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目录书与类书关照下的先唐时期典籍分类学

杨靖康

摘 要： 先唐时期是古代典籍分类学从起源、发展逐渐走向定型的关键时期，是后世探讨典籍分类问题时每每要上溯的河源。本文考察了先唐时期典籍分类学之源流，探讨了学术分类法与事物分类法两条线索、目录书与类书两种载体分别作用于典籍分类学产生的影响的问题，并对典籍分类学研究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 先唐典籍 分类学 目录书 类书

中国古代典籍浩如烟海，欲尽观之，实属螳臂当车，若要知其大体，厘清脉络，则必赖典籍分类之学，故古之言典籍整理者，皆以分类为紧要之事。南宋郑樵《通志·校雠略》云：“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又云：“类例既分，学术自明。”清代章学诚《校雠通义》云：“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可见古代典籍分类学之重要作用。

在古代典籍分类学中，最常用的两大方法是事物分类法和学术分类法。前者之主要载体为中国特有之类书，如《皇览》、《艺文类聚》、《古今图书集成》等，后者之主要载体则为古代众多的目录书，如《七略》、《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等。先唐时期是古代典籍分类学从起源、发展逐渐走向定型的关键时期，在典籍分类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一、先唐时期典籍分类述略

姚名达先生在《中国目录学史》中说道：“分类之应用，始于事物，中于学术，终于图书。”由此可知，中国古代之分类观念可分为三个层面：

一曰事物分类，即先民对自然界之不同事物进行最初步的归类，是人类原始思维中分类观念的起步阶段，《尔雅》、《释名》中的分类即其例。

二曰学术分类，发端于“道术将为天下裂”的东周时期，学术从王官进入民间，诸子百家各执一端进行辩难，原本统一于朝廷的学术产生分化。《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和《韩非子·显学》等篇均已涉及学术分类之思想，至西汉初，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始以史家之眼光对前代学术进行分类，学术分类思想逐渐成熟。

三曰典籍分类，亦称图书分类。因为典籍分类观念之产生晚于事物分类与学术分类，所以典籍分类学之指导思想直接来源于前两者，事物分类法与学术分类法成为指导典籍分类学的两大方法。

至西汉时，刘向、刘歆父子运用学术分类法指导了我国古代第一次大规模的典籍整理活动，《别录》、《七略》先后成书，目录书之分类体系开始登上历史舞台。魏晋之时，事物分类法指导下的典籍分类学发生新变，类书产生，从此，学术分类法与事物分类法之间的较量转化为目录书与类书两种载体形式之间的交锋。南北朝时期，目录书与类书在交锋的同时，也促进了各自的进一步发展。交锋之结果是走向定型，随着隋唐大一统政权的来临，目录书与类书均找准各自的定位，分开职能，双轨发展，于是典籍分类学最终完成了定型。

由此可知，在典籍分类学发展史上，学术分类法与事物分类法经历了“分别起源→相互交锋→最终定型”的发展历程，它们共同推进了典籍分类学的发展。目录书和类书作为先唐时期典籍分类学的两个主要载体，它们各自的发展状况概述如下：

目录书方面，在《别录》之基础上，我国第一部综合性目录书《七略》产生。之后，魏有郑默之《中经》、晋有荀勖之《晋中经簿》，南北朝时期更有大量目录书出现。目录书的编纂者从当时学术分类角度出发，力图探索科学完善的典籍分类体系，对《七略》之传统“六分法”进行不断改造，并逐步孕育出新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在探索过程中，出现了“四分法”、“五分法”、“六分法”、“七分法”、“九分法”等不同的典籍分类体系，说明当时目录书对典籍分类体系探索的进步。至唐初《隋书·经籍志》成书时，目录书最终定型，“四部分类法”主导地位确立，宣告目录书在先唐时期典籍分类学中探索的结束。

类书方面，自魏初《皇览》始，至唐初《艺文类聚》出现，这之间的一段时期，类书代有问世，它们从事物分类法角度指导典籍分类学进行了有益尝试，分类体系逐步完善。先唐时期之类书大部分已经亡佚，但是我们尚可从他书之记载或出土之残篇管窥其分类体系，探究其如何反映当时之典籍分类状况。

