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从农村开始”论之考辨

2014-10-10 06:19张学兵
上海党史与党建 2014年9期
关键词:农村改革改革开放

张学兵

[摘 要]“改革从农村开始”论在1984年前后逐步流传开。从事实层面来讨论改革是否从农村开始,很难说得清楚,它很大程度上只是对“改革主要在农村进行”的极而言之。更值得探讨的是,“改革从农村开始”论为什么会被广为接受和流传。这大致可从社会体制结构、农村改革效应以及政治舆论宣导方面找寻到缘由。反之,这一论述的流行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中国体制、历史和政治方面的特质。

[关键词]改革开放;农村改革;考辨

[中图分类号] K27;D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4)09-0015-03

在关于中国改革的叙述中,“改革从农村开始”的说法流布甚广,几成不易之论。其实,与其非此即彼式地讨论改革到底从农村还是从城市开始,不如换一个看问题的角度和方式,着重分析“改革从农村开始”论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流传如此久远?本文结合文献回顾和学界讨论,尝试就此作一些分辨。

一、“改革从农村开始”论的党政文献回顾

有学者指出,改革之初的农村政策文件中,并没有出现改革的字样,其内容也基本属于政策调整。[1]确实,作为农村改革主要内容的家庭承包经营,是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禁止的。会议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中表示:“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2]就是说,改革之初尚无农村改革之说,遑论“改革从农村开始”。

家庭承包经营取得突破后,改革从农村开始的说法逐步被人提到。1983年6月27日《人民日报》一篇文章说:“经济改革从农村开始,逐步扩展到工交、商业和其他各条战线。”[3]这算是较早提及改革从农村开始的文献。

1984年是一个标志性年份,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改革在这一年拉开帷幕。由此,领导人开始以回顾的眼光,屡屡谈及改革从农村开始。这年6月30日,邓小平向一个日本代表团介绍中国改革时说,“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首先解决农村问题……首先在农村实行搞活经济和开放政策”。[4]10月6日,他在会见参加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全体代表时谈到:“对内经济搞活,首先从农村着手。”[5]

1984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也回顾了农村改革,不过说法稍有不同。会议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主要在农村进行”。会议还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了巨大成就”。[6]

此后,邓小平又不时论及此。1985年8月28日,他在会见津巴布韦总理穆加贝时说:“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7]9月23日,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改革从农村开始,一度议论纷纷。”[8]1986年4月9日,他同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会见时说:“改革从农村开始。”[9]

这样,“改革从农村开始”从1984年之后就成为一个相对固定的说法流传下来。比如,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强调:“改革从农村开始,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战略决策。”[10]1995年11月6日,胡锦涛在罗马尼亚的演讲中指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开始,逐步扩展到其他领域。”[11]2008年9月27日,温家宝在达沃斯论坛上说:“中国的改革发端于农村。”[12]2008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1978年以后,党“率先在农村发起改革”。[13]

在流传过程中,还出现“改革率先从农村突破”的表述。1998年9月25日,江泽民在安徽考察工作时说:“改革从农村开始不是偶然的,是由我国基本国情和当时农村的困境决定的”。但他同时又指出:“改革率先从农村突破,进而推动城市和整个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这是中国改革成功的路子。”[14]当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沿用了此一说法,并称:“我国改革率先从农村突破,并以磅礴之势迅速推向全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15]

归纳起来,党政文献中的相关表述实际是三种:第一,“改革从农村开始”,这是邓小平经常说的;第二,“改革主要在农村进行”,这是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第三,“改革率先从农村突破”,这是江泽民说过的,不过他同时认可“改革从农村开始”。在学术论著中,三种表述都有运用,但“改革从农村开始”的说法沿用最多,流传最广,影响最大。

二、“改革从农村开始”论的学界讨论概述

“改革从农村开始”论也遇到一些质疑,甚至相反意见。异议大致分两种:一种意见认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大体和农村同步。[16]另一种意见认为,经济改革首先从城市开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即对国有企业进行扩权让利的试点,三中全会之后试点逐步扩大。[17]不过,这两种意见都强调,由于国有企业改革遇到的体制和利益阻碍更大,因而改革率先在农村取得突破。

这些异议所援引为证的,主要是曾任国家经委主任等职的袁宝华的回忆。袁宝华说,粉碎“四人帮”以后,国家经委开始运作企业改革。[18]此外,四川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始于1978年10月,这也早于一般作为农村改革起点的1978年底安徽小岗农民大包干。

这样的质疑有事实依据,有一定道理。然而,说城市改革与农村改革同步、或早于农村,同样有难以圆通之处。

首先,在绝对时间上比较,标准很难掌握。说农村改革不比城市早的,往往预设农村改革的起点是以安徽农民搞包干到户为标志的。然而,这一前提恰恰有疑问。时至今日,各地材料表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搞家庭承包经营的,不少地方都比安徽要早。有学者已经指出,农村改革发端于1977年或更早。[19]

其次,在情理上,也有说不通的地方。改革从农村开始,不仅学者说,党政高层也一直在讲,还说它是符合国情的战略决策。邓小平之后的领导人暂且不说,难道像邓小平这样的改革发动者,也搞不清楚改革始于农村还是城市这样的问题?这似乎不大合乎情理。

当然,也不是说“改革从农村开始”论就无可质疑笔者在此要结合另外一句话对其提一点质疑。众所周知,在党政文献和学术论著中,说“改革从农村开始”的人,大多数还会接着再说另一句话,即“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或许是习焉不察之故,人们很少注意到,既然这两句话同时成立,那么就应该合乎逻辑地推论:“中国改革从安徽开始”。即使安徽的人士恐怕也不会这么说,他们最多坚持称农村改革是从安徽开始的。

三、“改革从农村开始”论的流传原因分析

改革从农村开始的说法,很大程度上只是对“改革主要在农村进行”说法的极而言之。事实上,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时也说过:“1981、1982、1983这三年,改革主要在农村进行。”[20]因此,改革到底从农村还是从城市开始这样非此即彼的问题,在事实层面上或许本来就不存在。或许更值得关注的问题在于,“改革从农村开始”论为什么流传这么广?这里尝试揭示几点缘由。

第一,其分类方式,与社会体制结构有关

谈改革始于何处,分类比较的方法本有多种,比如可以从经济过程中的生产、交换、流通、分配领域来分类,也可以从经济体制中的财产关系、决策机制、管理机制来分类,等等。但为什么最为流传、最被接受的是从城乡关系角度划分的“改革从农村开始”论呢?

