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亚子的口吃

叶扬兵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江苏南京，210013）

柳亚子是江苏省吴江县（今苏州市吴江区）人，中国近现代著名诗人。他因参与发起创建清末革命文学团体——南社，并长期主持南社社务而享有盛名。他还与毛泽东多次进行诗词唱和，因而广为人知。可是，诗才敏捷的柳亚子，却患有口吃，给他的学习和讲演带来很大麻烦，留下了很多趣闻。

（一）

1887年5月28日，柳亚子出生在江苏省吴江县大胜村柳家大院。他原本没有口吃的毛病，口吃完全是后来从苏州五舅父家学来的。

柳亚子的外祖父费古甫住在苏州，没有儿子，只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嫁黎里徐家，小女儿就是柳亚子的母亲费漱芳。外祖父去世后，过继了两个嗣子：一个是费古甫大哥的儿子，名树达，原先排行老五，柳亚子唤他五舅父；一个是费古甫弟弟的儿子，名树蔚，字仲深，号韦斋，柳亚了唤他韦斋舅舅。外祖母特别偏爱亲生的小女儿，外祖父亡故后，常要她上苏州陪侍。母亲于是半年住在大胜，半年住在苏州。柳亚子年纪尚小，就做了母亲的跟班。这样，一直持续到柳亚子十岁的下半年，柳亚子每年都有半年左右时间住在苏州的外祖母家。因外祖母家当时由五舅父当家，故亦称五舅父家。

五舅父是一个大口吃患者，讲起话来“期期艾艾”，简直糟糕。有人这样形容他的口吃：他到大胜柳家来，一上岸进了弄堂的门，嘴内就喊起柳亚子父亲柳念曾的表字——寅伯，但一直跑到柳家茶厅“荣桂堂”次间，在柳亚子父亲的书房内坐定时，嘴内还只是一个“寅”字，而“伯”字始终没有出来。五舅父不仅自己口吃，而且生下的孩子，除几个女儿一点也不口吃外，个个都是口吃。五舅父年纪比柳亚子父亲还大，个子高高，脸儿胖胖，颇有些官僚气派，仪表很威严，柳亚子只能在肚里笑他，而不敢学他。柳亚子的一个表兄孟良和一个表弟仲贤，与柳亚子年纪相仿，柳亚子非常顽皮，天天见他们，天天笑他们，也天天学他们。

9岁那年，经常学表兄表弟口吃的柳亚子竟然学“毕业”了。柳亚子心中大为恐慌，决心“要宣布脱离学籍了”，但是这已经不可能了。他说起话来也期期艾艾，完全像五舅父的那一套。母亲为此不知打了柳亚子多少次，也不知哭了多少回，都无济于事。

在9岁那年，柳亚子不幸遇到一位神经病兼肺痨病患者的老师俞文伯，在精神和肉体上都饱受痛苦。当时柳亚子患上口吃，讲话还不打紧，读书却大吃其亏。读书已很苦痛，背书更是一件了不得的酷刑。柳亚子悟性天分很高，记性却不出色。在以前，背书已感觉痛苦，因为背不出来，就得受老师的刑责。患上口吃病以后，更不堪设想了。有时候，书在脑子里，是背得出的，但因为口吃的缘故，不能通过舌头传到老师的耳朵里。老师是不管这一套的，柳亚子一个字不顺口，他就在柳亚子头上给一戒尺。起初，背书时老师高坐着，柳亚子站在地上，他来打柳亚子，柳亚子还有躲闪的余地。后来，俞老师知道柳亚子会躲闪，索性把柳亚子抱在他的身上，戒尺落下来，完完全全落在柳亚子的脑壳子上。这样，头上便生楞出角，弄得头角峥嵘起来。柳亚子是一个好胜的人，老师打了，决不愿意对母亲叫苦，以为这是大大的耻辱。但母亲替柳亚子打小辫子的时候，发现了许多磊磊落落的东西，自然不言而喻了。最初，她也是主张“铁匠做官打上场”的，以为小孩子背不出书，便应该打，绝对不因姑息而心痛。后来，知道打得太厉害，偷偷地叫女仆去关说，碰了钉子回来。老师说，再要说情，他便得辞职了。母亲无可奈何，只好让柳亚子的脑壳去受苦。好像打惯了，柳亚子头皮厚起来，倒也不觉得什么。就这样，柳亚子足足给他打了一年。