先唐时期典籍分类学经历了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在发展中逐渐形成了学术分类法与事物分类法两条线索，也有了目录书与类书两种载体，为后世典籍分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目录书与类书关照下的典籍分类研究状况

由于目录书与类书在先唐时期典籍分类学中的重要地位，研究先唐时期典籍分类学，大致有两个考察角度：一是从中国古代目录书之角度考察，二是从中国古代类书之角度考察。

在目录书角度方面，姚名达先生提到的“分类之应用，始于事物，中于学术，终于图书”之语言简意赅地表明了对分类学所持的观点。姚氏又提到传统目录学的研究范围仅是分类目录，倘若将我国类书删去繁杂、保存目录，则为一部主题目录，可谓远见卓识。此外，又有余嘉锡先生的《目录学发微》、王重民先生的《中国目录学史论丛》、程千帆先生的《校雠广义·目录编》等，皆对古代目录书中之典籍分类状况有所探讨。袁学良先生的《古代书目分类与文学典籍崖略》讲到古代目录书中反映的典籍分类状况，从上古典籍分类之萌芽，一直到“四部分类法”的集大成之作《四库全书总目》的问世，论述较详。

对于先唐时期目录学的断代研究，唐明元先生的《魏晋南北朝目录学研究》首开其先，书中设专章分别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目录”和“魏晋南北朝宗教目录”，对该时期综合典籍分类学之研究亦有补充意义。另外，王国强先生的《明代目录学研究》虽不关涉先唐典籍，但其断代为学的研究方法有参考价值。

文学目录与宗教目录研究方面，谢灼华先生的《中国文学目录学》系统讲述了中国文学目录的产生、种类、功用和意义，其中“古代书目对文学书籍的记载”部分涉及文学典籍分类体系的研究。陈垣先生的《中国佛教史籍概论》是佛经目录研究方面之力作，其中对佛经目录之分类体系颇多嘉许，并认为方外佛经专科目录之发达在诸多方面已超越方内之综合目录。endprint

在类书角度方面，类书发展史的研究不容忽视。张涤华先生的《类书流别》从溯源到嬗变线条式地描述了类书之发展史，书后附有《中国类书存佚表》，极便学者研究之用。夏南强先生的《类书通论》是对类书进行综合研究之作，其中对类书分类体系的整体演变过程进行了论述，但对唐前类书源流之阐述显得不够充分。此外，胡道静先生的《中国古代的类书》、刘叶秋先生的《类书简说》等，均从类书发展史角度对历代典籍分类学进行了研究。

类书的断代研究方面，唐光荣先生的《唐代类书与文学》是对唐代类书进行断代研究的一部著作，其中“唐代类书的类目”部分系统论述了在唐代典籍分类学成熟之后人们的认识，是对先唐时期典籍分类学的一个整体总结。除此书之外，涉及先唐时期类书之断代研究的著作尚少，只在单篇论文中有所涉及。这当与该时期大部分类书已佚，所存类书多与残卷有关。

类书之分类思想研究方面，如刘刚的《隋唐时期类书的编纂及分类思想研究》，该文详细论述了隋唐时期类书之分类观念。又如吴福秀的《<法苑珠林>分类思想研究》，其研究对象为佛经类书，反映了南北朝时期分类法交锋之时佛经类书分类法的独到之处。

在出土类书和域外中国类书研究方面，王三庆先生的《敦煌类书》是对敦煌出土类书兼整理与研究于一体的力作，书末附有图版，真实再现了敦煌出土类书之原貌，对研究者极为方便。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先生纂辑《和刻本类书集成》共六辑，收录了从唐至清的和刻本类书共21种。虽然此书所收最早一部为唐韩锷所编之《岁华纪丽》，对先唐类书并无收录，但所收类书皆系漂洋过海、广泛传播之书，其分类体系也具有一定特色，故对先唐类书分类体系之研究亦有所帮助。

