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到深处人自痴

摘 要：本文从研究柳永的创作心态出发，联系其生活道路，指出：对“情”的执著与追求，是柳永创作最原始的动机和最终极的归宿；对人性的肯定和宣扬，是柳永创作基本的也是最高的价值取向；对“理”的背叛与皈依，是产生柳词特殊艺术魅力的心理因素。

关键词：创作心态 “情” 创作动机 “理” 价值取向

柳永，这位倾尽毕生心血在宋代词坛上滚爬的风流才子、“白衣卿相”，在中国词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柳永的词表现的是一个复杂的心理结构体，后来的著名词作家，如苏轼、秦观、周邦彦等等，虽“各标新异，各呈异彩；但溯流寻源，却不得不归功于柳永以毕业精力……替他们准备了有利条件”[1]。后世的一些词评家对柳永的作品不屑一顾，却拿他的“人品”大作文章，极尽诋毁。宗白华先生说：“若就主观方面──艺术家底方面──说，艺术就是艺术家底理想情感的具体化、客观化，所谓自我表现（Selfexpression）。”[2]综照柳词，可以说他清丽的词句间蕴藏着这位“词匠”充塞天地的深情和生生不息的痴心。柳永主“情”的创作心态一直影响着整个宋代词坛，也影响着自他以后的通俗文学，这是一个很耐人寻味的现象。“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3]要对柳永及其词作进行全新的审美评判，只有深入其主体，“自下而上”地分析柳词所蕴含的深微的心境和意绪，方可得出较为准确的结论。

一

宋人将“欢愉愁怨”“动于中而不能抑者”[4]之“情”集中表现于词中，使宋词成为中国文学韵文史上以情见长的文学样式，这在宋初的词人中表现尤为突出。对“情”的执著与追求，是柳永创作词最原始的动机和最终极的归宿。

《乐章集》中第一主题是男女之情。柳永出入秦楼楚馆，是历代词评家所不齿和忌讳的。但是，柳永与歌妓交往，实在不能用“浪荡”“轻薄”这一类鄙夷不屑的字眼来简单概括。出入青楼之中，嘻笑歌妓之间，这正是柳永“情”的文学创作的源泉，是形成他“情”的文学观的重要契机。在柳词中，青楼是欲海，更是情场，是他受伤心灵的愈所，是他沐浴脉脉温情的栖园。

柳永在少年时就有过听歌狎妓的行为。他这时与歌妓之间尚处在一种朦胧的、未自觉的“情”的追求之中，有追求个性解放、要求个性自由、逆反于封建礼教压抑的倾向，但这只是一种潜意识。及至三考三落之后，他才彻底改变他的生活道路。这也铸就了他情词创作心态：由封建风流才子的浪漫变成了具有反封建意识的落魄“情种”的深沉。

柳永出身于世宦奉儒之家，从小就受到儒家功名用世的影响。加之柳永生平自负，以为“临轩亲试，对天颜咫尺，定然魁甲登第”（《长寿乐》）。然而现实给他的却是残酷的打击，柳永功名用世之心，治国平天下之志遥遥无望，怅然失落。他也曳裾侯门，拜访过晏殊；写过干谒词（《望海潮》即赠孙何）；呈过赞美词（《醉蓬莱》即呈仁宗），可遭到的是无端的奚落和莫名的侮辱。柳永用世之心及其自恃不为世羁之才，竟落至如此地步，其内心之苦，之悲，之怨，之愤，足当唐代李白。然李白是“谪仙”，其尚能以心之超脱来抗御世之不公。柳永不能，他惟有退身于秦楼楚馆，以心之真诚承世之虚伪，其较李白之哀尤哀。词人过人禀赋、用世之心的徒然摇落，促使他无奈地转向对受伤心灵的浅唱低吟。柳永原来是打算在歌妓的轻歌曼舞中，忘掉心的伤痛，麻木清醒的灵魂。然而，待与歌妓长期接触以后，他却发现了连绵不断的生之痛苦与死之悲哀。《迷仙引》中那位少女对生命、对爱情、对自由发自内心的呼唤，摇撼着词人的心。《秋蕊香引》《离别难》中两位华年早逝的苦难的歌女对生的体验，对死的彻悟，惊醒了词人的心。这时的柳永已由疏放狂热的少年变为一位深沉的词人了，由一个不自觉的情的追求者，转为自觉的情的探索者。

个人生活的痛苦经历和纷扰复杂的惨淡人生，使他由对外在物理世界的观照内敛为对内心心理世界的发掘。从他一生专致于词的创作，把以言情见长的词作为情感的渲泄口，足见出他情之深长与情之执著。这是多情者、有情者当然的举措。柳永以“曲祖”的辈份启发了汤显祖等一大批通俗文学的言情大家，而反过来他们的作品又为柳词作了最佳发挥和最好的诠释。

