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身份与女性空间的互文性解读：《黄墙纸》与《办公室》比较

摘 要：美国作家夏洛特·伯金斯·吉尔曼的《黄墙纸》和加大作家爱丽丝·门罗的《办公室》都探讨了女性追求个人空间的主题，深刻揭示了女性身份与女性空间的矛盾。本文通过比较，发现这两部女权主义的经典之作，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

关键词：女性主义 《黄墙纸》 《办公室》 门罗 吉尔曼

空间对于个人的成长，甚至是生存具有重大意义。性别不同，拥有的空间也不同。传统观点认为：男性拥有社会，女性拥有家庭。但事实上，家庭不仅仅属于女性，也属于男性。女性在传统家庭中扮演的角色是男性的助手，服务于男性，最终在经济和身份等方面成为男性的依附者。所以说，在男权社会中，女性没有完全属于自己的空间，空间的缺失导致女性身份独立性的缺失。探讨女性身份与女性空间的关系是女性作家最为关注的主题之一。夏洛特·伯金斯·吉尔曼和爱丽丝·门罗都在其作品中形象地描述了女性追求专属空间的曲折历程，深刻揭示了女性身份与自我空间的矛盾。[1]两部女权主义的经典之作，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

一、人物特征比较

两部作品的女主人公具有相同的特征，都属于“边缘角色”。表面上两人都受到了丈夫和家人无微不至的关怀，但其实都是孤独的人，都是没有地位的人。男性（丈夫或房东）的体贴与关心，在作者看来，其实是无形的枷锁，束缚、压制着女性；女性无法获得属于自己的成长空间，即使有能力，也会因为得不到施展的机会或空间而被“社会”忽视，她们的社会地位也被“边缘化”。

《黄墙纸》中的女主人公在养病初期，觉得“适意的工作，带来刺激和新鲜感的工作，对我是件好事”。“工作”可以让她觉得充实、有价值，但可悲的是“我已被禁止任何‘工作”。之后她依然“时常幻想像我这样的人如果多些社交活动和刺激的事该会多好”，然而，一座古宅将她从身体和精神两方面孤立了起来，除了孤独，还是孤独。最后出现幻觉，发现墙纸后面隐藏的“女人”之后，她感叹“我真聪明，事实上我可一点不孤单！”即便是幻觉，或者说，只有幻觉，才会让她觉得“不孤单”，真是莫大的讽刺。

《办公室》中的女主人公时常感叹“这以后我才明白，平常我被保护但也被拖累；我被细心呵护着，但也被紧紧束缚着”。当她得到丈夫的许可，可以租赁一间办公室时，依然觉得“这个愿望不太可能实现”。因为她认为“租赁可是件复杂的事情，更何况是间办公室”，其实事后证明，租赁是个极容易的事。这种巨大反差正突显了女主人公因为社会经验缺乏而导致的不自信和无能。

二、故事情节比较

两部作品开局相同，结局也相同。两部小说均以“逃离”为框架展开故事。最初两位主人公在男性不必要的“关怀”下，渐渐丧失属于自己的空间，精神上日益变得压抑与孤独。她们为了生存，为了远离“束缚”，只能在“家”以外的地方寻求出路，选择了“出走（逃离）”。“出走”是门罗小说常见的主题之一，《办公室》是门罗最早关于“出走”的作品。《黄墙纸》的主人公“被动”地“出走”之后，远离自己的孩子，远离自己的兴趣、工作，放弃女性身份，成为一个婴儿之后，获得了个人空间；《办公室》的主人公是主动地出走，同样是远离自己的孩子、家庭，但却是为了“工作”，然而，“出走”的结果却是从一个“牢笼”进入另一个“牢笼”。

评论者对这两部作品的结局看法复杂。党明虎认为（《黄墙纸》）“从现实主义上讲，故事的结尾是一个悲剧，这个女人疯得连自己丈夫和自己都忘记了。然而，从象征主义上说，她的疯又有了另一层含意，她疯了，但她却自由了，至少在小说中自由了！”[2]。简国儒认为（《办公室》的）“作者表面上没有把‘我写成一举成功和斗争胜利，但从内心深处、从觉醒与抗争的角度表现了‘我是胜利者”[3]。

我们认为虽然这两部作品的结局大同小异，两次抗争表面上都是以女性的失败而告终，但从实质上看，这些抗争并没有赢家，即使是男性也是一样。《黄墙纸》以一种“鱼死网破、两败俱伤”的形式结尾：在丈夫“昏倒”之后，女主人公才“逃脱”了丈夫的控制，但其神经已经完全错乱，彻底变成了“墙纸背后的疯女人”。女性远离父权社会压迫的唯一方式就是放弃自己的思想、身份、价值，以一个“活死人、疯女人”的身份存在。尽管爬出了婴儿房，获得了自由，但这可贵的自由不属于“我”，而是属于一个像婴儿一样的疯女人。男性对女性压迫的结果就是女性“没有了”，男性也“昏倒了”。《办公室》中，女主人公在房东马利先生不断的干扰下，最终失去了自己的“办公室”。同时，“我”的离开，也“搞垮”了马利先生。这次经历之后，“我再没找过另一间办公室。我以为某一天我会再找一间，但我还没找到”。从作者想到要拥有一间自己的办公室起，她的自立意识已经觉醒，但经过这次失败之后，作者还是选择了放弃。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作者意识到，在男权社会，女性不会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空间，正如Magdalene Redekop 所说“马利的名字（Mally）表明了作者对于权力的嘲讽”。“mal”这个词缀在这里具有双重含义，其中之一是“错误的、不正确的”；另外一个就是“男性的”（male）。通过对马利先生的讽刺，门罗以一位女权主义者的身份，对男性滥用权力发出了抗议和谴责。当然，在男权社会的“镀金框”里，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饱受权力滥用之害。[4]（P19）

