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学术工作的十条经验(中)

王小盾

作者按：今年2月8日，我的导师王运熙教授因病逝世。谨以这组小文悼念他，感谢他改变了许多求学者的人生。

四、 即类求书，因书究学——完整地掌握历史著作

这是第四条经验。

如果我们给中国传统学术作一个总评，那么，它最重要的方法是什么呢？据我看，就是“即类求书，因书究学”。即类求书指的是以目录学为治学门径。古代目录学讲究分类，用分类的方式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也就是通过分辨古书的部类及其源流来说明一门知识的结构。以这种结构为背景，无论是寻找材料还是治理学问，都很方便。这种情况，我想大家是容易明白的。在图书馆里面，书是分类排列的；在商店里面，各类物品也是分类排列的。为什么要这样排列？既是为了方便挑选，也是为了方便比较，可以收到触类旁通之效。在面对资料、面对研究对象的时候，我们同样要有分类的意识。

不过，关于因书究学的道理，一般人却了解不多。因书究学是指通过研究一本书去建立一门学问。这最初是中国经学的特点，也就是把六经作为课本，对它进行解释，并建立解释的系统。后来，因书究学成为中国文献学的主要内容，进而成为国学各部门的常用方法。这是很有道理的。

为什么呢？因为因书究学代表了一种充分尊重原始材料的方法论思想。它认为，对认识的客观性的强调可以落实为对古书的尊重。具体说来，既要注意古代书籍在年代学、史源学上的意义，又要尊重它的完整性。20世纪中期以来，中国的研究者是不太在意古书的完整性的。例如《文心雕龙》研究，通常就没有把《文心雕龙》这本书看作一个互相关联的整体，而采用“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断”的研究方法——有的人通过它研究创作思维，有的人通过它研究风格，有的人则研究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关系，如此等等——通常从现代概念出发，而违反了尊重古籍完整性的原则。当然，也有人不这样做，而是把《文心雕龙》这本书看作一个有机的系统，充分尊重它的形式，尊重由它的篇章结构所包含的信息，进行“因书究学”式的研究。复旦大学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就是这样。

孙晓晖博士《两唐书乐志研究》出版的时候，我写了一篇序文，其中讲了一个考古学家的故事。我说，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在中国的历史并不长，充其量不到一百年；在此之前，另一种考古学家早就活跃在历史舞台上了。这种考古学家是一些暴发户。他们一手拿着铁钎（考古学的名称叫“探铲”），一手拿着竹竿，每发现一个古墓，就用铁钎打出孔道，然后顺着竹竿滑入墓穴，迅速取走一切可以取走的东西。这让现代考古学家总是觉得沮丧，因为在他们到达现场之前，好东西都已经捞完了。这种古代考古学家是以“挖宝”为目的的，他们造成了一批被称作“存世文物”的可怜的宝贝。这些宝贝可以像艺术品那样供鉴赏，供摆设，供拍卖，却不方便用作历史研究的资料，因为宝物身上的年代信息、地理信息都被破坏了。可见挖宝纵然痛快，却很糟蹋学术。现代考古学家与此不同。他们讲究发掘工作的科学规范，讲究按单元全面地揭露遗址，注意地层，注意遗物的位置、布局及其变迁，还注意对遗物作类型学研究。他们的目的是尽可能完整地保存遗址和遗物的历史信息，以全面再现人类历史的真相。在他们看来，前一种考古学家只能算是“盗墓贼”。实际上，所谓“因书究学”，它的思想是和现代考古学的思想相通的，它的目的也是尽可能多地保存古文献的历史信息。

