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与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比较分析

摘 要： 马克思生态思想中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理论与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有许多相似之处，二者都强调人是自然的产物，认为自然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前提，都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但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则侧重于在自然报复下人类的自我反思，“天人合一”更加侧重于精神关怀。近年来，不少学者把马克思生态思想对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思想的借鉴看成马克思生态思想中国化以“天人合一”为文化根基，这似乎缺乏对马克思生态思想及中国传统天人哲学的深入考量。

关键词： 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比较分析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829（2014）04-0029-04

*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南省差异与和谐社会研究中心开放基金资助项目“人的二重属性的差异协同机制研究”（13jdzb036）阶段性研究成果。

收稿日期：2013-11-18

作者简介：刘国新，吉首大学哲学研究所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伦理学原理。

近年来，学界对于马克思生态思想中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理论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之间的关系颇有争议，大部分学者认为“天人合一”思想是马克思生态思想中国化的文化根基，但也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天人合一”不能归约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笔者认为，这一问题不存在本质上的争议，矛盾的根源在于它们属于不同的理论价值取向。现将二者进行比较分析和研究，以便厘清其中的症结所在。

一、“天生万物”下的自然之天与道德之天

马克思生态思想中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理论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都强调人是自然的产物，人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这在主导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道两家典籍中都有广泛而深刻的表述。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1] 209荀子也说：“列星随旋，日月递，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2]111这里的“天”即自然界。“天”创造了万事万物，是万物得以生成和发展的自然基础。老子更是直接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1]415这里的“道”是万物之母、万化之根，是“道法自然”之道。这种思想后来在董仲舒、张载那里得到进一步的诠释和发挥。马克思也有相同的观点，认为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自然为人类提供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恩格斯指出“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之中。”[3]384

但“天人合一”思想中的“天”不仅是自然之天，也是神明之天、道德之天、义理之天。人是“天”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故“天人相类”、“天人同构”，人不仅具有“天”的形象，而且具有“天”的道德品质。《黄帝内经》认为“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人能应四时，天地为之父母……天有阴阳，人有十二节；天有寒暑，人有虚实。”[4]107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人完全就是“天”按照自己的模子刻出来的，人的肢体与“天”具有极大的相通性和相似性。后来，董仲舒继承和发展了这一理论，使之更加系统和深刻。“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人之体形，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5]385这段话论述了人与“天”之间的血肉联系，“天”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天”和人之间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而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生成关系，人不仅继承了“天”的外在形状，也继承“天”的精神和道德层面的禀赋。

相比之下，在马克思眼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显得相对简单，人与自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整体与部分的关系，缺少了精神和道德方面的关联。二者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人作为自然界中的存在，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我们已经知道自然是人化的自然，反过来，人作为一种现实的存在也是自然的、物质的。“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6]167第二，作为实践主体的人可以认识和改造自然，同时也认识和改造自身。我们不能只看到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更应该看到自然也是人化的自然，人与自然在一种相互规定、相互促成、相互深化的动态系统中相互作用，进而生成一种密不可分的关系。“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也就是说，是为了自身而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他必须既在自己的存在中也在自己的知识中确证并表现自身。”[6]169第三，人与自然的关系统一于人类劳动。既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又可以认识和改造自然，那么，在马克思那里，劳动就是人们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都是通过人类劳动实现的。“劳动首先是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7]201因此，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与自然联系的中介，无论是人的发展还是自然的发展，劳动都是其发展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人与自然通过人类劳动实现了辩证统一。

二、“天地化育”下的物质供养与精神关怀

马克思生态思想中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理论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都强调自然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自然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必需的物质资料和活动场地。董仲舒说：“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5]209老子也说：“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1]425从这几句话中可以看出，先有天地自然的生养，再有“人成之”的结果，天地自然的生养是人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马克思的观点与此一致，他也认为自然界提供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资料以及活动场地。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它作为人类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而存在。“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8]45不仅如此，人的生存和发展也离不开自然。“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8]42人正是凭借自然提供的物质资料才得以生存和发展。

但“天人合一”思想中的“天”不仅是人的物质基础，也是人的精神家园，“天人合一”更加倾向于“天”在精神和道德上对人的指引和规范。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9]288这句话是说人性取决于人心，所以尽心方能知性，但是人心是天赐予的，所以，“天人合一”在孟子那里就是说人性、人心以天为本，强调“天”对人心、人性的本源性和引导性意义。“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10]682“天之见妖也，以罚有罪也”，[10]350“天之处高而听卑，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赏君”，[10]351这几句话是说“天”对人的道德引导和规范作用，人的作为符合“天”的道德要求，“天”就降下祥瑞，并且造福于人；反之，如果人的作为违背了“天”的道德要求，“天”就会降下灾祸。可见，这里“天”已被赋予了人格化的意义，是人的道德领袖和精神归宿。这一思想在董仲舒那里得到深化和推广，发展出了著名的“天人感应”思想。董仲舒云：“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地之阴气起，而人之阴气应之而起……其道一也。”[5]447“王正，则元气和顺，风雨时，景星见，黄龙下；王不正，则上变天，贼气并见”[5]114，这两句话说明了天人之间的紧密联系和“天”对世间万物的预示和引导作用，按照中国古代“天人一体” 的说法，天人是相感相通的，“天”作为一种至高无上的道德领袖，对君王乃至普通人都有一种道德引导和规范的作用。

