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记者平衡术

何仑

厂家利益和消费者利益孰重孰轻？

亚当·斯密200多年前在《国富论》中回答说：“消费是一切生产的唯一目的，而生产者的利益，只在能促进消费者的利益时，才应当加以注意。这原则是完全自明的，简直用不着证明。”同理，对媒体来说，在消费者利益和厂家利益之间，以维护前者的利益为重是天经地义、毋庸置疑的。

但凡事都有中国特色。私人消费目前仅占中国GDP的35%，远低于发达国家的60%～70%，而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只有建立发展起相对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特别是其中一些关键性行业，才能为满足消费者需求提供长期可持续的保障，所以，长期以来，我们一些行业和企业建立、健全本身便成了目的，正如战后相当一段时期内的日本那样。

汽车是近十年来发展最为迅速的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之一，也是在与消费者关系上最为纠结的产业之一。汽车记者在这种关系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所起的作用有时是好的，有时不怎么样，有时相当恶劣。后者主要是指一些汽车记者打着为消费者维权的幌子，对厂家敲诈勒索，或者为了个人利益替厂家忽悠，实际上是欺骗消费者，这些问题不在本文探讨的范围之内。

这里主要是谈谈那些貌似维护消费者利益，实际上却损害了消费者利益，以及那些明显是以厂家利益为重，却有损消费者利益，而且从长远看更有损于厂家的问题。

车价越低对消费者越有利？

对中国人来说，压抑了几十年的汽车梦终于在近十年变得现实起来，却发现自己的收入只有发达国家人均收入的十几分之一，而汽车在中国的价格又比发达国家高出很多，这的确让人难以接受。

于是，降价成了中国消费者多年来的最大诉求，媒体上降价的呼声压倒一切。先是说“车价要与国际接轨”，又说“要比国际市场更低，因为中国人收入太低”，“让降价的风暴来得更猛烈些吧”，这类呼声不绝于耳，降不降价、新车定价高低成了厂家“厚道”与否的标准，也成了汽车市场焦点中的焦点。

对消费者来说，车价越低越有利，这话貌似没错；但便宜没好货，也是一个常理。所以，价格远不像一些人理解的那样简单，高或低都有一个度，还要有其他条件。在最敏感的价格问题上，媒体理应做出理性、科学、严谨的分析，而不应给消费者造成一种不现实的期待，进而扭曲消费者正常的购车行为。

这里有几个问题要搞清楚。

首先是“车价要与国际接轨”，这是一个最令不少消费者愤愤不平和心理失衡的问题。每当一款国际品牌的新车上市，总有一些汽车记者张口就是“这款车比国际市场价格高出30%”。你问他国际市场是指哪个市场，回答是美国市场。

但问题是，德国和英国的车价跟中国市场的同类车型价格差不多，它们就不算“国际市场”了，新加坡车价比中国贵，它就更不算“国际市场”了，美国就理应成为“国际市场”的标准？

其实，没有所谓“国际市场”的车价。由于税制、劳动力成本、原材料成本、竞争环境、制度成本、国民收人、消费结构乃至车型配置等诸多因素的不同，车价在各国有很大差异。而在上述因素相对稳定的情况下，经常变化的汇率将是一个决定因素。

所以，人们会看到，德国出口到美国的汽车价格比德国市场还要便宜20%～30%，但没有哪个德国人骂德国汽车厂家吃里爬外；瑞士人喜欢到周边的欧元区国家买车，因为瑞郎对欧元升值使瑞士境内的汽车更贵；即使是欧元区内，各国市场汽车的差价也高达20%～30%，以至一些德国人非要跑到意大利去买德国车，而大众曾因禁止意大利经销商把大众汽车卖给德国人，被欧盟罚款9000万欧元。

最奇怪的是美国车在中国的遭遇。美元长期以来大幅贬值，使出口到中国的美国产汽车变得很便宜，以至我们要动用反倾销程序来阻止美国车“低价竞销”，虽然我们知道，美国人不会做亏本的买卖；但另一方面，我们的一些主流媒体却指责包括美国产汽车在内的进口车价格超高，厂家赚取“垄断暴利”。

所谓“车价要与国际接轨”从来就是个伪命题，除非世界各国变成了一个完全统一的市场，实行完全一样的政治经济体制和政策法规，发行同样的货币，但即便如此，由于地理位置和相应的物流成本不同，各地的车价仍然会有差异。

只比车价，不顾其他条件和因素，属于经济推理中最常见的4大谬误之一——在考察影响（比如汽车）价格变化的某一单个变量时，不能保持“其他条件相同”。

美国市场的汽车价格实际上是美国经济社会中所有相关因素或条件互动的结果。那么，在市场准入、市场饱和及竞争程度、消费者购买力、存贷款利率、税费、汽油价格、交通设施等等诸多影响车价的最主要因素或条件上，中国与美国到底有多大差别，能说是“其他条件相同”吗？车价正是这些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不取决于厂家与否“厚道”。

还有一些媒体喜欢引用一些所谓专家的说法——“最合理的就是按工资收人与购车成本的比例来衡量中国买辆车到底贵不贵”，并质问：凭什么我们的收人只有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却要拿出同样多甚至更多的钱来买一辆使用价值相当的汽车？