三、人物关系比较

《黄墙纸》中的主要人物有叙述者、丈夫约翰（John）和叙述者的小姑子珍妮（Jennie）三个。其中珍妮表面上在照料叙述者，其实是在帮弟弟约翰监视叙述者，是约翰的帮凶，所以，从人物关系上看，叙述者与约翰（和珍妮）形成对立。《办公室》中的人物有叙述者一家（叙述者、丈夫、孩子）和马利一家。从对叙述者租用办公室的态度，也形成一个对立，即叙述者本人与其他人的对立，其中最为突出的对立是与房东马利先生的矛盾。所以两部作品的人物关系都很简单，可以概括为关于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的故事。更确切地从人物地位上看，是关于一个婴儿与一个成人的故事。endprint

在《黄墙纸》中，本是对等关系的夫妻两人却变成了大人与婴儿。女主人公的丈夫是大人、是父亲，她自己则被丈夫当作婴儿，受到了丈夫和小姑子的精心照料。“我曾想成为约翰的助手，成为他的安慰和温暖。可如今我已经是个名副其实的负担了”。她从一个希望与丈夫对等的社会角色，最终降格为一个婴儿、一个负担，被关在“婴儿房里”，这意味着她女性身份的彻底消失。《办公室》中，本是房东与房客的两个人也演变成了母亲与婴儿，女主人公被房东马利先生当作“母亲”。马利先生之所以会讨好“我”，甚至打扰“我”，是因为他想得到“我”的关注，迫使“我”继续履行母亲的责任。所以即使是在属于自己的办公室里，“我”依然被围困于家庭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职业女性。由此可见女性身份所具有的“母性”特征，是女性受困于父权社会的主要因素之一。

四、表现手法比较

两部小说运用了大致相同的表现手法：反讽和象征。《黄墙纸》中丈夫对“我”无微不至的关心，其实是在弱化“我”的生存能力。丈夫禁止她工作，表面上是在关心她，实际上是在阻碍她成长自立，因为工作意味着她得到了成人社会的认可，脱离了幼儿状态。所以丈夫说“工作是危险的”，可笑的是，工作只对女性产生危险性。《办公室》中，女主人公与家人的关系看上去非常“亲密”，当“我”要求拥有一间办公室时，“‘只要你能找到一间便宜的，去吧就是我丈夫的回应。他不像我，他并不总需要解释。他常常会不假思索地说，别人的心思就像一本合上的书一样难以参透”。孩子们知道她的计划后“给予了最尖锐的怀疑，然后就不闻不问了”。当她往办公室搬东西时，“也没让家人帮忙，虽然他们会表现得很和善”。这虽然体现了她自立精神，但同时也表达了家人对自己的“冷漠”。

《黄墙纸》中“房间里的景物摆设都成了别具匠心的象征物象”[5]，婴儿房、窗户栏杆、固定床以及黄墙纸，这些事物都象征着作者的身份与地位。简国儒指出“（《办公室》的）作者还独具匠心地暗示出故事的内涵象征意义‘房屋的禁锢与‘我的觉醒新旧家庭生活观念的冲突，用象征手法揭示出家庭生活对妇女的禁锢必然瓦解，代表加拿大新家庭生活的‘职业妇女必然出现”[3]。

五、风格比较

《黄墙纸》属于半自传半虚构性质的小说，《办公室》也是作者个人经历的艺术加工，所以两篇作品都带有浓厚的现实主义色彩，但也有不同。《黄墙纸》中的客观描写相对较少，心理描写比重很大，所以更确切地说，属于心理现实主义。作品中的客观描写表面上“是平淡的、写实性的。然而，随着作品的展开，叙述者的内心生活逐渐呈现在读者面前，小说的现实性渐弱，而象征性的因素逐渐增强。房间里的景物摆设都成了别具匠心的象征物象”[5]。可以说，客观现实描写服务于主观心理描写。此外因为涉及精神病治疗问题、讲述者的身份（疯子）、故事发生的地点（失修的古宅）等等，整个故事还带有强烈的哥特色彩，这也是小说难以顺利出版的症结所在。《办公室》则得体地“运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手法”[3]，整篇故事，运用了“日常化的叙述手段”[6]（P6），表面上看似轻松幽默可笑，实则笑中带泪，发人深省。

（本文为“宝鸡文理学院重点科研项目ZK1200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1]张雨：《女性身份与“自我空间”关系探析：<黄墙纸>到<办公室>》，芒种，2014年，第6期。

[2]党明虎：《<黄墙纸>与女权解读》，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3]简国儒：《“The office”评析》，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4]Magdalene Redekop.Dance of the Happy Shades：Reading the Signs of Invasion[A].Harold Bloom.Blooms Modern Critical Views：Alice Munro[C].New York：Infobase Publishing，2009.

[5]王丽莉：《论美国女作家吉尔曼的<黄色的壁纸>》，外国文学研究，1995年，第1期。

[6][奥]卡夫卡等著，苏童选编：《一生的文学珍藏：影响了我的二十篇小说（外国小说读本）》，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张雨 陕西宝鸡文理学院外语系 721013）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