三、对先唐典籍分类学研究的建议

当前学界对目录书与类书关照下的先唐时期典籍分类学之研究已取得一些成果，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们应力图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一）目录书与类书综合研究

目录书与类书同为典籍分类学之载体，两者之分类体系共同推进了典籍分类学的发展与进步，因此，对目录书与类书分类体系之研究，不应各自独立考察，而宜综合研究。当前图书馆学界之做法值得参考，即将学术分类目录与主题分类目录二者综合起来，使其优势互补，并致力于“分类主题一体化”的建设。实际上，古今图书分类学彼此相通，所以对古代目录书和类书之研究，亦可打通书籍形制之界限，致力于整体的典籍分类学之研究。

（二）南朝与北朝分开考察

在先唐时期典籍分类学中，南北朝时期是两种分类法交锋的关键时期。但当前研究多把南朝作为该时期之代表进行考察，概括该时期典籍分类学的基本状况，而对北朝的重视程度则远远不够。南朝与北朝同时并存，其文化传统迥异，导致南北两朝的典籍分类状况也有所不同，其特征可概括为：南朝延续传统，目录书与类书繁华竞逐；北朝讲求实用，类书之编纂胜过目录书。因此，南北朝应该分开考察，而不能“重南轻北”，更不能“以南代北”。

（三）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相结合

传世的先唐时期目录书以《汉书·艺文志》为最早。其后，汉唐之间虽纂有大量目录书，然多数亡佚，所存者亦多为残篇，如阮孝绪之《七录》便仅存其序。后人辑佚所得，亦非全本，如《七略》之各种辑本，虽多至十余种，然所拾零之文字十不足一。原始文献不足，我们只能根据史书之记载考察各目录书之分类体系，如《隋书·经籍志·序》载荀勖《中经新簿》之类目为：“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如此之类，虽寥寥数语，但皆有助于典籍分类学源流之考索。

传世的先唐时期类书，杜公瞻之《编珠》只余两卷，虞世南之《北堂书钞》亦非全本。后人辑佚所得，如清代王谟、孙冯翼、黄奭三家皆有《皇览》辑本，但均为一卷，相比“凡千余篇”的《皇览》原本，真是九牛一毛。我们要考察先唐时期类书之分类源流，只能通过这些残篇进行，如对《皇览》类目之考察，综观三种辑本，因《太平御览·礼仪部》引《皇览·冢墓记》达二十余条，又《水经注》引《皇览》十三条，大部分亦在说冢墓，由此便可确定“冢墓”即为《皇览》四十余部中之一部。如此之类，虽残玑断璧，但弥足珍贵。

既然传世文献如此稀少，我们更要认真对待出土文献之价值，综合运用“二重证据法”考察典籍分类学之源流。敦煌出土文献中有一部分类书，其中最著名者当属《修文殿御览》残卷，该残卷系唐人手抄本，存二百五十九行。罗振玉先生考订为北齐之《修文殿御览》，洪业先生复考订为梁代之《华林遍略》，之后持两种说法者均有其人。不管这桩公案将来会以何种结果论定，此残卷当为南北朝时期古类书无疑，其在中国类书史上之重要地位永远不会改变。

（四）方内典籍与方外典籍相参证

综合性目录书与类书固然重要，但大量专科目录书与类书之分类体系为典籍分类学之发展作出了贡献，其中佛经典籍之分类体系尤为重要。佛经典籍中，既有按照学术分类法编纂的佛经目录，如释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僧祐的《出三藏记集》等，又有按照事物分类法编纂的佛经类书，如释宝唱的《经律异相》、萧纲的《法宝联璧》等。它们作为华夏文化与印度文化双重影响下之产物，其分类体系与方内典籍互有同异，堪称独特。因此，方内典籍与方外典籍相参证，对我们综合考察先唐时期典籍分类学之源流当不无裨益。

参考文献：

[1]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2]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岳麓书社，2010.

[3]张涤华.类书流别.商务印书馆，1985.

[4]胡道静.中国古代的类书.中华书局，2005.

[5]夏南强.类书通论.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

[6]李宗邺.中国历史要籍介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