举个例子，当我们研究中国史学的时候，我们不可避免要研究史学体裁的形成。比如《史记》，从组成部分看，它先是“本纪”，其次是“表”，再次是“书”，再次是“世家”，再次是“列传”。《史记》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个结构？其历史文化原因是什么？《史记》体裁为何会影响到其他史书，以至于形成一个“正史”系列？这些问题是中国史学史的重要问题。同样，每一部古代典籍，其结构本身也是有意义的，不能在研究中忽略。王运熙老师在年轻时候写过一本很出色的书——《六朝乐府与民歌》。它实际上就是对《乐府诗集•清商曲辞》八卷的研究成果，是采用“即类求书，因书究学”的方式完成的。王老师写过一篇《研究乐府诗的一些情况和体会》，附录在《乐府诗述论》一书当中，介绍他的研究心得。他说到这样几点：第一，学术上的进步“首先得归功于懂得一点目录学”；第二，“要把力量集中在主要的资料上”，比如“仔细阅读《乐府诗集》中的清商曲辞”；第三，“要理解乐府诗，必须懂得乐府诗的体例”。这些说法，合起来就是“即类求书，因书究学”。

五、 读书得间——两种比较：同背景比，同相近事物比

这是第五条经验。

在座各位是不是知道“读书得间”这个词？回想起来，这个词大概是在1980年代初流行的。那时上海古籍出版社为陈寅恪先生编辑出版了一套论文集。大家谈到陈寅恪治学特点的时候，喜欢用“读书得间”这句话，意思是说他能够从一本书的字里行间读出旁人认识不到的意义。这话和“读常见书”的说法有关。陈寅恪先生就是主张读常见书的。“读常见书”的说法流行于20世纪前期。那时出版印刷事业大大发展，普通图书不足为奇了，稀见书被人视为珍宝，于是造成一种倾向——以稀见书自炫的倾向。正是针对这种倾向，学者们提出读常见书的主张。比如钱穆说：“书要看第一流的，一遍一遍读；与其十本书读一遍，不如一本书读十遍。”陈寅恪说：“中国书虽然多，但值得读的不过几十种，其他无非是抄来抄去。”按照这种观点，书读得好不好，就要看你能不能读出深刻的心得，是不是能够“得间”。

对于现在的文史研究者来说，是不是应该提倡“读书得间”呢？我认为应该提倡。这一方面是提倡一种学习策略：读常见的书，也就是读古代知识分子反复阅读的书。这些书是其他各种书的基础，代表了民族文化的重要积累，当然是我们阅读的重要对象。另一方面，它也是提倡一种学习方法：要从常见书中看出常人看不到的东西。只要这些东西能够被证明是真理，那么，我们就对知识有所贡献，建立了实在的学问。

从学习方法的角度看，如何才能“读书得间”，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了。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得间”的要点，是要学会在比较中读书。“比较”的要点则有两方面：一方面要注意同背景比，另一方面要注意同相近的事物比。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上述两种比较是人类认识事物的一般规律。比如，我们之所以能看清对面的人，是因为那人的身体同背后的景色有反差。又比如有句老话说：“有比较才能有鉴别。”意思是说要把相近的事物进行比较，从比较中得出认识。总之，我们是在比较中看清楚事物的。陈寅恪读书也是这样，读一本书的时候，他总是要去找很多相关联的材料——背景材料和类似的材料——进行比较，先是反反复复地写眉批，然后把眉批写成书。《元白诗笺证稿》就是这种采用眉批或注解的方式完成的书。看看其中的内容，我们就可以归纳出“读书得间”的要点：其一，是和背景材料作比较；其二，是和相类似的材料作比较。

中国另外有一句老话，叫做“不动笔墨不读书”。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它是说，在读书的时候要点句逗，要校勘，要写眉批，这样才能读懂。这不同于现在人的读书，只是在书上划很多平直的或波浪的下划线。这种下划线，只代表你对书中的内容被动地接受了；而前者那种点、校、批，则是主动地寻求理解。由此看来，“读书得间”既是一种读书的方法，也是一种文献学的方法，因为在读书过程中要运用版本学、校勘学的手段。一旦了解了古人的读书习惯，我们就知道，中国的版本学、校勘学等等，也是在读书过程中产生的。——古人的习惯是：每当他得到一部好书，就要去寻找最善之本，来校勘它、补正它，使它成为真正的善本。这种做法正是“再造善本”。这和现在图书馆的“再造善本”工程不太一样。现在的方式是影印古书，是一种工艺行为；古代的方式则是通过校勘来追求古本，把较晚的版本恢复成最早的版本，是一种学术行为。