（二）

1898年，柳亚子家从大胜迁往黎里镇的周寿恩堂。1902年，柳亚子考中了秀才。这年，黎里镇上的褉湖书院曾一度改名养正学堂，从无锡请了教师教习英文。柳亚子为新学潮鼓动，兴高采烈前往报名上课。不料，26个英文字母中，念到“特勃尔鱼乎”(W)，口吃作祟，念来念去发不好音。于是，只上了一天学就不去了。

1903年初，柳亚子以中国教育会会员身份到上海进入爱国学社就读。因对“特勃尔鱼乎”余恨未消，他决计不学英文。爱国学社很穷，没有多余的教室，柳亚子自修的教室偏偏又是英文讲堂，柳亚子只好在课桌上打瞌睡，每每睡得十分香甜。邹容曾多次劝柳亚子学英文，竭力反对柳亚子采取在自修室打瞌睡的消极办法。牛脾气的柳亚子并未听从劝告。柳亚子过后思量，觉得邹容所讲的话还是很有道理的。他想，自己学了英文以后，就可以博窥外国书籍，精研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旁及文学艺术，这该多好啊！

1903年夏，爱国学社和中国教育会闹分家而独立，于是以中国教育会会员附读的柳亚子只好辍学返回黎里。不久，《苏报》被清政府勾结租界当局查封，章太炎和邹容被捕入狱。在狱中，邹容曾写信给柳亚子，竭力劝柳亚子读习英文以求世界知识。

1904年，柳亚子进入同里自治学社。他听从了邹容的苦劝，决心学好英文。当时的英文教师顾浩然对他很好，他要什么，顾浩然就给什么，一度成为他早年最好的朋友之一。柳亚子个性非常高傲，不愿甘居二流，一定要赶在同学前面。口吃的他学起英文来格外吃力，便求助于先生的特别教授。他每天晚上去顾浩然卧室，将第二天要上的课读熟，第二天上课时，自然滚瓜烂熟了，连先生不教都可以。这样坚持了一月有余，居然赶在了全班的前列，他对此很感满意。谁知他忽然生起病来，一病就是一月，又远远落到了同学们的后面。他学英文由于口吃的缘故，终是“非常勉强”，人家用十分力量，他则非用十二分力量不可。结果把自己累病了，痊愈后不再有毅力和勇气苦学英文了。

1906年，柳亚子在上海打算进入健行公学，想再度学习英文。健行公学的实际负责人朱少屏不要他做学生，而要他当国文教员，说：“你有口吃病，英文当然念不好，何苦白费心力。你还是当一个教员吧，我们是很欢迎的。倘然你坚决地要做学生，那倒只好挡驾了。”无奈之下，柳亚子只好接受，在健行公学当起了国文教员。如此一来，柳亚子学习英文的一事就完全放弃了。

几十年后，柳亚子还深深感慨：“不通外国文，是我平生的大憾，因为是做了十足的文盲，使我对学术研究上非常欠缺。并且，因为不通外国文，不能多受科学的洗礼，脑筋的训练不够，一切都非常粗糙，处处吃亏。还有，不通外国语文，便不能和国际友人通讯讲话，讲话时就非用翻译不可。”

（三）

柳亚子年轻时，口吃非常严重。在熟人之间私下谈话并无太大妨碍，到公开场合讲话或讲演就很困难了，特别是与人辩论时就更说不出话来。据南社老人郑逸梅回忆，柳亚子的口吃是很严重的，越是急，越是说不出话来。柳亚子宁愿写长长的文章，却怕作短短的讲话。