柳永对歌妓的爱是他一生中最钟之情，也是最大之情。

他为情而伤：“好梦狂随飞絮，闲愁浓胜香醪。不成雨暮与云期，又是韶光过了。”（《西江月》）“人面桃花，未知何处，但掩朱扉悄悄。尽日伫立无言，赢得凄凉怀抱。”（《满朝欢》）

为情而悔：“可惜当年，顿乖雨迹云踪。雅态妍姿正欢洽，落花流水忽西东。”（《雪梅香》）“佳人应怪我，别后寡信轻诺。”（《尾犯》）

欲为情死：“奈好景难留，旧欢顿弃。早是伤春情绪，那堪困人天气。但赢得，独立高原，断魂一饷凝睇。”（《内家娇》）“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凤栖梧》）

只为情生：“待信真个，恁别无萦绊。不免收心，共伊长远。”（《秋夜月》）“已受君恩顾，好与花为主……永弃却，烟花伴侣。”（《迷仙引》）

他为情付出了高昂的功名代价，然而他无怨无悔。“浮名利拟拚休……共绿蚁，红粉相尤。”（《如鱼水》）“向此免名缰利锁，虚费光阴。”（《夏云峰》）他无论是出外漫游，还是历宦江南；无论是悲伤，还是宴乐，都始终不忘对情的眷恋。那“层波细剪明眸，腻玉圆搓素颈”的秀香，那“妙舞腰肢软”的英英，还有心娘、佳娘、虫娘（虫虫）、酥娘，一个个“兰心惠性”，“不称在风尘”。她们是柳永情感附着的对象，也是“情”的物化和幻化。柳永认为情义无价：“莫道千金酬一笑，便明珠万斛须邀。”（《合欢带》）“闲雅。须知此景古今无价……钿合金钗私语处，算谁在，回廊影子。愿天上人间，占得欢娱，年年今夜。”（《二郎神》）这是一种超越传统思想的情爱观，是一种“博爱”精神的表现，和晚唐五代词人及后代风流文人有着不可同日而语的区别。

温庭筠也写歌妓，但那不过是失意文人的化身。他著名的《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张惠言《词选》说：“感士不遇也……‘照花四句，《离骚》初服之意。”endprint

韦庄所写的也只是自己与歌妓之间的风流韵事。如《菩萨蛮》（“红楼别夜堪惆怅”）以一种玩弄的口气，来表达他极富极贵、志得意满的士大夫的闲愁闲闷。

柳永以健康的情爱观念和心态观照他钟爱的女子，把她们视为知己，视为爱情的对等面。柳永的“情”经过意境的美化，铺衍成“痴”和“病”，所谓“争知这多情，占得人间，千娇百媚”（《玉女摇仙》），“多情到了多病”（失调名）。这是情的升华，情的深化。

柳永是封建社会士大夫阶级里的“多余人”，在封建社会所谓“正常”的生活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却在封建社会“不正常”的青楼中找到了自己的知音，发现了自我存在的价值，这是柳永的不幸与大幸。他不顾一切地将全部的爱倾注在沦落风尘的“意中人”身上，痴情着她，迷恋着她，惟恐一不小心失去了她，破碎的心便在这情的失落和找寻中形成了一个“情结”。加之人生的不幸，仕途的坎坷，失意的打击，在他的心中投下了巨大的阴影。面对哀景，自然触景伤怀，哀不胜哀；面对乐景，“异质”而“同构”，反生哀愁，其愁何堪！这是“情种”独有的表现，是衷情者“多情到了多病”的特殊“病态”心理反映。

艺术是艺术家心灵的呈露。“情”是柳词的内核，不管是歌妓词、羁旅行役词，还是歌咏太平词，都是“持一情字，摸索洗发”[5]。柳永将情附着于美的意象，使美的意象显得充实，内涵丰富。如写歌妓的美色之时，更突出她们的技艺和才华；写大都市的繁华富丽之时，更写出都市人的闲适、健康的精神风貌。因此，对美的刻画与欣赏，是柳永对“情”的客观化与具象化而铺衍的结果，是柳永创作的潜在动机。

二

勿庸讳言，柳永对情的表白，也伴随着“色”“欲”的成份，这也是历来的评论家所诟病的。但是柳词中的“情”与“欲”是统一的。由于柳永主情意识的超时代性和进步性，使得柳永总是从人性的高度和以“情”为背景对“欲”进行观照，表“欲”与主“情”是柳永创作中二位一体的心态。它从一定的高度体现了柳永对人性的肯定与宣扬，具有朦胧的人文思想意识，是柳永进行情词创作的价值取向。