相比之下，在马克思那里，自然对人的作用主要就是规律的制约和自然的历史生成。自然对人的制约作用主要体现在自然按其固有规律运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类要想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物质资料和活动场所，必须认识自然规律、遵循自然规律、按自然规律办事，这是人类劳动实践得以进行的前提和基础。所以，人要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反之，如果肆意破坏自然，打破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人类就会受到自然的惩罚。在马克思眼中，自然的历史生成主要体现在，自然不仅仅是纯粹的自然界，更是历史的自然，自然是在人的劳动实践过程中历史地生成的，是向人生成的，也就是说，自然不仅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自然本身的存在和发展也以人为目的。首先，人是在自然界长期的演化发展中逐渐产生的，人类产生之前，自然的演化和发展是为了人的产生，而在人类产生之后，自然不断地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提供物质资料和活动场地。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自然界的存在和发展直接地就是以人的生存和发展为目的，离开人，自然的存在就失去了意义。因此，马克思认为自然也是“人化自然”，人不断地通过自身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来创造自然，赋予自然以人的意义和价值，并不断提升其丰富性，推动自然朝着符合人的需要的方向发展。由此可见，与“天人合一”中“天”对人的道德引导和规范相比，马克思似乎更强调人对自然的作用，更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三、“天人合一”下的形上感应与形下共处

马克思生态思想中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理论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都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认为人与自然在本质上是辩证统一的，只要人能够认识自然规律、遵循自然规律办事，并且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就能够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易》以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以天地相似，故不违。周知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知天命，故不忧。”[11]359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人要认识自然规律、遵循自然规律，才能利用自然规律。孟子曰：“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9]5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孟子明确指出，人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按自然规律办事，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与此基本一致。马克思认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的前提就是人要尊重自然规律，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并按自然规律办事，这也是人与动物的区别所在，人就高贵在能够顺应自然规律，获得自身利益，实现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因此马克思说：“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12]928

但“天人合一”注重“天人一体”、“天人同理”、“天人同性”，注重人与“天”内在的、形而上的联系，强调人与“天”精神上的和谐与共处，要求人在道德上要“以德配天”，“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9]288“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13]106其中“尽心”和“至诚”大致是同一个意思，这里的“尽人性”、“尽物性”，进而达到“天地化育”、“与天地参”的境界，说的就是人如何贯通与“天”的那种内在的、形而上的联系，方法就是“尽人性”、“尽物性”，即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遵循自然万物的规律。《易》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为，后天而奉天时。”[11]350这里说的“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其实是对人们提出了一种道德要求，要求人们“以德配天”，这是天人达到和谐共处的一种基本方式。由此可见，天人达到和谐共处是通过人的“尽心”、“尽性”，进而“知命”、“知天”，即人的“修身养性”的内在方式实现的。

相比之下，马克思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就缺少这种内在的、形而上的关联，“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也仅仅停留在形而下的层面，没有上升到道德以及人性层面。在马克思眼中，人与自然的关系绝大部分就是一种整体与部分的关系。首先，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其次，人具有能动性和实践性，可以反作用于自然。自然对人是一种制约和历史生成的作用，自然按照固有规律运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必须按客观规律办事，但自然也是历史的、人化的自然，无论人类产生之前还是产生之后，自然的存在和发展都以人的存在和发展为目的。

综上所述，马克思生态思想中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理论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既存在密切的联系，又有着致思路径、方向以及落脚点上的区别。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天人合一”是否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中间存在着理论的价值取向的问题，中国古代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博大精深，对于不同的问题具有不同的理论价值。马克思生态思想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势必与“天人合一”中关于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部分紧密结合起来，寻找其本土的思想根源和文化根基。虽然“天”并不等于自然之天，“天人合一”也绝非仅仅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但是“天人合一”在儒道两家（尤其是道家）思想中却实实在在地表达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成分。我们可以说，“天人合一”思想的核心不是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但却不可否认地包含有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元素。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所涵盖的思想资源比“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理论要丰富得多，我们可以抽取其中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成分为我们当前的理论研究所用。因此，在研究马克思生态思想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尝试淡化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思想中“天”的道德性和宗教性，将更多的笔墨放在创造性转化、进而获得现代性的意义之上。

参考文献：

[1]论语·金刚经·道德经[M].张燕婴，译注.北京：中华书局， 2009.

[2]荀子[M].安小兰，译注.北京：中华书局， 2007.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4]黄帝内经[M].姚春鹏，译注.北京：中华书局， 2010.

[5][汉]董仲舒.春秋繁露[M].[清]凌曙，注.北京：中华书局， 1975.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9]孟子[M].万丽华等，译注.北京：中华书局， 2006.

[10][战国]吕不韦.吕氏春秋新校释（上）[M].陈奇猷，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11]周易[M].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 2006.

[12][德]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

[13]大学·中庸[M].王国轩，译注.北京：中华书局，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