除掉以上所说的那些意义之外，“读书得间”还有一个意义，也就是把读书上升到游戏的境界。实际上，所谓学术，也就是进入游戏境界的读书——通过读书来发展自己追求真知的本性，完善自己。不知道在座各位是不是同意我的看法。我想，对于古代人来说，这种看法是很容易理解的；也就是说，会有很多人把学术看成是一种游戏、竞技和自我完善。比如古代学者讲究“以不知一事为耻”，认为“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前一句话有竞技的意思，后一句话则是讲读书以完善自己为目的。陈寅恪也有这种心态。他说：“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意思是说：一个人不做无用的事，怎么去打发自己的一生呢？这说的就是学术的非功利性，也就是游戏性。陈寅恪这句话，人们一般认为他想表明某种谦虚，但在我看来却不是这样——实际上表明了一种自信。因为以自己的一生来做“无益之事”，这是一种高超的境界，需要很高的能力。大家是不是比较过大学和中专的区别？是不是知道，中专教的是手艺，是明显有用的知识和技能；而大学教基本理论，教不那么有用的知识？如果再把大学部和研究生部作一比较，这区别就更明显了。总之，有用的知识是有限的，而未知（包括未知其用）才是无限的。我们读书，越读到后来，就越需要探索，学到的东西就越是无用了。从这个角度看，所谓“无益之事”，也就是超越现实之事，庸人是不懂得它的高妙的。

在我们生活的环境中，明白以上这个道理的人不太多；但在其他地方却不是这样。我在韩国教书的时候，曾经让汉阳大学中文系的学生讨论什么是“学术”。一个同学说：“学术就是研究地学习。”说的对吗？对。第二个同学说：“学术就是对事情问一个为什么。”说的对吗？也对。到第三个同学，这说法就不同了。他说：“学术就是研究没有用的知识。”这话说的对吗？我认为，说的更加透彻。高超的学术是自由王国的活动：看起来是研究宝塔尖里的事情，其实是在思想认识上实现不断的超越。怎么能够拿有用、无用来限制它呢？真正的学者自然懂得这一道理，不去追求有用于世；相反，他们愿意为兴趣而工作，愿意在无益之事上消耗自己的一生，同时也借这种无益之事检验自己的水平。陈寅恪晚年的时候，双目失明，这时他却写了一部考据性的著作《柳如是别传》。这事引起了很多争议。有些人批评他说：你有这么大的本事，怎么为一个妓女作传呢？怎么不去写一本中国通史呢？甚至有人说：你这种学问，同现实斗争有什么关系呢？这些批评是很可笑的，完全不知道搞政治同搞学问的区别，甚至不知道学术起码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而在我看来，这本书其实是“读书得间”的一次实践。除了“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之外，写这本书还有两层意思：一是要表明考据学的力量，它能够超越双目失明的限制，而达到如此精密的程度；二是要从汗牛充栋的典籍里，从文字的缝隙当中，找出一个卑微而伟大的人生。我相信，这书是会作为20世纪的思想财富流传下去的。

六、 小题大做

这是第六条经验。

许多好学者都有小题大做的经验，这一经验甚至上升成了研究工作的策略和原则。讲小题大做，其实质是讲透彻地解决问题；其相反一面则是大题小做，讲宏观。当然，做学问既要有显微镜又要有望远镜，也就是说，既需要微观地看问题的人，也需要宏观地看问题的人。不过，我们日常的研究工作，主要任务还是解决问题。那么，能不能深入地解决问题呢？这往往取决于我们的研究方法——是小题大做，还是大题小做。