情欲是人性中自然本性的一种表现。《乐章集》对“欲”的揭示与表露，是与“情”的执著与追求高度的统一，体现出人的意识的初步觉醒。清代陈锐说：“屯田词在院本中如《琵琶记》……在小说中如《金瓶梅》……”[6]如若说《金瓶梅》反映了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人性的复苏，那么，柳词在这一点上与它是相通的。

剔除掉《乐章集》中少数粗俗的作品（这些作品是“世俗化的官能感受走向极端或失控的产物”[7]），我们可以发现柳永总是将“欲”置于“情”的背景之上，从人的本性的角度进行观照，使“欲”显得是被人意识到了的本能，也就是说“欲”在其中是一种理性化的本能，这是人意识到自身存在的前提。被人毁之为“淫词”的《斗百花》和《菊花新》是较为直露的“欲”的表白。然“柳永词上承敦煌曲，下开金元曲子”[8]。这首词便和敦煌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词中表现的是世俗真诚质朴的情爱，追求的不是性本能的宣泄与满足，乃是男女主人公苦于夜短情长，欢情难久，又恐时光流逝，容颜易老。“留取帐前灯，时时待看伊面。”欲的本能与要求是基于“情”的执著与痴迷，及其对现世中“无情”的清醒认识。柳词中时时表露出的这种隐性的“自我意识”，实质是人性意识产生的基础和前提。“自我意识”是自我生存的意识，自我需要的意识。“把我们的肉体、我们的欲望看作某种与我们相异的东西”，就是把“我的自然欲望，整个我的自然机体”看成“不属我自己的”[9]，是对自我的摧残，是非人道的虚伪。

通过对“欲”的直白来表达对人性的肯定和宣扬是柳词的价值取向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体现在柳永对人主体性的充分肯定。柳永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强烈主体意识的词人。柳永在“拆白道字”“唱新词，改难令”中发现了自我的存在、自我价值，由此而产生了人性自由的观念和豁达的人生态度：“阎罗大伯曾教来，道人生，但不须烦恼。遇良辰，当美景，追欢买笑。”（《传花枝》）康德曾说过：“人能够具有关于自己的我的观念的那种情况，使他比地球上其它一切动物在本质上无比优越。”[10]人的“自我”的含义是：“我”是一个自主、自觉、自由、自为的存在物。柳永已感觉到功名利禄对“自我”的异化，他痛苦地喊道：“游宦区区成底事”“蝇头利禄，蜗角功名，毕竟成何事。”然而他无力摆脱这种异化的力量，他工于行役羁旅之词，与其说是技法上的成功，倒不如说是他凄苦的心灵映射着人性的光辉。对主体“我”的发现和对“自我”异化的无奈，是柳永心态两大不可忽视的特征。

柳永眼中的歌妓是世间尤物，她们“心性温柔，品流详雅”（《少年游》）。

秀香：貌美歌甜，波剪明眸，玉搓素颈，一展歌喉，则“遏天边乱云愁凝”（《昼夜乐》）。

瑶卿：妙诗锦文，“小诗长简”令多才多艺，颇为自负的词人也为这倾倒，“玉箸银钩”之字则更为她的词锦上添花（《凤衔杯》）。

还有《荔枝香》（“甚处寻芳赏翠”）中那位顾盼生姿、动行有情的少女，一副高傲矜持的模样，表现出凛然难犯的人格美。《迷仙引》中那位强颜欢笑，违心“随分相许”的舞女，一声“万里丹霄，何妨携手同归去……永弃却，烟花伴侣”，喊出了歌妓们被摧残、被压抑的人性的辛酸的心迹。恩格斯说，妓女们“把自己的境况看成是一种不可避免的不幸，既然已经遭到这种不幸，她们就不得不忍受这种不幸，但决不应该损害她们的人格，也不应该损害她们的尊严”[11]。把歌妓放在与自我对等的人的位置上进行审视，已显示出柳永初步的资本主义萌芽状态下[12]的民主思想。

世俗化、感性化的心态，深沉的内吟及心灵的自省、自视，逐渐使柳永追求以自身心境和情绪为观照对象，从而引起他对人生、宇宙乃至自身存在的思索。内因和外因的互相作用，使柳永的人文意识从隐性的反抗封建礼教压抑到显性的有意识的表露。这一心态形成一个“心理场”，强烈地吸附着柳永创作的价值取向，从而使柳词闪耀着人性的光辉，这光辉穿过历史的隧道，至今仍放射着诱人的魅力。endprint

三

然而，柳永出身儒学世宦之家，从小热衷功名，对科举入仕充满信心，只是由于后来在现实中屡遭打击，才致使他的思想和人生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因而，他对“情”的执著与追求，尚未能完全摆脱“理”的束缚和羁绊。“理”是儒家礼教中修身用世之理，是世俗物欲权欲之理，是封建伦理道德之理。柳永对“情”和“理”的追求变化，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983年到1033年（柳永第一次落第前）。这一时期柳永读书漫游，寻花问柳，生活较安顺，眼底缺少性情，对功名热衷，对“情”的朦胧意识完全被对“理”的信赖与依恋所掩盖。

