逐渐开始体味富强的国人最迫切的需要。

如前所述，中国在近代沦为弱国，国人也惯于自视为小国国民。而中国又是一个曾经辉煌的大国，洋溢着文化的自负。从那样的高位坠入困顿，其惨痛更非同寻常。世人的心态，也充满了起伏，容易产生不平之气。而人的行为举止，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心态的影响。盖不仅言说是表述，行为也是一种表述。言为心声的古训，也可延伸到行为举止之上。世家子虽落魄，仍不愿失格，以维持体面，多少还能有所为有所不为；若曾经辉煌的记忆不在，就可能像穷困者忽然阔了起来，或不免生出暴发户的习气。

另一方面，由于近代国家目标的外倾，无意中遮蔽了自我的主体性，形成一种反应式的行为模式。自信不足，便过分在乎别人的“说三道四”，凡遇“说三道四”必即刻回应，有时甚至不免反唇相讥。结果类似电影《南征北战》里所说，算盘珠子总被他人拨动；因自我主体性的丧失，连带失去了行为的主动性。

两者的共性，就是丧失了大国国民的风度。泱泱大国的国民，首先要具备休休有容的风度，其次要勇于承担属于自己的责任。自己的好处不能忘，不好的也无需回避。谁都不免有错，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过而不知，改从何起？过而诿诸他人，则连改的可能都排除了。孔子说的“不贰过”，大概就有谁的过失谁负责、不推卸给他人的意思。这是大国国民的起码风度。

可惜近代沉沦日久，这样的国民风度，已有些可望而不可即了。有句俗话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一无所有者无可损失，固然可能无所畏惧；但生活中的穷困潦倒，也可能折损人的志气，使之日渐猥琐。反过来，富足同样可以像锁链，将人束缚。如今我们开始富裕，脚上穿鞋之后，似乎也更加趋避风险，而光脚时养成的习气仍在。

近年卸责之风渐成惯性，在个人、社会或国家出问题时，不是反求诸己，多做自我批评，而是向外（过去也是外国）寻找责任承担者，并据此做出可以免责的“合理”解释。虽自己试图规避责任，又往往乐于告诉别人该怎么做，近于古人不提倡的“好为人师”。

古人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要“仁者”才可以做，非一般人所能为。通常说的推己及人，是指体谅他人，不是指导他人。早年的蒙学教育中，就曾提倡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以前有人将此视为自私，窃以为是说至少要先有能力自扫门前之雪，然后或许可管他人瓦上之霜。近年我们已较为西化，无意中接受了不少想要征服异端的外国宗教精神，越来越“好为人师”，喜欢涉足他人瓦上之霜，且远比以前积极主动得多。

实际上，我们一方面不能忘记自身的文化主体性，同时又不能不与他人他物和谐共存。要避免人人都“互相抱怨着过活”这一大家都极不愉快的状态，特别需要对非我的“他人”予以更多的尊重。大国要有大国的风度，大国国民要有大国国民的风度。一个文化悠久的文明，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民族，不能表现得像“没文化”的暴发户一样。

今日既然在经济体量上已恢复大国地位，就更需要在认知层面从小国回到大国，放弃光脚时养成的规避习气，挺起胸膛做个勇于承担责任的大国国民。不必总说古人害我们，外国整我们，先问问自己做得好不好。岂不闻“天下者，我们的天下”。该我们承担的，只能自己承担。天下无道，就尽力变无道为有道；天下有道，则努力使之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