关于小题大做，有一个常见的误解，也就是认为它在视野上过于狭窄。是这样吗？其实不是这样。打一个比方，人们灌溉农田，需要引水，常见的办法是开渠；但还有一种方法，也就是打井。把井打到十米深，也许方圆一百米的地下水就流过来了；若打到二十米深，那么，流过来的水可能就是方圆几公里。这就是说，深和广是不冲突的，博大和精深往往可以兼容。这也就是我理解的做学问的诀窍。按学术界的通常表述是“掘井式的研究”，按我的经验是通过深度可以追求广度。尽管不采用这种“掘井”方法也可以成功，比如梁启超；但历史地看，能够更久远地留下来的学术成果，还是通过“掘井式研究”获得的成果。各个领域的真正的专家，都是喜欢作掘井式研究的人。

我的硕士学位论文题为《明曲本色论的渊源及其在嘉靖时代的兴起》。它就属于小题大做式的研究。我是在1979年夏天开始攻读研究生的。前面说过，按老师的要求，一进校就阅读《史记》、《汉书》、《诗经》、《楚辞》、《四库全书总目》。接下来几个学期也是阅读原著，只不过换成了《昭明文选》、《乐府诗集》、《文心雕龙》，或者唐宋时代、明清时代的总集和别集。读到三年级第一学期期中的时候，眼看其他专业的同学都在写学位论文了，我不由得着急起来；但王老师提也不提论文选题一类事情。有一天（大概是1981年11月）我觉得不能再等，便利用师生见面的机会，硬着头皮问：“我们是不是要考虑写硕士学位论文？”王老师的回答很干脆：“要写。”不过他指导选题的方式是让我回忆近几年来的读书收获。我在阅读宋代文学书的时候，曾经注意到词家讲“本色”的现象；在阅读明代文学书的时候，又注意到曲家讲“本色”的现象；我并且研究过这两件事的关联。考虑到“本色论”是我近几年阅读中比较有体会的问题，我于是就在王老师的指导下，选择词曲本色论作为学位论文研究的方向了。

为什么说是“方向”，而不说是“题目”呢？这是因为，我一直到这个学期结束，才把题目确定下来。起初是发现词本色论和曲本色论的材料很丰富，若自由发展的话，学位论文将写成《中国文学中的本色论研究》。这样写未尝不可，但词和曲两方面都不可能深入。我于是在这个大题目上砍了一刀，砍去了词本色论部分，打算重点研究戏曲的本色理论。但一旦这样做，我又发现问题仍然太复杂，因为不同时代的戏曲本色论各有自己的文化背景和内涵。为此，我在自己所积累的资料中找到两个最有发掘价值的问题：一是戏曲本色论性质如何？它同词本色论有什么关联？二是戏曲本色论为何在嘉靖时代兴起？找到这样两个问题以后，我又在论文题目上砍了一刀，砍去万历以后部分，决定重点研究嘉靖时代的戏曲本色论——其实是嘉靖时代最后十年中的本色理论。表面上看，我的硕士论文选题的过程，是题目不断改小的过程；但在实际上，它是认识不断深入的过程。因为，只有把题目改得足够小，我们才可能立体地观察事物，才可能“尝试在较广阔的历史视野中，联系作家生平及其文学创作实践，来对文学思想之变迁加以考察”。

从硕士学位论文选题这件事中，其实可以得出两条经验：一是要讲“厚积薄发”。研究生学习，最重要的事情是“学”，是打基础，决不能人为地揠苗助长。那种违背事物成长的规律，盲目提倡“早出人才”、“快出人才”的做法，既危害科学，也贻误青年。二是要讲“小题大做”。在我看来，研究生论文选题，无论如何都不嫌小，就怕大。大家或许都认识陈铭道教授——他既是中国音乐学院的教授，又是成都人——那么，知道他是怎样选择论文题目的吗？他的硕士学位论文题目是：《川剧高腔帮腔中的语气词拖腔研究》。他通过语气词拖腔来研究帮腔，通过帮腔把川剧高腔最重要的特点说清楚了，说深刻了。这就是一个极小也极好的题目。

（作者单位：温州大学人文学院）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原所长、著名文史专家王运熙先生，因病于2014年2月8日逝世，享年88岁。王先生生前对《古典文学知识》的成长发展指导尤多，本刊曾多次刊载王先生的治学论文。谨此致以深切的悼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