1905年4 月，柳亚子友人冯绍清在苏州创办了苏苏女学，柳亚子应邀前往参加开学典礼。其后，柳亚子说服母亲，将次妹柳平权送入苏苏女学。柳平权思想亦趋进步，一度颇具雄心，她对同学说：“我哥哥是个自命不凡的人物，但他因口吃的缘故，一不会演讲，二不会读外国文，还有他的体格不强健，眼睛又坏(指近视)，不能学陆军。这种弱点，我却都没有。那末，我将来一定要做个女演说家和女军人，赶在我哥哥的前面呢。”这些话传到柳亚子耳中，柳亚子感到十分高兴。从中不难看出，当时的柳亚子因口吃而根本不能演讲。

1906年，柳亚子在健行公学期间，先后加入中国同盟会和光复会，成为双料的革命党。他与高天梅、陈陶遗、朱少屏等密切交往。7月，孙中山经过上海时，设法与沪上盟友相聚，商讨国事。孙中山为清廷通缉，无法上岸，请法租界公董局(相当于租界政府)的法国友人辗转传递消息。7月间的一天，法租界巡捕房某人前来招呼，说孙中山在吴淞口外海轮上，请诸位前往交谈。柳亚子闻讯异常激动，便和高天梅、朱少屏、陈陶遗等立即乘一艘没篷的小船，赶到一个轮船上去拜谒孙中山。当时谈话的时间不长，柳亚子只有20岁，见到自己心目中的伟人很是激动，加上患有口吃，就几乎没有说话。

柳亚子在同里自治学社就读期间，曾结识江苏吴县（今苏州市）人朱梁任（字锡粱）。朱梁任也患有口吃，与柳亚子同病相怜。他曾赠柳亚子一首诗云：“新中国少年，我爱柳人权（柳亚子当时改名柳人权，字亚卢——笔者注）。文笔惊当世，殷忧问老天。风歌同口吃，《民约》得心传。把臂吟诗句，临风意悯然。”

1909年，南社在苏州虎丘召开首次雅集。柳亚子、陈去病、朱梁任等17名社友与会。会议通过了《南社条例》13条，选举南社职员。选举结束，酒兴尚浓，忽然谈到诗词问题，产生了南社史上第一次文学论争。

清末，盛行北宋的诗和南宋的词，柳亚子反其道而行之，在诗的方面尊唐抑宋，在词的方面则推祟五代、北宋。他对一般人推崇南宋词人吴梦窗很不服气。他说：“讲到南宋的词家，除了李清照是女子外，论男性只有辛幼安是可儿，梦窗七宝楼台，拆下来不成片段，何足道哉！”这一席话“却惹恼了庞檗子和蔡哲夫”。庞檗子是坚持词以南宋为正统的词学专家，起而与柳亚子争论，蔡哲夫也附和着发表自己的主张。赞成柳亚子主张的只有一个朱梁任，可是朱梁任和柳亚子同为口吃患者，期期艾艾，争辩不过，急得柳亚子大哭起来，骂他们欺人太甚。“檗子急忙道歉，事情才算告一段落。”

中年以后，柳亚子的口吃似乎好了许多，虽然还不时流露出口吃的痕迹来，但已经可以公开发表讲话和进行讲演了，特别是碰到兴奋的时候，简直可以说是不成问题。1934年4月18日，柳亚子应邀在济南齐鲁大学讲演，丝毫不口吃，后来留下诗云：“自奋澜翻广长舌，漫从狂狷惜中行。”1935年春，柳亚子参加上海市政观光团访问菲律宾，在马尼拉应中华学会邀请前往演讲，也很成功，柳亚子后有诗云：“居然鼓我舌如簧，雄辩天花散到场。”1941年9月至12月间，柳亚子在香港几次大规模的集会上都演讲，绝不口吃，有时候还出过一句一鼓掌的风头。最成功的讲演是1941年底柳亚子在美洲洪门致公堂领袖司徒美堂欢迎会上的演讲。当时各党各派人士都参加了，柳亚子和刘清扬女士两个人的演说最为激昂慷慨，博得了全场无数的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