如果简单地回答这个问题，只有一句话：不凭别的，就凭我们国家在各个方面还不够发达，而天下又没有免费的午餐。

这类似是而非的说法虽禁不起任何严肃的推敲，却相当煽情，其结论是：应该降价、降价、再降价；降价是“厚道”，不降是“黑心”。

在这类忽悠下，一些不成熟的消费者忘了一分钱一分货这样最浅显的道理，唯降价是从，选择一些不靠谱的廉价车，结果车辆品质和售后服务都得不到保障，导致自身利益受损。

从市场和厂商层面看，这类忽悠一旦成了气候，就会扰乱正常的市场节奏，使市场在持币待购、市场紧缩、降价风暴、市场狂涨之间大起大落，还会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经销商要么因降价销售亏损而降低售后服务质量，要么因销售太忙而无暇顾及售后服务质量，最终受损的还是消费者。这类教训已经够多了。endprint

其实，车价对消费者和厂家同样重要：车价高得离谱，消费者不会买账，厂家卖不出去车，自身难以发展；车价过低，厂家及经销商难以可持续发展，也难以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

帮助消费者正确认识和理解不同品牌汽车的不同价值和价格，促使车价在消费者的合理诉求与厂家及经销商对利润的合理追求之间找到一个合理平衡点，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做出科学的分析和判断，这才是汽车记者应该做的。

谁的利益最重要？

如果你问任何一个汽车记者，消费者的利益和厂家的利益中哪个更重要？他都会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当然是消费者。可实际上问题没那么简单。

往往会有这样的情形，在消费者与厂家的纠纷中，当厂家是外资或合资企业时，消费者得到的支持是毫无保留的；而当厂家是自主品牌企业时，消费者得到的支持力度就会少之又少，甚至不被关注。

外资或合资品牌汽车出了些问题，即便不涉及安全，媒体也“召回”声一片，而对自主品牌则要宽容得多。

2010年，我国汽车召回案例为95起，自主品牌仅为2起；2011年，召回案例为71起，自主品牌还是2起；2012年召回案例113次，自主品牌3次；2013年召回案例133次，自主品牌28次，涉及车辆52万辆，约占2013年召回总数的10%，而同年自主品牌占乘用车销售总量的40.3%。对此，媒体没什么质疑。

其实，所有的汽车记者都明白，自主品牌汽车在质量、品质、可靠性、安全、技术、性能、服务乃至品牌形象等各个方面虽然有很大进步，但除个别车型外，整体上与外资或合资品牌相比仍有相当的差距。不少汽车记者呼吁消费者购买自主品牌轿车，认为这是支持民族汽车工业，却鲜有汽车记者自己购买自主品牌汽车，说一套、做一套，自己都站不住。

中国人都希望自主汽车品牌能够强大起来，但作为消费者在实际购车和接受售后服务时又有自己的利益诉求，而没有为自主品牌做贡献的义务或责任。作为媒体，虽然有责任支持自主品牌的发展，但不能因此就对其质量、安全问题网开一面。在产品质量、安全上设立双重标准，不仅有悖于消费者的利益，也有悖于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基本法则，从长远看更不利于自主品牌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你在质量和安全标准上放自主品牌一马，虽然短期上看有利于自主品牌的销售，但消费者已开始成熟起来，会在比较中发现问题所在，有可能对自主品牌产生矫枉过正的负面印象；另一方面，自主品牌由于缺乏舆论监督，对质量和安全问题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在看似无限的中国汽车市场上野蛮生长，一旦遇到市场紧缩、消费者出手谨慎的情况，致命的弱点和质次价廉的形象就会突现出来，进而陷入困局。

以奇瑞为例，当初产品质量问题明摆着，不少媒体视而不见，为奇瑞这个“自主品牌的旗手”齐唱赞歌，奇瑞随之创造了销售奇迹；但随着竞争日趋激烈和消费者渐趋成熟，奇瑞的问题显露无遗，口碑不佳，销量跌入谷底，迫使奇瑞全面转型；而在转型之后，虽然产品质量、设计和技术均有大幅提升，价格优势依旧，但销量回升异常艰难，实际上是在为以往的过失还债。在这一过程中，一些汽车媒体的作用并不值得称道。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在消费者与厂家之间，当然要以消费者的利益为重，但首先要解决消费者的利益诉求是否及在多大程度上是合理的问题，同时也要适当兼顾厂家的合法利益，否则，会有损于消费者的长远利益；对自主品牌应该支持，但不能为了保护自主品牌，而降低对其产品质量和安全的标准，否则，不仅是对消费者的不负责任，也会有损于自主品牌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汽车记者在面对消费者与厂家的关系时，应在以消费者利益为重的前提下，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少做简单煽情，多做理性分析，尽可能在各种复杂的因素或矛盾中找到一个平衡点，才能得出真正有利于消费者利益的结论。

当然，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需要具备相关的经济学知识，以及中外市场相关信息的积累，但无论有多难，这样做也是值得的。（作者单位：国际商报）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