显然,这与当代中国城乡二元的体制安排和社会结构有关。这一体制是分析中国改革发展诸多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以城乡二元的视角看,改革便会被划分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两部分。再进一步,如果二者不是齐头并进,又会产生这两部分改革一个在先、一个在后的问题。

计划经济时期,农村和农民在城乡体制结构中的困境相当突出。改革前后,一个贫困地区的省委在一份报告中写道:过去我们不仅剥夺了农民的财产,也剥夺了农民的自由。[21]领导人对此深有感触。比如,李先念说:“不把八亿农民稳定住,使他们的生活逐步改善,我们的政权是巩固不了的。”[22]陈云担心农民“造反”、支部书记“带头进城要饭”,因而主张“先把农民这一头安稳下来”。[23]当时的共识,就像邓小平所说,是“首先解决农村问题”。[24]虽然改革之初涉农的中央文件没有改革字样,也不主张家庭承包经营,但日后以改革的眼光来回顾时,“先安稳农民”、“先解决农村问题”之举,很自然地会与“先在农村搞改革”挂钩,甚至等同起来。

第二,其立论根据,与农村改革效应有关

前面说过,“改革从农村开始”是1984年前后逐步流传开的。当时存在一个城乡改革对比问题。比如1984年4月,万里说,“农村改革后,农村经济获得很大发展,农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但是城市改革如果长期滞后,不仅城市各方面事业不能很快发展,而且一定会拖农村经济发展的后腿”。[25]这种对比容易使人产生农村改革在先,城市滞后的直观印象。

这一直观印象又在农村改革的巨大效应中得到某些事实印证。这可分两层说:

第一,在意识形态方面。农村改革可能是改革进程中最早争论姓“社”姓“资”的场域。家庭承包经营并不在传统社会主义的经验范畴内,以致一些人士担忧它是否属于社会主义。相形之下,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仍可在毛泽东“十大关系”论的框架内解释,意识形态上的争议不大。1983年中央一号文件称,家庭承包经营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26]这种突破,无疑使农村改革在中国改革初期特别醒目。

第二,在社会经济方面。随着农村改革推展,农村经济开始向专业化、市场化、现代化转变,这种形势迫切要求疏通城乡流通渠道,因而对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改革提出要求。而且在当时看来,农村改革的经验如承包经营,也可沿用于城市。所以,城市里就有顺口溜说:“包”字进城,一“包”就灵。在这种氛围中,回过头来看,人们自然会判定此前主要是在农村推进改革,甚至改革就是从农村开始的。

第三,其影响扩大,与政治舆论导向有关

在当今中国政治话语系统中,“改革从农村开始”已经获得某种象征意义,成为一种强势的社会政治舆论。每逢有与农村改革有关的纪念,领导人以至舆论界总会借此做某种政治性宣誓,以期激励改革士气、凝聚改革共识、深化改革进程。

在改革开放20周年、30周年之际,江泽民、胡锦涛都前往了安徽考察,并赴小岗村。1998年10月,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08年10月,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又通过了《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两次全会的主要议题设定,虽是基于综合因素的考虑,但其纪念性、象征性意义也不言而喻。正是在社会政治舆论的不断宣导之下,改革从农村开始的说法,俨然“深入人心”。

质言之,改革从农村开始的说法,在历史实证意义上或许无法说得清楚,它更多的是基于体制、历史、政治因素的一种理论和政治话语建构。反过来说,“改革从农村开始”论之流传,也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中国体制、历史和政治方面的特质。

参考文献:

[1]萧冬连.国有企业改革的起步及其矛盾[J].中共党史研究,2008(1).

[2]国家体改委办公厅.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体制改革重要文献汇编[Z].北京:改革出版社,1990.81.

[3]经济改革的动力是“一切向钱看”吗[N].人民日报,1983-6-27.

[4][5][7][8][20][24]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65.77.138.141-142.376.65.

[6]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47-48.

[9]邓小平李先念分别会见帕潘德里欧[N].人民日报,1986-4-10.

[10]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Z].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6.

[11]胡锦涛在罗马尼亚发表演讲[N].人民日报,1995-11-8.

[12]温家宝.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的永恒动力[N].人民日报,2008-9-28.

[13]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668-669.

[14]江泽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08.

[15]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Z].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554.

[1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新时期简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21.

[17]章百家.积极开展改革开放史研究[J].中共党史研究,2009(1);章百家等.中国经济体制两次转型的历史比较[J].中共党史研究,2009(7).

[18]贺耀敏.扩权让利:国企改革的突破口——访袁宝华同志[J].百年潮,2003(8)

[19]武国友.新时期农村改革发端的再探讨[J].中共党史研究,2009(11).

[21]周其仁.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改革的经验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49.

[22]李先念文选(一九三五——一九八八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339.

[23]陈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36.

[25]万里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30.

[26]中央文献研究室等.新时期农业和农村工作重要文献选编[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165.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助理研究员、大事记处副处长。

■责任编辑:姚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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