第二个时期，从1002年到1034年（及第前）。这一时期柳永三考三落，对“理”由怀疑到背叛，对“情”的追求由不自觉到自觉。歌妓词描写歌妓们的自由理想和悲剧命运；咏物词揉进了悲凉的身世之感。“情”是这一时期艺术表现的主旋律，是他创作心态的主轴。可以说这是“情”的核凝聚时期，柳永有价值的词大多产生于这一时期。

第三时期，从1034年到1053年（去世前）。这一时期可称为对“理”的皈依期。柳永及第后，虽入仕为官，劳苦奔波，苦不堪言。皈依了“理”，却依然未能忘“情”，“情”与“理”发生冲突，使柳永处于进退两难的境界。心灵空间的扩大，形成一种审美张力，使得柳词形象博大，意境苍凉。

柳永“情”与“理”、超正统与正统的思想的冲突斗争，使得柳永的作品层次繁复，色彩斑斓。艺术家整个人生就是在这种进退维谷的两难境界中，在无望的企恋、解不开的内心冲突的心境中，在痛苦的追求和无可奈何的适应的无穷往复、不断循环中度过。柳永的悲剧是他因“情”的艺术观、审美观、伦理观所导致的。在他的创作心态中，“情”一直是主流，“理”只是作为一种潜意识的因素沉积于心底，因而时时作祟。“情”与“理”的斗争在柳永那里始终纠缠不清。柳永的这种心态影响着元明时期的俗文学的创作主题与发展趋势，崔莺莺可以说是这种现象的繁衍，而杜丽娘则是这种现象的增殖。把柳永背叛“理”又皈依“理”，归结为“酸葡萄”心理是不科学的。

柳永于景佑元年（1034年）考上进士，及第已老，这实则是一种极大的悲哀和不幸。柳永依照“本我”的价值准则，在作品中实现了“自我”，在超正统思想上已具有先驱和启蒙的历史地位。而在现实中，柳永却是一个被“非我”异化了的人格结构体，他时时表现出对“本我”的回归和对“自我”的依恋。或许是词人不堪心理的重负吧，他也曾想归隐山泉，超越现实，摆脱这连绵不断的生之痛苦。

桐江好，烟漠漠。波似染，山如削。绕严陵滩畔，鹭飞鱼跃。游宦区区成底事，平生况有云泉约。归去来，一曲仲宣吟，从军乐。（《满江红》）

江山如画，云涛烟浪，翻输范蠡扁舟。（《双声子》）

宦海沉浮，与人生主情的思想相去甚远。人生太累，“云涛烟浪”，“鹭飞鱼跃”是先人所志，也是柳永所向。他还幻想游仙成佛，了却凡尘的苦恼。

清旦朝金母，斜阳醉玉龟。天风摇曳六铢衣，鹤背觉孤危。贪看海蟾狂戏，不道九关齐闭。相将何处寄良宵，还去访三茅。（《巫山一段云》）

其“飘飘凌云之意”[13]是久困樊笼之纷扰的心迹表露。隐归山泉，游仙成佛是柳永解脱对“理”的背叛与皈依的纠缠、缓解“情”与“理”斗争的无奈选择，是柳永心态又一侧面的展示。词人丰富微妙的心理，作品五彩纷呈的无尽魅力，使人留连忘返，上至皇帝，下至村夫，都喜爱柳词，甚至于佛门释子也于此中参禅悟道，足见柳词的意境之博大与精微了。

注释：

[1]唐圭璋：《柳永事迹新证》，《词学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2]宗白华：《艺境》，北京：北大出版社，1987年版。

[3]贺新辉主编：《<宋词鉴赏辞典>前言》，北京燕山出版社，1987年版。

[4]陈子龙：《王介人诗余·序》，见《安雅堂稿》卷三。

[5]王骥德语，见陈廷《白雨斋词话》，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卷一。

[6]陈锐：《褒碧斋词话》，http：//guji.artx.cn/article/39964.html。

[7]吴功正：《词人心态论》，见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1年，第11期。

[8]吴熊和：《唐宋词通论》，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9]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三卷，第285页。

[10]转自刘奔：《马克思主义人性观和认识论》，见《关于人的学说的哲学探讨》，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1]见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一文。

[12]见丰家骅：《论柳永歌咏太平的词》，见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1年，第11期。

[13]李调元：《雨村词话》，http：//guji.artx.cn/article/40018.html。

（程朝晖 湖北省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医药卫生学院 438002）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